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论文范文

一、儿童文学的定义与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

儿童文学(literatureforchildren)，是一个历史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的概念，它是指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王泉根教授认为，“儿童文学是为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服务的、具有适合儿童审美意识与心理发展的艺术特征、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3］它既有一般文学的共性，又有其特性，表现为结构单纯、情节紧凑、故事性强等特点，既简单又具备幻想的成分，同时又能够刺激想象力，受到儿童的欢迎。虽然称为儿童文学，但它却并不是由儿童生产的，而是一种整体上由成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它寄寓着成人社会对未来一代的文化期待。基于教育儿童的需要，产生了儿童文学，因此，儿童文学难免烙下了教育性的痕迹，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文学性与教育性的和谐统一体，它为儿童提供滋养的同时，也为成人提供着审美愉悦。总之，儿童文学的受众对象特殊，语言和故事情节貌似简单，但对已经很社会化的成人译者而言，进行翻译和改写，却并不是预想得那样简单。虽然儿童文学属于文学的一种，却有着很明显的特殊性，翻译时在遵循文学翻译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更要兼顾这种特殊性的需求，即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务必兼顾译文的读者对象和源语文本。对儿童译作而言，看译文的人所得的感受、所起的反应，应该与读源文的人是一样的，这样就基本达到了儿童视野期待的翻译要求。然而译者却都是成人，换句话说，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是成人翻译给儿童的作品，这就要求“译者要站在儿童立场上，用儿童观点去透视原文，怀着一颗童心去鉴赏，选用浅显易懂的语言”［4］。翻译儿童文学，作为成人的译者需要俯身低就，“蹲下来和孩子对话”，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理解和表达以获得更好的接受，这样，译作才能引领儿童走向对世界文学作品的认知，达到儿童文学翻译应有的目的。因此，儿童文学翻译浅显易懂的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一语言转换过程是简单的，相反地，对于思想已经复杂化的成人译者而言，这更是一种挑战，对译者的翻译素养要求更高。

二、儿童文学翻译损失枚举

翻译损失是翻译过程中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及其功能的丧失，具有不可避免性。［5］儿童文学的翻译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翻译损失的存在也不例外，甚至于损失更甚。为了能够更直观地感受超欠额带来的翻译损失，下面将摘取一些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实例予以分析解读，并提出对应补偿策略。

(一)超额翻译损失现象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上下文中的联系，唯恐解释不到位、指称不明确，对词语加以修饰限定，将原本就已理解错误的东西搞成了错上加错。例Popwasalwaysonthelook-out，andalmostbeforeittouchedthegroundhe’dhaveitinhissackanddowntothevestrywithit．这是选自美国现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罗伯特•劳森(RobertLawson)的《本和我》第二章中的一句话。这部作品在国内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三个译本，是一本很受国内儿童读者喜爱的作品。在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中，译者将这句话翻译成:“我的弟弟波普总是在一旁注视着，有栗子掉下来时，还没落地，他就赶紧把它装进口袋里，然后钻进小礼拜室里。”译文中的“我的弟弟”，是译者有意添加的同位语，想进一步给小读者交代清楚“Pop”是谁。作为一篇动物故事题材的小说，小老鼠Amos在故事一开头就交代了父母给它们兄弟姐妹们起名字的情况，分别是按照二十六个字母的顺序起的名字。身为长子，我叫埃莫斯(Amos)，以此类推，后面的依次取名叫芭丝谢芭(Bathsheba)、克劳德(Claude)、丹尼尔(Danniel)……一直到色诺芬(Xenophon)、约瑟拜尔(Ysobel)和泽纳斯(Zenas)。在第二章中，文中的“我”埃莫斯因为家境贫寒，被逼出道，照此推算，Pop应该年纪尚小，回忆起家中往日取暖的情形，让小弟Pop出去找东西来供全家人取暖，不合逻辑。所以，译者在这里对Pop的理解肯定有问题。但译者并没有一笔带过，而是企图自圆其说或是想让小读者明白此处出现的新人物到底是谁，便堂而皇之地加上了“我的弟弟”来附加说明。简单粗暴地超额处理是无助于读者理解的，反而却进一步暴露出译者的不安和搪塞。这里的Pop应该如何理解呢?在词典中，可以查到［p?p］，作为普通名词解释为“流行音乐，砰然声”等，专有名词做“波普”解，此外便是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性。而实际上，这里的Pop应该读作［pɑp］，即中文中的“爸爸”。只有爸爸才会为一家人奔波忙碌，在冬季里寻找热源设法取暖，这在逻辑上也能讲得通。处理得亲切或者调皮一点，可以翻译成“老爹”。动画片《成龙历险记》中的“老爹”也是儿童非常熟悉的人物，对应起来，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位睿智的长者形象。译者的这种过犹不及的超额翻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倒暴露了自己企图瞒天过海不负责任的态度。超额翻译损失的现象在《绿山墙的安妮》这本儿童文学译著中同样有所发生。该儿童小说以加拿大为背景，反映加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被认为是“无以伦比的加拿大小说”。例MarinafoundAnnefacedownwardonherbed，cryingbitterly，quiteobliviousofmuddybootsonacleancounterpane．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译本中，译者的翻译是:“玛丽拉发现安妮脸朝下伏在床上伤心地哭着，一条十分干净的床单印上了几个泥靴印，相当醒目。”首先，这里的facedownward被译成了“脸朝下伏在”，“伏”字是个过于正式的表达，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儿童读者受众的语言水平。其次，“十分干净”中的“十分”二字是译者加进去的，或许是为了和干净一起凑够四字格来增强韵律感，但却过分放大了语境，违背了源文的意思。再次，该句翻译变换了描述对象，却依然采用一个单句，对小读者的简单思维能力照顾不到位。伏就是趴的意思，也可以组成趴伏这样的词组，其他两个译本翻译成趴在床上，可能是受了彼此译文的影响。其实这里讲的是安妮把脸埋在床上，脸既然埋在床上，肯定就是朝下的，这样翻译，就可以打破原有一些译文亦步亦趋的做法。这句话可以依照源文句式依次往下翻译，将句子断得更短一些，方便读者理解。可以译为:“马瑞拉发现安妮把脸埋在床上，痛哭流涕，一双沾满泥巴的靴子弄脏了干净的床单，却浑然不觉。”当然，笔者觉得任珊珊在其译本里将cryingbitterly译为“呜呜地哭”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这种翻译加强了语音效果，营造了悲伤的氛围，也符合儿童对拟声词偏好的期待。

