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数字教学范文

摘要：

本文主要基于笔者研究实践，重点围绕于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及其解决方法展开探究，以供广大同行参考。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文化差异；现象；解决方法

一、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差异现象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以及结合笔者实践来看，目前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差异现象根据不同主要分为语言与非语言两类：

1、语言交际中文化差异

1）词义中文化差异。词义指的是人们意识中对某一客观对象的抽象概括。其中，词义又有内涵意义与概念意义之分。概念意义指的是最为基本的一层意义；内涵意义主要是以基本意义为基础而衍生而来，其意义不比概念意义稳定。但是同时内涵意义的民族性极强。概括而言，词义中的文化差异具体体现如下：第一，色彩。以“红”为例，在我国，红色含有吉祥、幸运、热情等良好的寓意，并备受人们喜爱。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都喜欢将大红色的年画、对联、灯笼等粘贴在门上，以希望今后的生活能够红红火火。然而在西方国家，红色往往代表着危险的意思，如采用“inthered”来表示财政赤字。第二，数字。各种语言均包括有数词，在各个民族中数字的基本概念意义均相同。然而，其文化意义却有所差别。例如，在国外，数字13是出卖和背叛的象征，表示背叛耶稣的犹大。数字6在中国有着六六大顺的吉祥寓意，但是在国外这却代表着恶魔撒旦，所以该数字并不受到西方人的喜爱。

一、翻译教学中文化比较的重要性

针对留学生的翻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从他们的汉语、英语水平和学习目的出发。东盟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母语和背景文化各不相同，来华初期与中国师生的交流普遍使用英语。他们的汉语水平还处于入门阶段，只能进行简单的听、说、读、写、译的活动，但他们的英语水平较其汉语水平要高，特别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较发达国家的东盟留学生使用英语交流没有问题，多数学生可以听懂用英语进行的课堂教学。而广西高校的国际教育学院由于客观原因，掌握东南亚各小语种的教师配备并不齐全，因此，给留学生开设的课程也主要使用英汉两种语言互补地进行授课，课堂上的翻译教学也是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人希望通过汉语的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的深厚文化底蕴，有人希望通过学好汉语更好地与中国人进行商贸、科技交流。留学生翻译教学不但帮助他们掌握汉语的运用，还能帮助他们从中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促进他们的跨文化适应。翻译教学是一种有效的中国文化比较的途径。首先，翻译是源语言和目的语言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与协商，可以涉及两种文化的比较，因此，翻译的文化属性使其作为文化导入教学手段成为可能。其次，翻译是一个充分运用批判思维的过程，在翻译中进行文化比较的过程中，留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留学生通过分析、推理和批判的思维使很多隐藏在语言符号后面的文化意义显现出来。教师可以逐渐引导留学生对中国文化进行探讨，培养学生建构自己独有的认识，提高自己的跨文化适应。在针对中国学生的英语课堂上，文化比较注重西方文化的介绍，如节日、宗教、神话等，而针对东盟留学生的课堂教学，就要体现本土文化的优势，导入深厚的中华文化。增加中国文化分量，不仅能增强留学生对中国多元化社会的理解，同时也能使中国文化更加国际化。

二、翻译教学中东南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较

在翻译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比较东南亚文化和中国文化，以区分其异同，以便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和东南亚文化的差异，有助于提高留学生日后的跨文化适应。下面笔者就以几个具体的实例谈谈翻译教学中的文化比较:

