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范文

【内容提要】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的世界近代史是西欧资本主义强权通过海洋向全球扩张的时代,是其高扬海权、以炮舰为后盾推行重商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这股汹涌的世界大潮摧毁了亚、非、美洲的许多古文明,拥有悠久而辉煌历史的华夏文明也从16世纪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勃兴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逐渐落后于西方并最终被其打败,从鸦片战争起忍受了长达百年的历史屈辱。本文通过检讨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分析其保守主义的实质。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封建王朝所实行的与世界发展大势相悖的海外政策,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

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海洋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殖民掠夺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始。新航路的发现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人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成长,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重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些昔日处在欧洲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国家,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和海权扩张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先后成为显赫一时、影响遍及全球的世界强权。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又逐渐排挤荷兰而取得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更是通过海洋,依靠全球性的财富掠夺和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称雄地球二百余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

新航路发现后西方资本主义以勃勃生机向全球扩张,按照自己的需求和面貌改造世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主流,其势汹汹,不可阻挡。在这股汹涌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亚、非、美洲的古文明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是:巍然屹立于东亚数千年、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辉煌的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正是从16世纪起,即从明王朝的中后期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当然,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国仍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可观的成就,甚至还出现过明中后期国内工商业超过两宋的繁荣和资本主义在某些手工业部门的萌芽,出现过清前期空前统

一、强大的“康、雍、乾盛世”,但是,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下观察,中国在这一时期各方面都逐渐落伍是无庸讳言的。到了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貌似强大的天朝大国实际已被无可挽回地远远甩在了后面,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被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破国门,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为什么一个直到世界大航海开始仍然丝毫不落后于他人,并且就幅员、人口和综合国力说仍然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东方大国会走下坡路并最终被打败?对这个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尽管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内部矛盾、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而对海外贸易及交往采取的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绝的保守主义政策,如果不是最关键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短视的、愚蠢的政策,使中国丧失了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大国领先地位并与西方争雄的历史机遇,而这种机遇,在大航海开始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存在着的。

本文是阐述笔者上述观点的开篇,主要检讨明及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指出其保守主义的实质。关于这一时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后果,另外撰文分析。

一、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

(一)明前期的朝贡贸易

一、烟台开埠与贸易发展：1861年———二战前

1858年《天津条约》要求登州开埠，而英国认为烟台比登州更适合大型汽船的往来，要求改为烟台开埠。烟台于1861年8月22日正式开埠，东海关于1862年3月正式设立。东海关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海关之一，清政府在山东沿海各地设置的23个常关均由东海关管理。可见烟台在当时山东对外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烟台开埠后直到1898年青岛开埠，烟台作为山东唯一的开埠港，海外贸易逐渐繁荣。从中国南部去北方的船只，从日本去天津的船只等都在烟台中转。烟台开埠促进了以汽船贸易为中心的沿海贸易额的急剧增长。烟台虽因外国的压迫而开港通商，但贸易的兴盛促进了产业的发展，成为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烟台被称为“进出口产品的中心集散地”，“海洋交通的地区间贸易的中心港”也转移到该地。贸易特别是出口的持续增长极大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在烟台极其经济腹地的发展。

刘（1990年）利用中国海关的统计资料———关册，把开埠后到1919年烟台的贸易按贸易额分为：①1867年―1879年的成长期；②1879年―1895年的停滞期；③1895年－1913年的全盛期；④1914年―1919年的衰退期的四个时期。本文根据重新整理过的《近代山东省沿海通商貿易统计資料》的数据，重新完整讨论1864年—1942年烟台的贸易发展。在图1中，烟台的海外贸易，可以在1900年左右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海外贸易在1899年之前逐年增长并在1899年达到小高峰，在1901年以后，有小幅变动但基本维持在1900年以上的规模，并在1921年和1939年分别达到高峰。大多认为烟台出口超过进口是在1910年，[17]而在图1中首先出现出超是在1911年。其后从1919年以后才出现长期出超状态。图中可以看出1919年之前，烟台的海外贸易受进口影响较大，之后除个别年份受出口影响较大。这反映了烟台出口经济在开埠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长期的成长期，在20世纪逐渐繁荣。