(二)欠额翻译损失现象无论是超额翻译还是欠额翻译均会造成翻译损失，如果说超额翻译是译者唯恐表述不够清楚，解释唯恐读者不够理解，而在源语基础上不断衍生，那么欠额则是为了译语的流畅和简洁而故意略去本该译出的意义。欠额翻译，往往是译者无视译文的理解性与可读性，或过高地估计了译语读者的知识，以至于译文读者在译语中得不到理解源文意思所必需的信息，因为源语信息被译者忽视或被打了不应有的折扣。［8］下文同样以《绿山墙的安妮》为例来分析译者是如何遗漏源文信息，造成欠额翻译现象的。例PrissyAndrewstoldmethatshesatuphalfthenighteverynightofherEntranceweekandcrammedfordearlife……在《绿山墙的安妮》华文出版社的版本中［9］227，任珊珊对上面这句话的处理，可以说是个败笔。译为:“皮瑞莎安德鲁斯说她考试之前差不多总是半夜醒来，仓促地恶补。”Entranceweek在这里被译成了考试之前，显得太过宽泛，因为考前一天或者一月都算是考前，信息传达得不够精确。everynight在这句话中被省去未译，而satup被译作“半夜醒来”。半夜醒来是指睡了一觉受到打扰或是心神不宁而起床，总之是先睡了一觉，但situp的实际意思是“熬夜，迟睡，端坐”，根本没有先睡一觉的意思。译者在这句话翻译的过程中，对信息作了太多的精简处理，有违源文意思，也无法准确传递给读者需要了解到的具体信息，欠额翻译造成的损失很是明显。这句话可以完整地译为:“普瑞西•安德鲁斯跟我说，在入学考试那一周，她每晚都要熬半夜，拼命地死记硬背。”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并非总是一个单纯的文本，有时可能还会以混合型文本的类型出现。在一句话中，为了让读者读起来更像在读本族语，而略去了需要译出的词语，却把单个词语就能表达清楚的意义重复修饰，采用译入语习惯放大了一些源语中没有的信息。例Istumbledhome，embarrassedandconfused，myheartcompletelycrackedopen．这句话选自文德琳•范•德拉安南的儿童小说Flipped，在中国华侨出版社的译本中，陈常歌将其翻译成:“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满心尴尬与困惑。我的心已经碎成了片。”这是对女主人公朱莉受到打击以后的描述。短短的一句话，译者采用了“跌跌撞撞和满心尴尬”两个极其归化的四字格进行了翻译，虽然四字格具有言简意赅、整齐匀称、形象生动的特点，也是汉语中特有的词语组合现象，颇受有些作者和译者的青睐和喜爱，但是滥用四字格也不见得就能赢得读者的认同。在摘录的这句话中，跌跌跌撞撞地跑回家，“跑”字是译者添加的，这是杜撰，stumble是“绊倒，蹒跚和牵绊”的意思，到底是跑回家的还是走回家的，或者是连滚带爬地回去的，源语采用的是模糊表达，也符合逻辑，一个备受打击的人浑浑噩噩到了家，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去的，如果采用“跑”回去，就把这种无意识状态给抹杀了。但在处理后半句时，译者没有翻译出“completely”，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短短的一句话，译者的取舍混合运用了超欠额，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以言害意的作法，造成了翻译的损失。这句话可以译成:“我跌跌绊绊地回到家中，觉得既尴尬又迷茫，心儿像是给完全撕裂开来。”这样翻译，一种撕心裂肺的难受和眩晕不知如何到家的情景会更为明朗一些。

三、儿童文学翻译损失探析与补偿

儿童文学翻译损失的发生首先是由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英汉两种语言分属印欧语系和藏汉语系，由于受历史文化积淀和所处语言环境的差异，在语音、词汇、句法、表现方法等方面大相径庭，而翻译不只是语言形式的转换，除了语言形式本身所承载的语义信息，还有语言形式生成的美感及整合在形式之外的艺术意象。许多论文从语音、意义和文化意蕴等方面来探讨补偿方法，就是因为英汉两种语言有着固有的差异，很难实现“移瓶注酒”审美功能再现。儿童文学翻译损失与期待视野差异息息相关。儿童文学翻译毕竟是由成人译给儿童看的，翻译的主体是成人，阅读的主体却是儿童，一项活动涉及到了两个不同的主体，期待视野必然有差异。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尧斯对期待视野作出以下定义，即接受者在以往鉴赏中获得并积淀下来的对艺术作品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的认识理解。作为成人的译者很难在期待视野上与儿童读者达成一致与融合，这难免造成翻译的损失，而损失的现象就是译者对读者期待要么过高，造成欠额翻译，译文处理过于精简，信息传递单薄，不利于读者理解和认知;要么对阅读对象的认知水平和层次把握不准，看得太低，企图通过大量修饰和补充让读者理解，使得译文累赘繁杂，造成超额翻译，也不利于儿童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基于以上的探讨和分析，可以看出，要实现儿童文学翻译损失的补偿，需要对两种语言差异有深刻的认识，并在成人和儿童两者之间进行期待视野的矛盾调和。文中提到的超欠额翻译实例，涉及到了词汇和句法翻译的过量和不足，给儿童读者造成了意象上的差异。针对超额翻译第一例添加同位语的现象，删减了同位语，通过逻辑推断，改正了对于源语的误译，并将较为死板的词语换成了轻松调皮的称谓，更能迎合小读者的心理期待;而对于第二例超额翻译，剔除了过度修饰，让译文回归平实，符合当时源语描述的场景。在欠额翻译第一例中，补回了遗漏掉的“每晚”这样一个副词短语，使得译文表达更符合原作的意图，一个早不忙，夜慌张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例欠额翻译副词“完全”的补充，更为恰当地描述了受到打击后的感受，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受单句分析的局限，文中所列实例补偿都是在句中进行了直接补偿。对翻译超额和欠额的现象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词汇和句法的层面，仅仅追求字词对等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必要添加的时候予以灵活处理，可以增加童趣，满足文本和语境需要。如:Down，down，down．Wouldthefallnevercometoanend!这是选自《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中的一句话，赵元任先生将其译为:“掉啊，掉啊，掉啊!这一跤怎么一辈子摔不完了吗!”加入孩子喜闻乐见的语气词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这里对于“啊”这个语气词的添加就算不得超额翻译，而是按需添加，本来往下掉是令人心生恐惧的感觉，这样翻译，读来一下子让人轻松了许多，有助于读者去体验主人公当时的心理，给儿童读者带来玩耍娱乐的愉悦感。

