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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二人转的起源
1、东北二人转产生的地域文化条件萨满文化是东北古老而独特的一种文化,在北方各民族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它是东北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的记忆。二人转是萨满文化的完美继承和延续,它的演唱形式与萨满祭祀歌舞形式几乎同出一辙,它的音乐唱腔来自萨满神歌,它的舞蹈动作来源于萨满的激素舞蹈,二人转的很多曲目也是由萨满神歌发展而来。东北人是由东北各民族先民和关内移民组成,前者自古以来大都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与豺狼为伍,形成了粗犷、彪悍、豪放、朴实的性格。后者是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向东北地区大量迁入汉人,而这些汉人大多都来自我国北方地区,本身豪放的北方汉人进入民风朴实彪悍的东北,遇到更为粗犷、豪放的东北人民,变得更加勇武、豪爽。这些人所带来的先进的汉族文化与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而又不拘一格的东北文化。二人转正是在本土文化与汉文化融合过程中形成的。
2、东北二人转产生的社会条件二人转成熟于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孱弱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火炕之中。东北山川大泽地广人稀,物资丰富,但也绝非唾手可得,不仅要面对风霜雪雨、豺狼虎豹,还要面对官府的压迫和土匪的盘剥,生活的艰辛不难想象。特别是东北的流人们,他们撇家舍业、孤身漂泊,在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了生活中的疾苦。所以只有苦中作乐,才能期盼熬过漫长的艰苦岁月。近代中国混乱的社会秩序,是二人转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客观因素。民歌和二人转的唱词中很大一部分是借助历史故事来表现东北人民对官府压榨、封建礼教压榨的不满,但多是“悲剧喜唱”,可见东北人在这样艰难和痛苦之下,更多的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精神。
二、东北二人转狂欢文化的特点与表现形式
1、东北二人转狂欢文化的特点现在的东北二人转是在大部分保留传统二人转精华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时尚综艺性的内容,有现代的歌舞融合其中,有时像小品,有时像相声,这都让东北二人转穿上了七彩的外衣。“片段化、综艺化、说口化、戏谑化特别是狂欢化已经成为新型二人转的突出特点。”[2]现在的东北二人转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它具有极其狂欢的特点。东北二人转的演员大都来自民间,这就更加增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狂欢效果,而这种狂欢也极大地增强了东北二人转的喜剧艺术效果。“狂欢化是二人转艺术的一种情感方式、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表演方式、一种笑谑方式、一种游艺方式。”[2]这些看起来比较俗的东西可能更会引起普通群众的观看兴趣,更能调动观众思想中的敏感神经,从而使二人转深入群众内心,引发观众强烈的心灵与情感体验,使观众在带有色情的挑逗性的语言中获得一种愉悦。二人转的演员通过类似夸张的狂欢式的表演,尽情地把在日常生活中被长期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常常因为这种“荤段子”把二人转定义为低俗、色情。笔者认为,有些人说二人转属于色情演出实在有些欠妥。因为二人转仅仅是一种民间的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它的主要目的是将人们的思想带到一种超乎现实的近似狂欢的精神状态中,因此东北二人转并不是色情演出。
2、东北二人转狂欢文化的表现形式在东北二人转之中,“脏话”几乎是作为一种台词出现。为何被大众文化所排斥的“脏话”可以在二人转之中蓬勃发展呢?因为二人转是一种具有狂欢精神的表演形式。二人转中的“脏话”是具有感情功能、无实际意义所致的脏话,主要是为了感情的宣泄。在东北二人转的演出中,“脏话”往往具有特殊的交际功能,在演出中,“脏话”在变成口头禅以后,它原本侮辱人的功能在不断消退,逐渐成为一种娱乐性的交际性语言,例如,“王八蛋、山炮、兔崽子”等,都会给二人转的演出带来狂欢效果。在使用这类似交际性的“脏话”中,对话双方没有世俗的阻碍,也没有了世俗道德的严格束缚,表演双方可以根据自身的情感进行交流,从而在表演中获得一种“畅所欲言的活泼形式”,通过它破除规则、消除等级,进而达到一种狂欢的效果。在东北二人转演出之中,狂欢精神还体现在对社会本质的揭露、对权力的不屑,以及对狂欢大众的吹捧。在表演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需要演员与观众进行交流,这是二人转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形式。“演员需要把观众拉入到狂欢的气氛中,解除心头的种种规则、戒律的束缚,而成为摆脱现实世界进入到二人转狂欢世界中”。