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范文

2006年11月15日,在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职业教育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方向时强调,要理顺管理体制,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形成共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合力。2010年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2]为了深入研究职业经费保障问题，本文研究分析西方教育经济理论学者对“人力资本”等理论的研究及其贡献，以期对中国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研究与改革提供借鉴。

一、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伴随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国外教育经济学理论得到确立和快速发展。一种教育新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不仅是消费，而是投资”，“教育事业不仅是消费性事业，而且是生产性事业”，“教育是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事业”。为使教育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西方各国政府与经济界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援助，更多地投资于职业教育。国际教育经济学理论界对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侧重从教育投资问题入手，对教育投资是否合理、充足，用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和在政府预算中的份额来定义。世界银行采用的衡量标准包括：有关年龄组就读小学的比例；妇女受教育的比例；相关年龄组在中学注册人员的比例；成人文盲率等。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有西奥多•舒尔兹（美）、亨利•莱文（美）、曾满超（美）、布鲁斯•约翰斯通（美）、马克•贝磊（美）等，他们卓有成效系统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获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在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领域。

（一）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贡献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通过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翻一番中所增加的1520亿美元进行分析发现，上述增长中物质资本贡献率为25%，劳动力贡献率为75%。在劳动者总收入从570亿美元增加到1140亿美元过程中，劳动人口数量增加所引起的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数量是430亿美元,劳动者总收入增加的另外710亿美元，是人力投资的结果。美国1929～1957年雇佣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从不同年限看，1929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34.9%、15.3%和9.0%,各级教育平均收益率是17.3%；1958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40.2%、11.8%和11.0%。从不同教育级别看,美国1929～1958年间，小学教育收益率在34.9%以上，中学教育收益率在10%～15%之间，大学教育收益率一般是10%以下,最高年份为11%。为了使各级教育收益率更近似实际经验,使数值更符合雇佣劳动者的能力，舒尔茨把影响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所有因素，包括学校和家庭因素、个人动机、智商都考虑进去，对各级教育收益率加以调整即“能力调整”，得到的各级教育收益率是:小学35%，中学10%，大学11%。舒尔茨用各级教育经费所占教育总经费的平均比率(小学28%,中学45%，大学27%)分别乘各自教育的收益率,算出美国各级教育对美国经济收益的贡献率是:小学9.8%,中学4.5%，大学2.97%,三级教育合计为17.27%，近似值是17.3%。这个数字成为美国一段时期测算教育收益率的一般常数。舒尔茨因为首次对教育收益率进行宏观定量分析,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3]

（二）丹尼森关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研究与贡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1962)、《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74)等论著中,通过自定义模型，对教育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计算出美国1929～1969年,个人通过劳动就业收入增长率为23%，个人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收入增长率为41%。1929～1957年，个人通过教育就业个人的收入增长率为42%，同时段工人增加物质投资收入增长率仅为29%和9%。又据丹尼森在对美国1929～1969年国民经济实际增长中教育贡献率量化分析，1929～1969年,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3.33%，归因于教育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是0.14%,占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2.3%,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是12.3%。研究中，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率中其他可计量的因素减去，余下的“余数”,就是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29～1969年间，美国知识进展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率是27.6%，如果把知识进展因素的一部分也看作教育因素，那么，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12.3%，很可能接近舒尔茨的计算结果。[4]