这段文字是目前可查的关于中国近代儿童戏剧品评的最早记载，具有相当珍贵的文献价值。关于儿童小说，梁启超提倡应该视之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精神食粮，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以欧美变革中小说的功用为例间接说明了这一点:“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民、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很明显，梁启超把“童孺”也列为小说陶冶的对象，这无疑是对儿童与小说之间关系的新认识。梁启超虽未直接点出儿童与小说的关系，但是非常明确地指出，儿童与其他不同身份的成人一样可以读小说，通过小说能了解时政，接受教育，这样的观点可谓是震聋发溃。在传统社会里，对于成年人而言，小说尚不能登堂入室，列为正当读物;而梁启超居然提出儿童也可以读小说，这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确是一次观念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梁启超身体力行，译介了两部外国小说供儿童阅读:一部为法国作家焦士威尔玛(即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另一部是法国作家佛林玛利安的《地球末日记》。梁启超还在自己主编的《新小说》上陆续发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外国小说，这些小说对当时几代少年儿童影响极大，成为了他们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曾写道自己当时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福尔摩斯包探案》时的惊奇感以及在《新小说》上看见焦士威玛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曾回忆自己在南京时所受到的文学影响来源于梁启超在《新小说》中刊登的那些科学小说。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核心内容是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来考量儿童文学的创作特点，诗歌要通俗易懂，戏剧应声情激越，小说该启智增识，这实际上是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价值的思考。很显然，社会功利性是梁启超认同的儿童文学应具有的价值。在梁启超看来，儿童文学应该成为向儿童灌输浓郁爱国主义激情、开启心智、了解西方、增强自我知识与能力的手段。这样的儿童文学价值观显然带有极大的时代特征与局限性。儿童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其价值属性应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以特有的审美特性作用于儿童的精神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符合他们的身心成长，让他们感到精神上的愉悦与自造，从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样的价值观才能让文学与儿童和谐共处，从而真正发展儿童、完善儿童、提升儿童、有益儿童。梁启超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并没有彻底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思想。但是，梁启超首次将儿童与小说、戏剧、诗歌联系起来，并给予这些文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有益于拓宽儿童的视野与眼界，在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中极具开拓性，对于当时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展、儿童教育理念的更新都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二除梁启超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究外，当时还有几篇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成果推动了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其中，刊于《杭州白话报》1902年上册“论说卷”的黄海锋郎的《儿童教育》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早期成果之一。黄海锋郎为笔名，真实姓名无以为考。这篇文章主要谈儿童教育问题，重视教育对儿童的引导作用，其中有部分文字涉及儿童读物的问题。作者先反后正，先提出儿童读四书五经只会“自幼至老，懵懂一世”，那“四书五经是圣贤的大义微言，就是胡子一把的老先生，也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何况那是乳臭未干的儿童。所以儿童入塾读书，终日高声朗诵，却不晓得书中的意思，积久生倦，趣味毫无，反阻止了儿童好学的心思，埋没了儿童活泼的天籁”。

接着，黄海锋郎指出能让儿童陶铸天性的应该是“爱国的故事”与“为人的箴言”。黄海锋郎的儿童读物观虽然是只言片语，在当时却是一种极有冲击力的文学观点。作者明确将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教育的惯常读物定位为让儿童“受害无穷，脑门受伤，便成废物”的罪魁祸首。从现有资料考察，这是近代明确反对传统儿童蒙学教材的最早文字记载。此外，黄海锋郎提出的儿童应读爱国故事与为人箴言的看法与同时代梁启超的观点如出一辙，都是从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与社会功利作用来考察儿童与文学的关系的。同时期徐念慈的《请为儿童写作小说》也是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论文。徐念慈，近代著名小说作家与理论家，热衷于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他在1908年《小说林》第9和第10册上连续刊载了有关小说理论的专文《余之小说观》，其中第8节为《小说今后之改良》。20世纪初，“小说界革命”在文坛掀起，小说的社会作用遂为有识之士所悉知。阅读小说是国民之精神需要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儿童读者。在梁启超首次将儿童与小158说联系起来之后，提倡小说革命的徐念慈提出，应该专门为儿童创作一种属于他们的小说，这无疑将梁启超的儿童小说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徐念慈撰写了专文《请为儿童写作小说》，详细陈述自己对儿童小说的认识: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以下言)。而所出小说，实亦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其价值，则极廉，数不逾角。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执学校之教鞭者，必乐有此小说，而赞成其此举。试合数省学校折半计之，销行之数，必将倍于今也。

徐念慈的此番细论不同于之前黄海锋郎的泛论，他力求遵循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从形式、体裁、文字、描图甚至价钱上提出了“儿童的文学”的具体特点，这实际上是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考量儿童文学作为文学消费应该具备的构成要素。这里的文学消费不仅有物质上的消费，如提出读物的定价应“极廉，数不逾角”;还有精神上的消费，儿童读后可以“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虽然徐念慈对儿童小说的精神价值的提倡有过于强调教化作用之嫌，但其从儿童特点出发的立足点无疑对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都有实在的参考价值。1909年11月刊行的《教育杂志》第12期发表了未署作者姓名的文章《儿童读书之心理》，这篇文章是近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分析作为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儿童的阅读心理的专文。文章首先指出儿童所读之书对于儿童意义重大，依据是:“儿童至能读书之时，其精神即渐渐飞跃”;在精神成长的同时，“道德上身体上精神上堕落之危机，亦即发生”，所以对成长期的儿童“万不可使其精神衰弱昏昧，且须留意其所读之书”。那么什么样的书适合儿童阅读呢?作者立马给出三条建议。第一条为“以言日常生活之事，又富有趣味者为佳”。

儿童书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同时又富有趣味。这样的观点是只有蹲下来与儿童对话、用儿童的心思考过的有识之士才能体悟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关于世上的苦与难、是与非，如果儿童不知道的也应该告诉儿童，不要为儿童关闭，应该让儿童知道、了解，这样才能辨别、认识社会。对于是否应该把社会真实的黑暗与悲哀之处展示给儿童，这一直都是儿童文学研究者争论的话题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这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还处于开荒状态的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很显然，作者让儿童了解真实人生的态度具有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他希望儿童通过阅读图书了解社会中的善与恶、丑与美，知晓人生，洞悉现实世界的种种真实世象。文章对读书的建议之二为:儿童应读他们爱读的书。如果想让读书有益于儿童，那么必须重视儿童的意见。作者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指出学堂让儿童读的书其实儿童喜欢的并不多，并提出学校在配备图书时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见。作者对儿童自身的兴趣给予如此重要的地位，正体现出了他将儿童观与儿童读物观有机联系的理论体悟。他认为儿童的兴趣必须要予以重视，这样的儿童观推导出的结论正是儿童读物必须要满足儿童的兴趣，只有儿童爱看的书才能有益于儿童。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儿童身上而建构起的儿童读物观不正是现代儿童文学时期“儿童本位”文学观的初始表达吗?新文化运动时，儿童文学理论的一项重大成果即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其核心观点正是儿童文学在创作时要完全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遵循儿童的心理需要，满足儿童的兴趣。从这点出发，笔者认为，儿童文学本位观的首倡者不是公认的周作人，而是此文的作者无名氏先生(抑或女士)，他的这声“儿童读其嗜读之书”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仍占主导意识形态的晚清可算是一声另类的呐喊与呼吁。只可惜这声音太微弱，直至五四时期才变得强劲有力。