1．民族风俗节日是世界人民为纪念生活中值得纪念的日子而共同创造出一种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民俗文化，各民族和地区都有自己的节日。例如，在课堂上翻译中国诗人杜牧的《清明》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时，笔者引用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文:菲律宾留学生读此译文时很难理解“清明”是个什么时节?奔走旅行在外的人，为何心里“欲断魂”?那么这时老师可以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解释西方的一个节日:万圣节(Halloween)，一个源自古代凯尔特民族(Celtic)的节日。他们为了避免鬼怪的骚扰，在祭祀亡魂的时刻，向先祖献上食物祭拜祈求能平安地度过寒冬。菲律宾由于被西方国家长期殖民，深受西班牙和美国文化的影响，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菲律宾人民也庆祝万圣节(11月1日)，是他们的法定假日之一。老师可以向菲律宾留学生解释中国的清明节(thePureBrightnessDay)相当于菲律宾的万圣节。对于菲律宾人民而言，这一天是个家庭团聚的日子，全家人一起到墓地纪念已逝去的亲人。他们由于天性乐观，在墓前不是哀伤坐地，哭泣不已，反而大家一起念经、跳舞、唱歌、野餐、打牌，以期和已经去世的亲朋好友同乐。而中国人在当天的习俗有扫墓、祭祀祖先、食冷食，还有踏青、荡秋千、植树等户外活动。这样的文化比较拉近了留学生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距离感，他们感受到虽然庆祝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两个民族的文化都崇尚扫墓祭祖和缅怀先人。

2．宗教信仰宗教文化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形象，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国文化深受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影响，但中国并非全民信教国家，也没有把任何一种宗教奉为国教。而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是全民信教的，如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在几个世纪以来都将伊斯兰教视为他们的主要宗教，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老挝则把佛教视为他们的国教。［6］所以在给东南亚留学生上课时要注意宗教文化的导入和比较。例如，在给学生讲解中国古代文化时，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留学生听到有这么多中国文化用语与数字“13(thirteen)”有关时，他们感到不解和反感。如13层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thePotalaPal-ace)、天宁佛塔(TianningPagoda)，所有的佛塔绝没有“六”层和“八”层;十三陵(MingDynastyTombs)是北京著名的景观之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此外，还有儒家经典十三经(thethirteenclassicworks)、武艺非凡的十三太保(Taobao)、13种各具特色香味的中草药物被称为十三香(thirteen－spices)、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商行总称为十三行(thirteen－trades)、相传辅助唐王李世民登基的少林十三棍僧(thirteenKungfumonks)、十三章的孙子兵法(SunTzu＇sArtOfWar)等。特别是在西藏文化中，十三被视为神数，在史诗《格萨尔王传》(EpicofKingGesar)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十三，具有吉祥、神圣的寓意:十三位护法天神、十三位护藏地神、西藏的十三位山神，格萨尔在降生时手执十三朵白花，向前走了十三步，并发誓十三岁时成为菩萨等。针对东盟留学生的不解，老师可以向他们介绍中国和东南亚宗教信仰的不同。由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宗教理念是一脉相承，都同属于天启宗教。东南亚凡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忌讳数字“13”，认为“13”会给人们带来不幸或灾难。“13”的不祥源于基督教圣经故事“最后晚餐”: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致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此次蒙血光之灾的最后晚餐，参加者共师徒13人，于是13这个数字，就被沾染晦气和杀气了。中国几千年来受佛教(Buddhism)、道教(Tao-ism)和儒教(Confucianism)的影响，数字“13”成为一个吉祥、高贵的数字。佛教里的“13”是大吉大利的数字，佛教传入中国时的宗派是“十三宗”，它代表了功德圆满。而在周易的81数理灵意中，数字“13”也是大吉数:代表智能超群的成功数。此外，老师还可以向学生介绍，就像数字“13”对伊斯兰教徒而言，数字“4”对现代大多数中国人也意味着煞风景、犯忌讳，数字“4”的谐音是“死(death)”，人们怕死，避之唯恐不及。而中国人认为数字“8”是最吉祥的数字，数字“8”与广东话中的“发(makingafortune)”是谐音，意味着繁荣、财富和地位。通过这种宗教数字文化的比较，让东盟留学生加深了中国文化喜好和禁忌的了解，帮助他们消除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的障碍。

