经济学思想史范文

《马克思主义学刊》2017年第2期

摘要：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较中国早几十年，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未能在日本占据主导思想，但是不乏众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日本的私立大学有百余年的创建历史，在日本私立大学的名校中，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与中心，这些大学代表着当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成为了日本高校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私立大学；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

一、引言

日本是东亚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国家。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被誉为更接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貌。因其在社会现实的实践性方面的研究极具特色，而被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高校中不断涌现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与名家，部分私立大学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日本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日文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出版。从1904的《共产党宣言》、1906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到1965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部分著作的日文版要早于世界上俄、英、法等其他版本。随着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手稿的第一文献的寻找，得以出现大量遵循马克思本来面貌的原创性成果。而在较为合理的解决了如何认识早期与晚期马克思的“整体像”问题后，日本于20世纪中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高潮，各种学派林立，在日本高校的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方向上多冠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相关学者辈出，对日本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关于日本私立大学的创建发展与现状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几百年来，以“理性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始终是经济学不可动摇的前提假设条件。遗憾的是，尽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日趋数学化和模型化，却没能预测到2008年发生的“金融风暴”。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失效”促使部分经济学家开始从个体行为的视角反思金融危机。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rthurAkerlof）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2009年出版的新书———《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在这方面给我们诸多的启发。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笔下，“动物精神”泛指人的各种非理性冲动行为。以非理性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无疑是对传统学术范式的极大偏离。两位作者何以如此大胆？这主要缘于他们都有着深厚的行为经济学的学术背景。行为经济学是把现代心理学与传统经济学相融合的新学术领域，其代表人物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L.Smith）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动物精神的学术源流；其次说明动物精神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最后对行为经济学的特征和前景做一简要的分析与评价。

一、动物精神：凯恩斯思想的复活

按照经典教科书的看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无疑是个理性主义者。但奇怪的是，凯恩斯却是“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一词的原创者。该词主要散见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简称《通论》）一书中的第四编———“投资诱导”中的第十二章“长期预期状态”部分片段之中。在国内的版本中“，动物精神”一词的翻译并不统一。如在高鸿业译的《通论》中，“animalspirits”被翻译成“动物的本能”[1](P165)。其他的译法还有“血气冲动”、“浮躁情绪”等。“动物精神”首次出现在《通论》中，凯恩斯是这样表述的：“Most，probably，ofourdecisionstodosomethingpositive，thefullconsequencesofwhichwillbedrawnoutovermanydaystocome，canonlybetakenastheresultofanimalspirits-aspontaneousurgetoactionratherthaninaction，andnotastheoutcomeofaweightedaverageofquan－titativebenefitsmultipliedbyquantitativeprobabili－ties.”[2](P161-162（)我们所做的决定的结果需要许多时日之后才见分晓，而大多数决策可能起源于“动物精神”———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所得到的加权平均数的结果）凯恩斯还说：“……thatitisourin－nateurgetoactivitywhichmakesthewheelsgoround，ourrationalselveschoosingbetweentheal－ternativesasbestweareable，calculatingwherewecan，butoftenfallingbackforourmotiveonwhimorsentimentorchance.”[2](P162（)推动社会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而我们的理智有限，能计算时当然不会放弃，以便进行更好选择。但就动机而论，我们的理智却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情感和机缘的地步）概括上述两段文字，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是指个体因自我的心理特征形成的决策冲动。凯恩斯为何能提炼出“动物精神”这个概念呢？因为他不仅是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股票投资人。但是“凯恩斯在预测股价下跌和大萧条上的失败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极其憎恨投机商。”[3](P334)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个亲历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思想者兼投资者，必定是洞悉到了市场波动的内在玄机。例如，他把人们在股市中的行为看作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没人真正理性地考虑长期投资的价值。相应地，他必然在思想和理论上强烈质疑理性在市场中的作用。在《通论》第十二章中，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人们的种种心理冲动，诸如信心、乐观、贪婪、盲从、沮丧和悲观等，他把这些看作是现实市场中商业活动的真实状况。今天，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常识，但“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缘何如此？这是因为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阐释者们始终秉持理性主义的观点，所以完全排除掉凯恩斯主义中“动物精神”这类非理性因素，使之符合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首先是经过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RichardHicks）在《价值与资本》一书的阐释，形成了以乘数论模型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而后这个思想又被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整合到《经济学》教科书中，把古典的市场自由主义与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最终把凯恩斯主义解释为，因为市场消费不足，所以政府要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弥补这个缺陷。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主义重新恢复了凯恩斯之前的市场自由主义，进一步强调市场具有理性，可以自动达成均衡。由此，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被理性主义一步一步地剪裁掉，以至于在今天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甚至经济思想史中也很难见到“动物精神”这个词汇，更不用说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了。可问题是，主流经济学至今无法预测破坏性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的无能必然导致人们另辟蹊经寻找答案。现在，阿克洛夫和希勒以《动物精神》来命名一本解释金融危机的著作，不仅开拓了理解危机的新思路，也大大地复活了凯恩斯的思想，使“动物精神”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止于此，他们还对凯恩斯主义做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动物精神”才是凯恩斯对大萧条解释的核心内容。政府加之于市场的作用是，既要发挥动物精神的创造力，也要限制动物精神的过度放纵。这个思想富有创意，尽管作者还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的学术论证，但是今天人们在总结“金融风暴”的教训时，无不指责政府监管不力，美国2010年7月15日通过了最新的金融监管法案，目的是对金融机构过度投机行为进行遏制。这足以证明其思想具有强大的前瞻性和现实性。

