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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及其科学化在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总体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五四”之后,不仅科学知识体系在中国建立了起来,更重要的是科学观念和科学思维方式也在中国确立了下来,社会、思想、文化各领域的一切都科学化了,各种社会、文化、思想现象除非不可言说而不言说,只要可以言说就可以进行科学的言说,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归纳、演绎、分析、论据等一整套严密的“程式”,科学成为一种“主义”、“信仰”,成为意识和思维。与之相对应的是,“五四”之后,伴随着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确立,以理性主义作为深层基础的“懂”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的基本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可以进行内容与形式、主题思想、意义、价值、体裁、形象或者意象、结构、叙事、审美特色、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细节等方面的分析和解剖,文学成了研究的对象,人们就像物理和化学研究物质等自然现象一样研究文学,文学中的思想和情感变成了可以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的近于物质的客观存在。表现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情形则是,所有的文章都是按照一种模式来解读和欣赏,即介绍“写作背景”、归纳“中心思想”、分析“段落大意”、总结“写作特色”。对于任何一篇文章来说,只要把这四个问题搞清楚了,便基本上把这篇文章读“懂”了,于是,对学生来说是完成了学习任务,对老师来说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反之,就是没有读“懂”,就是学习的失败和教学的失败。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解诗”与“品诗”之说,涉及到文学作品欣赏中的理解和感受等根本性问题,也因而涉及到“懂”与“不懂”的现象,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用“懂”这个范畴来对这些现象进行言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欣赏方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文体,其欣赏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文学欣赏是整体性的,是体悟式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包括文学批评,从来不把文学作品分解成诸如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反映与表现、继承与革新等二元对立范畴,中国古代也讲“文”与“质”、“理”与“趣”、“意”与“象”、“风”与“骨”、“道”与“气”、“形”与“神”等,但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和有所侧重,这些概念有时是独立的,有时又可以合并成一个概念,比如“意象”、“风骨”、“理趣”等。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很多概念或术语都可以进行分合组织,比如“情景”、“兴象”、“虚静”、“烘托”、“气味”、“虚实”、“气韵”等,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使用,也可以拆开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使用。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这些术语或概念在意义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较模糊,使用也可以是意会的,因而概念在意义交汇时可能会重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并不像西方学术概念那样形成严密的体系并具有严格的分工和各司其职。与这种文学批评和言说方式相似,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也是这样,总体上是主观、模糊、随意,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在阅读的感受上大相径庭,有的人可能注重“理”,有的人可能注重“情”,还有的人注重“气”、“韵”、“味”、“形”、“神”等,但从来没有读者把一部作品的“气”、“韵”、“味”、“形”、“神”、“情”、“理”等分解开来,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作这样的分解。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欣赏虽然由于个人兴趣、爱好以及修养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读者有不同侧重和追求,但作品在读者那里从来都是整体性的,这一点是共同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是论证式、分析式的,亦即不是理论形态的。它也可以有结论,但结论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感悟,它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也无须经过严密的论证,同样也不可能作所谓的严密论证,因为中国古代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套理论的、逻辑的论证体系和机制,也没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同时,关于文学作品的结论也不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包括文学批评也会得出一些简单的诸如好坏、品级、风格特征的基本定位或定性结论,但这种结论于文学本体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和价值,不会在欣赏层面上影响后人或他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从根本上是体悟性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独立于人与现实之外的客观存在,不是文学的固有属性,而是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生成,或者说,文学的价值和审美意义不是自足的。中国古代人读文学作品,一方面是品文学作品,但更重要的是由作品而人生、而社会,即作品能否丰富人的情感,激发人的情感,能否加深读者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感受与体验,是否对生活有积极的意义,是否可以改善人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欣赏更重视文学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称之为“转型”,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也发生了现代转型。其基本方式就是“懂”,即理解和明白,表现为逻辑性、可操作性、客观性和规律性等,最后的结果便是大家的阅读经验大致相同,对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看法大致相同,当然,更深层的则是大家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上的大致相同。所以,“懂”可以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对文学欣赏的一种言说方式,其深层的背景或思想基础就是理性和科学。
