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贸易理论范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之所以出现不平衡发展，根本原因是资本扩张，正是由于资本扩张造成了一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方是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的世界经济结构。而新古典理论则认为，竞争和资本运动是缩小企业间、区域间和国家间差别的均衡力量。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但该理论认为，这是由于世界上存在着妨碍竞争和资本运动的因素造成的，只要消除了这些妨碍的因素，世界就将走上平衡发展的坦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而新古典理论观点则是非常浅薄的。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供的文献，对两种理论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做一比较分析。

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同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分布是一个简单现象，是从各国的内部性质、贸易和资本流动派生出来的现象。由于经济现象受普遍的个体经济活动者行为规律的支配，便没有理由预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快于另一些国家。外部因素，就性质而言将对各国发挥一视同仁的作用，趋向于消除全部的、然而是次要的发展水平的差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同过程。他们认为，国家之间的交换，甚至在缺乏国家之间资本和劳动要素任何流动的情况下，将造成各国工资和利润均等化的趋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样一些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将采用同样的生产技术(意味着每个国家按照相同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由资本和劳动形成产出，在生产过程总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每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相同的；如果资本同劳动的比率(即马克总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测量产品的要素密度尺度，而且所有产品都按照这个比率排序，这个顺序不受工资率和利润率变化的影响；每个国家内部分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令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自给自足)走向自由贸易，每个国家都将出口大量应用其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稀缺的、瓶颈要素所能生产的商品。作为这种应用要素变动的结果，对丰富要素的需求将提高(从而提高其价格)，对稀缺的要素需求下降(从而降低其价格)。当完成一切调整的时候，所有参与自由贸易国家的工资率和利润率便相同。

美国经济学家珀里切特在一篇论述经济增长的文章中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思路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任务概括为：“任何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统一的世界经验的理论，必须至少提出四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技术进步?二是如何认识少数能够走进和持续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在增长中它们富有意义地博得了大国的赞许?三是如何认识某些国家的衰败和失去快速增长的机遇?四是如何认识某些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维持低速增长?”

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维克斯指出的那样，珀里切特提出这些问题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性质。从分析的角度说，首先应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世界具有不平衡发展的性质?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人们应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相对集中于西欧及西欧的早期殖民地开拓者?当然，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珀里切特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源的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积累性质的问题，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她是讳莫如深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才真正关注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理论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合理性无非是在所有国家都采用相同的技术要素时，将不存在发展水平重大差别的基础。其完全竞争假设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有效运作。为此，有必要按照资本主义关系组织生产。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应用同样的技术，要素价格就将趋向于均等化，虽然这个过程将是不平衡发展的。但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排除了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分析，势必为经验事实所摒弃。

如果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趋同的分析加以引申，允许资本流动，那么，静态趋同论便变成动态趋同论了：按照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组合，资本从劳动稀缺的国家(发达国家)向劳动丰富的国家(欠发达国家)流动，将产生铲除不平衡发展的效应。但像静态趋同理论为经验所摒弃一样，经验也不支持新古典的动态趋同理论。现实严酷地表明，无论是在资本和劳动不流动的静态条件下，还是在允许资本流动的动态条件下，都没有出现趋同的迹象。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罪责推到政府实行坏的政策上。这种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它并没说明发达国家是如何走上发达地位的，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此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政府竟如此的愚钝，以至不能制定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杰尔岑克兰提出一个落后国家可以赶超发达国家的论点，认为“落后”国家有从现今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存量中抽取技术的优势，因此，落后国家的生产者可以超越无效的技术，应用最发达的技术。把这种技术同适当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便可能使“后发者”产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这个分析有某种见地，但不具有普遍性。经验证明，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并没表现出后发趋势，它们并没拉近同发达国家的发展距离。杰尔岑克兰的分析可能对后发者确认了较快增长的可能性，但他的分析没有解释何以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这种“后发”优势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之所以出现不平衡发展，根本原因是资本扩张，正是由于资本扩张造成了一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方是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的世界经济结构。而新古典理论则认为，竞争和资本运动是缩小企业间、区域间和国家间差别的均衡力量。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但该理论认为，这是由于世界上存在着妨碍竞争和资本运动的因素造成的，只要消除了这些妨碍的因素，世界就将走上平衡发展的坦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而新古典理论观点则是非常浅薄的。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供的文献，对两种理论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做一比较分析。