图1中，烟台的海外贸易在开埠后经过近30年的缓慢增长，在19世纪末期开始快速增长。这段时期，进口长期超过出口，说明与洋货的大量流入相比，烟台的出口产业相对处于成长期。之后于1899年进口短暂减少，1900年出口减少，这是受青岛1898年开埠的影响。其后到1905年烟台的进出口仍呈现增长态势，这是因为，一方面青岛虽然于1898年开埠，但港口建设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最初德国殖民者实施自由港政策，自由港政策对进出青岛的山东货物征税，为了避税，虽然路费相对高，中国商人更多选择从烟台出口。进口在1904年下降并于1905年到1912年逐年下降，出口在1907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1904年胶济铁路开通及青岛第一码头的竣工，1905年青岛税收政策改制等，使更多的货物转由青岛进出口。特别是胶济铁路的开通，原山东内地、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由烟台进出口的货物改从青岛港走。1905年的大连开港也使东北的部分货物转由大连出口，例如烟台豆饼的出口占全国的比例最高时达30%多，在大连开港后迅速降低直到0.1%。1908年烟台大台风也加速了当年贸易的减少。烟台进口在1913年到1917年逐年增加，主要因为一战的爆发以及1914年德国和日本在青岛开战，青岛的基础设施、港口以及产业受损，所以洋货转由烟台流入。部分货物，例如草帽辫，茧绸，花生，其出口均在青岛迅速减少而在烟台大幅增加。图2中1913年至1915年青岛的海外贸易大幅度减少，而烟台的海外贸易则相对增长。1918年以后随着青岛港口功能恢复贸易增长，烟台贸易逐渐下降，特别是进口逐年下降。

1921年出口的急速增长带动了贸易额的迅速增长，这是因为烟台港的完全竣工以及烟台-潍坊间的烟潍公路的开通而带来的经由烟台贸易的增长。1921年以后贸易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除了青岛海外贸易的迅速扩大这一主要原因外（参见图2），还有1922年的烟台地震及大火灾，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烟台港及所有船只被吴佩孚控制，1927年渤海湾结冰数月不能通航等原因。1931年贸易的突增，是源自国内政局的短期稳定。1939年的进口突增，主要是来自英国进口的突增。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贸易额逐年减少。由图3左侧图可知，烟台土货流出主要依靠国内各开放港再出口，经烟台港直接出口在20世纪后逐渐成长，但最多仍未达到土货流出量的50%。可知烟台当地的土货经济发展远不仅是直接出口的规模。由图3右侧图可知，洋货进入在开埠后初期主要依赖烟台港以外的国内各港，进入20世纪，烟台港成为洋货进入的主要港口。

二、结语

在历史上，烟台一直是山东半岛地区的发达地区。1864年烟台作为山东最早的开放港开埠，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起到了山东对外窗口的作用，贸易虽然波动，但整体不断兴盛并保持一定规模。特别其出口及土货流出的不断增加反映了烟台及腹地经济的逐渐发展。其后随着青岛开埠，胶济铁路开通，东北各港的开埠等，烟台作为山东第一贸易港的地位逐渐衰弱，并被青岛赶超。

作者：吕晓菁单位：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外经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之相伴随的却是,中国出口企业日益陷入海外应收账款“黑洞”。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出口企业的海外应收账款累计至少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4年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一,而且这种海外呆坏账正在以每年15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外贸企业的很多利润被坏账所吞噬,许多外贸企业不堪重负,甚至破产倒闭,有的即使能够维持经营,在经营中也常常进退维谷,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部分外贸企业由于惧怕坏账风险采取非常谨慎的信用政策,甚至宣称对非信用证业务一律不做,结果限制了业务的发展。

在与各国经贸往来中我国外贸企业并未充分重视客户信用风险的管理,在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债务拖欠和应收账款问题已成为外贸企业发展的瓶颈。

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特征

下面笔者结合美国邓白氏公司中国代表对我国外贸企业大量逾期应收账款问题的调查报告数据,对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特征进行结构分析,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现状。

从来源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来源以海外华人公司为主。从我国国际贸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性质看,我国的外贸信用风险主要是由海外华人客户带来的。笔者认为这些为数不多的海外华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华人以及少数原籍中国大陆后来移居海外的华人具有与中国同族同种和语言相通的优势,他们对中国的国内经济环境比较熟悉,了解到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各方面的管理仍不完善,存在着各种法律、管理漏洞,外贸企业内部的信用风险防范意识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薄弱。同时他们又抓住我国部分外贸企业领导存在着的一定急功近利和或多或少的崇洋媚外的心态,使得部分海外华人进口商可以肆意拖欠我国外贸企业货款,或诈骗屡屡得手,诈骗成功率要高于一般外国进口商。