二在中国,理性和科学作为精神活动的基石、作为信念、作为主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更准确地说,理性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结果就是确立了科学观和理性观,“非理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但“非理性”不是源于中国古代,而是来自西方,“理性”和“非理性”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范畴,但二者并不是平等的。“非理性”作为“理性”的另一“元”,实际上是理性的衍生物,本质上属于理性的范畴。理性和科学构成了中国现代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基础,也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类型,正是在理性和科学成为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后,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模式才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化及社会模式。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切方面都与此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无不在深层上以科学和理性作为根基。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是这样。胡适在文学理论领域最重要的建树是其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八条主张”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的这个主张是建立在对传统主义文学判断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三大弊端:“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言之有物,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陈独秀的文学理论更是这样,陈独秀在“五四”时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提倡科学和民主,并最终使科学及其精神在中国取得完全的胜利。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提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对“科学”和“想象”的解释是:“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中国古代大体是“想象的”,最典型的就是“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陈独秀认为,西方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科学之兴,所以,“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他的态度更为坚定:“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把这种科学和理性运用到文学上,就是“文学革命论”:“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要求文学像科学一样面对现实、面对社会。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深受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影响。我们看到,“五四”之后的文学理论文章不再是简单的、叙述的、感想的、“说理”的,中国古代的所谓“说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讲“人之常情”。在文体上,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散文化”的趋向,这里所谓“散文化”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是文体意义上的,如书信、作品序跋、诗话、小说点评、边缘化的史传,等等。但对于文学理论来说,这些都是附属性的文体。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到近代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文章的出现,才开始了本体的文学理论文体。而且,中国古代文论文章篇幅多不长,而理论论证更有限,多是一些观点,且多是感想式的观点,缺乏应有的理论和事实的证据。提出观点是非常容易的,但对于学术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如何论证观点和观点论证的有效性。中国古代文论并不是不想写厚重的文章,而是因为缺乏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归纳论证,因而文章根本写不厚重。而中国现代文论则不同,文章有观点,有事实根据,有逻辑分析,体现为纯粹的理论方式。这显然是受西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的结果。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思想复杂的结果,但理性和科学正是造成中国现代思想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科学和理性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思想模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模式。在西方,理性精神在古希腊时期就确定了。“早在古希腊,人已被看作是理性的动物,人能认识和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看作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人对神的依附、盲从、迷信被人对自身理性的发现和肯定所替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而且也无限增强了人对自身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则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成为17、18世纪西方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那个时代,人本主义与科学或理性主义完全一致,理性原则可以说正是人本主义的核心尺度。”
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是这样。19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学本质观一直是以“模仿说”为主流,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传统,伴随着科学和理性在19世纪达到高峰,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也达到高峰,成为主流的文学。现实主义强调反映、再现、典型、客观、写实,强调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深层的理念便是理性与科学。西方文学理论一直以来的思路都是试图通过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歌?文学的创作过程分哪些步骤、文学欣赏的心理图式等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在19世纪之前实际上一直在试图建构一种无所不包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具有内在统一的、没有矛盾的、宏大的文学理论体系。西方文学理论一直有一个无须证明的前提,即文学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主张像剖析自然现象一样剖析文学现象,文学研究就是通过对文学现象进行细致的解剖来最后达到对文学的彻底认识。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对于文学评论来说,古希腊时期还非常重视对作品本身的解读,但当解读遇到障碍时,便倾向于求助作者,因为作品是作者写出来的。在理性和科学的世界中,作者被当成了原因,而作品被当成了结果。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作者的意图在作品解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兴盛时达到顶峰。19世纪的西方文学评论基本上是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做文章,直到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才开始摆脱作者的控制,专注于作品本身。
