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范文

(一)社会主义应是公有为主、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新认识。

传统的认识是：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公有制，才算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并且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行动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未必正确，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正如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者确有消灭私有制的愿望，却没有把私有制彻底消灭干净的事实。之后他又鲜明地说：“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还说：“马恩从来不说公有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①

我很赞成于光远先生的这一论点，只是我同他的论述不完全一样。我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不能消灭呢?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以原来的认识必须修正。

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党的十五大报告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当然包括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也包括多种形式的私有制，更包括公有私有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没有私有制就谈不上是多种所有制。这当然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大的发展。然而十五大报告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再怎么长，也总归是一个暂短的过程,一百年不行，两三百年总行了吧!那么，初级阶段结束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公有私有共同发展。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一下子就要变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

为什么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呢?一个基本的根据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当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至今我们还看不到可以用别的什么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以往我们采用和试行过的计划经济，因为它彻底失败了，才改行市场经济的。而体制上的市场经济概念，理论上即商品经济概念。由于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是不同的所有者交换产品、交换劳动的经济，因而它的微观基础必然是和必须是不同利益主体的所有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为基础，市场经济只能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二者要相互适应才行。单一的公有制是排斥商品交换的，它也排斥竞争，并且难以促进经济发展。只有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促进不同主体间各种各样的交换，促进竞争，促进发展。这当然不是说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永存。就具体的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它们都是历史的，它们既有生就有死，都不会是万岁，并且都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它们都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公有私有并存，并不是说其具体形式不再变化和发展，而只是说现在还看不到也不清楚将来用什么别的形式可以代替它们。反正不能再回过头来搞以往那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一统天下了。如果有人还要那么搞，必然发生历史的大倒退。可能吗?绝对不会。

如果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是公有与私有并存，那必然发生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资本主义也是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它并不是全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我现在形成的观点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来看，除了原始公社这个人类社会初期的历史时期以外，迄今为止，所有社会都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公有与私有并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以及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特征，不仅要看到它们是不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更重要是看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什么所有制。根据这个分析方法，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不就区别开来了吗?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注2）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注4）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注6）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一、关于循环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

循环经济是针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压力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指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技术层面上,循环经济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强调首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发展循环经济要解决的目标问题———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目前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主要在技术层面上进行试点,面临着许多困难,涉及到对经济增长、就业与环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需要对若干理论进行分析,才能制定合理的配套政策,有效推进。

1.关于污染治理的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对污染的定义可表述为外部不经济,也就是未签订契约就将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强加给他人,使得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从这个角度说,污染是违背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规律而形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源于生态环境没有作为生产要素并界定其产权。在自然特征上,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天然性、流动性、外部性等特征决定了其产权难以实现私有化,任何私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对生态环境的产权,只能由国家政府代表社会来实施。当政府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时,生态环境保护就变成了次要问题。因此,循环经济本质上是国家行为或政府引导和规制的技术经济模式。外部不经济的污染在给污染制造者带来效用的同时,给他人带来了成本。按照市场公平的原则,污染制造者应该对受害者给予补偿。这里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由于受害者对生态环境没有清晰可见的产权界限,他们如果要求得到相应补偿会付出很高的交易成本。二是污染补偿价格计量没有统一的市场标准。三是社会成员生活中共同造成的污染如何处理。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需要国家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维护社会公众的共同产权,以便降低每个公众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的交易费用。其次,由国家统一制定污染的价格标准。第三,对于没有明确的污染主体,或主体是社会大众的情况下,由政府作为公共事业来治理。这三个问题都需要立法机构、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协同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机构、政府和执法机构将成为治理污染的“主体”,它们不必要成为行为主体,但应该是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法律法规的执行者、监督者。市场机制仍然是污染治理基本体制,企业仍是行动的主体。只不过国家必须对市场进行新的调控和规制。例如,政府应该通过公共财政和其他优惠政策的支持,使外部效益内部化;通过征收排污费、行政处罚等逆向激励措施,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激励企业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各种资源,更多地使用再生资源,治理污染,激励社会公众更多地使用循环经济产品等等。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解决污染问题,必须用经济手段来实现。

2.经济发展阶段与循环经济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环境问题是工业化时期的共性问题。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攻坚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已经吹响,对能源消耗高和污染排放强度大的产业的需求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按照阶段论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必对当前的环境问题担忧,先污染后治理是可行的道路。但是,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会超过14亿,比美、日、德、法、英、加六国的人口总和多一倍,而我们的国土面积只有六国总和的1/2,按照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发展,我们的单位国土面积受到的污染强度将比发达国家高四倍。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绝对无法承受的。而且,发达国家的环境好转并非完全是由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他们将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国的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就比发达国家脆弱。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很可能导致我们生态系统崩溃。事实上,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必须彻底放弃阶段论,发挥后发优势,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道路,走循环经济之路来建设小康社会。

3.循环经济与效率

效率一般包括三个层次概念。一是技术效率,二是选择效率,三是配置效率。无论哪个层面上的效率概念,最终表示效率的指标都是投入产出关系,都是指用更少的要素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出。提出效率问题的潜在假设是,某些要素是有限的,需要提高对其使用的效用。然而,在传统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中,投入要素中并没有考虑生态环境因素。也就是说,过去的主流经济学暗含了生态环境是一种非短缺要素的假设,认为生态环境是经济系统的外部条件,是没有限制和约束的。这是导致人们在追求其他要素使用效率的同时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源。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把生态环境作为效率的投入要素之一给予考虑,才能激励社会以保护环境为目标循环利用资源,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效率观进行革新。

一、金融支持理论的发展趋势

研究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早已成为金融实践研究领域之焦点问题，且已在以往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被充分证实。