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同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分布是一个简单现象，是从各国的内部性质、贸易和资本流动派生出来的现象。由于经济现象受普遍的个体经济活动者行为规律的支配，便没有理由预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快于另一些国家。外部因素，就性质而言将对各国发挥一视同仁的作用，趋向于消除全部的、然而是次要的发展水平的差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同过程。他们认为，国家之间的交换，甚至在缺乏国家之间资本和劳动要素任何流动的情况下，将造成各国工资和利润均等化的趋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样一些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将采用同样的生产技术(意味着每个国家按照相同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由资本和劳动形成产出，在生产过程总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每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相同的；如果资本同劳动的比率(即马克总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测量产品的要素密度尺度，而且所有产品都按照这个比率排序，这个顺序不受工资率和利润率变化的影响；每个国家内部分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令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自给自足)走向自由贸易，每个国家都将出口大量应用其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稀缺的、瓶颈要素所能生产的商品。作为这种应用要素变动的结果，对丰富要素的需求将提高(从而提高其价格)，对稀缺的要素需求下降(从而降低其价格)。当完成一切调整的时候，所有参与自由贸易国家的工资率和利润率便相同。

美国经济学家珀里切特在一篇论述经济增长的文章中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思路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任务概括为：“任何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统一的世界经验的理论，必须至少提出四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技术进步?二是如何认识少数能够走进和持续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在增长中它们富有意义地博得了大国的赞许?三是如何认识某些国家的衰败和失去快速增长的机遇?四是如何认识某些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维持低速增长?”

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维克斯指出的那样，珀里切特提出这些问题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性质。从分析的角度说，首先应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世界具有不平衡发展的性质?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人们应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相对集中于西欧及西欧的早期殖民地开拓者?当然，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珀里切特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源的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积累性质的问题，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她是讳莫如深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才真正关注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理论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合理性无非是在所有国家都采用相同的技术要素时，将不存在发展水平重大差别的基础。其完全竞争假设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有效运作。为此，有必要按照资本主义关系组织生产。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应用同样的技术，要素价格就将趋向于均等化，虽然这个过程将是不平衡发展的。但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排除了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分析，势必为经验事实所摒弃。

如果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趋同的分析加以引申，允许资本流动，那么，静态趋同论便变成动态趋同论了：按照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组合，资本从劳动稀缺的国家(发达国家)向劳动丰富的国家(欠发达国家)流动，将产生铲除不平衡发展的效应。但像静态趋同理论为经验所摒弃一样，经验也不支持新古典的动态趋同理论。现实严酷地表明，无论是在资本和劳动不流动的静态条件下，还是在允许资本流动的动态条件下，都没有出现趋同的迹象。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罪责推到政府实行坏的政策上。这种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它并没说明发达国家是如何走上发达地位的，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此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政府竟如此的愚钝，以至不能制定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杰尔岑克兰提出一个落后国家可以赶超发达国家的论点，认为“落后”国家有从现今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存量中抽取技术的优势，因此，落后国家的生产者可以超越无效的技术，应用最发达的技术。把这种技术同适当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便可能使“后发者”产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这个分析有某种见地，但不具有普遍性。经验证明，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并没表现出后发趋势，它们并没拉近同发达国家的发展距离。杰尔岑克兰的分析可能对后发者确认了较快增长的可能性，但他的分析没有解释何以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这种“后发”优势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之所以出现不平衡发展，根本原因是资本扩张，正是由于资本扩张造成了一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方是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的世界经济结构。而新古典理论则认为，竞争和资本运动是缩小企业间、区域间和国家间差别的均衡力量。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但该理论认为，这是由于世界上存在着妨碍竞争和资本运动的因素造成的，只要消除了这些妨碍的因素，世界就将走上平衡发展的坦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而新古典理论观点则是非常浅薄的。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供的文献，对两种理论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做一比较分析。

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世界经济发展趋同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分布是一个简单现象，是从各国的内部性质、贸易和资本流动派生出来的现象。由于经济现象受普遍的个体经济活动者行为规律的支配，便没有理由预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快于另一些国家。外部因素，就性质而言将对各国发挥一视同仁的作用，趋向于消除全部的、然而是次要的发展水平的差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同过程。他们认为，国家之间的交换，甚至在缺乏国家之间资本和劳动要素任何流动的情况下，将造成各国工资和利润均等化的趋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样一些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将采用同样的生产技术(意味着每个国家按照相同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由资本和劳动形成产出，在生产过程总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每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相同的；如果资本同劳动的比率(即马克总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测量产品的要素密度尺度，而且所有产品都按照这个比率排序，这个顺序不受工资率和利润率变化的影响；每个国家内部分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令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自给自足)走向自由贸易，每个国家都将出口大量应用其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稀缺的、瓶颈要素所能生产的商品。作为这种应用要素变动的结果，对丰富要素的需求将提高(从而提高其价格)，对稀缺的要素需求下降(从而降低其价格)。当完成一切调整的时候，所有参与自由贸易国家的工资率和利润率便相同。

美国经济学家珀里切特在一篇论述经济增长的文章中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思路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任务概括为：“任何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统一的世界经验的理论，必须至少提出四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技术进步?二是如何认识少数能够走进和持续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在增长中它们富有意义地博得了大国的赞许?三是如何认识某些国家的衰败和失去快速增长的机遇?四是如何认识某些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维持低速增长?”