3．地理环境语言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特别是熟语更是人民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对中国熟语的讲解是留学生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得与之息息相关的熟语的文化内涵也各不相同。如教师在课堂上给泰国留学生翻译中国熟语时，他们会有许多的不解和迷惑，这时教师就要引入中泰文化因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差异。因为泰国地处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属于热带季风性气候，雨量丰沛，非常适合大象、鳄鱼、椰子树等生长，在泰语中出现很多含“大象”和“鳄鱼”的动物熟语。老师可用下面的例子对中泰两国的熟语进行比较:此外，教师还可以解释汉语中含“大象”“鳄鱼”的熟语很少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中原大地的人民自古就用牛耕地，用马作战，所以对土地的依赖和对“牛、马文化”的崇尚充分体现在了汉语熟语中，如:车马盈门、一马平川、鞍马劳顿、兵强马壮、车水马龙、服牛乘马、目无全牛、牛角书生、牛郎织女、牛毛细雨、初生牛犊不怕虎、九牛一毛、牛衣对泣、小试牛刀等。

三、结语

摘要：当前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本文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背景；对现有相关教育教学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求；及客观认识这一现象加以阐释。

关键词：汉语热；背景；汉语教学；冷静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英语热”。如果说这种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英语热表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坚定愿望，那么，最近几年来兴起的世界性汉语热则体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始显示对于世界的日益深入的影响力。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是当前海外“汉语热”现象产生的大环境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提供商业机会与就业的机会。下表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五类动机及相关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原因很多，但大多数外国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求职与就业，或更多的商业机会。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为海外华人带来民族自豪感。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

例如，在马来西亚，华人关于“是华人就得学汉语”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也是大多数华人华侨让子女学习汉语的文化心理动因或精神动力。而华人华侨子女占海外汉语学习者的很大比例。两岸关系研究员、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建民曾呼吁华裔社群负起文化责任，协助华裔子弟建立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认知，进而超越自己的文化认同，做个世界的公民，扮演最好的“公共外交”文化大使。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

中文系本科教学的变革要求主要来自于科技发展带来信息传播手段的变革。中文系本科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一百年前，语言文字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笔墨纸张与口说，今天除了口说之外，更多依靠的是多媒体，同时，多学科融合让写作和文字处理越来越远离笔墨书写，因而中文系本科教学必须进行课程调整和改革。在阅读形式上，已经从纸质载体文献一统天下局面变为多种物质载体文献并存的态势。从发展趋势看，纸质文献载体必然逐渐退出，数字多媒体载体必将成为主流。文献阅读的变化必然带来书写的变化。目前书写工具已经完成从笔墨到电脑键盘的转变；现在仅仅会敲键盘已经难以适应当代书写要求：必须会使用多种软件，会制作博客、开通“微博”，挑选“模块”，插入各种“效果”：声音的、图像的……一句话，你的作品必须首先吸引住眼球，然后才会被点击。点击率高低成为作品影响力的唯一标识；不然，即使你的作品文字内容优秀，写作技巧高超，均会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而默默无闻。国内大部分中文系的培养体系依然停留在铅与火的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核心课程的设置都是以纸质文献载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正在消失。这是我国所有中文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中文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需要能说能写、具有相当涵养的“文化人”；因此能说能写是中文系毕业生作为工具人性的首要标志。中文的写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应用文写作；一类是文学写作。前者属于工具职能；后者属于自由天性。前者需要努力，后者需要天分。当然天分不可以制造，但可以开发。前者培养文秘人员，后者培养作家。那么，我们有理由将中文系人才培养目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实用写作人员；一类是培养自由写作人才。全国中文系毕业生不可能都当作家，因此前者是中文系发展的主要方向，后者才是“精英教育”。

实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之路，北大中文系中文信息处理专业已经走在前列，各类非综合性大学也做了探索。由于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非综合性大学的各自优势又是明显的，只要把握好学科融合的力度，培养出具有在局部领域“通才”的文秘人员是可能的。根据这方面社会需求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应当着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要加强引入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力度，第二是培养类似于兼通文学与管理学、文学与经济学等方面的师资队伍，我们有必要改革管理思路，根据各大学的专业优势，将优势专业的相关课程融入汉语言文学教学体系。第三，要跟踪当代多媒体制作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相关课程，让学生掌握现代办公系统操作技法。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以网络为媒体的人际交往的发展，网络语言（Cyber-language）应运而生，并对我国的现代汉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何使用和规范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对网络语言的表现形式及特征进行分析，对如何规范网络语言提出了相应意见。