（三）舒尔茨、丹尼森研究贡献小结根据舒尔茨的计算，1929～1957年，美国对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投资增加了约8.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了4.5倍，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增加了17.5倍，物资资本投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利润只增加了3.5倍。根据丹尼森的计算，1948～1982年的35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中，由教育水平提高和技术革新提高而获得的增长约占83%。“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里，等量的资本用于劳动力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明显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主张投资的重点从物质转向人力。“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研究结果及其政策主张，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世界范围迅速出现教育投资增加并导致教育大发展高潮。美国中等和高等教育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37年是3.5%，1968年达到6.3%。同年英国达到5.5%，德国达到5.7%。国外学者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普遍认为，“是过去几十年教育成果的积累”，是“存在于人民中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所致。“人力资本理论”成为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扩大教育投资、促进教育大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西方“筛选假设理论”研究与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追随者从“人力资本理论”阵营分离出来，创立了“筛选假设理论”。1973年，迈克尔•史潘斯(M.Spence)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论文，系统阐述“筛选假设理论”，成为该理论标志性成果。197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明瑟(J.Mineer)出版《学校教育、经验和收入》一书，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书“，筛选假设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属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教育、婚姻、经历等。后天属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号”。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同，同样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这就是说，能力低的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为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支付过多的费用,从而得不偿失。该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与工资收入关系极为密切,教育水平反映求职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训所需成本较高，生产率也较高，雇主应支付他们较高的工资。教育主要的经济价值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该理论认为，较高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是雇员们固有的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个人的能力，但没有提高个人的能力，强调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称作“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价值是:1.教育文凭作为筛选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来就业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人们普遍希望获得较高文凭,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将为追求高学历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推动了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导致了企业不断提高雇佣标准，造成人力资源的“炫耀性消费”。受社会发展制约，高水平教育与高失业率往往并生，出现“教育膨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应当适度。3.就职后的在职培训，能提高雇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种培训应克服“集团培训”，针对雇员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多样化培训。应当大力实施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以考查人的真才实学。主张无论上过什么学，都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国家要承认其“学历”，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4.教育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水平也应当越高。“筛选假设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创立就在许多国家获得传播。社会在人力资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凭为信号的能力；雇主对雇员工资的确定，除依据其教育水平，还要依据其实际生产率并不断调整，使工资与生产率相吻合。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点，适度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倾斜。

一、西方“筛选假设理论”

研究与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追随者从“人力资本理论”阵营分离出来，创立了“筛选假设理论”。1973年，迈克尔·史潘斯(M.Spence)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论文，系统阐述“筛选假设理论”，成为该理论标志性成果。197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明瑟(J.Mineer)出版《学校教育、经验和收入》一书，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书“，筛选假设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属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教育、婚姻、经历等。后天属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号”。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同，同样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这就是说，能力低的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为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支付过多的费用,从而得不偿失。该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与工资收入关系极为密切,教育水平反映求职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训所需成本较高，生产率也较高，雇主应支付他们较高的工资。教育主要的经济价值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该理论认为，较高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是雇员们固有的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个人的能力，但没有提高个人的能力，强调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称作“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价值是:1.教育文凭作为筛选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来就业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人们普遍希望获得较高文凭,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将为追求高学历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推动了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导致了企业不断提高雇佣标准，造成人力资源的“炫耀性消费”。受社会发展制约，高水平教育与高失业率往往并生，出现“教育膨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应当适度。3.就职后的在职培训，能提高雇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种培训应克服“集团培训”，针对雇员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多样化培训。应当大力实施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以考查人的真才实学。主张无论上过什么学，都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国家要承认其“学历”，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4.教育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水平也应当越高。“筛选假设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创立就在许多国家获得传播。社会在人力资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凭为信号的能力；雇主对雇员工资的确定，除依据其教育水平，还要依据其实际生产率并不断调整，使工资与生产率相吻合。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点，适度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倾斜。

二、西方“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研究与贡献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平等；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不稳定，工资低，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一些国家政府对高层次教育过度的财政支持，助长了高等教育过度。政府应缩小高等教育投资份额，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比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却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或关系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有满意职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教养，具备根据一般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管理原则进行运用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认知能力，通晓特定技术、专业知识、公司资本价值、利润和运营情况。这些职位占有者的行动，将影响公司全局的生产率和利润，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能获得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晋升机会。由次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条件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虽然有些妇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当劳动后备军，成为廉价劳动力。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着接受教育，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只能获得较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多林格、皮奥里等)认为，雇主往往根据雇员的种族、性别、举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试成绩等特征，做出就业分配和安置，从而将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雇员的工作有规律，要准时、守纪律、周转率低；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容忍雇员迟到、缺席和周转率高，很多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短期和临时的。许多工人被挡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是必然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卡诺·爱得华兹·戈登、罗思等)认为，在资本主义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过程中，大企业制度形成了工人同类化趋势，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长期牢固控制，有意识地把劳动力场分化，把劳动力分割成白领和蓝领，白领加入到公司管理队伍，以优惠方式提升，蓝领工人由于不具备某些资格，不能进入白领队伍，成为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具有的价值是: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图把穷人从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劳动力主要市场，改善他们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受当时经济制度制约，为穷人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适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训改变就业与收入。

