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观范文

【摘要】非常看重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历史地位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方法都已经进行过多次阐述，从而形成了系统而完备的传统文化观，而其基于传统文化推行的治国理政举措，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刻的解读，了解其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及时代价值，对我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积极弘扬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观；时代价值

自十八大以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背景下，针对如何正确看待中华文化，如何在新时代下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进行了深刻思考，逐步形成传统文化观。传统文化观的实质是以民族文化为主体，以现代文明元素为驱动，传播民族精神，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塑造优良文化生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传统文化观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个人进步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理论指导。

一、传统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的传统文化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适应新时展要求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传统文化观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是其产生的前提；的传统文化观是其产生的基础，民族文化为其主体，传统文化为其精华，从而构筑的传统文化观。

（一）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是传统文化观产生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有关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传播的普遍性、人类劳动是产生文化的根源以及文化发展继承的根本目的——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对当今社会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新时期传统文化观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文化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剩余劳动”[1]的观点，即“资本创造了文化”，表明文化产生的来源。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在这里，恩格斯将文化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结合在一起，明确文化的进步对实现全人类解放和自由的积极作用，指明文化的历史性功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阐释对的传统文化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基础上，立足中华文化，努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号召文艺工作者对传统文化进行高质量的“创新创造”，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品。新时代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新时代文化观也要以这些文化思想为前提，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二）继承传统文化观同志作为一代伟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不断摸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并把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用中华文化精粹指导中国革命，逐步形成一系列针对文化的原则和方法。在对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基本方法，批评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要求正确看待传统的东西，并把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进行传承和发扬，在现代社会中加以辩证地运用，而且要有创新精神。推陈出新就是要让传统文化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要求，适应不断发生变化的新环境，在原来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对文化文艺工作也提出具体要求，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要凸显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鼓励一切形式的文化共同发展，要批判地学，科学地学。不仅强调民族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也允许其在中国的发展，坚持洋为中用，在正确处理中外文化的关系中推动我国文化繁荣、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同志以中国传统为基础，“扬弃”地对待传统文化，既秉持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度，又弃其糟粕，对外来文化也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形成深厚的传统文化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影响着传统文化观的产生，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对传统文化观中“双创”的提出开辟道路。

（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能够传承到今天而且长盛不衰，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强大生命力有直接关系。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化宝库。比如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精粹，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经典名句，耳濡目染着一代代华夏子孙，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继承和发扬。对传统文化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其在梁家河时期就可以看到，他当时“带一箱子书下乡”，经常看“砖一样厚的书”，无论是在劳作还是休息时都是书不离手，看的书有《文心雕龙》《中国通史简编》《史记》《诗经》等，有空闲时还会给当地的老百姓讲讲古今名著，很受大家的欢迎。即使是在晚上，也是坚持在煤油灯下学习到半夜，这份对传统的热爱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从他正式参加工作到担任党的书记，通过各种演讲、文章、书籍都可以看到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曾经指出：“中华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3]，我们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要强根固本，重视传统，不然一些偏离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如“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去价值化”等最终都会导致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丧失，进而弱化文化创新成果，削弱文化影响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前途中迷失方向，舍弃传统。传统文化观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重新审视，而且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超越式传承”。比如把古代的法治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结合起来；把传统廉政文化发展成今天的反腐倡廉；继承古代民本思想，形成民生观；从古代丝绸之路中寻找智慧，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从《尚书》里的“协和万邦”到今天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习以现代独特眼光，对传统文化的升华，让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不可替代作用，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灵魂，促使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一、中西文化观的最早积淀