【关键词】网络语言特点规范

自从1994年4月20日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通过美国Sprint公司接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至今，中国互联网事业蓬勃发展，并快速应用普及。网络这种新的传播媒介凭借其传播形式的特殊性，使中国的现代语言在网络中逐渐发生变异，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网络语言，迅速席卷网络，并且伸到现实社会中：“恐龙”、“酱紫”等词汇逐渐走进学生的作文；“粉丝”、“PK”等词汇开始见诸报端；就连向来最严肃最正统的教科书，都被改编成“Q版语文”而占据畅销书榜首。由此可见，网络语言正在冲击着中华民族的现代汉语体系。台湾作家白先勇在总结现代汉语的命运时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其一是受西方语言冲击，汉语被严重地‘欧化’，其二是受到网络等大众文化及现代传媒的冲击、渗透与同化。”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规范网络语言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网络语言是网民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交流和信息处理时所使用的语言符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在人际交往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比例，因此，网络语言成为网络社会人际交往的语言载体。2001年6月，我国第一部专门收集网络词汇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出版发行，这表明网络语言已经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一、网络语言的类型

语言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从古至今，语言的变化发展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促使了新的交际方式的产生，即以计算机接入互联网为媒介，通过键盘输入、屏幕显示文字而实现的人际交流的方式。由于在网民的网络交际中，信息的传达是首要目的，因此语言是否符合规则退而求其次，因此网民在网络语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便捷的、约定俗成的语言形态——网络语言由此产生。具体来说，网络语言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数字型

网民们将日常生活中的数字进行排列组合，形成数字型网络语言。数字型网络语言大体分三种：（1）数字与汉语谐音，如“9494”表示“就是、就是”；“5131420”表示“我一生一世爱你”；“4242”表示“是啊是啊”。（2）数字与外语音译。如“88”表示bye-bye；“3166”表示“撒优那拉”（日语再见）的意思。（3）数字自身内涵，即数字的组合表示某种意义。如“286”表示“脑子笨”；“11”表示“单身”等等。这些数字化语言看似简单，但意思丰富，效果出人意料。

内容摘要：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合作日益频繁，中亚各国对汉语的学习需求也呈增长趋势。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已不能满足中亚民众的需求，因此慕课作为现代教育技术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必要性就展现了出来。

关键词：中亚慕课对外汉语教学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大陆，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旨在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中亚地区历来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不断探索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贸、人文、产能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亚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对中亚对外汉语教学和孔子学院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一.中亚孔子学院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亚诸国兴起了“汉语热”，当地人学习汉语的热情持续高涨，孔子学院在中亚陆续开办，赴华留学的中亚学子数量也在逐年攀升，中亚各国与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广泛，汉语人才在中亚具有光明的就业前景。截止2017年底，我国已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挂牌成立了13所孔子学院和22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挂牌成立吸引了大批的中亚汉语学习者。中亚的孔子学院发展迅速，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国际环境及政策优势，学科优势和区域需求优势，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层次和体系，这些孔子学院的主要活动包括汉语教学、中华文化推广、本土教师培养、开发教学资源、孔子学院延伸发展、举办学术研讨会等。中亚哈萨克斯坦总共建有五所孔子学院，由于中哈能源合作不断扩大，需要大量汉语人才融入中资企业的工作环境中，因此孔子学院与数家当地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为设计勘探、开采和管理等诸多岗位培养人才，校企合作促进了中哈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彼此信任，同时也夯实了两国的合作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光明之路”计划合作不断深入，教授汉语的孔子学院也愈发凸显出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共设有四所孔子学院，汉语已经成为该国最流行的外语之一，“跟我学汉语”等栏目的推出，受到当地汉语学习者们的青睐。中亚地区的第一所孔子学院是2005年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的塔什干孔子学院，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非常重视汉语推广以及中乌文化交流，费尔干纳大学和撒马尔罕国立外国语学院等高校也纷纷开设了汉语课程，但仍然难以满足乌兹别克斯坦民众学习汉语的需求。塔吉克斯坦拥有包括塔吉克国立民族大学和冶金学院在内的两所孔子学院，这两所孔子学院不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也向塔吉克斯坦民众展示着当今中国社会的风貌。中亚的另一个国家土库曼斯坦近年来也兴起了汉语热，目前已有阿扎季世界语言学院、国立马赫图姆库里大学等地方高校开设了汉语课，当地学生对于学习汉语具有很高的热情，也对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具有很浓厚的兴趣，但由于我国暂时未在土库曼斯坦开办孔子学院，汉语师资仍然严重匮乏，已经远不能满足当地需求。虽然中亚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不够，师资方面存在缺口，国别化教学资源仍然缺乏，适合中亚学生特点的教学体系需更进一步，适合中亚区情的文化传播策略仍需探索以及硬软件设施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对外汉语慕课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