在东北二人转的世界中,所有的社会等级、贫富关系都被看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二人转这里,他们都是狂欢世界中的一份子。在二人转表演里,通常来说,地位低的受尊重,地位较高的相反会遭到对方的嘲讽。二人转用这样的表演形式,使两者地位趋于平等,进而共同形成狂欢的气氛。在二人转演出中,演员常常通过抬高观众或者贬低自己的“自虐”方式来让观众体会到自己的优越感、自己的存在,使观众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力量,从而主动加入到演出的氛围之中。在“狂欢性的活动中,……低贱不再那么让人避之惟恐不及,……人们处于一种主体性极度扩张、惟我独尊、鄙夷和超越常规,进而重建自我世界的心理状态中。”东北二人转的狂欢精神是强烈欲望的宣泄、蓬勃生命的张扬、被社会所压抑感情的释放。东北二人转的狂欢本质来自于它的起源,我们在这里不能否定东北远古女神祭祀仪式和东北民间口头文学对其的影响。东北人因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而形成的粗犷、直率的性格,使得东北话往往是一语道破,从不遮遮掩掩。东北话不是经过文人墨客的悉心雕琢的作品,而是由东北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之间创造出来的,所以在东北人的话语间形成了那种以物喻物的表述方式。东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东北的汉人大多都是从关内迁徙而来的,有来自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区的人,众多地方的语言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相互融合,汇聚成为了极具丰富性的东北话。走在东北的大街小巷,时时刻刻都能听到东北人之间特有的戏谑方式,东北二人转中的说口正是东北民间地方话的进一步升华与提炼,二人转中的说口是言语上的一种狂欢,表达出人类情感上的游戏和狂欢。
三、东北二人转的民俗文化
1、雅文化与俗文化首先,何为雅?何为俗?世界上本来没有雅俗之分。在周朝,“雅”是一种宫廷的乐器,这种乐器是由专门的乐官掌管着,并配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演奏,这种音乐被称为“雅乐”,是经常在贵族之间的礼仪活动中演奏。因此,所谓的“雅”,自古以来就是被上层阶级贵族化、权威化的一种文艺形式。可见,雅与俗这两方面本身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统治阶级规定出来的。“雅”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秩序出现,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喜好。“雅”很多的内容都是从“俗”中汲取或直接拿来,从而保证自身的发展和生存。但是“俗”一旦翻身变为了“雅”便忘记了出身,又主观性的创造或指定一个新的“俗”来代替自己。所以,雅与俗的定义在各个阶段都是不同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戏曲、小说是低俗的,而诗文是高雅的。词在唐代刚出现的时候是低俗的,但是到了宋代就成为高雅的文化了。
论文摘要:人们对二人转各执己见、褒贬不一,但二人转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走红于当代民间,甚至走上了以主流意识为导向的社会艺术大舞台,这无疑证明了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它、认识它,还要进一步发掘整理,进而使之发扬光大,令其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中大放异彩。
论文关键词:二人转东北地区文化特征
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从最初形成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传统二人转历史上没有固定的名字,俗称双调、蹦蹦儿、对口唱、双玩意儿、小秧歌等等二人转的最初定名大约在伪满时期,即2O世纪3O年代,但它一直生存于东北民间,并且常常被禁演,许多艺人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传承并发展这门艺术的。到了2O世纪5O年代,二人转这个名字首次在新中国的文艺界得到承认,它终于获得了正式的身份和合法生存的空间。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居住人群的不同,自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应该说是东北地域文化造就了东北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进而影响了二人转这一东北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