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所受的旧式教育分不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新旧掺杂但仍以旧为主的文化时代，从小生活在偏僻落后山村里的更是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长大。儿时在家乡私塾读书。他最初习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等普及启蒙读物及《论语》、《孟子》等传统儒家典籍。不过当时对枯燥难懂的经书并不爱读，“我不喜欢那些东西”，后来曾直言不讳地说道。但是由于私塾的强制要求，加之自幼聪颖慧敏，他能对四书五经熟悉诵读，并且从中领悟了不少道理。这些知识奠定了少年最初的中国文化基础，即“中国文化按其传统方式注入他幼小心灵的最深层中的文化概念”。后来追忆起这段私塾读书生活，曾反复谈到孔夫子对其青少年时期的影响，他说:“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但在最初的文化学习中，就面临着传统教育方式的强制性，这造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被迫接受和反对接受的冲突。被迫接受使得他从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反对接受，从最初就使他成为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者与扬弃者。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由经典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对传统儒家经典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他说:“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罗曼史(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许多民间通俗小说。看这些小说时特别认真，边读边思，很多故事“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还和同学“反复讨论过许多次”。由此可见，喜爱民间文化并不是为了享受趣味，而是力图从中增识明理。深受这些书的影响，他开始对“造反”感兴趣，想“学梁山泊好汉”。怀着对中国历代英雄豪杰的敬仰之情，少年在心中播下了理想的种子，这帮助他后来立下了高远的志向。对少年来说，出现如此逆反的文化选择，有其年龄和生活环境方面的原因。富于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会偏爱形象生动的小说，而否认那些强制向他们灌输的枯燥经书。所以说，那些书是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的。但是，年龄对文化选择的影响并不是主要的，生活环境造就的情感价值取向方面的原因是更主要的。像通俗小说这样的民间俗文化，在某些程度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精神生活与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及对立，其中的许多内容展现了下层人民令人神往的社会理想与精神品格。对遭到专制父亲严格管束、受到封闭山村的种种束缚的来说，他敬佩并向往那些英雄好汉的品格、个性、胆识、才干和传奇经历，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着情感价值的认同。少年喜欢民间文化而排斥封建经典文化，这使得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与站在封建经典文化立场上的人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可以说是反传统的文化观、历史观的最初的思维方式的起源。在这一时期，历时6年的私塾学习及其对古典小说的兴趣，为少年打下了最初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培养了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浓厚兴趣，构成了他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

二、新旧兼学开启中西文化观之门

在新旧杂陈的近代中国，知识形成的基础阶段，就是中西合璧的，他受到了旧学与新学的双重启蒙。最早接触到的新学著作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也是他初次间接地接触西方文化。作为一位老派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对少年来说，这是一本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他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开始增添了一些新元素，他的思想因此产生了一次不小的飞跃。不久又读到了《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受到极大震撼。他对国家的现状与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由此，开始树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这一目标成为他探索西方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文化，是在东山高等小学堂。东山高小是当时的新式学堂，学校里新学旧学兼有，但经书不大被注意，“西方的‘新知识’教授的很多”，教育方法也很“激进”。在这里，除了继续读经书外，有生第一次受到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学到了英语、自然科学等新西学课程。古文作得不错，深得老师们的喜欢，然而他志不在经书，他喜好的是中国新学，他对这种在西学输入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同时又因袭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吸取他首次直接接触到的新学知识，同时，他也在为自己寻找可以师法的中外榜样。当时，不但读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帝王的书，关于西方伟人的记载也使他着迷。他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从中了知了彼得大帝、威灵顿、拿破仑、卢梭、华盛顿、林肯等众多外国伟人，认为中国也要有华盛顿这样的人物。此时，的视野已经逐渐从东方扩向西方，真正开始学习西方文化。这一期间，对的早期中西文化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应首推康有为、梁启超等。当一开始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时，就深受它文体和内容的吸引，且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从梁启超发表的那些“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中，接受了民主思想与维新救国的启蒙教育。康有为的进化革新观念、梁启超的新民说等一系列蕴涵着西方文化的因素，正在逐渐地渗入青年的思想中，使他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中国与人生。在《新民丛报》上曾写下批注，表示他当时向往“现今之英、日诸国”的君主立宪，并称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的“列朝”都是以“盗窃得国”。在他看来，中国的专制文化与西方的民主文化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这是批判中国封建政治制度文化的首次尝试，也是他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的最早话语。但是，正如后来所说，这个时期他还不是反对帝制的人，他认为皇帝和官吏仅仅需要康梁帮助他们进行变法。这也就是说，虽然当时已经对社会有了很多的不满，已经有了深刻的文化危机感，但他还没有找到新的道路来改变现实的状况和危机，他的文化观仍是传统的。从总的发展道路来看，去东山高小读书，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中的一个大转折。从此，突破了本乡故土传统文化氛围的身心束缚，迈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打开了眼界和心灵。尽管此时的文化内涵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但影响他的文化观演进的客观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转换，西方现代文化的因素，正在顽强地向他的文化心理渗透。