二.慕课与中亚对外汉语教学

1.慕课的发展和特点慕课（MOOC),英文直译为“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MassiveOpenOnlineCourse)，是近些年来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型在线课程开发模式，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界的最大革新”，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以联通主义理论和网络化学习的开放教育学为基础，课程的范围不但涵盖了包括数学、统计、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在内的广泛的科技学科，同时也包括了众多人文社科类学科，具有开放性、大规模性、资源共享性以及教学资源与教学课时分段化等特点。与传统教学课堂只有几十个学生的组成形式不同，一门慕课课程可以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参与，同时它还具有自主上网学习，不受空间与时间限制的特性，并以兴趣作为个人的导向，但凡想学习的学生都可以参与到慕课中去。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学习法，学习者可以足不出户在线学习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各类学科课程。慕课的到来，带来了教育技术上的革新，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共享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2.慕课教学与传统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对比慕课具备与传统课堂截然不同的授课形式，传统的对外汉语课堂通常采用教师讲授的授课方式，开设课程主要为综合课、语法、阅读、口语、听力等，课程时长一般为五十分钟左右，教学内容涵盖了组织教学、复习检查、讲练新内容、巩固新内容、布置课外作业等环节，通过双方互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能得到进步，教师也同样得到收获，同时小班教学也使得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每一个学生不同的学习状况做到因材施教。但是学生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接受大量课程内容信息，有时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师生互动还必须考虑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也给师生关系增加了复杂的因素，并且中亚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并不是每个汉语学习者都有条件坐在课堂里进行学习。根据不同来源的数据和统计资料的汇编，WeAreSocial和Hootsuite两家社交媒体管理机构在2018年全球数字报告（2018GlobalDigital)中指出，在中亚约有3600万人使用互联网，约占5个国家总人口的68%。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具备了在中亚地区利用慕课教学方式教授汉语的实用性。慕课主要通过网络视频影像方式讲授课程，图文并茂，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学习者的感官，对于学生不懂的知识点可以反复进行观看，课程时长通常在十分钟左右，教师定期在网络上公布新教学内容的视频及文本资料供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知识，学生通过论坛讨论等方式上交作业，运用在线网络参加单元测验与期末考试。在中亚对外汉语慕课的教学中，教师可采取慕课与翻转课堂结合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对学生课下慕课学习完毕后所遗留的问题进行讨论，在发挥教师为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为主体的特点，通过大家相互讨论解决重点与难点问题。

摘要：习语堪称语言之精华，它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沉积的产物，它最能鲜明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英汉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它们的渊源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从日常生活现象及动植物方面来考察英汉语言中文化同异现象，以求在外语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习语；英汉文化；异同