二、动物精神理论：理解金融危机的钥匙

相比凯恩斯而言，《动物精神》的两位作者将人类主体的非理性活动即动物精神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和意义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们在该书的开篇中即提到“：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懂得如何管理经济并促进经济的繁荣，我们就必须关注人们的某些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能够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或者说人们的动物精神，如果不承认各起重大经济事件基本上都有人类心理方面的原因，就永无可能理解这些事件。”[4](P1)作者何以如此自信？因为这两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十余年来一直以行为经济学视角关注美国的经济波动。早在2000年，希勒教授就已经关注到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在2003年出版了对美国躁动的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特征进行分析、预警的力作———《非理性繁荣》一书。在《动物精神》一书中，阿克洛夫和希勒进一步指出“：教科书式的经济学试图尽可能最小化对纯经济动机和理性的偏差”[4](P2)。他们则要解释实际观察到的这种偏差，并认为这种偏差之大足以引起经济的巨大波动。这是以往经济学家所忽略的，但却是该书的新意所在。凯恩斯虽是“动物精神”这个理念的原创者，但他仅仅停留在一般叙述和规范分析的层面上，而阿克洛夫和希勒在这方面开始尝试性地引入行为经济学的方法，从而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动物精神”的内涵。

在《动物精神》一书的开篇中，两位作者就提出“动物精神”理论，首次将该理论概括为信心、公平、腐败和货币幻觉等核心范畴。第一，他们深化了凯恩斯关于信心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深刻影响的理念，具体提出了信心乘数（confidencemultiplier）的概念。信心乘数与希克斯简单乘数相类似，是指信心的变动一个单位而导致的收入的变化。第二，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不完全受经济理性的支配，实现公平也是市场上个体交换行为的重要的行为动机。这是凯恩斯所没有涉及到的。第三，凯恩斯在《通论》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金融市场上的种种欺诈行为，阿克洛夫和希勒则进一步认为，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欺诈的手法常常是以合法性面貌出现，特别是那些政府监管滞后的腐败行为在无形中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到过老勒克菲勒是如何在市场中贩卖假药的例子，阿克洛夫和希勒则把当代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产品看作是现代版的“假药”。第四，今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否定了费雪和凯恩斯在物价和工资方面所提出的货币幻觉的问题。而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在今天的工资合同、债务合同和会计核算中大量地存在着货币幻觉。必须承认，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动物精神”理论还相当粗糙，远未达到逻辑化、体系化的高度。但作为原创性之作，却对我们探寻金融危机的新理解无不启发。在他们看来“，金融风暴”的发生无非是“动物精神”作用使然：美国在经历2000年网络泡沫之后的新一轮经济繁荣中，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狂热投机潮，人们信心膨胀，没人相信房价会跌。华尔街的金融工程师们所设计出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等创新性金融产品进一步刺激房市的温度。从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似乎没有违背市场自愿交换的原则。正如阿克洛夫和希勒所说“：从房屋购买人到抵押贷款发起人，到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到评级机构，最后到抵押支持债券的购买者这条完整的链条上，存在一种经济均衡。”[4](P40)但在这个买卖过程中犹如非法传销，合法的欺诈和监管视野之外的腐败无处不在，没人真正负责，没人会检举揭发，没人会放弃欺骗下一个人的机会……直至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推向泡沫。

