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范文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淫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著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淫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著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摘要】中国有着优秀的古代科学，却在近代远远落后与欧洲，最终没有自发的产生近代自然科学。本文从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对古代科学的继承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等多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也是阻碍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中国近代近代自然科学封建社会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至近代，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发展走过中世纪黑夜时期的欧洲近代科学迅速崛起。欧洲成为了近代科学的发祥地。近代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着重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对古代科学的继承

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光辉灿烂，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和发展模式。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发达的农业，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很高，数学在秦汉时期就取得了辉煌成就，产生了十大数学名著，我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科学发展到了近代，由于封建统治的影响，以往的成果并为人们很好的利用。我们仍然以四大发明为例，指南针传入欧洲，于是有了航海技术，但在发明了指南针的中国，受封建迷信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指南针只是用来看风水的道具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火药是欧洲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重要的科学技术，有了火药，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而在中国，火药的实际用途不过是烟花爆竹，一闪而逝，多年以后欧洲列强竟然凭借着中国发明的火药打到了中国本土。造纸术、印刷术本是传播科学技术的良好的媒介，然而，在中国却只能用于宣传伦理纲常及封建思想，印刷经文。同样的所有的这些优秀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阿拉伯等国为媒介传向了欧洲，并为欧洲科学所借鉴推动了欧洲科学的快速崛起。

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程度的大小影响着这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专制和独裁是旧中国政治的突出表现,因而中国科技的发展缓慢是可想而知的。

探索封建制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我认为应从近代科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开始分析。近代科学产生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通常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取得统治地位打着恢复古希腊罗马等古典文化的旗号，创立资产阶级新文化的空前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近代科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推动下产生的。从十字军东征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就向自然科学提出了大量的研究课题，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经验材料，提供了以往不可能有的新的科学实验条件，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资本主义迫切需要科学，而近代科学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下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

《理论学刊杂志》2015年第十期

道德与价值两个概念有着密切联系，道德所指向的首先是善，而从价值形态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善又是一种正面的价值判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更多地展示了一种向善的价值追求，道德往往被视为道德价值来认识。正因如此，很多人在讨论科学技术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时，经常也会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并混淆在其中，模糊了价值与道德概念界限。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认清科学技术伦理领域的逻辑线索和实践线索两条主线，我们有必要厘清道德概念与价值概念的界限，重新认识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从发生学意义上讲，道德是同人本身、同人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同人的社会属性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活动既能从人的各种活动之中分化显现出来，同时道德活动又天然地杂糅于人的各种日常活动之中。因此，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对道德关系的理解不能仅存在于超验之域。而价值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对客体需求效应的逻辑关系追问，其概念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逻辑理性色彩和超验性。因此，对价值关系的考察更多的是一种从理性角度出发的推演思考。虽然这种推演不可能是完全撇开现实的超验，但是对价值关系的考察不能完全准确的代替对道德关系的考察，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回归到人与人的社会本身、回归到人的生产生活等社会日常行为活动本身，即从道德关系层面来考察科学技术和人的一切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任何一种科学技术实践行为，实际上都融入了行为者的价值目的性与价值理念，都标识着行为者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责任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活动与道德实践之间根本无法完全分离开来。

一、道德与科学技术活动中的道德

道德一词，最初在中国古汉语典籍中是把“道”与“德”的概念分开使用的，如先秦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曾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①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或者说是行事规律;而“德”是指人世的协调适宜的德性和品行。虽然在当时道与德是分开解释的两个概念，但其基本含义与现代道德一词连用时的意义也基本相当。“道德”二字在行文中真正被连用则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②，意思是说，假如学习目的达到任何事情都能按“礼”的规定去做，也就算是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这里的道德也是指人的思想品质、涵养水平及其行为准则和规范。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后来延伸含义也含有准则、标准、品质及善恶评价的意思。可见，古今中外关于道德的解释和理解有相近甚至相通之处。在今天我们一般具体表述为: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动规范的总和③。由道德的概念也可以看出，道德是人们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规范，道德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只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才涉及到道德问题。所以谈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也是指人在一切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之中的道德问题，撇开人的活动，静态的科学技术知识本身虽然可能内蕴道德价值，但科学技术知识本身自然无道德问题可言。