阅读建议之三为:“史传中之大种族深化、叙事诗及其他古典等”皆可以成为儿童“精神的滋养物”。理由是，“少年时代恰与神话时代相当”，因此，神话故事比现代文明更能让少年理解。将少年时代与人类的神话时代相提并论，这不正是西方人类学有关原始心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吗?西方人类学是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一门新学科，认为人类的文化与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分阶段进化发展，并提出了儿童的成长与人类进化的程序完全一致的“复演说”。从“复演说”可以推导出，儿童的思维与原始人的思维具有一致性，因此儿童必然喜欢并理解有关记录人类原始文明时期的神话与传说。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复演说”对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影响极大，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现代童话理论的建构者都是在其影响下进行有关童话起源和分类的酝酿的。无名氏先生的观点(“神话故事，与少年之关系，较现今之文明，尤为密切”)很显然有“复演说”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西方人类学早在五四之前已经开始被中国的有识之士发现并运用于儿童文学的研究中了。这比中国较早运用人类学理论来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论———即周作人1913年8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期的《童话研究》一文———还早近四年。

梁启超、黄海锋郎、徐念慈及《儿童读书的心理》的作者无名氏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者的成果构成了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主体研究现实。窥一斑而见全貌。他们的研究成果凸显出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历史特点。首先，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整体呈现研究材料零散，研究观点表述粗浅，研究成果形式简单的总体特点，与同时期的成人文学文论著家蜂起相比，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声音微弱，发展缓慢。其次，虽然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散、粗、浅、陋，但是却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自觉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与推进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关于儿童诗歌、戏剧、小说的文体思考对于现代儿童文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此外，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家虽然观点陈述有限，但却在有限的表述中直击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比如儿童与小说的关系、儿童的阅读接受心理、儿童文学的体裁特质、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等。这说明，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可研究的材料匮乏。当时并未产生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儿童文学理论家思考的理性深度。比如，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理论涉及到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价值探讨，从现代儿童文学延续到当代儿童文学这一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以说，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诸多思考维度无疑为后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理论方向。对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一直甚少，但是其呈现的事实表明，这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历史，我们在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应该对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予以足够的深究与挖掘，这是尊重历史、还原学术脉络发展的需要。

作者：王蕾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作者：崔明辰赫欣刘国良林爱琴倪居单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属医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

体格发育测量选择最能反映儿童体格发育的体重和身高作为生长发育的观测指标，于问卷调查同时进行测量。结果评价采用WHO推荐的Z评分（Zscove，又称标准差单位）法［1］。Z分＝（儿童测量值－中位数）／该年龄标准差，分为年龄别体重（weightforage）Z分（WAZ）、年龄别身高（heightforage）Z分（HAZ）、身高别体重（weightforheight）Z分（WHZ）。评价标准：按Z评分3项指标对营养不良进行分型：低体重、生长迟缓、消瘦，Z评分WAZ＜－2为低体重，HAZ＜－2为生长迟缓，WHZ＜－2为消瘦，WHZ＞＋2为超重或肥胖。分度以＜－2和＜－3为切点，分中、重度营养不良。同时，用体重和身高的实际测量值作因变量，与同期膳食结构和饮食方式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统计学方法用SPSS12．0软件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包括Z评分法、χ2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

营养状况以卫生部2009年的7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2］为标准进行营养状况评价。结果为，营养不良发生率为9．37％（男9．71％，女8．97％），其中低体重4．18％（男4．27％，女4．06％），生长迟缓3．06％（男3．30％，女2．78％），消瘦2．14％（男2．14％，女2．13％）；超重发生率为2．82％（男2．85％，女2．78％），肥胖发生率为1．51％（男1．25％，女1．81％），营养不良、超重和肥胖在男、女儿童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膳食结构与体重增长相关的因素有动物性食品和含碳水化合物丰富的食物，与身高增长相关的因素有动物性食品及乳类食品。2．3饮食方式饮食方式与体重增长相关的因素有每天餐次、每餐餐量和喜吃甜点零食，与身高增长相关的因素有每餐餐量和每天餐次。

营养状况分析本文调查显示，河南省农村地区3～7岁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率为9．37％，其中低体重4．18％，生长迟缓3．06％，消瘦2．14％，无重度营养不良。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的生活、经济条件有很大改善，为儿童的营养和发育提供了良好保障。但调查显示营养不良发生率呈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以4～6岁更为明显，分析原因主要是，3岁以后儿童活动能力增强、智力发育进一步加快，需要更加充足的营养，而父母对儿童的这一发育特点认识不足，且农村食物单一，儿童生长所需要的奶类、蛋类、鱼肉类等以及必需的脂肪酸摄入不足，导致营养不良发生［3］。调查还发现，学龄前儿童既存在营养不良，也存在超重和肥胖，呈现“两极分化”之象。一些条件优越的家庭千方百计给儿童增加营养，造成儿童营养过剩。本研究儿童超重发生率为2．82％，肥胖发生率为1．51％，这些超重或肥胖儿童，大多在婴幼儿期即存在肥胖或出生时超重，说明预防肥胖应从婴儿期抓起［4］。

膳食结构与生长发育对生长发育与饮食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喜食动物性食品的儿童，体重和身高较好，主要原因是动物性食品营养价值较高，为生长发育提供了重要保障。乳类食品也有利于身高发育，因为这类食品中既含有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还含有丰富的钙质，有助于促进骨骼的发育。调查还显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子女数量对儿童的营养状况有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儿童的营养状况就越好［5］。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儿童要比多子女家庭中儿童的营养状况好［6］。

饮食方式与生长发育对生长发育与饮食方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每天餐次和每餐进餐量是体格发育的主要影响因素。每天进餐3～4次，每餐进食量多的儿童体重、身高的发育均优于其他儿童；喜吃甜点零食且有睡前吃夜宵习惯的儿童，易发生超重及肥胖；存在偏食、挑食习惯的儿童，与体重增长呈反比关系，是因为这种饮食习惯造成了机体总体营养素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建议对低体重及生长迟缓儿童适当增加饮食量和餐次，纠正偏食、挑食等不良习惯，以改进发育状态；对肥胖及超重儿童，应通过控制饮食量和限制进食甜点零食、取消夜宵等来控制体重。本文调查认为，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率仍然较高，同时营养过剩问题也需引起注意。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均与膳食结构和饮食方式直接相关。应加强教育引导，让儿童及其家长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建立正确的饮食方式，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特点给予科学营养，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1.引言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分析