首先,从二人转的表演形式来看。二人转一树多枝,它的表演形式有三种,最常见的是二人对唱对舞,俗称“双玩意儿”;一种是只有一个人边唱边舞的独角戏,俗称“单出头”;另一种是由多个演员扮角色同台演出,俗称“拉场戏”。二人转的演出方式主要是走村串户,据记载,直到2O世纪初,二人转的演出还是:“村店之间。时有二三人在屋内、窝棚等地演唱杂剧”,并逐渐发展成小戏班,走村串店,在窝棚、地窨子、“子孙窑”(农户家)、打渔人的“网房子”、挖参人的“棒槌营子”、大车店等地演出,后来才发展成为唱“屯场”、唱庙会、唱江边码头的茶馆、唱伐木的“木邦”,唱金矿、煤矿等。这与东北地区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北地区历史上是少数民族游牧地区,几千年的时间里,这里虽有很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却依然是未开发的蛮荒僻野。虽然历史上这里不时有少数汉族人流入,有人定居,但是相对于辽阔的大平原而言,仍然是寥寥无几。所以这里四野茫茫,地广人稀,广袤的大平原上,不知相隔多远,才能稀疏地见到几户人家,居民相对集中的村镇非常少,因此很难有固定的戏园子很难有可供大戏班演出的舞台,居民更少有请得起大戏班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经济实力。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地方艺术只有以小而灵活的特点,才能生存下来。二人转演员人数少,演出形式简单,道具较少,有小型乐队伴奏即可各处行走方便,所以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当然,“单出头”的形式在人数少这一点上似乎更占优势,但表现力远不如“双玩意儿”,因此二人转便成了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
二人转的艺术特点是集说、唱、舞于一体以唱为主,且唱且舞,中间加上一些口语说词表演时拿手绢、扇子、竹板等道具,表演过程中不时加一些类似于杂技的“绝活”,一些艺术表演的基本要素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形成一种“麻雀虽小,五脏具全”的特点,体现的一种“自给自足”式的文化意识,这是东北地区封闭式文化特征的一种折射。
东北地区虽然广阔,但周边环境却是封闭型的,从自然地理风貌上看,北部为大兴安岭西部为蒙古戈壁,东部为茫茫的太平洋,与中原地区唯一的通道是山海关,然而历史上一旦出现政局动荡,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大门随时都会关闭,使得这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
摘要:应用型本科处在我国传统科研型大学生到大中专教育的一个新兴的承接位置,主要是培养一专多能性型人才。这类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就业是我们在近20年才进行探索研究的课题,本论文从大城市社会的相对音乐人才过剩和全国范围内社会音乐人才绝对需求的关系去研究的,并给出了应用新本科院校音乐学生扎根基层的策略。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音乐类;大学生;扎根基层
应用型本科是我国新兴的一批本科院校,我们首先要从学校本身综合情况出发来认识这些高等院校。这些高等院校多为地方性院校升级而成,缺点是科研团队建立较晚,科研基础薄弱,对于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能力有限;优点是改变了我国传统教育中高校只提供高层次人才教育平台的刻板性,为占社会主体的中间岗位和服务业人才培养找到了适合的产教对接口。相对于音乐学院和传统大学的生源,应用型本科的音乐学生在入学之前一般专业技能相对较差的,在加之后期单一专业学习较少,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音乐类教育一直在就业问题上被社会所诟病的。其实我国音乐人才的现状是大城市相对过剩,农村和中小城市绝对需求的,那么我们可以放眼农村和中小城市来提高音乐学生的就业率。
一、应用型本科音乐类大学生应扎根农村基层策略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的国家,但是我国始终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相对于我国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还是我国的主要人口组成部分。根据2016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农村人口仍然是占到半数以上的50.32%。这些农村地区都是我国现在和将来重点发展的地区,对于音乐类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空间。以下提供音乐人才就业的两种策略。
(一)响应国家大学生村官政策,服务农村群众文化。1995年我国开始倡导村官以来,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现在也产生了一些矛盾问题,由于有些农村相对封闭,致使农村人比较排外,大学生村官的威信难以树立工作难以开展。作为特殊专业的音乐生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就相对容易了,从小生长在农村的人都知道,现在我国农村已经大部分采用机械化的生产了,所以人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去进行文化享受了。音乐类村官可以通过自己专业知识为农村群众业余时间提供娱乐的素材,这样就很容易和农村群众打成一片了,为将来的村官工作积累人气。我国农村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既有传统的本地特色音乐文化,又有各种外来音乐。这些音乐文化几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简单易学。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己所学专业技能尽快学会这些音乐文化知识,把这些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表演和教授给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比如东北地区的二人转就是我国关外广大地区最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在二人转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一些特殊的糟粕文化的混入,二人转中出现了大量不符合我国价值观的形式和表演风格。在这种相对封闭环境中作为农村一线音乐文化工作者的音乐村官,是最容易发现和剔除这种糟粕文化的人,这也就是音乐村官对于农村群众文化的引领作用。