三、国外教育投资理论研究贡献小结

概括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积极调整各级教育投资结构，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有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投资结构，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希望改善社会就业和分配。上述政策对缓解过度教育压力，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的影响，使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国教育投资行为，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筛选假设理论”主张将教育文凭作为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使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张加强在职培训，加大了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各国政府加大在职教育与培训，重视次要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起到了指导作用。上述理论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政策改革的实践看，仍显示了重要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国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政府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拨款的比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分析、个案分析和国际比较，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和由谁来承担教育投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多项研究证实，人们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与具有较高的收入相关联。学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过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的经济实体中，国家政策应重视发展教育，以鼓励人员参与的机会均等，以刺激企业的革新创造。研究指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证实了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在培养劳动力适应激烈竞争、变化多端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证实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关键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历代以来，受教育程度总是决定代际社会与职业流动的重要机制。提出，应寻求新的经费来源、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改进教育投资决策。著名美籍教育经济学者曾满超（M.C.Tsang1998）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文献证实：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质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学术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认为，应鼓励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对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标的研究，应当周期化进行，以用于监控和诊断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促进教育适时地发展。

四、西方教育投资理论对职业教育投资影响

20世纪50～70年代，战后经济迅速恢复，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适时、快速、空前规模的发展，不仅为战后西方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懂技术、有专长的中、高等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实的人力资源保障，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5%提高到13.5%，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8%提高到13.5%，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大学、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沟通的体系，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包含本科，乃至硕士、博士水平层次。当然，专科仍为主要层次。

摘 要：专业归属感是学生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基础，本文通过分析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对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建构作初步探究，从而提高该专业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关键词：归属感；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专业归属感是一种稳定的情感，它是指学生所感受到的被所属专业所接受、尊重的心理体验，它使学生对自己所就读的专业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产生认同，并且愿意承担作为该专业学生的各项责任和义务。良好的专业归属感是大学生取得成就的前提，也是增强专业凝聚力的基础。教育经济与管理（Education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作为一门新兴专业，是 1997 年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管理学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合并而成的。由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科属性不明确，导致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权益从制度上得不到保证，学术上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也使从事这门专业学习的硕士研究生无法获得一种安全感和成就感。

1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1.1 本专业的发展情况

本专业的发展情况主要是指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硬件设施，包括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专业地位、师资配备、专业课程设置以及就业前景等方面。这些客观因素不仅会影响到学生的专业满意度，还会影响到学生的专业归属感。由于对专业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师教学、就业情形等情况的种种不满意，可能导致该专业学生采取消极的专业学习态度，研究生的生活成了地道的“混文凭”，从而导致学生专业归属感水平偏低。同时，学生的主观惰性给自己不好好进行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找到了借口，从根本上影响学生自己的专业归属感的形成和培养，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对待专业课的课程作业和任务，对导师安排的任务敷衍了事，从而导致该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注意力转移。可见，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专业地位、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育教学、就业形势等客观因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对本专业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进而影响其专业归属感的形成和发展。

1.2 本专业的学习氛围

本专业的学习氛围，主要是影响硕士研究生投入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一种软实力，主要包括学校所在城市的氛围、学校的学习氛围以及本专业和宿舍的学习氛围等。本专业的学习氛围，尤其是同门之间和同宿舍之间的学习氛围，对硕士研究生平时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状态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归属感有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浓厚的专业学习气氛对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归属感的养成起到了外在的作用。

一、栏目设置与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

（一）栏目设置概况

2010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共转载了152篇文章，与2009年相比增加了8篇。2010年共设栏目10个，比2009年少了3个。其中常设栏目有7个，分别为“本期关注”、“理论经纬”、“改革与发展”、“高等职教”、“中等职教”、“农村职教”和“比较与借鉴”；新增栏目3个，分别为“综述”、“教学研究”和“史海钩沉”，其中“综述”和“教学研究”仅在第四期中出现过；“本期关注”和“比较与借鉴”则为每期必设栏目（如表1）。