三、中西兼收并蓄打造中西文化观

在旧学与新学的双重启蒙下，青年的文化视野日益开阔。第一次大规模地了解西方文化是1912年秋至1913年春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这是“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他当时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如饥似渴地吸收丰富的西方文化著作，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在这半年时间里，读了大批西方学术著作，读了世界历史、地理书籍和一些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其中，印象深刻的书都是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一些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等等。这些书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使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也对他的传统文化观念造成了猛烈的冲击。这段读书生活是青年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的机会，对他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开拓作用，也为他以后改造、融合东西方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是他未出洋却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继而在第一师范度过了5年的正规学习生活，在重点学习研究西学的同时，他还对国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研读了唐代韩愈的《韩昌黎文集》和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主编的《昭明文选》，还喜爱东汉孔融、南宋陈亮和叶适等人的著作。而他读的特别细致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读韩愈的著作使深得韩愈文法，并了解了中国儒家道统思想;读《昭明文选》则使他熟悉了秦汉魏晋的文风和文化思想。而陈亮和叶适作为注重“事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后来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和重视实践的知行观潜存着一定的影响。《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这两部书对于熟悉中国历史、地理，形成宏观完整的中国文化概念有着重要意义，直到晚年他仍保留读《资治通鉴》的习惯。另外，从当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可知读书之博，涉及到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众多文章家和思想家、曾氏日记和语录等等。这些都对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等所倡导的注重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对他有一定影响;曾国藩则被他当做了理想的人格楷模。经过广泛深入的学习，深得中国文化精髓，这有助于日后他对中西文化的改造和融合。在湖南一师，同关系最深也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昌济。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自幼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青年时期又留学日本、英国且赴德国考察，对西方文化也有精湛的认识。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杨昌济提倡“贯通今古，融合中西”，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方文化，把握中西文化的特点，吸取西方有益的文化，以此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杨昌济的中西文化思想对早期中西文化观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其中介绍的各种新主义、新思潮使的眼界大开，思想日益活跃。“他特别爱好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们便在他的思想中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他的楷模。在湖南一师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此时新文化运动渐入高潮，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被引入中国。青年抓住此机会，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新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的文化心理中引进了更多的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他崇敬的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宣扬民主和科学，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大比较、大对抗、大激战，主张用西方文化冲决中国封建文化的网罗，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信仰。这些思想使青年深受启发，可以说，从1915年接触《新青年》起，新思想的成长，与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回忆时也说，“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对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待“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主张中西文化的辨证综合，调和中西文明，他强调新文化建设必须是创造，而不是简单移植。这对的中西文化观也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此次北京之行是思想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他大量阅读了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籍，广泛且深入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并有机会与陈独秀、等人接触和交流，这些为他对中西文化的辨证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基。中学与西学的兼收并蓄塑造了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而且，无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认真加以研究。正是他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及广泛深入的研究，为他日后融合中西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四、融合与创新凝练中西文化观

新文化运动激起了近代以来空前的中西文化论争，如何对待中学和西学，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和大多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青年也面临着文化的选择。在这个极端反传统和最易完全倒向西方的时代，并没有简单地人云亦云、盲目从众。在深厚的国学和西学的基础上，通过冷静分析、理性思考，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辨证对比，得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发展方向上，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取长补短。对中西文化持辨证的态度，他认识到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皆具有精华和糟粕并存的两重性。对于西方文化，充分肯定了其积极因素，主张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但他反对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论。清醒地领悟到，“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说明他对西方文化并不盲从，而是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承认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指出了种种弊端，坚决反对全面肯定传统文化而排斥西方文明的“国粹”论。因而，他在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这种客观理性地分析中西文化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思考，促使无论是在主观选择还是在实践创造中，都特别注重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融合，力求汲取中西文化的优点，同时改造中西文化的缺点，取长补短。在文化类型上，主张全方位实现中西文化精华的融合创新，创造中国新文化。他提出要“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显然，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在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中，青年重构中国新文化的愿望已跃然纸上。他希望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创造出属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此，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进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以及创造盛开新文化花朵的新中国，成为了青年的一个执著的信念，终生为之奋斗。在方法上，强调立足于中国，研究国情，取于外而资于内。提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强调融合中西文化和创造中国新文化一定要“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地盘内的情形”与历史文化传统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如此才能在面对西洋文化时借资比较。而与西洋文化比较的目的是“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即有针对性地吸收我们所需要的西方优秀文化，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服务。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中西交融的文化心理素质，深邃长远的目光和开放博大的胸怀，实事求是的态度，使青年形成了立足于本国、融中西文化精华于一体的中西文化观。立足于中国文化，批判地对待中西方文化，力求融合与创新，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服务于中国，是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特色。这样的文化意识，使他的中西文化观，学古而不泥古，学洋而不泥洋。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融合问题上，表现出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理性务实的态度。因此，早期的中西文化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中西文化的比较观，而是一种立足于本国的、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文化观。正因为有这样辨证的科学的中西文化观，始终能够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思想沃土之中，又具备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强烈的文化创新意识。后来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及采取的“古今中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方针，正是对这种中西文化观的逻辑发展。