（一）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的著作，格利以名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构建了金融发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到繁变化的特征。该模型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作用成正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则金融发挥的作用越大。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充分论证了许多金融问题，核心问题为货币供给和需求推动。研究表明，金融体系通过刺激投资和储蓄的方式，来制约资源配置和改进资本构成。如在实践中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政府会运用金融优先发展方式，去推动货币供给总量，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增长。1969年，在35个国家100年经济发展信息基础之上，戈德史密斯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率正相关。这一重大结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根基，为今后的金融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参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积极指导意义。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渐拓展，其研究结果说明金融要素、金融体系的完善在经济成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金融领域入手，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金融体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最终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

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

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1.工商管理有利于我国经济稳步发展。

合理的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可以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在平时的工作中，协调企业和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工商管理部门主要的工作任务，以此来协助法律部门对企业法律法规实施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在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之下，改变工商管理部门的管理理念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改变工商管理的管理理念，建立服务模式和机制，这种做法不但有利于我国经济稳步发展，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层的思想觉悟也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提高工商管理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对企业进行工商管理的同时，要对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的评估，不断地完善工商管理方式。我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才能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而因为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企业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工商管理模式，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为我国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2.加强企业的管理力度。

逐渐完善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企业管理，促进了企业对工商管理重视程度的提高，在企业的管理中确定了工商管理的重要地位。企业依据如今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调整和完善企业的工商管理，而且必须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以保证企业在每个工作环节都能顺利进行。在工商管理中要树立服务意识，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有科学合理的工商管理保障着，而工商管理则承担着稳定市场秩序的责任，指引市场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工商管理指导下的企业，可以不断地加强企业管理的力度，改进不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对企业的形象和信誉具有维护作用，更好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3.工商管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具有积极影响。

在工商管理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其主要工作之一，企业的长远发展跟消费者对企业商品的满意度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企业经营中一个关键问题。工商管理部门可以对消费者宣传有关法律知识，增强消费者的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防止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受到侵害，加强消费者对不法企业投诉的奖励力度。工商管理要足够重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强化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为企业确立最佳的形象和信誉，促进企业长远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和兆辉单位：山西工商学院11级工商管理二班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对小生产以及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私有制经济问题有过基本的设想和论述。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应“一步一步地夺取”，而不是历史上的一次性行动，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度，更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知，个体小生产或私有经济的存在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在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利用外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怎样利用外资，列宁根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要通过借款、租让制、与外资（外商）合办企业等形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探索者。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思想。其中，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对后人的探索乃至今天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到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出发，思考生产关系改革的经济建设的思想轮迹。由于历史的局限，的这些经济建设的思想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对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原因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本文主要分析了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我国分享经济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分享经济；发展；启示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形成以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消除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的方法。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1981年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净收入分成制”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

马丁•L•威茨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麻绳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分享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针对失业间题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失业理论基础》(1982)一文，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系统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资豁性)是非自愿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发表了《选择性薪酬制的宏观经济意义》(1983)，对传统工资制和分享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几个主要观点。当哈佛大学1984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成果《分享经济》著作后，作者又补充发表了《利润分享的朴素宏观经济学性质》(1985)等文。由此，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正式形成。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滞胀”是因为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传统工资制度下，工人工资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只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果遇到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业势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如何改变现存工资制度呢，威茨曼认为“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

二、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启示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并未触及西方经济学原有的经济范畴，只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所以难以克服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而李炳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上的新设想。可以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所以，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必须适应我国国情；二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三、分享经济理论必须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

摘要：党的报告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任务。新时代，作为一个发展了七年的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充分利用了“一带一路”的地理位置优势，创造了属于大西北的奇迹。兰州新区的规划不仅是西部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关键节点，还是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部署的关键一步，承担着国家任务和历史使命。本文依据熊彼特创新理论，通过分析兰州新区的发展问题，将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希望能为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帮助，为新区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

关键词：创新;兰州新区;新熊彼特主义

1熊彼特创新理论与新熊彼特主义

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即经济发展是创新的结果。创新理论是贯穿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始终的主线。他把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是非连续的，跳跃的，每一次变化都是质的变化，是产业的更新,产业的突变，因此通常又被称作破坏性创新。“熊彼特把创新分为五种情况：(1)引进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者一种产品产生某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在有关制造部门中还没有通过经验检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建立绝不需要以科学上的新发现为基础，而且它还可以在商业上处理某种产品的新方式之中存在。(3)打开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所研究的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没有进入过的市场，而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4)征服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某种新的供给来源，而不关心这种来源是己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任何一种工业执行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1]。”近年来，经济发展形势日趋明朗，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崛起的重要因素。国家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正如说过：“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2]。”因此，作为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的理论又重新火热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技术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凸显，仅靠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理论界重新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进行新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主义”。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技术变革和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代表人物是门施等；以制度变革和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代表人物是弗里曼、纳尔逊等。前者注重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后者更注重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分析研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新熊彼特主义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其指导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兰州新区实施产业规划和政策导向、企业发展导向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兰州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经济基础薄弱，招商引资受阻

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兰州新区在建设之初，开发资金的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出让。由于其自身发展规划需要，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占非常大的比例，商业用地不足。因此，导致新区引资面临较大的困难。再加上兰州市地理环境特殊，城市发展沿河发育，导致城区狭长，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发展受限，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财政收入不高，给偿还贷款又加重了负担。“兰州新区通过推行‘一企一策’政策，试图通过低地价来招商引资，然而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东中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难度较大，加大了兰州新区招商引资难度[4]。”

2.2企业数量少，规模效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