（二）源杂志转载量

2010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转载的152篇论文来源于43种学术期刊，与2009年相比多出1种（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排名前三位的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教育与职业》、《职业技术教育》、《教育发展研究》，共82篇，占到论文总数的54%。比较近5年来源杂志转载量，可以看出这5种杂志在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江苏教育：职业教育版》、《江苏高教》、《教育科学》、《现代教育管理》和《世界教育信息》五种杂志被转载量有明显增加，使其在2010年源杂志转载量排名中进入前六名。

（三）源杂志所在地

如图1所示，从源杂志所在地来看，北京（58篇）、南昌（28篇）、长春（12篇）、上海（10篇）、南京（9篇），分别占总数的38%、18%、8%、7%和6%。其他转载量较高的源杂志所在地还有石家庄（5篇）、武汉（4篇）、沈阳（4篇）和天津（4篇）。（四）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2010年所转载的152篇论文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文章有54篇，占论文总数的36%（本文只统计了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除了有5篇文章的作者所在单位不详外，大多数文章来自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类高校。来自教育研究机构的文章有21篇，占论文总数的14%，其中来自教育部的文章连续三年高居榜首；来自高校的文章共有117篇，占论文总数的77%，其中来自师范院校的有44篇，占论文总数的29%（北京师大和华东师大的有18篇，占论文总数的12%）；来自普通高校的有40篇，占论文总数的26%；来自高职院校的有33篇，占论文总数的22%，其他单位的有9篇，占论文总数的6%。见表3。（五）源杂志所在栏目的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源杂志转载数量排在前三位的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内容涵盖比较广泛，主要分布在“本期关注”、“理论经纬”、“改革与发展”、“高等职教”、“中等职教”和“比较与借鉴”六个栏目。总体来看，这五个栏目所包含的文章共141篇，占论文总数的93%。其中“高等职教”的文章最多，有34篇，占总数的22%。

二、研究方法、研究主要领域和基本观点

作者：薛天样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高等教育理击创街的恋义

高等教育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高等教育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在不断增加,每年都有不少的专著出版、大量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活跃,并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跟不上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实践,这里所说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是指在解决高等教育新间题的过程中不断抽象出新的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例如中国高等教育从面对计划经济到面对市场经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也在产生着新的问题(例如校办科技产业),出现了比过去任何时期要复杂得多的局面。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已不能适应这样的新形势、解决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所以,要求高等教育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提升理论品质,抽象出新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即高等教育理论的不断创新,以有效地指导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遇到的一个共同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难以取得具有说服力的突破性进展,众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高等教育理论指导,一些改革措施因为在设计中缺乏理论支持,在改革实践中往往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半途而废的情况时有发生,错误的改革做法也有出现。高等教育改革确实需要理论支持,缺乏理论指导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十分盲目的。造成目前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研究在完善自身学科体系的同时,没有将学科体系涉及的内容同解决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很好结合起来,真正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创新研究成果还不多,高等教育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议论多,真正有指导作用的理论创新少。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经过二十年左右的积累后也面临突破原有框架限制进行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无论是高等教育发展还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都需要高等教育理论有新的突破和创新。显然,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科意义。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部教育“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研究”,力图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并推动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理奋创街的两种趋势

与许多学科一样,近年来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高等教育学科的不断分化,这是学科新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新知识的积累过程,必然是在解决高等教育问题过程中理论创新的过程,这种新知识积累到能够围绕着高等教育中某个特定现象进行理论创新,且其成果构成体系时,就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二是学科的不断综合,这是在解决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中,需要使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此导致学科的交叉综合,为新知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种新知识的形成,同样是在解决高等教育现象问题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不过在解决问题时方式是不同的,这里是采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知识的形成往往带有综合性,若新知识积累到构成理论体系时,一般表现为综合学科。这样两种趋势使得高等教育理论得到不断突破和发展,在今天这仍然是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主要途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研究以此为逻辑基础,通过高等教育学科知识的不断分化及引人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并从中实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为此,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并建立高等教育的分支学科体系。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不进行新的分化,就难以深人研究探讨现实的复杂改革问题。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需要更多、更加专门的知识指导高等教育改革,现实已经提出了学科分化发展的需要。例如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碰到不少新的“经济问题”:高等教育产业及产品、高等教育产权、高等教育经济规制、高等教育产业融资、高校后勤社会化、高等教育经济收益率和办学效益等问题。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已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引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就能较好地得到解决,这是《高等教育经济学》这门高等教育学科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必然产生的客观依据。因为《高等教育经济学》就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与解决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的经济问题,并在研究和解决所遇到的新的高等教育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使理性认识不断系统化,逐步形成高等教育经济领域的新的理论,实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发展分支学科的条件逐渐成熟,当前虽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尝试,但需要有目的、有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实现高等教育分支学科的突破性的进展,同时也实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二是吸纳其他学科的知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高等教育问题。高等教育理论就是在借鉴和引进其他已有的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只有及时吸收不同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用于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充实高等教育理论,才能实现高等教育学科的突破,这是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