从起因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直接起因以恶意欺诈为主。具体结构为:有意欺诈的拖欠款占60%;产品质量、数量或交货期有争议的占25%;属于我方外贸企业交易严重失当及管理失误的占15%;交易人员私下默契台底交易占2.5%;其他性质占2.5%。我国对外贸易的过半货款拖欠是由客户的恶意欺诈引起,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诸如产品质量或货期等贸易纠纷引起。

从外贸企业性质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导致的国际拖欠所涉及的企业以国内的全资中资企业为主体。具体结构为:80%来自国内的企业,其中的50%为国有外贸企业,30%为私营外贸企业;另外20%来自三资企业。从企业结构中,我们可以明显了解到我国外资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相对要优于中资的外贸企业。

从客户新旧特征看,过半数的国际货款拖欠由老客户造成。根据邓白氏国际(上海)信息咨询公司1997年度受理的我国398件国际应收账款追讨案件的统计显示,其中的200个案件是由老客户产生的,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货款拖欠主要由资信不良的新客户造成。

［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全球贸易界限模糊化的趋势下，跨境电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模式。但我国跨境电商究竟如何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不同经济个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提升我国跨境电商格局是我们当前主要研究的课题。虽说跨境电商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迎来了新的篇章，但我国跨境电商总体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就产品方面，供应链冗长，产品成本高且附加值极低;就营销渠道而言，推广渠道单一，结算路径不畅且效率低，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跨境电商发展。为了突破外贸发展的瓶颈，文章引入某公司的成功案例，结合其商业模式、商业理念进行分析与探讨，解析其如何在跨境电商的热潮中脱颖而出和成功在海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跨境电商;转型升级;对外贸易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我国跨境电商企业虽说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理念全程贯彻，积极参与国际商贸活动。但是，跨境电商不同于国内贸易，它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国家，在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商品成本、商品的推广方式，同时也要将他国基础设施、经济状况、贸易壁垒等因素。因此，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我国跨境电商企业若完全照搬以往的发展模式，难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某公司作为跨境电商企业的代表，对其如何成功转型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进行探究。

1某公司概况

某公司在2007年成立，其注册资金为300万美金，是国内排名第一的外贸销售网站。目前，某公司涵盖的业务包括服装、电子产品、玩具、饰品等14大类，共有6万多商品，而该网站用户来自200多个国家，日均国外客户访问量超过100万，访问页面超过200万个。某公司的宗旨是为全世界中小零售商提供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全球整合供应链，通过其创新的商业模式、领先的精准网络营销技术，比如一改以往依托亚马逊等跨境平台发展对外贸易而是通过引流至“自建站”的方式推广自己的产品，实现企业价值。至于某公司的主营业务方面，以国内3C产品为主，仅管这些业务的毛利润比较低，但是，它的业务量比较多，因此，以量带动营业利润的B2C的发展模式。

2某公司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以欧美市场为主的某公司与国内外贸B2C的大多数企业情况相似，以国内3C产品为主，毛利润相对较低，凭借业务量带动而获得盈利。然而，某公司与国内跨境电商企业又有所不同。首先，以产品一体化为视角，某公司采用在线直销从供应商直接提货，再运用自己一整套的物流配送系统运输;其次，以消费终端为角度，某公司将目标客户定位于中小零售商，包括线上、线下等明确定位公司的消费群体;最后，以支付第三方为保障，通过PayPal强大的支付终端为消费者与某公司双方提供安全保障。因此，以独特商业模式的某公司在跨境电商企业中脱颖而出，不仅于2013年成功在海外上市，而且与众多社交平台和国外网站联盟企业合作，挤入跨境电商巨头的行列。某公司如此卓越的成绩让众多跨境电商企业视之为标杆。而且，当下的某公司仍然在不断成长之中，正如其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表中显示，净收入增长了19.8%，至7710万美元，产品销售和客户订单总额同比增长。另外，从2018年第一季度开始，某公司与小米企业以北美市场为目标市场进行战略性的合作，所取得的成绩是某公司未上市之前的营业收入的11.11%。此外，截至2018年7月，某公司净收益为70.05万美元。基于以上的财务数据指标，我们可以得出某公司在对外贸易发展上不仅不断地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且将自己对外合作伙伴不限于一般的初级产品供应商而是立体化的合作方式，从而加强某公司对外贸易的格局。