3.1总体分析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2分类分析

3.2.1传统视角分析

一、“陪伴式”实务模式的应用与反思

根据留守儿童形成的背景、特征以及需求，笔者采用“陪伴式”实务模式介入留守儿童服务，其需求与实务应用如下。

（一）应用1.亲子沟通的需求与实务调查评估结果发现①，留守儿童亲子沟通频率集中于半月到两月一次，留守儿童与监护人产生矛盾时，选择与父母沟通的人数仅占24.2%，从中说明，留守儿童存在亲子沟通的需求。亲子沟通的需求应该是以各种方式促进亲子之间互动与交流，但留守儿童的现实情况在于亲子在空间上的分离，因此促进其交流的方式可以采用电话或网络的方式。DS小学已有的措施是建立专门的电脑聊天室，为每一位留守儿童申请QQ号，并根据课程安排，使学生能与父母视频聊天。但实际的弊端在于，留守儿童上机时间只能在白天，而其父母往往是很晚才能下班，这也就导致网络视频的方式不能行之有效。基于这种情况，工作者选择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在几乎所有小学生都没有自己独立电话的事实下，就必须通过加强监护人的亲子沟通观念，使监护人可以促进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在本次“陪伴式”实务模式介入项目中，针对留守儿童的现状，工作者主要通过《我想有个家》、绘本感恩教育等，使留守儿童感知自身及父母的生活，促进学生思考自身现状；传授学生沟通技巧，鼓励他们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并通过家庭作业的方式促进亲子沟通和理解。通过“爱•感恩”心灵成长工作坊，塑造特殊环境，使留守儿童敞开心扉，相互支持，促进其对父母亲人的理解和感恩。2.学习辅导的需求与实务笔者通过与留守儿童和教师的访谈发现，留守儿童监护人往往更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情况，而忽视其教育问题；部分监护人年龄偏大，学历较低，难以照顾到留守儿童的学习；调查留守儿童在“父母不在身边最大的担忧”时，学习辅导居首占32.7%，其次为长辈生病（27.6%），受人欺负（16.6%）等。从中说明，留守儿童存在学习上的问题和学习辅导的需求。针对留守儿童学习辅导的需求，城市社区采用青少年课后学习辅导的社会工作方式，通常是成立课后学习辅导组织，如“四点半课堂”。DS小学的特殊情况在于，其学生分为走读生和住读生，对于住读的学生，学校在放学后会安排专门的教师供学生完成课后作业，并有值班老师为学生辅导作业；但对于走读的留守儿童，学校并没有较好的方式去服务。鉴于这种情况，工作者主要通过小组工作和组建学习辅导志愿者服务队的方式展开服务。小组工作方式促进组员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形成互助关系，在此基础上，开展志愿服务，构建学习帮办团体，满足学习辅导的需求。3.心理支持的需求与实务通过访谈笔者发现，监护人往往只关心留守儿童生理上的需求；父母长期在外也会导致亲子关系疏离，使学生缺乏归属与爱；部分留守儿童表现出怯弱、自卑等不良的心理倾向，以下与教师的访谈印证了笔者的观点。工作者:您觉得学校的留守儿童或者说全校的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老师: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心理上的辅导，不光是留守儿童，初中的孩子都这样，老师照顾的学生太多，对儿童的心理照顾得不会那么细致细微，有时候容易出问题，所以关心留守儿童也好，关心非留守儿童也好，在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方面应该多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通常是由外因导致的，当其在亲子关系、同辈群体人际交往、学习等方面出现问题时往往会形成程度不一的心理困惑。社会工作相信个人的行为和心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困惑在于帮助留守儿童适应环境，而造成留守儿童心理困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与父母、监护人或者同辈群体之间的沟通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工作者开设了心理成长工作坊，释放学生的心理压力，对心理困惑较深的学生实施个案服务。“爱•感恩”心灵成长工作坊不仅是对留守儿童关于朋友、老师以及家庭的爱与感恩的体验，也是他们释放心理压力并获得支持的过程。个案服务是对小组、工作坊等服务更深入的跟进，在本项目开展中，共服务过两个典型个案和12个咨询性个案。从个案的评估结果来看，基于时间和现实情况，工作者在案主的环境资源利用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但从陪伴的角度来看，案主的心理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4.素质型活动的需求与实务在关于“你希望得到社会、学校及家庭为你提供怎样的帮助”的调查中，选择“社会关爱•手拉手”“兴趣小组”“电脑培训”“亲子活动”等素质型活动的占73.5%，其次为学习辅导（10.0%）、经济支持（5.5%）等。可见，留守儿童存在素质型活动的需求。项目中关于留守儿童素质型活动多样化的内容，除了上述的亲子沟通、知识教育、绘本感恩教育、“爱•感恩”心灵成长工作坊、“彩虹桥”人际交往小组、志愿者服务队等以外，还开展了其他各种活动，如“手拉手•改变”成长小组、健康知识讲座、体育竞技活动、兴趣小组等其他团建活动。