中国对西方思想的输入在总体上是滞后的。“五四”所输入的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19世纪的文化,正因如此,理性和科学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及思维的基本方式。当然,这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但科学和理性对西方文明的作用则是最主要的原因。科学和理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及思维的基本模式,其对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在于,我们不再以一种“道”、“气”、“仁”、“韵”、“味”、“境”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而是以“客观”、“现实”、“反映”、“表现”、“内容”、“形式”、“典型”、“风格”、“体裁”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这样便导致对文学作品的逻辑分析、理论研究和意义解析与传统完全不同。在科学和理性的观照中,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就是一种绝对的客观,其意义和价值就是固定不变的,只能通过研究和分析给予永久性的揭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念中,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创作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与作者有关,考证作者的写作意图或根据作品发掘出作者的意图,便是文学评论的最根本任务。从作品中明白了作者的意图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就是“懂”了;反之,如果没有看出来或者看“错”了、看“偏”了,就是“没懂”或“不懂”。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一直在作者和作品的二维的层面上做文章,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楼梦》研究中学者们一直热衷于考证曹雪芹的生平。
三所谓“懂”,大致来说就是理解或明白,包括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作者通过作品表现的,它客观性地存在于作品之中,所以,所谓“理解”主要是指理解作者的表现,读者阅读和欣赏就是把作者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发掘”出来,在“发现”中达到快乐即审美愉悦的目的。梁宗岱说:“一首好的诗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惊佩他底艺术手腕。”这其实就是对“懂”的一种定义。“懂”的反义词是“不懂”,介于“懂”与“不懂”之间的是“难懂”或“晦涩”,朱光潜说:“我以为与其说明白与晦涩,不如说易懂与难懂。”“晦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认同“懂”,只是认为“懂”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它实际上是在“不懂”的意义上讨论“懂”。所以,正如“丑”属于“审美”范畴一样,“晦涩”从根本上属于“懂”的范畴,其深层的意识基础是理性,是从理性中衍生出来,仍然是现性言说的产物。臧棣在《现代诗歌批评中的晦涩理论》中认为,中国现代晦涩理论与“人们对‘含蓄’风格的期待和对‘纯诗’观念的倡导纠结在一起”,“和象征主义诗歌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美学联系”。“晦涩理论的雏形实际上是从两种批评意识中脱胎出来的:一是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怀念;二是对象征主义诗学的共鸣。”[7]这是在具体的历史层面上而言的。实际上,晦涩理论还有更为深层的理论背景,就是科学的言说,理性的意识,是站在理性意识上对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反思。“懂”是一个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五四”之后确立的,这从“五四”之后大量文学批评著作中使用这一概念中即可看出来。但有意思的是,翻检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献,我们找不到专门讨论“懂”作为文学理论范畴的文章,哪怕只是提出一种观点的论文也没有,所以也无从考证是谁最早在文学理论范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显然,在科学和理性作为思想及思维方式被确立以后,“懂”作为文学理论的概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很多人在文章中都使用“懂”这个词,但对“懂”作为概念却缺乏研究和讨论。“懂”作为文学理论问题,其内涵实际上是在反题的讨论即关于“看不懂”以及相关的“晦涩”讨论中凸显出来的。谁最早提出“看不懂”的问题,现在已难以考证。在笔者查到的文献中,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是鲁迅,1924年1月28日,鲁迅写作《望勿“纠正”》一文,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鲁迅在这里实际上对“懂”提出了疑问。
“懂”的标准是什么?理解到什么程度才叫“懂”?自以为“懂”了,其实未必真“懂”。这里面值得追问的问题还很多,可惜鲁迅没有深入追问下去。1920年代中期出现的“象征派”诗歌以及1930年代初期出现的“新感觉派”小说,则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欣赏方式提出了挑战,也对文学的理性主义提出了挑战,迫使文学理论探讨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就深入地涉及到了“懂”和“晦涩”的问题。而1937年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组“通信”,则是对“懂”与“不懂”问题的一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探讨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深层次问题显然是有推动作用的,它提出了很多文学欣赏的重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可惜的是,在当时的理论水平和思维条件下,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9]。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不懂”和“反懂”问题提出来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的科学、理性模式及其深层的理论基础都或多或少地开始受到怀疑,“懂”的绝对性在一定程度上露出了一丝破绽的缝隙。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科学主义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但显然不再那么坚定和自信了,至少在使用的范围上有所限定。事实上,对于现实主义包括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不论是批评还是欣赏,“懂”都是适用的,因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在写作理念上就是“懂”的,写作就是一种表达、表现或反映,写作的一切都是紧密围绕着表达而展开的,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体系,读者可以对这种组织和体系进行解剖,从而理解和明白作者的表达。但现代主义文学就不一样了。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也是形态各异的,既有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有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相应地,从阅读和欣赏的角度来说,既有具有明确思想意义并以思想见长的现代主义文学比如存在主义作品,也有无明确思想意义并充满潜意识、无意识的感觉主义的作品,比如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等。特别1950年代之后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有些作品本来就没有主题,没有结构,没有思想表达,没有固定的意义,本来就不是“懂”的,我们又如何读得懂呢?