对于这样一场酝酿和潜伏很深的大危机，新古典经济学显得极为迟钝和麻木。回首近四十年来美国社会的变迁，新自由主义学术话语从高等学府扩散到华盛顿、华尔街、舆论和大众，人们无不信仰并遵从着市场完美主义的教义。他们无视凯恩斯有关“动物精神”的警示，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放纵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导致全社会都迷失在“动物精神”的狂热之中，最终酿成“金融风暴”。假如新古典经济学领袖弗里德曼先生依然在世的话，不知对此会作如何的感慨。

学术界为什么长期将个体行为的复杂性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呢？事实上，经济学的发展总是受到其他学科发展的深刻影响。近代以前西方经济思想主要是受哲学、伦理学和宗教的影响，例如希腊经济学家亚里士多德本身就是哲学家，中世纪的阿奎那是宗教家兼经济思想家。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斯密•亚当（AdamSmith）的思想是二重的，一方面在《国富论》中关注人类共通的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在《道德情操论》中也关注人类行为的复杂性问题。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曾明确表述过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利他主义倾向等。此后的帕累托（VilfredoPareto）指出我们的许多行动常常是“不合乎逻辑的”，凡伯伦（ThorsteinVeblen）强调习惯和性格上的遗传作用，管理学家西蒙（HerbertSimon）提出人的“有限理性”假说……以至于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大声疾呼“：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5](P2)而现代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则主要受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自然科学的数量化、模型化的方法必然要求其假设前提是一致的，否则无法进行定量化分析，这是“理性人”得以长期存在的历史条件。在斯密之后，经济学不断沿着自然科学的方法演进。时至今日，经济学也越来越成为类似于物理学、数学思维模式的学科。凯恩斯本人就曾出版过专著《概率论》。许多经济学家本身就是出色的数学家如纳什等人，或者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后才步入经济学殿堂。数学固然精确，但因为忽视了人的复杂性，结论未必准确，这就是为什么没人预测出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

法学，从世界范围而论，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科，但就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情况而论，却还是一门比较新的，且迄今为止基础相当薄弱的学科。就像任何一门新建学科一样，我国法学面前存在着一个尽可能科学地确定这一学科的范围和分科问题。当然，任何科学学科的范围和分科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客观需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以及本门科学工作者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改变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总会引起本门以至其他学科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反过来又推动了学科本身的发展。

以下本文先论述法学的对内范围，次及法学的对外范围，然后是分科，最后是关于分科问题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部门法的划分问题。如果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科学体系就如由许许多多座大楼组成的一个蔚为壮观的建筑群；这许许多多座大楼就是各门学科。法学即其中一座大楼。这座大楼与其他大楼，特别是最近邻的一些大楼的比较关系，就是法学的对外范围问题；这座大楼内部的结构和它的许多房间，则分别表明了法学的对内范围和分科问题。

一、法学的对内范围

社会科学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法学是社会科学之一，它研究的对象是法律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但具体地说，法学研究的范围又是什么呢？在法律思想史中，不同阶级和不同派别的思想家、法学家，由于对法律本身的不同解释，作出了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本质上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从形式上看，法律是以国家意志出现的、普遍性的、强制性的规范。我们在确定法学的范围时就是从对法律的这种科学

