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心理论文范文

《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摘要：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是目前我国存在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小学必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进行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查找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进而提出运用校园体育文化改善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旨在为解决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校园体育文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一、前言

校园体育文化能够给学生营造一种人文气息和文化氛围，是最能推进校园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对促进学生的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网上调查显示，截止2014年，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共有119425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25．1％，其中小学87066人，占全市小学生总数的25．7％，初中32359人，占全市小学生总数的23．4％。① 可想而知，两年前就已经有这么多的留守儿童，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现在的留守儿童还会少吗？面对这一数据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和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呢？论文主要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运用校园体育文化的优势促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论文关键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人格类型

论文摘要：以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为被试，考察人格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采用艾森克人格测验和scL一9O对芜湖一所中学160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不同人格类型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无显著差异。

一、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其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儿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人到经济建设的队伍中，这必然导致留守儿童数量的增加。因此，有关这一群体的教育与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显示留守儿童产生心理问题的几率高于非留守儿童，并且，在学习成绩、社会交往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有显著差异。桑标、范方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由于其家庭环境的改变形成了以下一些人格特点:一是乐群性低，比较冷淡;二是情绪不稳定，易心烦意乱，自控能力不强;三是自卑拘谨，冷漠寡言;四是比较圆滑世故，少年老成;五是抑郁压抑，忧虑不安;六是冲动任性，自制力差;七是紧张焦虑，心神不安[Ci]。黄艳苹和李玲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总的心理健康状况比曾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均差，主要表现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方面[z]。卢利亚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很高，具有轻度及其以上心理问题的3100，他们的SCL-90的得分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表现突出的是躯体化、抑郁、焦虑、敌对和恐惧[3]。目前，大多数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都表明，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令人堪优，但对于人格对其心理健康究竟有何影响，不同人格类型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如何，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和研究。因此，本研究以艾森克的人格理论为基础，探讨不同人格类型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希望能通过人格教育来改变留守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方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取样法，在芜湖市某初中进行取样，其中留守儿童80名，男生48名、女生32名。选取非留守儿童80名作为对照组，其中男生36名、女生44名。被试年龄在13一15岁。

(二)程序与工具

引言

近年来，虽然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还是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被译介的势头越来越旺，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相比，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并不多见。据万方数据检索结果，2000年至2010年，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学位论文约98篇，学术论文近100篇，论著就更是屈指可数了。本文作者对这些论文和论著的翻译研究视角做出了总结或综述，随后提出了一些新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

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

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

近年来，虽然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还是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被译介的势头越来越旺，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相比，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并不多见。据万方数据检索结果，2000年至2010年，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学位论文约98篇，学术论文近100篇，论著就更是屈指可数了。本文作者对这些论文和论著的翻译研究视角做出了总结或综述，随后提出了一些新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八大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第二，按儿童文学体裁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被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体裁包括童话、儿童故事、儿歌、儿童诗、寓言、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和儿童影视等形式。我们可对某种体裁的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译，以《农夫和蛇》，《狐狸请客》等作品为对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译;如研究童话翻译，以《小红帽》、《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糖果屋》等为对象研究格林童话的翻译，以《皇帝的新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等为对象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如研究儿童影视翻译，就是研究跨媒体的儿童文学翻译。儿童影视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国儿童故事被拍成电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编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译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动画片《美食总动员》、《加菲猫1》、《哈利•波特》、《功夫熊猫1》、《功夫熊猫2》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功夫熊猫2》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译者更是受到了译语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字幕翻译中出现了很多体现中国文化语境的词汇，如China翻译为“中原”，soothsayer翻译为“羊仙姑”，Nice翻译为“给力”这个时尚流行语。另外，翻译配音和外语发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第三，按国别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文军较早有这方面意识的萌芽，但他只对抗战时期我国对苏联等主要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作了不完全统计。［3］至于每个国家被译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体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译者、对抗战时期的我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等并未能论及。李丽按洲别(亚、非洲，欧洲，西欧，中、东西欧，中、北欧，美洲)和国别把我国1911－1949年期间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的数量进行了不完全统计。［4］26－33但笔者认为，她和文军一样，只做了初步的数量统计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他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怎样，我们也可按国别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第四，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我国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的翻译，而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则几乎空白。其实，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反过来会很好地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翻译服务，也帮助我们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的一些现象。如，我们不妨对李丽翻译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进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性别意识。第五，对儿童文学转译的研究。有些儿童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从源语文本翻译而来的，而是从英语、日语等转译过来的。例如，1898－1919年期间，梁启超译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的;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等也都是由日文转译的。［4］246－314那么转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语境等的缺失如何弥补等问题值得研究。第六，国内外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翻译及影响研究。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家们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进行了交流，多数认为堪忧。