比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作者自己都没有明确的表达,读者又怎么能知道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呢?但不管是写作上的“反懂”还是阅读上的“反懂”,都不影响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杰作。中国现代文学自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开始了“反懂”的写作,只是它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确的“反懂”意识,冯至曾说:“诗首先要读得懂,可是有些诗不容易被理解。”“不容易被理解”更进一步则是“不能被理解”。比如李金发、何其芳的一些诗,它们不过是一种情绪或情感的表达,一种对生活、对生存的感受和体验,有内容但没有明确的思想或主题。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它们不是以寻求对思想的理解和沟通乃至共鸣为目标,而是通过阅读,激活其艺术激情,从而达到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人生、对生命进行感悟,对社会进行思索。读者在这里既是作品的欣赏者,又是作品的再创造者。
一、基础教育改革对语文教师素养的新要求
(一)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情感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语文课的内容涉猎相当广泛,也就要求语文教师应当具备广博的知识,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语文教师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杂家”。除了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实现语文教师教书的目的。那么如何育人呢?如何让学生认识假恶丑,真善美?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在课堂上的思想道德渗透,教师具有丰富的情感,才能发掘出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在中学时代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只有教师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可见语文教师的作用非同寻常。
(二)探究的意识,创新的精神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语文教师对教材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处理挖掘教材的能力即对教材的再度开发,体现了一个优秀语文教师构建文本的能力。这就需要语文教师不拘泥于教材,以教材为蓝本,创设师生都能共同参与的教学情境,真正地经历“化信息为知识,化知识为智慧,化智慧为德性”的共同成长的过程[1]。因此,教师在自身创新的同时,也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养成学生乐于动脑、积极参与、勇于创新、团结协作的良好习惯,从而达到语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创新精神、人文素养三方面的教学目的。
二、高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新思路
长期以来,高校的现代文学课教学已陷入困境。教师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中重史轻文,忽略教材的文学性,学生学之毫无兴趣。出现上述情况与高校教师大多注重学术研究,忽略基础教育改革,教学与基础教育脱节有直接关系。因此,现代文学教学如何适应新课改的需求,如何适应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趋势,如何为基础教育培养高素养的人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改变“一言堂”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高校现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听,学生听得索然无味,教师一人讲的兴趣全无。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生变成了学习的机器,老师讲多少备多少,根本不去独立思考,更没有钻研、探究能力。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试想这样的教学如何能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如何能承担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因此,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单调的教学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引导者,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进而发现问题、研讨问题,并逐渐分析解决问题。根据现代文学课的自身特点,可以采用互动性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前教师的讲授大多按照概述时代背景—简介作者生平—分析其代表作—总结艺术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这一单调模式。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可以这样设计,比如讲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让学生阅读其代表作,教师预留几个问题,让学生自己思考,课上同学们共同交流,教师相机点拨。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并能养成独立搜集整理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种教学模式并不意味着教师就不需要备课了,相反教师需要更精心地准备,才能提出建设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学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有争议的问题时,教师更要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这就需要教师课下付出更多的心血。总之,教师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才能引导学生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二)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一直以来,高校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大多采用讲授法,教师的“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2]。这完全是以教师为主体。为了适应新课改的需要,培养合格的语文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感受与审美能力。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很多篇目都是现当代的名家名篇,如鲁迅的杂文、老舍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曹禺的戏剧等,不同体裁的作品适合不同的教学方法,下面主要从美读和随写两方面来阐述。1.美读现代文学课主要是讲授文学作品,那么讲授作品的第一步就是读,而且是美读。例如讲徐志摩的诗歌、朱自清的散文,教师就要透过文本读出作品的语言美、意境美、艺术美;讲曹禺的戏剧,学生要分角色朗读,让学生走进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教师可以先示范朗读,通过读挖掘出作品深刻的思想美;讲巴金、茅盾的小说,通过学生课下的细读体味出作品独特的人性美。教师要把教学当作一种审美活动,从作品中寻找美、发现美,带领学生徜徉在作品的诗情画意中,使学生陶醉在作品的美妙境界中。这样,同学们就会对文学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会自觉地去探索、去发现、去追求。2.