（一）充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若要导入中国的文化，教师要首先弄清楚中国文化的精髓具体是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认真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庸思想等，这些内容渗透在很多文化表现和文化领域中，对学生的思想起着指导作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比较各种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中国文化，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教导他们用英语表达中国的文化，为中西文化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树立平等的文化意识

通过解决中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不平等现象，可以使中西文化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交流。要解决不平等的意识，教师就要帮助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文化平等、语言平等的观念。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交流，进行跨文化交流。此外，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学会使用英语传播和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应彼此尊重，本着互相平等的原则进行交流和对话，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三）注重在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

语言教学不仅仅要培养学生在语法、语音和词汇等方面的能力，而且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双向的活动，既包括对相同文化的吸收接纳，又包括对自身国家文化的交流与传递，因此它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东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不平衡（西方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占有强势的地位，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从而陷入被其他文化同化的危局之中）是不能进行正常跨文化交际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联系起来，加强两种文化的互动和交流。

中国文化受古代儒家、道家、法家、佛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重视人与自然统一的独特文化。西方人擅长的是以抽象思维进行分析，而中国人擅长从整体上以具体直观的思维分析事情。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内敛的特点，而西方的文化观念强调自我发展、特立独行。同理，若要理解东方文化中的内涵，先要了解中国文化观念所崇尚的丝毫不为个人利益着想，一心一意做有利于他人的信念。

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有助于学生在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深刻理解本国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而且学生能在比较中相互借鉴，增强对中国文化的敏感性，不至于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迷失自我。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为便捷，我国的纺织品图案设计者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甚至语言表达这些精神领域也有被同化的趋势。一个优秀的且具有民族自强感的纺织品图案设计师应该反思中国的纺织品图案设计的正确前进方向，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全球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传统文化纺织品图案传承时尚性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为便捷，对我国的艺术设计专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纺织品图案设计也不例外。图案设计者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甚至语言表达这些精神领域也有被同化的趋势。各个国家、民族与地域的文化特性也在不断地丧失。一个优秀的且具有民族自强感的纺织品图案设计师应该反思中国的纺织品图案设计的正确前进方向，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全球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世界上有意义就是因为它那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化特性。一幅优秀的纺织品图案只有注入自己特有的文化内涵才有生命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成就辉煌，集儒、道、佛之大成，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和谐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历史的沉淀、演变，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体系。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图案丰富多彩，有鱼纹、鸟纹和蛙纹等多种逼真的独特形态；唐代的卷草纹、团花连珠纹、青铜纹饰中的夔纹、回纹以及传统的服饰绣品、民间的扎蜡染艺术等，是一部深厚的、富有魅力的民族文化之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和构物思想，折射出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及情趣。设计师的作品中，如青铜器、陶瓷、丝织、漆器等都显现出了设计与功能的和谐统一，造型与装饰在统一中都富有变化，创造出了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的典范，融入了道家美学观念的影子。这些设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世界艺术设计。这些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中的发展动力，是创造的源泉。在现代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可以增强民族自信，能促使富于个性的中国纺织品图案设计自强自立于世界设计艺术之林。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具有不可逆转的传承性。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设计必然产生于本民族、本地域富饶的传统文化土壤。中国的纺织品图案设计要走出一条适应本民族文化与审美心理的道路，就要深入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要把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结合起来，以现代设计观念占据设计的主导地位，更快地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所以设计师的艺术设计观念应建立在现代意识之上，把握时尚脉搏和时尚特征。设计师应从现代观念入手，有意识地通过多角度、多方位、多形式、多视角等多种途径接收和接触纺织品图案设计艺术的最新信息，同时增加有关国际染织、时尚、流行趋势的讲座，关注和搜集相关资料信息，深入进行市场调研和设计实践，关注和发掘影响时尚潮流方向的市场因素，培养艺术素质，提高审美水平和时尚意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纺织品图案设计由于经验不足，出现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元素生硬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形式化地叠加现象，结果设计出的作品牵强附会、不伦不类，对传统的认识流于形式和表面的借鉴，没有把传统经典的设计样式和造型手法真正融入到现代纺织品图案作品之中。中国当代的设计师应对传统文化精神深刻把握，发挥其联结经济与文化的特定优势，才能有所创造，有所贡献，才能使富有中国特色的纺织品图案设计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合与创新，主要应从“神”“意”“形”方面入手。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最关注的是传统文化的“神”。神韵是对一幅设计作品本体特征的反映。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作品应保持深厚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不失其神韵，而是以传神取胜，则设计作品才会变得更丰富，更具内涵和时尚性。传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升华，深入体会和领悟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创造出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的纺织品图案设计作品，同时又能够为现代社会所认同，创造出超越传统物化表象的全新视觉形态，传达文化神韵。传神强调的神韵、意境与现代设计追求的美感目标具有一致性。