笔者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拿来”，但我们不能老“拿来”，老研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其实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实力挺强的，挺受儿童喜爱的，如郑渊洁的作品就是典型。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中国人自己或外国人对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呢?比如，也从诗学、赞助者、语言、译者主体性等角度着手研究，说不定会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更大的“出口”之门找到秘笈，到时作家们不再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堪忧。

总之，现有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吸纳了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还比较欠缺，而翻译研究作为新的学科颇具争论性，不太成熟，所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必须有新的方法或视角的运用。但是，上面提出的新视角并不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在运用他们研究儿童文学翻译时，只能说主要从哪种视角切入，而不能完全排斥其他视角，他们有时会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比如，在研究某个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时，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按体裁分类进行研究，也可按儿童年龄段进行分类研究。同样的，新老视角之间有时也能相互结合的。比如，研究转译作品时，我们可以先把它们分成几个特定时期的转译再进行研究，也可以研究涉及到的每个翻译家的转译作品，也可以将几个转译本进行对照研究等，几乎可以和各个已有视角进行结合。也必须结合，才能更全面地研究。笔者就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视角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期待着更多新视角，带我们走进更加繁荣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时代。

摘要：为儿童营造健康、愉悦、舒适的就医环境。以情感维度为视角，分析我国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环境色彩、材质选择以及造型尺度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获得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情感化设计方法。体现人文关怀的医院环境设计有利于儿童患者的康复，有利于塑造医院品牌形象。

关键词：情感；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

引言

目前我国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约两亿五千万左右，大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对儿童医疗保健的重视，人们对儿童医院服务模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是以满足基本医疗功能为前提的，自上世纪30年代起，众多国外儿童医疗机构开始依据儿童的年龄阶段和心理特征进行医疗环境的规划设计，我国儿童医院室内环境设计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借鉴国外成功案例的基础上，也逐步提出了相关的设计理论和改良实践[1]。本文以情感维度为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儿童医院环境设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希望这些探索能为营造愉悦、舒适的儿童就医环境提供一些帮助。

一、儿童医院环境设计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色彩设计缺乏生气。目前国内儿童医院的空间色彩，大多数仍以传统的白色为主调，虽然白色能够体现医院的洁净感，但同时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当人长期处于无色彩的环境中，会产生脆弱、消极的心理联想，在一定程度上会疏远医患之间的关系[2]。也有一些儿童医院通过在白色墙面上添涂鲜艳色彩活跃就医环境，但往往色彩搭配盲目无序，缺乏有针对性、科学的整体色彩设计。

（二）材料选择与造型设计单一。装饰材料是美化室内环境的重要因素，目前大部分儿童医院使用的空间装饰材料与综合医院是相同的，无法通过材料的质地、肌理去营造符合儿童心理的感官效果。同时空间造型设计多以简洁的直线为主，在儿童的视觉感受中也是冰冷而无趣的。

（三）功能分区及视觉导向不明确。医院空间是一个集合多种功能的公共空间，科室众多组织机构庞杂。目前，大部分儿童医院功能分区不够清晰，缺乏统一醒目的标识系统进行引导，在人流量较大的情况下，家长携带患儿难以辨别下一站的准确位置，从而降低医治效率。