（二）反思从服务反馈的情况来看，“陪伴式”实务模式在服务留守儿童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实践作用，在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陪伴留守儿童，做他们的老师、朋友、手足、伙伴等，伴随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但也暴露出以下几点局限。1.需求的局限性“陪伴式”实务模式在需求预估方面过于狭窄，不适合群体性服务。“人在情境中”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既受外界环境压力的影响，也受内在心理冲突的影响，这两种影响以复杂的方式交互作用，而外界环境又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大众传媒等。因此，针对案主问题的评估，不能仅仅评估其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应在评估案主内外环境的基础上，分析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逻辑关系，从而评估案主的需求。“陪伴式”实务模式是基于风险视角，针对青少年在家庭环境方面亲子陪伴需求不足，以社工教育或替代性的方式弥补青少年的陪伴性需求。它只是分析了青少年家庭环境和心理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忽略了社区、学校等其它可能与其心理变化产生作用的环境。事实上，在本次项目中发现，尽管留守儿童的现状比较符合“陪伴式”实务模式的需求假设，但使用这种单一模式，很难解决留守儿童的实际问题，以下面个案为例：个案1：M，男，在DS小学五（1）班就读。案主是家中独子，父亲干建筑，母亲做厨师，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对案主管教较严格，一旦案主做错事情，父亲经常打骂案主，母亲也不阻拦，家庭教育方式为典型的棍棒教育。据老师介绍，案主平时在学校爱打架，经常与同学发生冲突，老师对此也没有办法。案主自认为自己打架行为没有错，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动手打人，案主并为自己这种行为洋洋得意，认为是“很厉害”的表现。根据以上信息内容，对案主的进行评估可知案主显性的问题有三：一是父母在家庭教育方式上的问题；二是案主在认知上存在明显的偏差；三是案主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该个案中，案主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可以运用“陪伴式”实务模式方法，通过与案主父母进行沟通，实现其正确的教育方式来解决；但案主人际交往的认知和障碍可能与学校风气、社区环境等案主所生活的各领域的背景有关，这就不是简单的家庭陪伴可以解决的。2.资源的局限性“陪伴式”实务模式服务场域相对单一，不利于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陪伴式”实务模式最初的研究源于对家庭社会工作的研究，是社会工作者通过家庭工作手法介入家庭教育问题的一种工作模式。本次项目由于是学校留守儿童服务站项目，因此实行的是学校社会工作的陪伴方式。但不管是学校社会工作还是家庭社会工作，只要实践“陪伴”形式，就必然会在案主可能面临的所有社会环境系统中展开行动，而这种行动在实践中却很有局限性，比如以下案例：个案2：P,女，12岁，DS小学六（二）班。服务对象为留守儿童，父亲经商常不在家，与服务对象情感交流较少；母亲无业在家，经常打麻将，有时不为孩子准备早餐，一天两顿，和服务对象也缺乏情感交流。服务对象有一个哥哥，在镇中学读初一，服务对象和哥哥关系不好，经常吵架，现在处于僵持阶段。服务对象平时在校性格活泼，但是敏感易冲动，情绪不稳定，与同学人际关系不良，但仍有少数好友。另外外界传言服务对象不是现在父母亲生的，而是舅妈亲生但寄养于此，服务对象对此很痛心。案主呈现的显性问题包括亲子问题、与兄长的沟通问题、与同辈交往的问题以及情绪管理的问题，可能也包括“传言”的问题。从案主“性格活泼”、“仍有少数好友”可知，案主没有严重的交往障碍，与同学人际关系不良可能与“传言”有关，同理与兄长的关系处理可能与家庭教育、家庭氛围或者也和“传言”有关。因此，案主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是家庭问题，这就很符合青少年“陪伴式”实务模式在家庭领域的应用，但案主的环境表明，介入案主的家庭领域，就必须介入案主家庭的环境领域，可能包括案主兄长的学校、案主的学校及社区、案主母亲的生活领域，也可能会包括“舅妈”的生活环境。这样庞大复杂的目标系统及其环境，通过“陪伴式”是无法解决案主问题的。3.伦理的局限性“陪伴式”实务模式的陪伴行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占用过多的服务资源，不符合社会工作者平等服务的伦理守则。每个人都有从社会获益的平等权利，也有背负社会负担的平等义务。这一原则是基于占第一位的社会价值观平等。依据这一价值观，社会工作者引申出专业上的信条，约束他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有的当事人分配可以得到的资源，即平等服务的价值伦理。社会工作服务是群体性的福利服务，相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其服务资源总是有限的。尽管目前没有统一要求每名社工服务的群体数量，但根据《北京晚报》中《关于全面加强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的内容，要求每500户居民配备1名社会工作者，北京家庭平均人口为2.45人即每名社工服务人数约为1200人。另外，从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趋势来看，上海、深圳等地区已经采取“一校一社工”的服务模式。这就表明，社会工作服务不仅仅是“一对一”的服务，也是群体性服务。但是，“陪伴式”实务模式要求社会工作者“做青少年的老师、朋友、手足、伙伴等，伴随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这种“陪伴”理念是对社会工作者助人价值理念很好的一种诠释，在服务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其“陪伴”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在个案2中，社会工作者既要践行案主在家庭、学校以及社区等各领域的“陪伴”，又要介入到与案主相关人物的环境系统，这就势必造成社会工作者对该案主投入过多的服务资源，而减少了其他服务对象的资源。因此，尽管“陪伴式”实务模式对缺乏家庭陪伴的留守儿童甚至其他青少年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其“陪伴”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其他服务群体享受社会工作者服务的福利，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违反了对服务对象公平服务的伦理守则。

二、“网格化陪伴”实务模式

项目实践与反思表明，“陪伴式”实务模式在实务开展及项目推广中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定的是，其“陪伴”行为是践行社会工作助人理念的高度体现。在这种理念下，笔者认为，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将“陪伴”的单一性需求扩大至案主的整个系统性需求？是否可以将案主生活场域分化处理？是否可以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准则，将社会工作的服务资源重新分配？基于以上思考，笔者提出“网格化陪伴”实务模式。

（一）理论基础——生态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源于生物学概念，后结合“人在情境中”视角成为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将个体生活的场域视为“栖息地”，“栖息地”有无数的资源，包括物理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当个人与资源之间的互动出现困难时，个体将面临困境。因此，社会工作主张既考察服务对象的内部因素，也考察其“栖息地”的环境资源，理解个人在家庭、社区、团体组织等生态系统中功能的发挥，由此切入案主的服务。生态系统理论将案主的社会资源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其关系如图1。