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维克斯指出的那样，珀里切特提出这些问题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性质。从分析的角度说，首先应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世界具有不平衡发展的性质?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人们应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相对集中于西欧及西欧的早期殖民地开拓者?当然，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珀里切特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源的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积累性质的问题，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她是讳莫如深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才真正关注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理论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合理性无非是在所有国家都采用相同的技术要素时，将不存在发展水平重大差别的基础。其完全竞争假设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有效运作。为此，有必要按照资本主义关系组织生产。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应用同样的技术，要素价格就将趋向于均等化，虽然这个过程将是不平衡发展的。但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排除了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分析，势必为经验事实所摒弃。

如果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趋同的分析加以引申，允许资本流动，那么，静态趋同论便变成动态趋同论了：按照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组合，资本从劳动稀缺的国家(发达国家)向劳动丰富的国家(欠发达国家)流动，将产生铲除不平衡发展的效应。但像静态趋同理论为经验所摒弃一样，经验也不支持新古典的动态趋同理论。现实严酷地表明，无论是在资本和劳动不流动的静态条件下，还是在允许资本流动的动态条件下，都没有出现趋同的迹象。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罪责推到政府实行坏的政策上。这种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它并没说明发达国家是如何走上发达地位的，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此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政府竟如此的愚钝，以至不能制定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杰尔岑克兰提出一个落后国家可以赶超发达国家的论点，认为“落后”国家有从现今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存量中抽取技术的优势，因此，落后国家的生产者可以超越无效的技术，应用最发达的技术。把这种技术同适当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便可能使“后发者”产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这个分析有某种见地，但不具有普遍性。经验证明，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并没表现出后发趋势，它们并没拉近同发达国家的发展距离。杰尔岑克兰的分析可能对后发者确认了较快增长的可能性，但他的分析没有解释何以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这种“后发”优势的原因。

摘要：从重商学派的财政理论到古典经济学派的中性财政理论，再到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这三次西方财政理论的大发展，尽管它们的主张不同，但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都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财政理论流派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表现为理论内容的相互承接，更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财政理论发展的互动关系。对立中蕴含着统一，正是其发展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重商学派功能财政理论经济结构

一、重商学派向古典经济学派财政理论的转变

最早从事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的当推重商学派。重商学派财政理论的核心集中在国家聚财理论方面，将聚敛和贮藏财富于政府中的货币差额理论和通过贸易顺差聚敛他国金银财富的贸易差额理论，作为国家的聚财手段。论文百事通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首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少数国家，如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确实通过贸易掠取他国财富，增强了本国经济实力。

但是，随着西方其他国家相继推行重商主义理论政策，重商主义所倡导的贸易差额理论和为取得贸易顺差而执行关税壁垒政策的示范效应，使各国贸易壁垒纷纷建立起来，在客观上阻碍了国际商品流通，切断了通过贸易顺差掠夺他国金银的国际通道。同时通过分配手段过分搜刮国内财富的手段，不仅要受到本国经济能力的限制，而且由于集权暴敛伤害了本国经济发展，使财源枯萎，减弱了政府在国内的聚财能力。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使国家富足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在客观上却把国家推向了贫困的窘境。盛行一时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由此走向了破产。

18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由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从实践上推翻了“唯商是富”的国家富足理论，使产业发展重新受到重视，过去那种仅仅重视商业的畸形经济结构转向生产流通并重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孕育了自由经济理论的财政思想。以反对国家集权垄断，倡导经济自由发展而著称的古典经济学派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提出了反映早期资本主义产业发展需要的国家财政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

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以倡导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除必要的公益事业外，政府不得干涉经济的自由发展，认为政府支出是一种纯消费性支出，只要保证了政府非经济职能需要即可。政府支出必须实行节俭原则，政府只有将更多财富留在经济领域，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古典经济学派的这种支出理论原则被称为财政支出的最小原则。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由于适应了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小规模的经济竞争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经济竞争。经济竞争规模不断升级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规模效益的提高，增强了社会商品的总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竞争加剧了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程度，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能力相对减少。在“总供给＞总需求”的经济结构中，私人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要求，纷纷压缩投资规模并裁减工人，不仅无助干缓解整个社会的供求矛盾，而且会导致经济萎缩。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使仅靠市场作用无法解决经济中的供求矛盾，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由此宣告了古典经济学派中性财政理论的终结。