根据上述思考,我们在以下领域进行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研究(不限于这些分支学科与新研究领域);

1.高等教育分支学科建设

[摘要]教育性失业是教育身份功能膨胀的恶果。造成“教育性失业”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看，当教育培养高规格人才的数量过多、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会产生文凭危机。教育社会学更多地从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方面来看问题，冲突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有意抬高职业门槛的学历资格从而造成文凭贬值，教育性失业其实是社会冲突的产物。

[关键词]教育性失业；教育经济学视角；教育社会学视角

教育性失业(知识性失业)是教育身份功能过度膨胀而走向反面的恶果。教育性失业、文凭贬值、文凭病、泡沫教育、人才高消费、“教育过剩”、“过度教育”等提法，所指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种现象，即相对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学历的含金量减少，高学历者面临就业困境，现实无法满足其原先接受教育的期望(高收人和高地位)。简而言之，教育性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或文凭贬值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教育性失业”直接导致教育正向功能的衰减，这是在许多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发生过并仍时时出现的情况。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失业人群中出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一

“教育性失业”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受过教育乃至高学历的人大量失业。二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不能学以致用或大材小用、高能低就，不得不从事那些技术水平和收入都低于他们当初预期达到的水平的工作，“学校培养的似乎是徒有许多证书，却极少具备与工作明确相关的本领的人。事实上，将近半数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同他们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日本的情况尤为严重，不但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不好找工作，连处于顶层的“学历贵族”也遭遇到某种失落。

至于中国目前的学历情势，常常有报道说，大学生就业难，很多本科、硕士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失业人群呈现向高学历者蔓延的趋势。的确，仅就2003年来看，这是扩招后的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应届毕业生达到21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0％，而相应的社会需求的增长则与往年持平。广州2003年毕业生招聘会需求人员总计6300多人，进场者达到30000多人。甚至有报道说高学历者纷纷“下嫁”中小学，如北京一中招聘教师，30名毕业研究生纷至沓来，其中一人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博土，应聘到该校实验部小学一年级教拼音，结果因试讲没通过而被刷掉了。于是有人就此宣称“中国知识失业时代已经来临”。但我们认为，对这种现象应全面观察和分析，不可简单下结论。许多大学生的失业不是真正的失业，象有人所列举出的国内知识型失业的几种表现(专业结构性失业、专业过热性失业、学历性失业、行业性失业、区域性失业和主动性失业)都具有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所出现的那种较典型的知识性失业差别甚大，不可一概而论。不能把“就业压力”与文凭贬值相混淆，局部的供过于求并不表明整体教育水平已经很高，因为我国整个国民的教育素质仍然很低。部分大学生“知识失业”是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深化过程中(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当然要引起重视，但不可危言耸听，重要的是找出其特殊性及其原因。为什么会出现“教育性失业”现象?换句话说，文凭何以贬值?一般人常常将其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认为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不可避免的产物。然而这个推论过于简单。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令许多研究者困惑不已。我们可以从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社会学这两个角度去考察。