随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除了要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还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而写作水平的提高仅仅依靠写作课是不行的,它要渗透到每一科的教学中。现代文学教学中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指导不必像写作课那样具体,而主要是在讲述作品时,对作家的写作思路、写作方法进行梳理,进而引导学生掌握作家的写作思维。同时,学生们在课堂上分组讨论结束后,对作家作品有了不同的见解、看法,课下可以以小论文的形式整理出来,形成自己的观点,这种随讲随写的方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还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作者:赵艳红单位: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作者:赵慧平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省文艺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本文作者:赵慧平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省文艺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江河文学》2017年第4期
摘要: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文学文化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也高于生活,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通常都是生活中的故事,一个脱离生活的作品往往的不到读者们的共鸣,贴近生活的作品会使读者感觉到亲近,仿佛故事都发生在自己的周围,有更好的带入性,可见文学的创作离不开生活,生活才是文学作品创作的基础。社会中的价值构成了文学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共同的精神生活,文本就文学在社会生活之间起到的作用意义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生活;文学;关系
1前言
文学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新时代的背景发展下,文学与社会的发展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那些经典的代代相传的文学随着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一路走来不断记录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表达着对社会的认知,同时满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需求,不断的影响着社会生活,可以说在复杂的关系中,文学一直在反映社会生活,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2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意义
所谓文学,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文字为工具和媒介,客观地反映现实,表达作者内心情感,再现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可见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还将情感表达作用于社会生活。文学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精神食粮,通过影响人的思想感情而影响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的人生起到指导和启示的作用。同时文学的作用是以社会生活为前提的,以整体观念来正确认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日常活动,实现文学的精神作用,激起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促使社会的前进,才是文学作用与社会的主要作用。
3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江西画报》2016年第6期
摘要: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文学文化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也高于生活,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通常都是生活中的故事,一个脱离生活的作品往往的不到读者们的共鸣,贴近生活的作品会使读者感觉到亲近,仿佛故事都发生在自己的周围,有更好的带入性,可见文学的创作离不开生活,生活才是文学作品创作的基础。社会中的价值构成了文学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共同的精神生活,文本就文学在社会生活之间起到的作用意义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生活;文学;关系
1前言
文学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新时代的背景发展下,文学与社会的发展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那些经典的代代相传的文学随着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一路走来不断记录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表达着对社会的认知,同时满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需求,不断的影响着社会生活,可以说在复杂的关系中,文学一直在反映社会生活,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2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意义
所谓文学,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以文字为工具和媒介,客观地反映现实,表达作者内心情感,再现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可见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还将情感表达作用于社会生活。文学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精神食粮,通过影响人的思想感情而影响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的人生起到指导和启示的作用。同时文学的作用是以社会生活为前提的,以整体观念来正确认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日常活动,实现文学的精神作用,激起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促使社会的前进,才是文学作用与社会的主要作用。
3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摘要:
《儿童文学》,即为未从事基础教育的学习者学习文学的基础课程。对于这一课程,教育学者和专家都抱有极大的重视,一方面,《儿童文学》教学课程的设置为小学教育方向的学生了解相关儿童文学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儿童文学》是小学教育方向的学生在文学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承载,《儿童文学》的学习方向和特点就注定了儿童文学普及的重要性。然而,我国现有的《儿童文学》教育却存在有各种弊端,这些问题来源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价值观的缺乏以及专业课程设置不当等。因此根据目前对《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和个人经验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