3某公司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大意义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主要是接单加工生产,由于加工贸易主体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外方投资者往往是海外接单,然后将订单拿到国内生产,这种做法使得加工贸易企业销售渠道被牢牢控制在外方接单人手中,造成加工贸易企业对外方投资者和中间商的严重依赖。对于企业来说,顺畅的销售渠道是其生存的根本。如果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增强,同时会从商品流通中获得较高的利润。对于国家来说,加工贸易作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之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外资、外贸的发展,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加工贸易的销售渠道为外方控制,使得大部分利润留在了海外接单人手中,而且一旦这些接单人将订单发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将遭受巨大损失。为保证加工贸易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开拓自己的销售渠道。

一、加工贸易渠道销售网络的影响因素及类型

(一)加工贸易主体对销售网络的影响

加工贸易主体不同,其销售网络的形式不同。内资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多通过外贸公司、出售给海外中间商、深加工结转等方式完成。通过外贸公司实现销售的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贸公司接单以后委托加工贸易企业生产,另一类是没有进出口权的加工贸易企业接单后,找外贸公司作。对于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其销售方式主要是境外接单境内生产。

(二)企业规模对销售网络的影响

企业规模大小对销售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型加工贸易企业能够拥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尤其是外方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这些企业未到中国之前,就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进入中国只是其全球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这种销售网络更多地体现在公司的内部交易上。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限制,则可能更多地依赖中间商来实现销售。

(三)产品用途对销售网络的影响

根据产品的用途,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可以分为面向大众消费者的生活消费品和面向生产者的生产消费品。如果生产的是面向生产者的生产消费品,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比较容易通过与下游企业之间形成战略伙伴关系来实现,因此此类加工贸易销售网络的建设从寻找下游企业开始,国际市场供求信息对其开拓国际市场至关重要。对已经拥有买家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降低产品价格是维护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措施。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企业为了保持买卖双方的信任关系,甚至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品牌。

摘要：网络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应用成为大趋势，传统外贸产业与互联网实现融合意义重大。中国外贸企业应用“互联网+”才刚刚起步，面临诸多问题。外贸企业“互联网+”可以结合互联网跨境电商平台，使贸易环节扁平化；可以深度结合互联网技术，多方面拓展销售渠道；可以结合互联网应用改变企业产品设计，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也可以引进“互联网+”的服务模式；还需要建立与互联网市场相对应的“互联网+”物流模式。外贸企业“互联网+”模式创新关乎未来，外贸企业可以从“互联网+”供应链管理、“互联网+”品牌战略、“互联网+”跨国经营三个方面进行外贸模式创新。

关键词：外贸企业；互联网+跨境电商；模式创新

科技改变生活，网络时代的来临，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改变，同时互联网应用渗透到各行各业，有效地进行了资源整合，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生企业利用互联网资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对传统外贸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思考网络冲击下的战略转型。“互联网+”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互联网+传统企业”，要求传统外贸企业学会利用互联网的资源和市场，不断地去寻找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企业模式，去追寻更大的发展效益，实现顺应时代潮流的企业转型升级。

一、外贸企业“互联网+”应用的意义

（一）有助于优化外贸产业链在当前外贸企业“互联网+”的新模式下，我国传统的国际贸易供应链更加扁平化，弱化甚至代替了传统外贸中的一些中间环节。而原来的贸易商、批发商和海外进口商的环节中间成本被压缩，有些甚至完全消失，而这些环节压缩下来的成本被转移出来，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我国对外贸易的成本在产品价格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互联网+”的贸易模式帮助外贸企业实现利润回归。

（二）有助于拓展海外营销渠道外贸企业的“互联网+”模式能够有效打开销售渠道，避免渠道垄断，冲破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障碍。综合门户类跨境小额批发零售平台（小宗B2B或C2C）新模式的出现给我国中小外贸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广阔的互联网市场，而传统的跨境大宗交易平台（大宗B2B）模式则有助于我国大型外贸企业提升国际知名度，在海外市场占据重要地位。[1]

（三）有助于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互联网+”的外贸模式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口号，借助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我国萌发了一批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品牌。他们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将“中国制造”的商品以跨国在线销售或批发的方式推向世界各地，打开了一条全球便捷贸易通道，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提升。