习语又称熟语，从广义上说，它包括成语、俗语、谚语等，是一种在意义上和结构上都比较稳定的语言结构。英汉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它们的渊源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论文百事通汉语习语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汉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述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同样，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历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组合结构和修辞方法与英美文化密切相关。习语之所以最能鲜明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是和这种历史文化的沉积分不开的。习语堪称语言之精华，在体现语言的文化特征方面，比之其他语言成分更具典型性。因此，考察习语可以看到英汉文化的特定社会背景及发展的文化轨迹。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英汉语言中文化同异现象，以求在外语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英汉习语中文化的相似与差异比较

人类共有一个客观的大自然，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有语言的“共性”特征。一个民族的习语往往又都能在其它民族的习语中找到它们的影子，例如，英汉语言中都用羊比喻温顺，用钢铁比喻坚硬，用象比喻高大，用狐狸比喻狡猾等。若把英汉习语的喻体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形象相同、意义相似的习语俯拾即是。

这些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在不同语言中表达上的区别突出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之中。正是这种在宗教信仰、思维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才使各个民族的习语各具风采。从习语中可以观察到各个民族相似的或特有的习俗，甚至识见和情感。由此可见，习语是反映民族文化共性与差异性的一个窗口，对习语翻译而言，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不仅使它成为可能，也为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例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便可找到对等的习语“Manproposes，Goddisposes”而“当着矮人，别说矮话”，甚至可以找到三条相近的英习语：

但是，也可以看到，文化之间的差异给习语翻译带来了困难甚至障碍。以“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为例,“三更”“五更”尚可在英语中找到基本对等的词，“阎王”在英语中便找不到对等概念了。尽管英语中有等丰富的词汇，但所指的都是邪恶的神、魔鬼，这与中国神话中的“阎王”相距甚远。在中国传说中，“阎王”作为阴间之神，不仅掌握着尘世百姓的生死，令人生畏，同时他也给鬼魂生前的行为做出判决，是赏罚分明的一个神话人物。这与英语中的“devil”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而，习语中涉及到某一文化中特有的事物或概念，往往不容易做到理想的传译。笔者试将习语中所涉及的概念和形象归于日常生活现象及动植物，并作一分析比较：

1日常生活现象

【摘要】“互联网+”全民信息化时代描述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汉语教学人才培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支撑与民心相通基础工程，现实意义十分重大。“互联网+”全民信息化时代为破解当前汉语教学人才严重短缺与人才培养无力供给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即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教师汉语学习共同体，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系统建立东南亚汉语教育人才库，通过“互联网+”红利实现汉语教学人才个性化培养，通过“互联网+”促进本土化培养与跨境培养密切结合，通过“互联网+”把语言教学和才艺教学结合起来，打破地域限制、提升培养质量、统筹汉语教学人才资源，促使汉语教学人才培养变革，从根源上解决汉语教学人才培养困境。

【关键词】“互联网+”；全民信息化时代；汉语教学人才培养

一、把握“互联网+”全民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特征与机遇

“互联网+”全民信息化时代是指什么呢?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深入家庭、学校、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就是以信息技术应用，包括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带来新的产业革命和教育变革。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备和普及使用，互联网创新爆发式增长，从各方面渗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互联网+”传统银行式支付宝、“互联网+”传统交通式打车软件、“互联网+”传统新闻式新媒体等。“互联网+”不只是促使信息化的再次加速，更是推动整个社会信息化，便全民信息化时代到来。为什么是全民信息化呢?因为它已大面积达到所有人群，能够使所有人受益;获取知识的成本从来没有这么低过，人人都可以从各种平面媒体、立体媒体、交互媒体获取各种信息;传播手段从来没有这么丰富过。它不是简单信息化时代，而是传播手段先进、丰富且影响绝大多数人的信息化时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互联网+”全民信息化时代，它带动新的产业革命，当然会对人才培养产生重要影响。“互联网+”全民信息化带来了新的教育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的现代教育技术以开放共享、交互协作的“互联网+”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课程、教师培训和教育管理模式的变革。比如大数据技术为精准教学提供了可能，大数据技术追踪学生的学习表现并提供数据决策支持，以便“将科学放在学生和教师的手中”，并兼顾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再比如互联互通的云服务体系，让教育实现零距离。新东方副总裁徐健在“2017中国互联网教育论坛”上总结了“互联网+”时代教育将发生的三个变革:第一个层面是通过大数据的积累和后台的算法使得教育产品、老师和学生有效匹配;第二个层面是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服务，意味着简单的知识传递和教学管理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第三个层面是真正实现个性化学习。“互联网+”时代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国际汉语教学人才的培养更离不开这一时代背景。