[摘要]长期以来，构成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是比较优势理论，300年来，一直没有人撼动过比较优势论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中的奠基作用。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贸易出现很多令比较优势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人们才开始对比较优势论的基本框架提出质疑，并产生了新的理论，如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以波特为代表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论进行了修正，揭示了战后国际贸易新现象的原因所在。本文对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作了比较分析，并从理论上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逻辑

一、关于比较优势理论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始于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匪姑埽ˋdamSmith）的绝对优势论。亚当匪姑苋衔?各国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4年后，大卫防罴瓮迹―avidRicardo）在绝对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认为比较成本才是国际分工的依据。

但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解释一国为什么在出口特定产品时具有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如果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比大于另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比，那么该经济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经济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最终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从此比较优势论成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人们把它写进了教科书。现实中，除了历史原因外，近300年来，中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都极力赞成和倡导这一理论，几乎形成常识。

20世纪50年代俄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美国1947年的进出口商品要素（资本和劳力）结构对比分析，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美国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少的资本和较多的劳动，而进口品中却含有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劳动，这与要素禀赋理论所持有的观点恰恰相反。后来，里昂惕夫又用1951年美国贸易商品结构的数据再次作了计算，结果仍然相似。其他学者也进行了这种验证，证明了里昂惕夫之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关于新贸易理论

里昂惕夫之谜对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动摇了整个国际经济学界。加上战后国际贸易出现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如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的上升，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等等。这些现象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陆续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等，其中新贸易理论又被人们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集大成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融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基础。因此，研究和探索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用国际分工的思想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1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人文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中国。第一次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中这样阐述：“刚柔相济，天文也；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使中国的人文思想源远流长。系统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则开始于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传统的人文主义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每一次人文思潮的变革都是人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代表了人类思想的解放，其思想精华渗透人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影响人类价值体系的重要因素，其中，也包括了企业的价值体系。正因如此，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在两次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古典经济观到现代社会经济观。可以说，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逐步赋予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性内涵。

一、传统人文主义与企业的古典经济观

传统的人文主义观是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它以14世纪波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标志，是一次人类思想的解放运动。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传统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自由、平等，反对神学统治，反对上帝主宰一切。主张以人为中心，依靠人的创造力追求美好生活。应该说，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传统的人文主义在一定时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冲破封建专制束缚的强烈愿望，对于西方的生产力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受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物质财富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财富的最大化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个人乃至集体价值的评判标准。在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求人类向自然界攫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古典经济观。古典的经济观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其基本的职责就是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为股东创造最大的利润，这是传统的经营环境下基于“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的经济环境对企业经济责任的认识。古典的经济观使企业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过于单纯和僵化，过分强调企业作为经济单位的逐利性，忽视了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自然发展的统一性。其结果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资源日趋匮乏，劳资关系逐步紧张，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消费观念的改变，企业社会责任的古典经济观开始受到质疑。

二、现代的人文主义与企业的现代经济观

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初，现代的人文主义学者围绕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哲学反思，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出发，对长期以来占据领导地位的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关注人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强调要改变关于伦理道德的传统观念，即伦理道德不是人类的专利品，应扩展到人之外的自然界的事物，人有义务保护自然和社会环境，否则是不道德的，将受到社会的谴责。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生产和经营活动在推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全球环境遭遇持续恶化与东道国广大劳动者权益的损害，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受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有了深层次的改变，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形成了现代社会经济观。现代社会经济观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联系，认为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利润的增加，还有增加和保护社会财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应当转变，以维护消费者利益、劳工利益和环境利益为宗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完善劳动法，保障劳工权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中国劳工状况的改进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少企业习惯于追求短期利润。置企业的社会责任于不顾。例如：强迫工人加班，拖欠工资，工资水平低于最低要求等。另据报道，2003年全世界产煤约50亿吨，死亡约8000人，我国产煤17.6亿吨。死亡6702人，产煤量占世界总量的35％，但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近80％。此外，环境污染、假账、假冒伪劣商品、豆腐渣工程等现象层出不穷，其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也危害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施现状另人担忧。尽管SA8000在中国的逐步实施将迫使中国企业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然而外在强制性力量的约束具有空间、时间及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单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施状况。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企业转变观念，树立人文贸易主义观念，实现价值理念的理性转变，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视为有机的整体，才能从自发到自觉，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