《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作为语文素质培养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儿童文学一直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这也使得儿童文学教学在教学课程中的设置至关重要。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体现外界对儿童文学教学的重视程度较低,中小学教师对儿童文学专业知识缺乏等现象,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高等院校《儿童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改变现有儿童文学发展受困的局面,对《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显得尤为必要。
一、我国《儿童文学》教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思想观念的落后我国小学基础性教育教学历经百年,但是思想观念却还停留在封建时期的观念中,很多人以为儿童教育只是代替家长对学生进行陪伴。家长认为小学生教学不在于知识的培养,那些文化知识都会在日后的较高级教育中教授,对于文学教育更是淡化,这样观念的形成导致大量的中小学教师缺乏对学生文学素质的整体培养以及语文素质的教育,使得《儿童文学》没有起到对日后素质形成铺垫式的作用。这样的局面对于儿童文学素质的培养有着重要的障碍性,不利于实现素质教学的推进。
2.价值观的不正确随着各种“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之类口号的提出,很多家长在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很下功夫,但是大多都流于艺术形式,各种舞蹈、音乐、兴趣班,不仅给了儿童很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得文化知识变成可有可无的事情,然而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很必要却不应该淡化原有的文化知识教育,而文学素质的培养更是需要在学生刚开始接触系统学习的时候加以引导。然而几乎没有家长会注意到学生文学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就给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院校传递了错误的价值导向,不利于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
《南风》2018年第10期
[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经历了文化研究、文史研究等阶段,尤其是在上世纪6、70年代,政治理论代替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完全受制于现当代文学。这种发展形态下的文学研究失去了历史基础,是应和当时政治发展的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逐步打通了文史对话的通道。本文通过分析文史对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作用,提出在中国现代单文学研究中遵循文史对话的基本原则,希望能够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展。
[关键词]文史对话;现当代文学
一、文史对话的现实意义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彭玉平曾这样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他表示关注时代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征。新旧各体文学,虽然在内容选择上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它合成了一个作家对这个时代、对这个世界的完整看法。想要深刻的认识一个作家,应该从根本上了解他的新旧文学。这跟新诗里面那些“投枪”“匕首”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不同,旧体文学依然是用一种委婉、婉转的方式,抒发和新文学类似的情感。可见文学研究离不开时代背景,离不开历史这个基本的基础。通过文史对话能够进一步准确的厘清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观,能够更加紧密的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作者想要表达的观念也理解的更深入。另外,文史对话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原则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文学研究的出现突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不管是在那个角度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位研究者提供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文史对话既能够帮助了解当时的文学作品的表达内容,理解作者的思想观念,也能够深入的展示当时的历史发展特点,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当前的社会观念,从而进一步分析当时社会发展现状,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史对话既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也可以说是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在笔者的研究中发现文史对话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更生动,更活泼,更能够体现文学的魅力和价值,这是当前文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文史对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中国是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在这个古老国家中有着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对于这些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如今的文学研究逐渐到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对象跟随时生了变化。因此笔者认为文史对话是一个非常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方法论。
(一)遵从历史的基础地位。历史是一切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如果没有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支撑,那么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就是虚无主义的,只能是建立在充分地想象的基础上,显然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真正建立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之上的,离开了社会发展的基础,文学创作就离开了活水之源,就难以形成真正的文学研究作品。如今电子媒介的出现带了来影视文学、广告文学等一大批新型文学样式,这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并将这些深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传统的文学作品地位有所撼动。“文史对话”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文学研究,推动着学科走向成熟。就像解志熙所说的:“在工作中应该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脱离了当前的社会发展状态,盲目的就文学论文学,必然会影响到文化研究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一切的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离不开当时的人物心理,一旦脱离历史研究文学必然对文学研究的发展进步造成大量的困扰。遵从历史的基础地位,掌握文学的核心地位,彰显历史的创新作用,这是当前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