二、汉语教学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与困境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贡献了解决当前全球经济问题的中国方案，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建设阶段，［!］成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工程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和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包括五个领域———政策沟62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保证“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根基，然而“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各异，政治体制多样、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要实现民心相通，必须通过教育。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不但是民心相通的基础，还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2016年教育部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其中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语言作为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意义重大，大数据表明，语言类人才分列国内媒体和网民关注度排名第一位、沿线国家媒体和网民关注热度排名第四位。［"］网友普遍认为，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支撑，其中语言类人才最受国内媒体和网民关注。［#］随着“汉语热”持续升温，世界各地对汉语教学人才的需求巨大。据统计，现在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100个国家超过2500所大学在教授中文，［$］但汉语教学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海外汉语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队伍建设，全力满足沿线国家汉语学习需求。［%］东南亚地区的汉语教学人才培养格外值得重视，因为东南亚地区是华人华侨主要聚居地，其华人华侨占世界海外华人华侨总数的80%以上，东南亚地区也是世界上开展华文教育最早且华文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东南亚各国政府普遍主动促进汉语教学，有的还把汉语学习纳入国家教育战略。尽管东南亚地区汉语热持续升温，但整体而言，汉语教学现状不容乐观，合格汉语教师严重缺乏成为最大的困境之一。一是汉语教学师资数量严重匮乏，出现了汉语教师队伍老龄化、汉语人才断层问题。尽管中国国家汉办派遣的汉语教学志愿者成为东南亚汉语教学的主要力量，但仍无法解决当地汉语教师严重短缺的状况。二是东南亚本土汉语教师专业素质不高。东南亚地区现有的本土汉语教师大部分毕业于中文专业，很多教师没有经过教育学、心理学、语言教学等课程专业培训，汉语及语言学知识缺乏、教学能力与经验缺乏、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缺乏，很多临时聘任的汉语教师缺乏基本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水平亟待提高。三是国内汉语教育专业步履维艰。为提高中国汉语国际推广能力，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设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并出台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MTCSOL)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培养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的进一步发展存在诸多难题，由于学习者来自不同的母语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层次，两年学制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习获得的知识远远不够，应以应用型和实践性培养为重点。国内部分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不甚明确，缺少实践和双语教学环境，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尚处于摸索过程中。此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总体就业情况不够理想，部分院校对专业能否持续办下去缺乏信心。2010年开始招生的清华大学和中南大学2016年停止招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生，2017年新增的天津大学招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生的名额仅有几人。在这样一种供需极度不平衡、汉语教学人才培养十分不充分的困境下，主动把“一带一路”汉语人才培养置于“互联网+”全民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中，探索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汉语教学人才培养，是破解当前困境的可行路径。

三、“互联网+”全民信息化时代国际汉语教学人才创新培养的路径

(一)利用“互联网+”平台建立教师汉语学习共同体通过“互联网+”战略的实施，建立教师学习共同体，促使传统汉语教学变革和汉语师资培养质量提升。学习共同体是由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共同组成的团体，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因而在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学生同时在一个教室中参与教学活动，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学习共同体，比如一个学习小组、一个班级。而基于网络的学习环境，学习共同体必须经过有意识的设计才能形成。［&］建立国内外教师汉语学习共同体的可行性措施有:通过网络教育，推进智慧学习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促进信息技术与汉语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的相互支持;推动正规大学与开放大学培养汉语教学人才改革;加强网络教育的质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