解释出发的。

我们试图从三个不同但又相互交错的角度来分析法学的对内范围。首先是从横的方面对法律进行解剖，即区分各种类别的法律，来考察法学的对内范围。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法学的对内范围首先是各种各样的部门法学，如宪法学、选举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民法学、诉讼程序法学等等。这些部门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内法，但法学的对内范围还包括与国内法学相对称的国际法学，这里讲的国际法学是从广义上讲的，包括通常所讲的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民商法学、国际刑法学等等。

以上这些部门法不仅现在有，历史上也有；不仅一个国家有，其他国家一般也有，尽管名称可以有所不同。再有，对各国的法律也可以作比较研究，因而法学的对内范围就又包括了法律史学以及外国法和比较法学。比较法学包括了比较法学家通常所讲的“宏观比较”，即对不同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或不同法系（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律的比较研究；以及“微观比较”，即对同一社会制度和同一法系的法律进行比较；还包括了对不同社会制度、法系或国家的法律进行总的比较（即比较法总论），以及就某一部门法或某—特定法律制度进行特殊比较，如比较宪法、比较民法或陪审制、国籍法的比较研究等等。有的比较法学家还将联邦制国家中联邦法与邦法或各邦法之间的比较也列为比较法学。事实上，我国《唐明律合编》、《九朝律考》等书也可列入广义的比较法学。其次，我们可以从纵的方面对法律进行解剖，即从法律的制定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这一角度来看法学的对内范围。

一、资本积累概念及其实际意义

从《资本论》的范畴体系来看，资本积累概念是属于再生产范畴，考察此概念需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循环往复的角度去作出认识。《资本论》中有时也把资本积累作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同义语来对待。从概念规定本身来说，所谓资本积累，是指剩余价值转化为新资本的过程。资本积累的前提，首先是要生产出剩余价值，当然，这时剩余价值“是体现为剩余产品或所生产的商品中由无酬劳动物化成的相应部分。”但是，“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商品量，即总产品……都必须卖掉”[1]，这是实现资本积累的第二个前提；因为如果商品卖不掉，不只是剩余价值，甚至是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然而，剩余价值或此时的剩余产品，要想在流通中顺利得到实现并不那么容易，从社会总资本的观点来看，体现为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商品必须要能够卖得出去（即变为货币），其中用于积累的那部分价值又要能够在流通中购买到所需的追加生产资本实物要素，——只有满足了这些流通条件，企业的剩余产品才能顺利转化为实际积累的资本。然而，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由于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流通两个方面的前提条件，并且这两个领域通行的是不同的规律，这使得资本积累概念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说：“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是取决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资本追求更大剩余价值而不断进行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冲动，会时时被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制约所打断。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是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作为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矛盾的表现。因为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观点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剩余价值或作为物质载体的剩余产品，其数量已经变得异常庞大，这部分社会产品的实现，如果只是用于满足资本家们的个人消费，是无论如何也消费不完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却又排除了雇佣劳动者和其他人来生活消费这部分剩余产品的可能性。由此引出的结论必然是：剩余价值必须有一个比例用于积累即转化为追加资本，或者说剩余产品必须有一个比例是作为资本品存在，以便用于作为追加生产资料。可见，资本积累存在着客观必然性，这不是资本家们主观上想不想积累的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要求社会总剩余价值中必须有一个比例用于积累，否则，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存在困难。由此，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使得资本积累具有自动性，它不断自行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前发展，我们平时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一论断，其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于此。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称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动轮”，资本家们只有不断推进积累“才有历史的价值”，也才有“历史存在权。”