一、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

首先，在入学的资格上。东大教育科在最初的招生简章中，对招生人数及教育教学经验的要求十分严格。如在学额上，规定“现招教育、体育、农业、商业专修科各一班，每班二十五人”；在入学资格上，需要“具有完全师范或中学及同等程度之学校毕业、身体坚强、品行端正且有志于教育者。惟教育专修科生除上列资格外，须在教育界任事有一年以上之经验，应由服务之机关缮具说明书。”从招生简章可以看到，东大教育科招生人数少，利于小班教学。教育经验作为能否被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符合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特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也是这样遵守的，如1918年入学的罗炳之在自传中记载到：“我二十岁吉安中学毕业后，曾任城、乡小学教师各一年。当小学教师，原为解决个人生活问题；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步感到当教师的兴趣，也觉得很有意义，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于是，“1918年7月，我在南昌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8月往南京入该校教育专修科肄业。”1919年入学的陈启天这样描述：“我第一次在大学专攻的学科，虽是政治经济，但是毕业以后，并未立即走入政治经济界，而是在学校教书。自民国五年秋至九年冬，我在小学、中学以及大学连续教了四年半的书。因此我深深觉得不懂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民国八年前后，又是新文化运动正盛的时候，有心人多半讨厌政治，我也不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于是决意重新专攻教育，于民国十年春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1920年入学的吴俊升回忆道：“升学高师，本是先父的设计，也是我的素志”，“我因为立志从事教育，所以不仅进入高师，还选择了高师的教育科。”东大教育科在入学资格上重视学科背景与教育经历，其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教育学科提供一定的支撑，切实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缩短教育科学人才的培养周期，入学前的志向使学生的学习更有目的性与针对性。

其次，在课程安排上。东大教育科的教师大多有留美经历，他们耳濡目染美国新教育运动，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与专业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东大教育科规定凡教育科学生共同学习的课程有：英文、国文、社会学、生物学、世界大势、哲学入门、科学发达史、体育和择业指导，共计39学分。共同必修的专修学程为：教育通论、教育心理学大纲和教育统计，共计12学分。而教育科的具体课程，据陈启天回忆：“我在南高及东大先后选习的功课，有英文、生物学、遗传学、西洋哲学史、西洋教育史、西洋科学史、论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原理、中等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学史、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验、心理测验、体育、音乐、教育实验及参观等科目。”1919年入学的教育专修科学生章柳泉则有更详细的记载：“我入学的第一学期，就有一门介绍科学常识的课，陶老师（陶行知）在这门课中给我们讲遗传学，从达尔文到德弗里斯，特别是孟得尔的杂交试验。第二年我们就学《科学的发展史》（张子高老师教的）。生物学又是教育科的必修课程（秉志老师教的）。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科学基础，我们学得不少，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实验心理学’是重点，共学两年，做过很多实验，还开设有‘心理学史’课程（都是陆志韦老师教的）。此外还有教育统计学（陶行知老师教的），‘测验之编制与应用’（是以麦柯尔等人为主教的）。”从课程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出，东大教育科不仅重视本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且也积极拓展学生的综合能力，陶冶学生的性情。对此，吴俊升后来回忆到：“除了必修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之外，我在高师选修的课程，多在哲学和文学方面。刘伯明先生所授的《西洋哲学史》和《论理学》，使我获益不少，后来我在教育方面专治教育哲学，与这两科有关。”东大教育科这种培养模式，在教育科学发展程度不高的时代，对于提升教育科学的学科品质，系统培养教育科学人才，使学生掌握教育、心理专业知识与以后开展教育实验活动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在培养模式上。东大教育科十分重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此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东大附中、附小以及后来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都是东大重要的教育教学实习单位，而“教育专修科与附属小学校、中学校之关系尤为亲密，故于1918年、1919年先后规定初等教育学程与附属小学主任职务、中等学校学程与附属中学主任职务，各由一人担任，庶使学理与经验有所联络。”对于东大附小的性质，1918年入学的胡叔异有这样的介绍：“东大附小是国立的小学校，这个学校的性质有三种：一方面是公益学校，以教育儿童为目的；一方面是实验学校，以试验新教育原理原则为宗旨；一方面是实习学校，供东大教育科研究初等教育实习之用。”