（二）概念与应用框架根据以上“陪伴式”实务模式三个方面的局限性，笔者对应提出“网格化陪伴”实务模式的三个核心概念，即三个基本问题、网格系统与陪伴转移。1.能力、心理和社会支持——三个基本问题与服务策略案主面临的基本问题与其抗逆力的三个因素息息相关，即效能因素不足时，案主表现出的主要是能力缺乏的问题；内在优势因素不足时，案主表现的主要是心理问题；外在支持因素不足时，案主表现的是社会支持问题。因此，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就要从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这三个维度出发（童敏，2008）。（1）能力建设——服务的宽度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宽度，能力建设涉及到如何评估案主的需求及能力，决定着社会工作者服务的主要内容，如图2所示。在“问题”评估方面，社会工作者要评估有“问题”的部分和没有“问题”的部分；在“能力”评估方面，工作者要评估案主拥有哪些能力，没有哪些能力，哪些能力是个体适应环境必需的，哪些不是必需的；在综合评估方面，社会工作者要评估“问题”与“能力”的相关性，不仅要重视导致案主问题的“没有的能力”，更应重视可以解决问题的“已有的能力”，同时，对于其它不确定是否与问题有关的能力，也应该从优势视角出发，积极带动案主问题的改变。所以，案主的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规定了工作者专业服务的范围，应该对案主的哪些方面进行服务，即为服务的宽度。（2）心理调适——服务的深度作为服务的深度，心理调适涉及的是怎样介入案主心理层面的问题，决定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心理层面介入的焦点，如图3所示。根据案主所呈现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可以直接介入处于意识表层的其它行为层面，或深入介入案主的意识层面乃至更深入的无意识层面。这样的介入会使服务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是比较常见的介入方式，但这样介入的缺点在于介入心理层面单一，会忽略案主心理层面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在分层介入的基础之上，评估案主行为、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从整体上介入案主的心理层面。所以，案主的心理调适实质上就是选择案主心理的介入层面，调适各心理层面的关系，即确定服务的深度。（3）社会支持——服务的广度作为服务的广度，社会支持涉及的是除案主本身之外与其相关联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帮助与维持案主改变的主要因素，决定的是工作者可以整合的资源范围。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工作者可以如图1整合资源。根据评估案主的能力问题和心理调适的程度，可以判断工作者需要整合哪种程度的系统资源：当案主问题较轻时，工作者可以整合其个体的微观系统的资源；当案主问题较重时可以整合案主的中观系统资源；当案主面临很严重的问题时，就需要整合包括社会文化、组织以及制度等宏观性的资源。通过整合各系统资源，建立案主与系统资源之间的联系和支持，从而满足案主的需求。但要注意的是，整合各系统资源并不是直接将各系统的资源应用于案主本身，社会工作伦理要求资源必须公平的、合理的为服务对象服务，因此资源的运用或者通过公平的分配，或者通过相互的资源交换来实现。所以，仅仅运用中观系统、宏观系统的资源满足案主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这些系统的利益，就应该建立案主与各系统之间相互交换、相互支持的关系，实现资源的合理整合。任何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问题都可以归类为其能力问题、心理调适问题和社会支持问题，而这三类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伴随而生：案主部分能力缺乏可能造成案主的心理问题，从而影响其行为，进而影响其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案主产生心理困惑时，可能造成学习障碍，影响能力的提升；案主的社会支持不够时，容易产生心理孤僻，或者能力的丧失。因此，在服务案主时，要从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通过分析案主的能力问题，评估案主的需求；通过分析案主的心理调适问题，判断如何影响服务对象；通过分析案主的社会支持问题，判断怎样去推动案主的改变。2.网格系统——个案管理与服务信息化（1）个案管理个案管理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为某一群体或某一案主整合、协调所有助人活动的一个过程（林胜义，2001），它强调的是两个及以上的专业工作者在给案主服务的过程中相互沟通与协调，强化案主的资源网络，增进案主使用资源的知识、技巧和态度，并重视案主个人获得及运用资源的能力（JuliusR.Ballew&GeorgeMink，1998）。由以上个案管理的概念可知，个案管理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多个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团队合作，二是强调案主资源的整合。个案管理的工作方式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多个社会工作者合作的方式可以将同一个案主的生活场域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生活网络，每个社会工作者只负责该案主在自身服务范围内的生活网络，极大弥补了“陪伴式”实务模式中场域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各社会工作者只负责案主在各领域的生活网络，可以使一名社会工作者对多名案主集中实施陪伴行为，节省了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人力资源，也可以更好地整合该生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从个案管理的概念可以看出，个案管理需要将案主的生活场域或生态系统划分为各个领域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这就需要将案主的环境系统在网格化的基础上实施个案的信息化共享管理。（2）网格化管理与网格系统网格化管理是公共管理学的概念，原指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应用、整合多项数字城市技术，研发“城管通”，创新信息实时采集传输的手段,创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两个轴心的管理体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从而实现精确、敏捷、高效、全时段、全方位覆盖的城市管理模式（陈平，2005）。其核心概念包括：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思想将所辖区域划分成以万米为单位的网格区域，在每个区域实行明确的责任分工形式实现分层管理；信息采集器——以手机等无线网络方式对网格区域内的信息进行采集和传输；两个轴心管理——整合政府职能，成立网格管理中心和监督中心，二者相互分工、相互制约。社会工作服务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资源管理的服务，它帮助案主整合自身资源。但随着资源形式的复杂，工作者必须依赖一定的方式使资源层次化以便于整合，而网格化管理的方式正是在日益复杂的城市管理中出现的创新型城市资源管理的方法。借鉴于该方法，能一定程度上减小“陪伴式”实务模式中的局限性。因此，笔者依据网格化管理的内涵及其核心概念，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的网格化系统：第一，网格系统，以社区为单位，将案主面临的困境根据工作者的工作领域划分为各个网格区，每一个网格区有一名专业社会工作者负责相关问题，该社工服务点称为网格点。第二，网格点的个案管理，根据接案的网格点，由该网格点社工负责协调其它网格区社会工作者，根据案主的困境共同制定服务计划；第三，服务信息化，个案管理涉及到多个社工为案主服务，建立个案的信息化，共享各社工之间对案主的服务进程，能促进服务过程的良性运行，也能避免社会工作者服务资源的浪费。以上内容形成社会工作服务的网格系统概念，通过网格系统的建立，工作者通过专业领域的不同将案主所面临的困难网格化，由各网格点社会工作者通过相互沟通和协调，有序地解决自身领域内案主的困境，其具体结构如图4所示。3.陪伴转移“：单一性”陪伴理念——“网格化陪伴”实践（1）“陪伴式”实务模式的陪伴实践“陪伴式”实务模式的陪伴实践源于青少年积极发展理论，其关注的重点在于青少年的优势和才能，而不是他们的问题，它相信青少年无限的发展潜能，认为每一个青少年都能顺利度过青春期进入成年期，并能贡献社会。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陪伴在青少年身边的方式，承担青少年的教育和指导责任，做青少年的老师、朋友、手足、伙伴等，通过各种青少年的陪伴性实践，伴随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2）“单一性”陪伴理念“单一性”陪伴理念是指仅由社会工作者陪伴案主面临困境的陪伴理念。“陪伴式”实务模式的陪伴行为从理论上极大体现了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但项目经验表明，这种“单一性”陪伴行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并不符合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即这种陪伴实践不具备操作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提取“陪伴式”实务的陪伴理念，在该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另一种方式，将“单一性”陪伴转化为“多样性”陪伴以践行陪伴行为。（3）陪伴转移：系统视角下的“网格化”陪伴实践“陪伴式”实务模式的陪伴行为过多利用的资源不是社会工作者所整合的环境资源，而是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人力资源。这种陪伴行为需要工作者减少甚至放弃其他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而将自身时间和精力集中于该案主的陪伴，而实践证明，这种陪伴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无法操作。因此，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于案主能力提高、心理调适的基础上，通过将社会工作者陪伴转化为案主所处各层级系统的陪伴，这样就将社会工作者本身投入的人力资源分散至案主及其周边的系统，建立起案主与其环境之间相互的陪伴关系，这种陪伴关系在案主获得社会支持的同时，也能使案主成为其环境系统的支持者和陪伴者。

一、鼓励儿童独特的审美与表现

1.营造课堂氛围，调动儿童兴趣在上每节课之前，教师都需要利用一些工具，如投影仪、电脑、幻灯片或启发式的语言，抓住儿童的兴趣点，让儿童在顺其自然的状态下走入课堂，进而开始教学。若不做前期工作，避免不了生硬的授课方式，儿童的积极性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的课前准备是必需的。