坚持资本积累概念倡导的投资理念对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的积累和投资行为具有指导意义。资本积累概念的再生产性质，要求我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进行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决策时，应有广阔的视野，有一个基于再生产诸环节考量的可持续的投资理念。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在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发展的体制下，将投资只是视作一种孤立的经济行为，投资决策并非出于市场考量，而是城市领导者为追求GDP而“拍脑袋”的结果。由此而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一些经济现象：尽管从全国来看一些产业已明显市场饱和，但仍有一些地方却仍在坚持投资长线产业；一些城市不顾实际地追求数量发展而盲目投资房地产，致使成片的商品房卖不出去，被称为“鬼城”。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这些思维模式和做法明显违背了资本积累概念所蕴含的原理。资本积累概念所要求的投资理念应当是全面和可持续的，它要求在作出投资决策前需要审视和分析该产业的生产、流通、消费等诸环节，如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力状况分析，流通领域中的市场竞争态势及销售渠道状况分析，消费环节中的产品使用及库存状况分析等，这当中尤为需要注重的工作是：用于积累的追加资本的投入能否给生产过程带来创新性变化，并导致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乃至产品品种结构能够在同行业中领先。因为依据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在现代产业技术条件下，资本积累要想能够持续推进，新资本投入引致生产过程发生创新活动应成为其中的首要因素。

二、资本积累理论中的技术创新思想应包括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两个部分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这是笔者的用词，马克思并未使用此概念）的叙述，实际上是假设生产力的提高只体现为工艺创新而没有产品创新，因此他的由资本积累引致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只体现为经济数量的增长而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扩大。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是以现有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为条件，这就需要用工艺创新来增加单位时间的产品量，降低单位产品的活劳动耗费。所谓工艺创新，是指在既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下，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改进和革新来增加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以满足社会消费的需要。在《资本论》第2卷的第三篇，遵循同样的假定，马克思是以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构成的两部类图式来分析社会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只体现在社会总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上，而并未体现在新产品的出现及生产部门结构的扩大上。然而，社会对某种产品的消费需求总有边界。一旦边界来临，即社会对于既有产品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正文中未作说明，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却给予了叙述。马克思认为，一旦既有产品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一方面，因积累而产生出的更多的增量资本无处可投，另一方面，由于既有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从原资本中节省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无处被使用。“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

可见，推进工艺创新的结果中，蕴含着产品创新的必然性。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创新思想作出了精彩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下，“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扩大流通的外部范围，会创造出更大的产品及剩余价值实现的空间条件。“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产品创新的这一天才论述，是他的《资本论》正文三卷中所没有的。笔者通俗阐述这一论述的精神要义是，所谓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即是在现有的产品生产体系条件下，不断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品量和剩余价值量要想顺利得到交换和实现，只有依赖于市场的外部扩展，或如马克思所述，“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然而，市场空间终究是有限的。而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下，由于产品创新，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以及新兴生产部门的建立，就会在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从而也就扩大了产品交换价值体系。这样，在资本积累和不断的扩大再生产进程中，资本就可以通过这种内生性市场的创造，来周期性地克服产品和剩余价值实现的障碍。从这一角度认识，市场空间似乎具有无限性。《资本论》的逻辑是在没有产品创新思想情况下作出演绎展开的。从《资本论》中资本积累理论的框架分析，在社会生产力进步只是表现为工艺创新和社会分工体系不变的条件下，一方面，由于工艺创新不会扩大产业分工的结构，而只反映在社会总资本的有机构成变化上，这样，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必然导致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体系不变，生产既定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使用价值数量增加，也使得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尖锐化，导致资本积累难以为继和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激化。由此，最终得出“资本主义丧钟就要敲响”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如果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产品创新思想引入《资本论》的逻辑，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国《资本论》研究学者孟捷早在本世纪初他的一篇《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论文中就写道：“为什么马克思本人当初没有把这个思想写入《资本论》呢？是因为《资本论》是未完稿吗？还是因为这个思想一旦载入，会削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锋芒？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天才论述，撼动了《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这是因为，从产品创新的角度看，全部三卷《资本论》建立在不适当的假定基础上。一旦取消这些假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就会呈现出另一个面貌。”