(二)在我国国家“铁饭碗”改革的大浪潮中,高校音乐生可以选择为农村服务的音乐创业模式。虽然现在电视和电脑等现代媒体的出现对现场表演的音乐形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媒体的模式永远制造不了现场那种感染人的音乐氛围,因现场音乐演出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的。我国农村早在封建社会就有各种民乐班、戏曲班,现在更是有很多电声乐班游走于乡里进行演出。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这些乐团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他们的表演一般都停留在只有实践的基础上,如果我们高校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人才加入后就能为这些乐队提供强有力的专业音乐支持。高校音乐专业学生接受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音乐知识和训练,同学们各种专业的学生。这些人才可以组织起来自己组建乐队甚至乐团为农村群众服务,从中也可以吸纳一些农村想学习音乐的群众,逐渐壮大自己。农村向来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我们在结交农村音乐人才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专业知识和渠道把通过网络等媒体往外推广这些民族和民俗的文化人才,就像美国欧洲等地的乡村音乐一样,使我国农村音乐文化成为国家和国际层面所了解的新音乐形式。
二、应用型本科音乐类学生扎根中小型城市基层音乐服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仍旧影响着当代社会及公众的思想状态,其原因是未完成世俗化阶段,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及社会经济发展过快。这一状态的危害是当前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当前文化领域对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的一次探索。
【论文关键词】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电影
自宋明以来,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与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统治了中国社会一千年。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禁欲主义。
其后自明朝中叶起,先后有顾炎武、戴震.龚自珍、魏源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改良主义思想家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纷纷举起“释放人性”的大旗,对这种极端禁欲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揭露、批判与斗争。其后更经的涤荡,这一长达千年的道德规范体系终告瓦解,但残余尚存。
一、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原因分析
1、未完成世俗化阶段
从文艺复兴的历程看,重构一种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是一个必经阶段。甚至“文艺复兴的内在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精神”;甚至“文艺复兴的动机就是追求世俗享乐”。只有经过世俗化阶段,才能从思想与文化上瓦解与替代前一道德规范体系,消除最后一丝残余。而且相类似,中国近现代反的不是道德,文艺复兴运动反的也不是宗教,而都是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
但是中能国的世俗化阶段一直未完成原因有二:一是之前反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的运动的主力是上层文化精英与知识分子,而普通社会大众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与教育,不能充分参与这一文化运动。二是中国长期处于积弱积贫的状态,普通社会大众没有必要的财富来催生与消费世俗化的成果。而世俗化的主体是普通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