（四）有助于实现外贸转型升级“互联网+”新模式转变了传统的外贸模式，我国外贸企业全面转型升级为大势所趋。上文提到在跨境电商采用的B2B或者B2C模式，大大压缩了对外贸易环节，使得贸易供应链扁平化，我国外贸企业由传统贸易向跨境电商转变。思维模式的升级、经营思路的转变都有助于我国外贸企业进行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的国家之一，茶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汉朝，中国茶文化便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还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国家。随着东西方商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少欧洲传教士又将茶叶带到了欧洲。然而，大宗的茶叶贸易却是始于17世纪初，此后二百年间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茶叶一直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主要货物。而广州茶叶出口贸易在清朝初到鸦片战争之间迎来了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也可以说是黄金期。

一．清代鸦片战争前广州茶叶外贸的情况

广州的对外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广州作为岭南贸易中心，岭南的货物很大一部分由广州运往海外，而海外的奇珍异宝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广州，所以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继站由来已久。虽然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丝绸命名，但是茶叶的销量也占到很大的比重。由于封建社会时期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广州对外贸易枢纽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明朝时期，海患频仍，统治者疲于剿灭，而索性关门锁国，对外贸易也因此低迷不振。清朝初期，沿用明朝之制，实行海禁，对外贸易几乎灭绝。当时，海盗时有发生，扰乱边境百姓生活。清廷想当然地认为海盗猖獗的原因在于沿海百姓与海盗勾结，所以要立法严禁，方能弥患。于是，清朝政府在沿海各地，处处设防，不允许船只出海，也严禁外来船只。而一旦有所疏忽，官员就会被议罪。这种海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茶叶出口。公元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实现了全国统一。在此形势下，康熙帝于次年谕令各省，认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处分条例可尽行停止，海禁遂开。此后，中外对外贸易变得频繁起来，而广州也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外贸口岸，茶叶外贸也迎来了它的兴盛期。此时，大量的外国船只驶入广州，据统计在清朝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的船只进入广州约有一千五百艘，而其他港口则寥寥无几。广州成为外国船只来华的主要港口城市。与此同时，粤商也争相出洋贸易，“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富家巨室，争造货船”(1)，“通于山海之间……远而东西二洋”。(2)外商与粤商之间的互动，使得中国茶叶由内陆源源不断地输往了国外，从来使得茶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的贡献功不可没。到了乾隆时期，广州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发展契机。公元1757年，清政府规定全国只有广州一口可以通商，由此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出口，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这把广州茶叶外贸总量推向了巅峰。此后，全国各省产茶区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茶叶成为广州排名第一位的出口商品，主要输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从公元1701年起，广州向英国输出茶叶，以后逐年增加，很是迅速。“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向荷兰购百斤……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万斤;雍正二年，至十八万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万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万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万斤;嘉庆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万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十年后，三千余万斤……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万石，共值银千有四百余万元”。(3)从广州出口的茶叶走向世界市场中，英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茶叶消费国。鸦片战争前，英国击败欧洲竞争对手，操纵了世界茶市。1741年广州茶叶对外贸易中，英国占的比重最大。由广州共输出英国13345担，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强，1833年，这个数字增加为229270担。(4)此外，美国、荷兰和法国的进口量也很巨大，“又弥利坚国，道光十七年，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共茶十二万余斤)，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3)。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国外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巨大，也正是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产生的利润，大大激发了广东茶商的积极性。他们奔走于中国各大茶产区，运往广州出口(通过广州十三行)，获得丰厚的回报。而这又进一步分解着广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州后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起源地，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纵观清朝从建立到鸦片战争，广州茶叶出口贸易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茶叶出口贸易量稳定增加，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图统计了从1734年至1833年期间，四个时间段广州茶叶出口总量。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进入清朝以来，茶叶出口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而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之后，广州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茶叶外贸总量慢慢地开始减少了。