现实中每个人的道德观念自然是有差异的，因为道德本来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往往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也常常有所差异。这种差异自然表现于每个具体的现实的人的道德观念的差异之中。如此一来，如何用统一的道德标准来判断“何为正当”呢?如何运用统一的道德意识以协调人际关系，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呢?这就需要现实社会中的人理性自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文化氛围和传统习惯等一系列的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统一的道德规范。这时道德、不道德的判断不是以某个人的观念为依据，而是以整个社会的观念为准，因此，道德此时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即社会公德。这种道德主要应用于涉及对社会、集体、组织产生影响的行为活动之中，大多是用在公共场所或公共生活中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相对于公共道德而言，还有一种道德称为私人道德，主要指人们在私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应具备的品质德行和应遵循的准则规范。当然公德与私德不是截然分开、相互背离的，而应该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论及人类的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的道德问题，自然更多的是关乎公共道德。纯粹的满足个人好奇心的科学技术认识实践活动几乎成为不可能，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活动已经进入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科学和技术的界限逐渐模糊，科技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当前人类的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必然涉及公共生产与公共生活，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子系统，必然会对社会、集体、组织和其他个体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毫无疑问，都应该是一种具有统一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约束的道德实践活动。

二、科学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历史之维

道德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科学技术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诚然都处于历史演变之中，两者关系也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而不断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道德和科学技术就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产生的两朵社会意识形态的美丽浪花，一个求真求用，一个求善求美，时而相随而生，时而相去甚远。

(一)中国古代科技与道德关系的思想考察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尽管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不高，科学技术研究能力水平尚不发达，但中国本土最具代表性的的儒道两家都曾经对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彼时他们都把“求善”或“求道”作为最高使命，认为其它类别的学问都是细枝末节，甚至是旁门左道奇技淫巧。但是，儒道两家在看待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明显分歧。道家强调遵从自然之道，直接排斥人为技事;而儒家强调德识一体、真善统一，但在根本上还是重德轻技，主张道本技末。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文化知识智慧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会严重损害人们道德水平提高的。他坚持“人有机巧之利，是生机巧之心”的信条，认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相互斗争，都是由人类要求享有更好物质生活的欲望引起的，而这种欲望也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的科学技术越发达，社会冲突的程度和范围也会越深刻越广泛。在他看来，“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人类应该“归根复静”、“复归于婴儿”，甚至要返回到不要文化、不要知识、不要智慧的自然原始混沌状态，最好不要看到物质文明的发展，每天闭目塞听，从而才能“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样才能保持最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庄子借用其著名寓言《抱瓮入井》中道家忠实信徒之口，生动地阐明了“功利技巧必忘乎人之心”的观点。寓言中正在抱瓮汲水劳作的老者面对子贡善意的劝说，忿然表示决不用省时省力的机械技术，其理由是:“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①。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导致道德的滑坡，为了保持道德水平，就必须拒绝一切“机事之心”。道家这一思想认识在我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一些在政治上代表着保守或没落阶级利益的封建统治者，总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导致道德败坏为理由，反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比如北宋时期、晚清政府都有统治者竭力阻挠和反对变法改革，对人类文化进步、知识技艺发展存在强烈抵触情绪，拒绝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闭关锁国自甘落后。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从孔子、孟子和荀子开始，儒家思想体系逐步建立并高度发展，直到汉代以后，儒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儒家孜孜以求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问题，形成了一种以浓厚的伦理道德关系研究见长的政治型学术思想体系。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者也对“知识、技术与道德”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首先，儒家思想并没有明确地把科学技术与道德二者的价值导向加以区分，在他们的理念中，认为知识(智慧)与道德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或者认为有智慧包含有道德的意义存在，他们强调“博学约礼，仁智统一”。儒家奠基人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②这里表明孔子既主张广泛习读知识，同时也要以道德之礼约束自己。朱熹曾就此注曰:“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③。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若要修炼成为君子品质，在理论上必须广泛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在行动上也必须要恪守道德礼法，努力做到有守有为。儒家还强调“知”与“仁”是构成君子人格的两个基本要素。孔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④其后荀子曾说:“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⑤。后来董仲舒也提出“必仁且智”的思想。这些“知仁”关系的论述实际上阐明了求真与求善的统一。既强调知识对于道德的价值，又强调道德对于知识的规约。当然，儒家的这种真善统一论的命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儒家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所讲的“知识”的范围有较大差异，有些甚至比较狭隘。有些儒家人物可能认为知识主要是德性知识而较少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在知识与德性、求真与求善问题上，儒家虽然强调统一，但在轻重缓急上儒家显然是把“善”放在“真”的前面来认识的。其次，儒家思想是把“求善成仁”作为首要追求来考量，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关注颇具实用主义色彩。在先秦诸子之中，儒家对待知识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虽远不及墨家的知识论传统，但可以肯定的是远超过了法家、道家等学派。汉代儒家知识价值论的代表人物王充，提出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①的观点，成为“世界史上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的人”②，这比近代英国启蒙思想家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早了一千多年。由于王充所在的时代自然科学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天文学、数学、农学都取得了一定成就，铁器、瓷器、丝绸等技术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再加上王充本人也乐于参加生产劳动实践，善于总结生产历史经验，所以他明确提出“知学”是人类力量的充分必要条件，“文儒之知”可“博达疏通”，提出了知识发挥作用必须要通过社会实践，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才相互配合，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最后，儒家提出了“求真殉道”和“以道驭技”的学术精神。孔子一生奉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来追求人生真谛，“当理不避其难，视死如归”③。孔子做学问还强调“无征不信”的学术道德传统，这其实就是科学实证主义的雏形。传统儒家对真理追求的意志是坚定的，但对技艺的价值评价却是十分谨慎的。儒家虽然重视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提出技术“虽小道，必有可观焉”④。但是，儒家思想整体上表现出对技术主体、技术本身和技术方法的鄙薄，强调“道本技末”，即“以义理为本，以技艺为末”。因此，儒家强调技术的应用必须要受到道德规范的引导制约。儒家认为有些技术是“正统”的技术，可以大力发展，有些技术是“非正统”的技术，必须加以禁止和限制。基于此，儒家很早就提出技术规范论，在《礼记》中就提出“工依于法”⑤的思想。后世大儒也特别强调技术工匠的道德责任，提出了遵行度程、勿作淫巧、世守家业、诚实求精等诸多“以道驭技”的技术伦理思想。