当然，孟捷的观点是属于一家之见。从以上的讨论中也留下了一些问题有待学者们作出思考，如：第一，如何完整地看待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第二，如何看待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关系；第三，如果在《资本论》的逻辑中引入产品创新思想，是否能够否定最终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结论。就第一点来说，笔者以为，完整地看待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就是将《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思想统一在一起，也即从工艺创新加产品创新的技术创新整体上，而形成的资本积累理论。我们不能将《手稿》中的产品创新思想与《资本论》中的工艺创新思想割裂开来，更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产品创新思想一旦加入便会导致资本积累理论中的某些重大观点和结论的削弱乃至否定。我们应坚持从这一视角来认识完整的统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其二，关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关系，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经济实践来看，二者皆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一般而言，一方面，工艺创新可以提高既有产品的生产效率，使之在变得质优和价廉的同时，将产品销售扩大到更多的消费者群体，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工艺创新的结果，也会引发消费者新的消费欲望和对潜在新产品的向往。这些，是为产品创新准备了经济的、技术的和心理的条件；另一方面，产品创新和新产品的出现也为工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为新产品在生产的初期总是不那么完美，需要通过工艺创新把生产成本降下来，并稳定产品的品质和效能，而开辟更大的市场。因此，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二者具有不可分割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典型现象；以技术创新为发动点和枢纽点，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与规律才能得到本质阐明。南开大学的《资本论》研究学者高峰曾撰文从逻辑和历史（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运行的统计数据）的双重角度对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关系作过精彩的阐述。其三，关于在《资本论》逻辑中一旦引入产品创新的思想，是否能够最终导致否定“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逻辑结论，本文认为不足以否定这一最终结论。这主要是由于，即使在《资本论》的资本积累理论逻辑中加入了产品创新因素，也不足以消除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这一结构性矛盾，销售市场的制约一直是资本本身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再进一步说，无论资本如何频繁地推进产品创新，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如何不断地更新和扩张，“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总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只要社会生产采取资本的生产方式，消费不足始终是资本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限制，这一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据高峰教授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百余年来的经济统计数据的分析，也表明了包括产品创新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创新和发展历程，并未能从根本上避免市场不足和商品生产过剩问题，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仍然是今日资本主义经济之梦魇。

[摘要]

目前，对于行为的理解仍然是基于物质理性的功利主义维度，研究层次浅。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和现代的非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讨论的，都是在理性的认知范围之内，超出理性的认知范围，经济学就变得无能为力。在研究行为动机和过程时，应将主体和客体两个分离的世界融合，在更加广阔的视域里进行认识，将行为从现有的经济理性认知局限中解脱出来，加入社会理性、精神理性、超理性的理念来重新审视行为合理性。

[关键词]

经济与哲学；理性人范式；新路径；反思和超越

一、前言

经济学教授韦森(2007)指出：“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判断问题的复杂性,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一起,正急切地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界重视对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也要求中国的学人对这些学科交叉领域中构成人类社会运作之深层理性基础的一些基本价值进行评判和审视。这无疑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项非常紧迫的时论要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色彩，而现代经济学中在这一假设中已经越走越远，我们必须要回归理性人原点，从根本上做出重新阐释和分析。

二、经济哲学的融合路径的新范式分析———以理性人为例

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对理性人的构造和逻辑推演，阐述了个体(消费者———生产者)、组织(企业———产业———市场)、行为(竞争———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垄断)、价值(配置———规制)等概念。虽然说心理学和经济学分析范式都是基于个人主义，但是心理学更倾向于对个人感觉的描述，而经济学更倾向与对个人理性的描述。从这个层面上讲，心理学应该起源于主观唯心主义，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这门学科归纳为心理的感应—触发—行为模式，当代经济学应该起源于客观唯心主义，因为在当代经济学的世界中很多的概念(市场、竞争、垄断等)可以通过抽象逻辑推理展现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在这个完美的世界之后起因———“看不见的手”却只能归根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威廉•詹姆斯提出：“从最广义的所谓自我说起，而后逐步寻求到自我之最微妙最精深的方式，由德国人所谓经验的自我之研究到纯粹自我之研究。从最广义的自我说，我们可以将它的历史分成三部，关于：