中国传统文化大都蕴含着深层的象征意义，这些意义是一种观念的外化，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设计师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运用一种传统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审美意义的形与色，更在于蕴含在图形背后深刻的象征意义。图形只是这些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外在形式。正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及对其内在寓意的执著追求，才使得“图形”得以传承发展。现代人同样对美好事物心存向往，总希望万事如意，岁岁平安。因而传统文化背后的吉祥寓意同样适用于现代设计，适用于现代纺织品图案设计。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相结合

在现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社会里，人们有了更高的需求，有时也许会因为盲目追求现代化的东西而忽略了传统的东西，这不是个好现象。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具有渗透性和流动性，最后在时间的流逝中得以延续与发展。到了现代的社会，依然留存至今，结合二者创造新事物，反映了具有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的室内设计风格。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要博采众长，又要相互并存，彼此之间充满了和谐与互融。从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寻求更加崭新的文化观念，从现代文化观念中体会传统文化的精华。

时代的不同，体现的精神就不同。一种传统文化的流露，不是形象的表面表现，也不是附加进去的东西。其实是从内在自然中流露出一种风采、格调，是事物内在的特质和外表的统一结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融合之后，二者就会互相补充。在当代，民族气质、民族精神贯穿于一个民族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内涵和现代的形式相交融，产生了靓丽的火花。在对于现代丰富的室内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者互相交融，互相汲取营养，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体现