摘要：明末四大奇书包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它们在我国图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科技史上曾经有过辉煌，但是它们的曲折传播命运暗示着我国科技观念的变迁和古代出版体制对于科技图书的歧视。本文介绍了这4本科技图书的曲折传播历程，并且试从教育环境、出版环境、科技观念嬗变等角度阐释“李约瑟难题”的答案。

关键词：科技图书；“李约瑟难题”；科技观；传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经春秋战国直到宋朝臻至鼎盛，明清进入沉淀阶段，这为科技图书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此外，明清也是历史上出版的鼎盛期，加之农业发展促使工农知识的广泛需求，科举考试内容的僵化导致学子实业救国思想的产生。这些复杂的原因使科技巨著的创作在明朝呈现井喷之态，其中最著名的就属四大科技图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农政全书》《本草纲目》。与创作相比，这些巨著的传播历程却曲折而艰辛。

一、明代四大科技图书的传播命运

（一）宋应星《天工开物》的传播历程

宋应星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希望通过科举实现理想。他一生参加过5次科举都落榜，45岁参加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后放弃了科举及第的念头，转向了更能直接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实学上。宋应星在5次科举的路途中对当地的工业、农业进行调查并记录先进的技术。这些资料被纳入《天工开物》中，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宝贵资料。《天工开物》成书后在同乡涂绍煃的资助下才得到首次刊刻。明末由于战乱，此书被迫停止售卖。直到清初，书林杨素卿认为刊刻《天工开物》有利可图，很快便在福建刊行第二版。但是清中期《四库全书》修订，《天工开物》不在首次收录的书籍名单之中，间接导致此书在市面上不再流传。在国内处于传播空白期的《天工开物》传入日本后却受到广泛欢迎，在日本得到再刊，日本版本的出现使得《天工开物》在世界上被保存下来。反观国内，1772年《四库全书》修订后直至民国初期，《天工开物》单行本在国内的传播处于停滞状态。民国初年藏书家陶湘深知《天工开物》的历史价值非同小可，于是决心将其重印，这使得《天工开物》一书的传播轨迹在国内再次鲜明起来。