东大教育科教师廖世承、俞子夷和陈鹤琴三人分别担任附中、附小与幼稚园负责人，这为教育科的教学与实习提供了便利。对于具体情况，毕业于东大教育科的李清悚这样回忆他的学习生活：“鹤琴老师在教学上极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他所教的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课程中往往以其子女个案调查事实为例证。讲幼儿教育就带我们到他所创办的鼓楼幼儿园中，一面观摩，一面教学。许多问题，往往和我们探讨，不坚持己见，择善者而从之。”不仅东大附属学校作为东大教育科的重要实践与实习基地，全国各地的学校也是他们实践的舞台，章柳泉对此回忆道：“中华教育改进社大力提倡，编了四十多种测验，有团体智力测验和各种教育测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供各校采用，按照麦柯尔的体系编制，主编的人如廖世承、陈鹤琴和俞子夷等，都是协助麦柯尔教我们测验课的老师，我们学这门课时，在导师指导下，到江苏各县小学初试，提取数据，编成各种测验的常规，也还出过力。”332－333正是东大教育科富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加上学生们个人的努力，东大教育科的毕业生大都成为社会的佼佼者，在教育与其他领域大放光彩。东大教育科部分毕业生的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东大毕业生一开始大多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从事着中小学教育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教学转移到领导岗位，成为近代中小学校长，并在学校办学特色与发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些人留学国外，继续深造，回国后在大学教育科中任教，积极从事各种教育改革与实验活动，在中国近代教育舞台上施展着他们的才华；一些人改学其他学科，为中国的学术与社会发展奉献毕生。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个人的努力必不可少，但东大教育科的培养模式同样不可忽视。