二

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教育供给的过激增长，即随着大学入学率的飙升，大学毕业生一下子大批量地涌进劳动力市场，使得市场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这些高学历者，“当市面上有更多的学历角逐少数的职业时，它也象钱币一样，会发生通货膨胀现象”。但这种膨胀往往不是绝对膨胀，而是相对膨胀，也就是说人才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展开来说，当个人教育成本较低而个人教育收益较高时，人们就会大量地去追求学历，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趋旺，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者甚为走俏。但后来由于教育扩张、供大于求，低层次工作所要求的教育资格上升，高学历劳动者只好受雇于过去曾由低学历者从事的职业，去干知识、技术含量甚低的活，所得薪酬自然就低。此时文凭身份的含金量相对原先期望而言就等于是贬值了。另外，文凭身份的“行情”也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有关。希腊经济学家萨卡洛普洛斯在对世界上五六十个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人力资本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属于较为有利的投资形式，而在经济发达国家则并非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有利可图。就教育发展水平这方面来说，教育产生经济功能的一个条件是教育的普及，超过这一限度，教育的经济贡献并不显著。当教育培养高规格人才的数量过多、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会引发一场“文凭危机”。弗里曼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中，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凭病的原因归结于“教育过度”，即教育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当战前日本的大学升学率低于10％时，大学毕业生很受欢迎，容易找到好工作；1969年以后，当大学升学率达到21．4％时，在25～29岁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就业人员中，就有22％的人从事贩卖业的工作(过去只有初高中毕业生才愿意干这种活)。日本大学生的身价普遍降低了，除非毕业于名牌大学，否则很难找到好工作。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刚刚处于兴旺初期，因而文凭的价值正在上升，贬值现象虽存在，但尚未演变为普遍的、全局性和严重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凭贬值或“知识性失业”的原因有其特殊性：一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过急过量；二是社会就业结构过于僵化而无法充分吸纳新的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力；三是大学毕业生的观念问题，往往只盯着官场或国营大企业，不愿进入一般的事业单位或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更别提了。例如，200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计划招考公务员5400人，报考比例高达20比1，其中绝大部分为应届毕业生。

1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现状与困境

目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根源，主要表现为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没有施行分类培养的模式，学术性人才培养模式占主导，甚至完全取代专业性的人才培养模式，这就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术性硕士研究生培养问题的根源所在。

1．1人才培养目标的泛化导致与其相配套的培养方案存在落差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设置的初衷与高校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明显的错位。从理论上说，学术性人才培养模式是授予理论性人才的，相对应的，专业性人才培养模式是授予应用性人才的。而目前，我国高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只注重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或者将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模式生搬硬套到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上，这种培养目标的混乱，必然导致教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配套方案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学术性与专业性人才培养导师的界定模糊与实习基地的极度匮乏。

1．2招生入学模式的单一导致与其相协调的生源质量较低

招生入学模式与生源质量是一对互为影响的因子，优质生源的增多会优化招生入学模式，高标准的招生入学模式又能保证生源质量良好，进而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长此以往，循环往复。教育经济与管理的两对关系也遵循上述规律，招生人学模式“单一”与生源质量不佳辩证地表现在入学要求的非专业限定和招生入学统一考试两个方面。

1．3人才培养目标的错位导致与其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流向的逆反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前景，从根本上都取决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而且，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本身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还有待于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得到检验、充实和发展。因此，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性，决定了其专业设置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学术延伸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上。

摘要：

研究生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可以创造最先进的科研成果，提供高水平的社会服务，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对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存在的理论依据进行探讨，推断出对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进行优化改革，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选择，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转型期；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优化改革

在高等教育中，研究生教育是最高层次的教育，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繁荣和发展尤为重要。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优化改革为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同时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1转型期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优化改革的必然性

根据《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文件的规定，从2014年9月起，国家和高校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的研究生收取学费，研究生教育全面开始收费。又陆续了《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意见》、《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工作的通知》。这表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投入体制将进入改革优化的新时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1.1符合我国研究生全面改革和发展的趋势我国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革经历了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全面公费制时期（1949-1985年）。该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实行的是相对单一的“国家财政培养支付”的模式，所有研究生均免学费，同时享有国家规定的普通奖学金以及其他的生活补助金[1]。第二个时期：双轨制时期（1985-2006年）。1985年，国家下发《高等学校招收委托培养研究生教育的暂行规定》，指出研究生的单位需要向招收委托的高校收取一定的培养费用，研究生教育开始进入双轨制时期。1993年，国家对计划内定向、计划内非定向、计划外自费三类研究生收取定额学费，研究生教育收费双轨制更加完善。第三个时期：收费逐步完善时期（2006年-至今）。从2006年起，包括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一批“211工程”、“985工程”就试点取消了公费制。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2013年国家颁发了相关文件，规定从2014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新入学的研究生全部缴纳学费。自实行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以来，国家又陆续颁布了完善研究生“三助”政策，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贫困研究生助学贷款和资助政策，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研究生投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