（二）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传播历程

李时珍同样有着艰辛的科考历程。13岁的李时珍到黄州府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但是随后3次赴武昌参加乡试都失败。值得庆幸的是，李时珍并没有将美好年华都消磨在考取功名中，3次科举的失利使他下定决心潜心医药学的研究。27岁时，李时珍在京城太医院任职，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珍贵医学善本。同时李时珍注重实践，亲身试药，最终于万历六年完成巨著《本草纲目》。70岁的李时珍为了出版《本草纲目》，由武昌去南京寻找有意向的书坊主，但是直到去世都未能如愿。李时珍希望借助朝廷的力量出版《本草纲目》，故曾向朝廷呈《献本草纲目表》“伏愿皇帝陛下体道守成，尊祖继志”“留情民虞，再修司命之书特诏良臣，著成昭代之典”，［1］其子李建元也呈《进本草纲目疏》希望朝廷能出资刊刻，但万历皇帝只批了9个字——“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1］从此再无下文。最后1596年由金陵出版商胡承龙刻印，历时4年才全部刻完。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对胡道静与科技成就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所著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高潮。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翻译一般意义上指翻译者的个体行为，因此它的目的和影响是偶然的、可变的。但是当翻译某一种特定类型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并持续了一定时间的集体活动时，就不能再简单看待。首先，这种现象出现一定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即受它所处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影响，这往往成为翻译事业能否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针对文化交流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将外来文化鉴别和选择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社会文化注入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下面我将从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佛经翻译、科技著作翻译、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三次潮流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1、佛经翻译潮流的社会文化背景

佛经翻译开始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鼎盛。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赋役日益加重，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样就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艰苦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古代科学知识的匮乏，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农民大众渴望在宗教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和解脱。这种精神上的渴求使得宗教成为了古代人民的一种需要。但是，当时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而佛教宣扬的“来世”思想填补了这种精神和思想上的空白。这成为佛经翻译的社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并祈求神明保佑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历代的佛经翻译大都有官方授权并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佛教教育人们要安心现状，期待来世。无疑符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佛经翻译得以大规模实施。

2、佛经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佛经翻译扩充了我国的汉语词汇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语如“如果”，成语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俗语谚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歇后语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等都是来源于佛教。其次，梁启超曾说道：“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佛经翻译不仅创造了白话文体，促进了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生，还直接或间接地为小说、歌曲、弹词、平话、戏剧等体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第三，佛经翻译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从两汉到唐代近千年的时间里，我国佛教翻译著作达两万多卷，佛教思想也渐渐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构成了中国人性格的一个侧面。

一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可以通过音乐、电影、绘画、雕塑、建筑等亲身感受到佛教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1、科技著作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

摘要：

在中国社会中，家具有着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家具是全世界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社会不断进步，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代室内风格与家具的设计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因此，家具设计师要在家具的功能实用性、适用性、设计美感上进行完善。只有符合当代潮流的设计才能符合人们对家具设计的要求，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关键词：

创新；现代社会；室内家具；创新设计；应用

家具凝聚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具有广泛的应用。家具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历史的象征，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同时，家具也是科学、艺术的象征，家具的设计与搭配不仅能体现房屋整体的设计美感，还能彰显设计师的设计水平，一项完整的家具设计能够体现出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一套完美的、设计感十足的家具能够给人们带来舒适、满足的感觉。为满足当代人对家具设计的要求，从事家具设计的设计师要从创新设计入手，充分融入创新设计理念。文章对创新在现代室内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展开阐述。

一、家具在现代室内中的地位

家具是当今社会人类居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中，国内外建筑的风格对家具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今很多家具都具有简朴的风格，在家中的随意一处安置一件简易而清新的椅子，会给人以简单、淳朴、宁静的感觉，搭配一块青色地毯、一本古老的书、具有中国古代戏曲元素的窗帘、几个透明且排列整齐的酒杯（图1），就会带给人不一样的温馨感觉。人们的住所不需要华丽的装饰，也不需要靓丽的墙面，原始的设计就可以充分显示简约设计理念。家具是生活的主体之一，人们的生活、事业与学习都围绕这一生活主体展开。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艺术的要求逐渐提升，越来越注重艺术生活的美感。家具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一部分，所以要重视家具的功能和视觉美感设计。在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现代建筑设计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建筑行业也逐渐成为热门行业，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室内设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从建筑行业中作为一个重要分支脱离出来，发展成为一项专业技能。各个行业领域都需要室内设计师的参与，室内设计师要根据人们对工作与生活的需求进行设计，合理的设计不仅能够让人们身心愉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活与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现代家具设计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