二、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

第一，创办期刊，向社会传播最新的教育讯息。《新教育》创刊于1919年，每年出版10期，1925年10月停刊，在近6年的时间里共出版11卷53期。该杂志起初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等5家单位联合发起。东南大学，尤其是东大教育科，自该杂志创刊之时，一直在《新教育》的编辑与出版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从编辑部的设立上，第1卷1期到第4卷1期，编辑部设在上海市江苏省教育会，而第4卷2期到第11卷1期，编辑部设在东大教育科，第11卷2期至11卷3期，编辑部设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可见，在编辑时间上，东大教育科共编辑了7卷，占总数的63．6％。其次，在主编上，蒋梦麟、陶行知、徐则陵和王希曾先后担任《新教育》主编，其中，蒋梦麟共主编15期，陶行知主编14期，徐则陵主编22期，王希曾主编2期。陶行知与徐则陵先后担任东大教育科主任一职，王希曾为东大教育科的毕业生。最后，在刊文数量上，《新教育》共刊文1456篇，署名文章378篇，其中发表文章6篇以上的作者有：陶行知（21篇）、俞子夷（19篇）、蒋梦麟（14篇）、郑晓沧（13篇）、胡适（12篇）、陈鹤琴（12篇）、郭秉文（11篇）、麦克乐（10篇）、推士（10篇）、程湘帆（9篇）、朱家治（9篇）、廖世承（8篇）、姜琦（8篇）、蔡元培（8篇）、刘英士（8篇）、邹秉文（7篇）、黄炎培（7篇）、凌冰（6篇）、徐则陵（6篇）、王文培（6篇）、唐钺（6篇）、汪懋祖（6篇）等［15］。其中陶行知、俞子夷、郑晓沧、陈鹤琴、程湘帆、廖世承、姜琦、凌冰、徐则陵和汪懋祖等人都为东大教育科教授。由此可见，东大教育科在大多数时间里实际主持着《新教育》的各项工作，将其作为传播新式教育思想、研讨教育问题、介绍新的教育实验与测量方法的重要思想阵地。《新教育》自创办以来，一直设有“世界教育”专栏，在“专论”、“参考资料”、“介绍书报”、“教育家传”等栏目中积极推介欧美等国教育发展实况，开阔国人的视野。对此，读者金洪均说道：“我定买《新教育》杂志，就想在此书中了解世界教育潮流新观念。读了以后觉得很得益不少。……我很希望，贵杂志将来永远有‘世界新教育的图画’及‘世界体育界新体育’，以教国人。”［16］此外，《新教育》上还发行了“杜威号”（第1卷第3期）与“孟禄号”（第4卷第4期）两个专号，着力介绍与宣传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学说，还有对国内教育问题的探讨，如学制问题的探讨。《新教育》不仅刊发了大量的专论文章，而且就学制草案专门刊发了“学制研究号”（第4卷第2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不仅是一次行之有效的学制草案的大诊断，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学制革新的大宣传，正是因为这次学制的大探讨，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教育的实际国情之重要，也为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奠定了基础。另外，《新教育》上刊发的“乡村教育专号”（第9卷第4期）、“国文教学特号”（第10卷第3期）、“全国教育展览会报告号”（第9卷第5期）等专号，宣传了乡村教育、平民教育，有力地支援了“”时期的国文统一、白话文改革等运动。最后，在教育实验与测量方法的推广上，《新教育》以廖世承、俞子夷为主撰，刊发了两期中等教育号（第10卷第2期和第11卷第1期）、两期小学教育专号（第8卷第5期和第11卷第3期），积极介绍国外中小学教学方法与测量，并根据他们在中小学的实验情况进行推广。

第二，兴办暑期学校，积极进行教育服务活动。暑期学校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主要是通过暑期办学的形式，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以提高各类教师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教研水平。暑期学校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17］。暑期学校这种教育培训模式自1920年引入中国，由南京高师率先仿照开办，从1920年至1926年，一共开办6期，其中，东大教育科师生成为其有力的筹划者与参入者。现以第一届暑期学校为例，系统探讨一下暑期学校的一些细节［18］。如在招生方面，暑期学校主要面向学校教职员、地方办学人员、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从第一届培训人员统计上看，总人数1040人，而小学教职员有804人，中等以上教职员123人，中等学校毕业生90人。在培训的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专门艺术的肄习，教师与教育行政人员对于职业和修养方面知识的扩充，中小学英文、算术、国文和其他科目的补习，名流言论的宣传。在开设课程方面，共有19门：有小学组织法、小学教学法、白话文法、注音国语、儿童心理学、英语语音学、天演学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文学概论、社会问题、教育社会学、实验教育心理学、英语教授法、近代西洋哲学史、团体游戏及竞技运动、青年心理学、近世欧美文学趋势、高等数学、个人及公众卫生等课程。在这一期暑期学校中，东大教育科的陶行知、俞子夷、凌冰、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和郑宗海都是其中的教员，其中廖世承作了“本能的研究”、“寻常人和上智下愚的分别”和“测验的种类”三次演讲，陆志韦作了“超人之心理评论”、“近代心理学史大概”、“最近心理学上两大学派”和“关于习惯的大问题”四次演讲，郑宗海作了“杜威学说”的演讲。为了更好地办好暑期学校，东大教育科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王克仁、缪凤林、施之勉、杨效椿、唐瑴、吴定良、成荣章、章松龄、张念祖、张绳祖、金海观、罗廷光、倪文宙、吴肃和邰爽秋等人从事教学管理与服务工作。鉴于第一期暑期学校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东大连续举办了6期暑期学校，培训了一大批的中小学教师，同时也传递了最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与方法，进而提高了中小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第三，开展各种教育实验活动，推介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20世纪20年代，作为中国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一大批教育界人士从事着各项教育改革与实验活动，而东大作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众多东大教授也参与其中。如俞子夷在担任东大附小主任一职时，积极从事各种教育改革实验，使得此时期的东大附小，“从教学方法，到课程、教材改革，到教学组织形式，以至于学生的训育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活动，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一时，参观南高附小的，络绎不绝，……在中国小学教育界的出版物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学概况。”在俞子夷的示范指导下，1921年，第7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提议全国研究、推行设计教学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设计教学法的推广高潮。廖世承在担任东大附中主任期间，开展各种教育改革实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道尔顿实验，“廖氏鉴于道尔顿制之试行，在英美各中学，颇有成效，而在中国是否亦可采用，实有实验研究之必要，因与麦柯尔氏磋商，用‘等组法’实验，藉以比较道尔顿制与普通学法之效率孰优，并于民国十一年开始实验，这便是中国教育采用科学方法实验之肇始。”通过在东大附中的道尔顿实验，肯定了道尔顿制的优点，但也提出：“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当注意实地研究，不应该作趋时的论调，以后采用任何新方法，应该先做一科学的实验。实验有效，然后再谋推行。”陈鹤琴作为中国的幼儿教育之父，开启了幼稚园教育的中国化大门，1923年他在南京鼓楼自家客厅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获得了当时东大教育科主任徐养秋的支持，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积极进行着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实验，成为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开展了幼稚园中心制课程实验，他在教具、教材和教法等方面的实验成果成为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1932年《幼稚园课程标准》的基础。东南大学教育科是中国较早设立的教育学科之一，它在一批学有所长的教师队伍的带领下，广泛吸收国外办学经验，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加速了中国教育学科科学化与本土化的进程。另外，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教育学知识的传播与人才的培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对于当下教育学科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摘要：