(一)室内设计中的文化因素

室内设计需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在做设计方面不得不别具匠心，多元化的设计在现代社会中是一种思潮，方式是多样性的，只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最具创新的方法就是最好的。室内设计里包括空间、色彩、材质、家具、陈设等设计，这些均可以产生一定的文化内涵，达到一定的隐喻性和辅助性。通过一些辅助设计来展示室内设计的美观，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室内设计文化的内涵，有另一般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是无形的资产，是抽象的参考价值。在室内设计中，单凭家具的摆放，也是有讲究的，不是随意摆放就可以完成的，也要根据一定的文化讲究才能更好地摆放美观。再从装饰、结构、造型等方面来看，更要讲究其效果和韵味。如果没有文化的指引，没有文化作为基础的概念，那么只会盲目地追求俗气乏味的所谓的潮流风格，根本就不会存在美的价值和美的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那么，儒家文化与现代的室内设计会有联系吗?也许会有。这里说的儒家文化是我们汲取其中的“礼”“教”等这样的象征文化、品格特性来对现代室内设计进行创造和操作的。以这样的品格特征赋予了传统文化的内在含义，加以创新，最后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基调与审美精神的并且含有地方特色的设计。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中庸之道，这是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这种思想也是围绕人类来加以变通运用在设计中的。例如:(1)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它所提供的涵义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模式和价值取向，运用到现代的室内设计上，也就是我们在设计当中要考虑的人性化的设计，并且依附自然规律，不能破坏自然，合理的利用大自然的天然条件，进行可持续发展。(2)儒家里面的有个和谐的观念，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常说家要以和为贵，家就是现代说的室内。在进行室内设计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布局上的统一，结构上的对称、和谐等等，为了就是能够营造出一种和睦的气氛。这正是这个传统观念与现代室内相结合的道理。(3)儒家尚中思想造就了富有传统气息的道德美学原则。对现代的设计来说也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一点与上面说的和谐有点相似，也就是说不论大的设计还是小的设计，我们都要顾及到秩序的排列和平衡，形成以中轴为基点的传统美学风格。(4)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本身就带有传统主义的倾向，对现代的设计来说，也是要保持和遵循的，毕竟有规律才可以成方圆，也是这个道理。在适度的持中之意之上力求对立所达成的统一、平衡，看似矛盾，其实矛盾中的对立统一就是形成规律的前提。在遵循特定的规律上，寻求一个突破点进行创新与创造。

目前，我国对法治文化的认识陷入滞后认识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出现，根本的原因是当前我国法治文化的不成熟。正如张文显先生所说：“当社会生活秩序朝着法治化的方向急剧变换时，作为法律运作主体的公民和官员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落后的、陈腐的法律观念、价值标准和思维与行为方式。”[1]因此，欲从困境中突围的当务之急就是进行当代法治文化建设，而进行当代法治文化的建设，首先应省思进行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建设。因为秉持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决定了营造什么样的法治社会，引领什么样的法治之路。如果不对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文化进行省思，那么就是一种盲目的法治文化建设，其结果是仍解决不了法治的困境。通过省思，可形成对法治文化建设的正确认识，从而引领我国法治的健康、良性发展。

一、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发展观念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

文化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文化的现实存在及其基于人类的自觉审视所形成的文化理论贡献告诉我们，文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2]。而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则决定人们既不能抛弃民族文化也不能僵守民族文化，既不能排斥外来民族文化也不能简单地拥抱外来民族文化，应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在当代国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潮流中，以扬弃的方式通过与优质文化的融合，保证文化的先进性。这就决定了我国对当代法治文化的态度：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对待法治文化，即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必然形成对法治文化内涵的引领，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法治文化发展观。近年来，人们对法治文化产生了不同解释，但多数是单维度甚至宽泛的解释，难以形成对法治文化的全面把握，如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人们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精神[3]。也有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和社会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核心、以民主为实质的社会文化体系[4]。有的学者认为法治文化是蕴涵着法治的观念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其中观念意识与价值取向是法治文化的内核，而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的外层[5]。按照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观念认知逻辑，可以在法治文化众多的理解中梳理出对法治文化认知的共识：按照文化的认知标准，法治文化包括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本体维度、结构维度三个维度的内涵。从法治文化的整体论及社会学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是人类长期以来以法治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及社会以法治为运行方式的历史积淀，是以法治为对象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不同地域、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凝聚成该地域或民族所特有的法治文化系统，从而形成带有民族性的、多元的法治文化。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法治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法治文化的变动不居、吸收异质的发展规律。从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考察，法治文化表现为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法律活动中，影响人、制约人的法律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它为法律人格的塑造提供标准、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引。像对文化的理解一样，对法治文化的本体维度的理解可以引申出对其功能维度的理解，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根源，是法治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人们所具有的关于法治的心态、意识、观念、认同标准影响着法治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治状态。从法治文化的结构维度考察，法治文化可分为内隐的和外显的两种不同层次，有学者称之为隐性法治文化和显性法治文化。其中，隐性法治文化包括基本概念、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价值追求。显性法治文化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行为和法律设施[6]。体现为意识、观念、精神、价值的内隐的，作为一种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法治文化，其处于核心地位并对人和社会产生显著、久远的影响。关于法治文化的具体分析有利于人们对法治文化内涵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拨开迷雾：不能只着眼于西化的法治理论，应通过多维度的考察确定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向。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法治文化观念的养成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观念，以此指引法治文化建设的行为。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我国法治观念的偏差，缺乏对法治的整体认识。因此，应通过对法治的正确、理性认识，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特别是通过对内隐的法治文化的正确培育，进而影响外显的法治文化。因此，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理解法治？是否坚持西方的法治？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法治？