摘要：研究统计史，能够为当今及未来统计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借鉴并开拓思路。在经历过20世纪80、9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我国统计史的研究热度逐渐消退，研究进展一度停滞不前。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亟待突破。文章在对国内统计史研究和量化史学研究进行评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量化史学方法在统计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中国统计史；量化史学；研究脉络；大数据

引言

统计史研究是统计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主要专注于研究统计学的历史渊源和演变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统计学的内在规律。其研究内容涉及指导思想、理论学说、实践方法、机构制度等方面。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熊彼特指出，研究者应该具备历史感，研究经济现象要建立在充分掌握相关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虽然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科学，但它的发展不应该仅停留在实用层面和工具属性上。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把统计只当作手段，没有从学术与理论层面上对其重视，才直接导致了自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和发展的中国统计一直停滞在较为原始的水平，并最终在近代被西方远远地甩在身后。研究中国统计史是为了弥补国内研究的空缺，丰富和完善我国统计学的理论体系。量化史学视角，是指将“量”引入统计史研究，使研究更具严谨性和说服力。准确的度量是精准研究的基础，没有“量”，就无法准确描述历史现象、解释历史过程。从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数学、统计学的发展，加之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科技的进步，量化史学方法开始得到应用。它着眼于历史现象、历史进程中的数量表现与数量特征，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方法。虽然国内外的研究热度在20世纪后期有所回落，但是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突破，量化史学研究又再度呈现了上升趋势，极有可能带来大数据时代历史研究的一场革新。统计史是统计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承袭自统计学方面的数理特性对量化方法的引入提出了需求。从量化史学视角出发研究统计史，就是将量化研究方法与传统的统计史研究有机结合，从而为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与方法。

1统计史研究现状评析

1.1研究现状

我国对统计史进行系统地梳理与研究起步较晚。1979年中国统计学会成立之后，为推动我国统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把“关于统计史的研究”纳入了研究重点。由此，学界才迎来了统计史研究的热潮，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刘叔鹤教授是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统计史的翘楚。从1981年开始，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我国“统计学”一词的由来和西方统计学的传入》《管仲的统计理论和人口调查》《汉代的编户、移民和人口统计》《唐朝的检括户口与人口统计》《宋元明时代矿业统计》《西周的官制与统计》等。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统计史略》。全书从古人结绳记事写起，以我国历史发展为脉络，梳理了历朝历代的统计资料。然而，该书只是将有关史料按时间顺序罗列，没有触及史实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者本人也坦言这本著作主要是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前各个朝代比较有代表性的统计史实。1986年2月，中国统计出版社刊行了《新中国统计史稿》。该书由时任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的王一夫担任主编，全面阐述了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统计工作，并对统计建设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与挫折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当代中国的统计事业》由岳巍主编，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地记述统计工作建立、发展过程的专著。全书共分三部分，分别从纵向、横向及部门的角度分析了新中国的统计事业发展，总结了新中国统计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指导统计工作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莫曰达、赵章甫、李惠村、高庆丰等学者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莫曰达出版了《先秦•秦汉统计思想史》《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中国近代统计史》等著作，并与李惠村合著《中国统计史》。赵章甫发表了全面论述中国统计史的系列著作《中国统计简史》。高庆丰著有《欧美统计学史》，并发表了《我国古代纠正人口统计中虚假现象的若干措施》《包世臣的若干统计思想》《徐光启的统计思想和实践》等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研究统计史的文章，如《统计学的历史考察》（吴诣民等）、《中国古代的统计活动》（丁赤英等）、《加强统计史研究的思考》（陈新光等）、《统计历史的发展与统计科学的智慧》（郝丽等）、《<九章算术>中的统计学思想探究》（邢莉）等。国外学者对中国统计史也有一定的研究。德国学者白安雅（AndreaBréard）在著作《WhereshallthehistoryofstatisticsinChinabegin?》中就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该学者还在《TranslatingStatisticsinto20thCenturyChina:AGlimpseonEarlyInstitutionsandManuals》《RobertHartandChina’sStatisticalRevolution》等文章中对近代中国统计机构的设立与运作、统计教育的实施情况、统计制度法规的建立等作了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1.2研究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