留守儿童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特殊群体。我国儿童产品市场巨大，但以留守儿童为设计的出发点，可以弥补他们缺失的亲情的产品却少之又少。文章以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设计的需求趋势，提出可远距离互动、可陪伴儿童成长、可寄托父母关爱的产品设计方法，以期让留守儿童不再感到孤独。

关键词：

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关爱；陪伴

一、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理念的概述

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工作，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儿童，由于缺乏亲情的滋养，这些儿童少有依靠，内心的寂寞与忧伤使这些幼小的心灵有的走向消极、孤僻，有的变得任性、暴躁。亲情化产品设计，即设计具有亲情特征的产品，是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尤其适用于长期缺少亲情和关爱的留守儿童产品设计。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是指产品设计在造型、功能上，运用以亲情作为纽带的各种元素，如父母的关心、问候等。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是父母和留守儿童相互沟通交流的媒介，能使留守儿童在使用产品时感受父母的关爱，体会亲情的温暖。亲情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存在的感情，是所有爱的起点，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感。狄更斯说：“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父母的爱，不仅需要物质的供应，更需要心灵的陪伴。一件好的产品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为留守儿童设计亲情化产品，增加父母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补充残缺的亲情，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留守时期，是解决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心理发展问题的新探索，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留守儿童亲情化产品设计的需求趋势

2013年全国妇联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55万。其中不乏有心理健康问题者，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儿童的心理问题往往越严重，这不仅对留守儿童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还给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儿童产品市场是一个富有生机、极具商机的巨大市场。特别在我国国情下，留守儿童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他们的父母未来的希望。父母外出工作，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他们往往自己省吃俭用，却在儿童用品的花费上毫不吝啬。优秀的设计不该只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更要关注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如偏远山区的失学儿童、残疾人、缺失亲情的留守儿童等。然而，国内市场上少有针对留守儿童心理特点设计的人性化的、关注人文情怀的、重视亲情交流的产品，我国儿童产品市场的未来发展尚不全面。

1.引言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分析

3.1总体分析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2分类分析

3.2.1传统视角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