（一）法治的检讨

当前，我国部分人仍然坚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点，秉持西方的法治文化立场，其在对待法治的问题上，总是以西方关于法治的认识标准来检验我国的法治建设，这样自然得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理想甚至还没有法治的结论。特别是对西方法治的肯定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上，而我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被否定而消失，尤其是强势的“官本位”因素并未被消除，这导致西方法治在我国出现困境。因此，检讨对法治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从以往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来看，观察者多是以法治为立足点，通过法治看法治，根据与西方达成共识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民主等法治要素观察法治，符合法治要素的就是法治国家。事实上，以上做法限制了对法治的认识视野。在魏德士看来，观察者从一个立足点出发，观察周边事物，通常唯独没有看到该立足点——因为他自己正是立足在这一点上。只有改变立足点，才能观察到原来的立足点并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原有的观察结果[7]。所以，应该突破法治的藩篱，寻找恰当的立足点来看待法治。而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问题又回到人身上，一切活动围绕人来展开，法治也不例外。当把视角转到人本身时，可发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再到心灵获得慰藉。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法治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推向全世界并且被冠之以普适的方式，但这只是一种强势输出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更不是最佳的方式和唯一的方式。首先，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法治文明。一个民族或区域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方式的选择也不可能相同。任何一个民族或区域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其人的全面发展方式，而不是简单化一，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质，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相背离。其次，西方对法治的选择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上的，或者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身修养提升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动荡、战争、征伐、掠夺过程中的选择，所以不能理解为是最佳的选择。这种选择以一种纯理性的方式维持了一种社会秩序，但由于忽略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因而缺乏稳定的基础。对于这种状况，昂格尔一针见血地揭示：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最佳选择的尝试[8]。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最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9]。再次，就法治本身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对此，夏勇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文明》中提出了质疑：一是法治究竟指什么？是哲学王之治、神袛和理智之治？还是法律主导、法律面前平等之治？等等。二是用以为治的“法”是什么？国家的实在法、自然法、天法还是神法？三是法律权威的观念到了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能被看做一种合格的“法治思想”[10]？如果理解为良法之治，那么何为良法？其标准是什么？是否法达到了良法的程度？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如何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法治？按照发展的观点，法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这意味着法治不存在完美的程度，又如何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不是法治呢？以上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法治并未实现其内在要求。法治的共识是以良法至上的方式保障人权、制约公权，法治应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所谓法治国家并没有实现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人权常常被蹂躏，法治也没有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动荡、罢工、恐怖活动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在承认西方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西方法治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11]。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对法治盲目崇拜，应将其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由于只是作为一种方式，就不能孤芳自赏，而应理性地对待其他方式，不能带着傲慢或偏见对其他方式横加指责。同时，这种方式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样有完善的需要，而不能只强调现代西方的法治标准。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观念的形成

中西文化取向之争一直是困扰近代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显象问题。自19世纪末西力东渐，中国知识界就中西文化取向(包括融合与创新)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长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20世纪初，当中国的文化走向再次遭遇传统与现代的困扰之时，陈独秀应时代的召唤，自觉地担当起中国文化重建的重任，为中国文化的新生做出了大胆抉择。作为文化大家，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通过其作品充分地表达了个人对中西文化的认知，建构了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西文化观。