2.尊重绘画原创，倾听儿童心声毕加索曾说过，他一辈子都在追求像孩子一样画画。儿童所创作的作品有他自己的想法与情感，是纯粹的、天真的，和他们的心灵一样。他们接受美术教育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技法，更多的是有其情感上的体验，与其精神相结合，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是他们自身思想的表达。虽然教师授课的主题相对固定，但是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思考，有其个性的一面。教师应当尊重儿童绘画的原创部分，保留其独特的绘画表现，鼓励儿童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

二、多采用手工与绘画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美术课堂材料的多样性是深受儿童喜爱的，儿童的好奇心驱使他们产生学习动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儿童更愿意接受手工与绘画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纯粹的图画已经不能满足儿童的需求，他们渴望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作品，而尝试使用剪刀、胶水等工具会让他们兴奋不已。有些儿童对于单纯的绘画有较好的控制力，但在操作工具时还是显得有些生疏。儿童的兴趣不会因为这点小挫折被磨灭，他们会在自己的作品创作中更加投入，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有时候，虽然作画的材料是一样的，但可以制作出不一样的作品。以纸盘为例，白色的纸盘可以让儿童在上面涂色作画，也方便剪裁。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将纸盘作为儿童的手工材料，将纸盘一裁为二，一种是以纸盘作为小鸟的身体，另一种是以纸盘作为水母的身体。同种材料不同的做法带给儿童极大的乐趣，他们对纸盘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如作为小乌龟的壳、小狮子的脑袋（周围加上碎纸条）或是对折成西瓜等，儿童新奇的想法不断涌现，这些都可以作为课后内容去实践、探索。

三、重视儿童在美术活动中的成果

1.儿童相互欣赏，提高审美能力每次课程结束时，笔者都会要求儿童将作品贴在黑板上，大家互相欣赏、评价。在这一过程中笔者会问他们：“你们觉得哪个小朋友的作品好？哪里好？”这时候儿童会自己思考并说出他们的想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让儿童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秀之处，相互之间的赞赏让儿童更加有自信、有激情。

2.教师恰当评价，激发创造动力美国儿童教育专家吉拉德•培特森在《观念改变行为：与孩子一同成长》一书中谈到：“我们小的时候想象非常丰富，长大以后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在他看来，首要原因是儿童的幻想没有得到家长的鼓励，而对儿童最有力的鼓励，是父母亲对他的爱、兴趣和注意。同样，教师对儿童的评价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学生互评结束后，教师往往作出补充，在对儿童作品进行表扬之后，可以用“你这里……画会更好”这样的方式激励儿童改进，而不是用否定的语气与儿童交流，教师要学会用正确的交流方式和儿童相处。

1教学内容与方法

1.1内容

通过伤情评估、抢救生命、请示汇报、及时分流等环节学习如何实行捡伤分类、正确启动应急响应等级，做到职责明确，救治有序、高效。

1.2方法

理论讲授与应急演练相结合，设定不同伤情等级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培训如何正确实施批量创伤急救流程，并及时总结汇总问题，使急救流程得到不断优化。

2批量创伤急救中应掌握的关键流程

2.1捡伤分类及患者标志

捡伤标志应具有醒目、共识、统一的特点，国际上将捡伤标志称为“标签”，我国称为“伤票”。目前，国际通行的分类标志统一采用红、黄、绿、黑4种颜色的标签，分别表示不同伤情及获救的先后顺序。其中“红色”代表伤情十分严重，随时可致生命危险，需立即进行抢救；“黄色”代表伤情严重，应尽早得到抢救；“绿色”表示伤情不严重，可容稍后处治；“黑色”代表已经死亡。根据伤票不同进行分区救治，设立抢救区、外科治疗区、候诊区等。当创伤患者到达后，根据捡伤情况将4种颜色的分类标记贴于创伤患者左上臂，并同时以编号代替创伤患者姓名，以001、002、003……排序，登记性别（因姓名、年龄、身份证号在初诊时往往信息不全），填写创伤患者编号牌，贴于创伤患者胸前，随创伤患者流动到不同的临床或医技科室，以便对创伤患者进行快速识别。

一、美术教学的现状分析

现代的美术教学打下了成人教育的烙印。各式各样的美术班里，往往都掺杂着成人的意志和评价标准。在评论学生的习作的时候往往侧重于习作的整洁度、填图效果、比例和谐与否等方面，而忽视了习作的自主性、独创性、彰显力，使一幅幅儿童画按照成人的意愿，一笔一画间透露出成熟，甚至整幅作品都是家长代劳，这样的美术教学无疑是自欺欺人的，这样的美术课堂也会缺少儿童应有的活泼与天真。美术往往会被认为是副科，不受重视，学生往往把这门学科当成兴趣去学习，感兴趣就多学些，不感兴趣就不学，部分教师也有职业倦怠，赞许和赞赏成了课堂的稀缺品，美术教学的现状真的有些令人堪忧。

二、赏识性教学在美术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1.用赞赏的眼光看待儿童画的创作过程

“儿童是画其所想而非画其所见”，因而，评价儿童画时不能以“像不像”为标准，儿童有儿童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笔墨间都会彰显儿童特质，所以教师要真正成为儿童的艺术领航者，就要放下架子，降低身份，以儿童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的画中其实没有对错，没有瑕疵和美玉之分，教师只要用赞赏的眼光去看待，用赞许的口吻去评价，多鼓励少批评甚至是不批评，多指正少呵斥，就可能会诞生未来的画家。你的呵斥和教训有可能永远伤到了他们的自尊心，有可能这辈子都要讨厌美术，讨厌老师。多多用赞赏开启学生们追求梦想的钥匙，用激情和赞许点燃创造的火花，使他们的表现力和创造性在无拘无束中，在教师的赞赏中得以提高，美术课必将成为学生尽情挥洒情感，发挥想象的多彩舞台。

2.赏识中增强绘画的信心

教师的赞许和表扬往往成为学生们的创作动力。教师像大禹治水一样“宜疏不宜堵”，儿童画往往稚嫩有余，教师就要善于在淡描乱画中，发现学生的闪光之笔，给学生以赞许和鼓励，培养学生们习作的信心和勇气。儿童往往都有胡乱涂鸦的嗜好，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笔下的万物也许都是七扭八歪的，粗细、长短、颜色等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教师能不吝仔细的赞赏，用自己肯定的赞许去迎合学生们渴望的目光，信心也许在这一刹那就“润物细无声”了，“你真棒”，“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的，老师相信你”，相信在学生们心中播撒的是阳光，收获的必将是春色满园。信心满满去绘画，信心满满去生活。

3.赏识让教师跳出技法教学的固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