二．清代广州茶叶外贸兴盛的原因

(一)广州的历史地理环境

广州拥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广州地处岭南，北回归线附近，属于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20度左右，所以广州港为终年不冻港。这大大提高了广州港口的年运营时间，从而提高了年货物的吞吐量。另外，广州盛行季风，船只还需要依赖外界自然风力的时候，这为船只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年夏季，外国商船可以乘南风航行而来;秋天则可借北风回去。在早期，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船只的航行受气候的影响比较大，借助季风航行是很重要的。从区位上来看，广州南临南海，向南可到东南亚地区乃至印度等南亚国家，进而进入欧洲;向东可穿越太平洋到达北美;往北则可通向日本。这种地理区位使得广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广东内部来看，广东河流纵横，河网密布，河流大多自北向南流。最长的珠江由西江、北江、东江汇流而成，长2122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河流。广州是地处西江、北江的结合部，离东江口亦不远，所以广州具有极为有利的水上交通条件。历史上，广州就是岭南政治、经济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很早这里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系统。广州往东可到达潮汕、福建等地;往西可到广西、贵州、云南;往北则可通江西。在陆路交通方面，岭南地区主要通过五岭山隘与中原取得联系。此外，广东省内众多的茶叶产区也是广州茶叶外贸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清代，广东茶叶种植区不断扩大，茶叶种类也不断增加，如:有白云山的顶湖茶、罗浮山的罗浮茶、新安茶、紫姑峰毛茶、番禺河南茶、乳源县毛茶、香山县神仙茶、凤凰山茶、黄杨山茶等。由此可见广东产茶多，为广州茶叶外贸提供茶叶来源。

(二)清政府的经济政策

清初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乾隆二十年(1755年)左右，洋船到宁波贸易的很多，宁波有成为又一个澳门的可能，这种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因此，乾隆皇帝谕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抑制外商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广东，虽增税一倍，但仍然没有效果。于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从此，粤海关成为中国对海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口经营。广州一口通商外，商船日繁，茶叶贸易也日趋繁荣，清政府的课税也日渐增多。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分门别类管理，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管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除本港行业务范围外，全国对外贸易都要经过十三行行商之手。后来本港行被撤销，其业务便划归洋货行办理。从此，对外贸易全归十三行垄断。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贸易垄断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在这一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和十三行垄断贸易制度，不仅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还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中国内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出口，而外国商品也通过广州集散。广州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外贸中心。

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外经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之相伴随的却是,中国出口企业日益陷入海外应收账款“黑洞”。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出口企业的海外应收账款累计至少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4年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一,而且这种海外呆坏账正在以每年15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外贸企业的很多利润被坏账所吞噬,许多外贸企业不堪重负,甚至破产倒闭,有的即使能够维持经营,在经营中也常常进退维谷,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部分外贸企业由于惧怕坏账风险采取非常谨慎的信用政策,甚至宣称对非信用证业务一律不做,结果限制了业务的发展。

在与各国经贸往来中我国外贸企业并未充分重视客户信用风险的管理,在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债务拖欠和应收账款问题已成为外贸企业发展的瓶颈。

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特征

下面笔者结合美国邓白氏公司中国代表对我国外贸企业大量逾期应收账款问题的调查报告数据,对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特征进行结构分析,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现状。

从来源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来源以海外华人公司为主。从我国国际贸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性质看,我国的外贸信用风险主要是由海外华人客户带来的。笔者认为这些为数不多的海外华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华人以及少数原籍中国大陆后来移居海外的华人具有与中国同族同种和语言相通的优势,他们对中国的国内经济环境比较熟悉,了解到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各方面的管理仍不完善,存在着各种法律、管理漏洞,外贸企业内部的信用风险防范意识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薄弱。同时他们又抓住我国部分外贸企业领导存在着的一定急功近利和或多或少的崇洋媚外的心态,使得部分海外华人进口商可以肆意拖欠我国外贸企业货款,或诈骗屡屡得手,诈骗成功率要高于一般外国进口商。

从起因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直接起因以恶意欺诈为主。具体结构为:有意欺诈的拖欠款占60%;产品质量、数量或交货期有争议的占25%;属于我方外贸企业交易严重失当及管理失误的占15%;交易人员私下默契台底交易占2.5%;其他性质占2.5%。我国对外贸易的过半货款拖欠是由客户的恶意欺诈引起,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诸如产品质量或货期等贸易纠纷引起。

从外贸企业性质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导致的国际拖欠所涉及的企业以国内的全资中资企业为主体。具体结构为:80%来自国内的企业,其中的50%为国有外贸企业,30%为私营外贸企业;另外20%来自三资企业。从企业结构中,我们可以明显了解到我国外资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相对要优于中资的外贸企业。

从客户新旧特征看,过半数的国际货款拖欠由老客户造成。根据邓白氏国际(上海)信息咨询公司1997年度受理的我国398件国际应收账款追讨案件的统计显示,其中的200个案件是由老客户产生的,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货款拖欠主要由资信不良的新客户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