一、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判

(一)中国故有之伦理道德急需改造

伦理道德问题既是文化的表象问题，也是文化的本质问题，它是人对内心世界和现象界的认识与表达达到规范的结果。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基本上是统治者及其附庸把儒学意识形态渲染利用的结果。儒学主要强调的是以家国秩序为中心、以仁爱为基础的伦理控制。伦理控制由于把所有个人行为都归结为伦理行为，呈现为一种网状控制，而非某一面的或点的控制如法律等，因而使得所有行动都获得了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尽管伦理控制规范了社会行为，满足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却也暴露了它专制、武断、扼杀人性、摧残自由等弊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时，传统伦理道德的很多方面不仅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反而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正因为如此，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在陈独秀看来，儒家式的旧伦理道德已使人变得无独立自主之人格，几乎与奴隶无异。他在答傅桂馨的信中指斥：“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他认为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违背了人性发展的需要，是对人性，尤其是对个性发展的扭曲和戕害。因此，他尖锐痛斥“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旧度看，陈独秀又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宗教之功在于劝人弃恶扬善，但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正是这一弊端阻碍了笃信宗教之民族的文明进步。

陈独秀对中国宗教虽极为反感，痛骂孔氏儒教、老庄道教和阿弥陀佛的佛教，但他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陈独秀虽强力主张废除一切宗教，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宗教在现实世界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处理这一矛盾?陈独秀的主张是——除去旧宗教的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建立科学的新宗教，即弘扬宗教中有利于人格、情感的精神。另外陈独秀还将宗教和封建迷信加以区分，要求人们在反封建的同时，不要累及宗教，否则，就是良莠不分。陈独秀早期虽然极力反对儒教，但从哲学的角度却又认为其说“尚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在答俞颂华的信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了孔教不是宗教，“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愚之非孔，非以为宗教也。”针对康有为保皇尊孔的逆流，陈独秀驳斥道：“孔教而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可见，他主张国内宗教一律平等，反对厚此薄彼。关于政教分离原则，陈独秀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认为：“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必须坚决予以否决。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进一步把儒学从宗教的藩篱中剥离出来，“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义，皆人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倒是对充满封建迷信思想的阴阳家之流，陈独秀深恶痛绝，认为中国近世以来，实学不兴，民智日塞，“皆此一系学说之害也”。

二、陈独秀对西方近世文化的评判

《青年杂志》创办伊始，陈独秀就尖锐指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与个体生命一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正是出于亡国的忧虑和兴国的希望，他劝勉中国青年自觉奋斗，在东西各种文化思想中明辨是非，作出抉择。陈独秀认为中西方在古代文明方面基本相似，“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正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威。”但到了近代，中国文明逐渐衰微，以致于落后于西方文明。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两种文化所处的时代及所蕴含的精神不同。陈独秀认为：正是文化的时代差异和精神主旨的殊异，造就了现时中西两种绝然不同的文明。

(一)西方近世政治文明比较优越

摘要：关于传统文化的德育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它围绕“以德兴国”的战略目标、“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传承创新“核心价值观”的时代目标，要求坚持人本性原则、知行合一原则、渗透性原则，采取修身立德、榜样示范、践履笃行等多种方法，重点以传统文化的家国精神提神聚气，以传统文化的和合价值浸润精魂，以传统文化的道德追求明德修身。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育价值的基础上，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德育内涵，坚定了应对道德难题的文化自信，夯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根基，加快了道德建设的时代步伐。

关键词：；传统文化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指导，站在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系列重要新论断、新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形成了传统文化观。一般而言，传统文化观是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审视和现实建构所形成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的理论体系[1]。它不仅包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还涉及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应用分析。在加强道德建设过程中，强调，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充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精神价值追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开启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征程，还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从传统文化观深入探究其德育思想，对于快速推进新时代道德建设、构筑富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逻辑

道德是文化的内核，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建设无不依赖于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精髓[2]。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明人伦、重道德、尚礼仪，并一以贯之地引导人们崇德修身和尚德向善，在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彰显伦理与德性意蕴的道德文化。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旨趣和新时代道德建设需求，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他明确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要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3]164

（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民族的“根”与“魂”，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崇高的价值追求，是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坚实的根基。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3]170。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道德文化为精神命脉，致力于引导人们过有道德的生活，始终将道德至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一贯将道德培养置于比学业知识更重要的位置。正如蒙学读物《弟子规》所言：“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4]这种传统道德文化的训示，坚实了现今“立德树人”教育追求的文化根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绝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反而要更加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和道德精髓。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现今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5]。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反映了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例如，老子和孔子等思想家提出的修身、孝悌、仁爱、忠信、乐群、扬善等诸多理念，至今仍具有鲜明的教化意义。

（二）强化道德建设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