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典文化范文

内容摘要：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是培养具有深厚人文素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法论原则落实于教育实践。要通过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自觉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熔铸于人生。要讲究教育形式和方法，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兴趣。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文化经典；人文素养

当代社会处于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大众传媒的普及与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接受方式，阅读的图像化、碎片化、刷屏化、浅表化成为普遍现象，这使得需要整体性慢阅读、深探究才能得其深厚内蕴的传统文化经典面临接受困境。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追求个性，敢于创新，渴望有所建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怀有敬慕之心，然而，由于中小学时代的传统文化教育不系统、不深入、不扎实，导致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雾里看花”。高校应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引导大学生深入阅读传统文化经典，使当代大学生具有健全人格，形成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自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一.高校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宗旨与意义

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以党和政府的一系列相关方针政策为指导，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报告的号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宗旨在于通过目标明确、规划清晰、系统深入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培养具有深厚人文素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助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意义具有多重性，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有利于高校的内涵式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的经济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首先，从高校最基本的职能要求而言，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高校的学科化及专业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培养的全面发展潜力。如果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有助于弥补这一问题，培养具有较为深厚的人文素养的专业人才。当代大学生是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总体上普遍缺乏系统、深入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进入大学阶段后，由于知识面、阅读力、理解力都增强了，正是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黄金时期。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使当代大学生通过系统、深入地接触、学习传统文化，理解、领悟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精深的思想，从而全面提高文化素养。高校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有助于培养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才。大学生处于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关键转型期，多读一些传统文化经典，可以培养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稳健从容、吃苦耐劳、宽容随和的性格，塑造健全人格，使大学生具备适应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的良好心理素质。高校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还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通过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认知程度，接触、了解传统文化经典中包含的传统价值观中的积极有为的部分，形成高尚的精神品格，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其次，从高校自身的发展角度而言，有利于高校的内涵式发展。中共中央报告中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要求高校充分发挥教育科研人才优势、软硬件资源优势、教学科研及实践平台优势，创建文明校园、文化校园、智慧校园，使高校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经典、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最便捷的智库平台。钱理群先生曾谈他自己对于大学功能的理解，概括起来就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和“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他所理解的一流大学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一是“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①可见，大学应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当代创新发展之间寻求最佳耦合形态，这样才可能内涵式发展。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其中尤其以“兼容并包”影响甚大，它就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容乃大”思想。还有不少高校的校训，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复旦大学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武汉大学的“自强、弘毅、求是、拓新”，上海交通大学的“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四川大学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等等，都是粹取传统文化思想之精华，熔铸成这些大学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这些大学的办学内涵。第三，有利于助推社会的经济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当代中国发展之双翼，需同步平衡发展，中华之腾飞方指日可待。朱自清先生曾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②，高校不仅仅承担了为社会、为国家培养各行各业需要的专业人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任，也承担着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的人才、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欲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兴中国之文化、扬中华之文明，高校就应重视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展广泛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

二.高校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统文化经典，即那些经历了时代的淘洗和历代人民的筛选而世代流传的精华典籍，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必须结合传统文化经典的特点、当代大学生的接受心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来确定其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首先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法论原则落实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无论是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成立，还是像《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之类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电视节目的走红，那些与传播传统文化经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文化事象，都有可能引来一些非议。非议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人对传统文化存在偏见，认为它们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其中包含了维护等级秩序的、守旧的、专制的腐朽没落思想。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很好的方法论可以解决它，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显然要以“优秀的”为准，选择传统文化经典中的精华部分。同时也要相信大学生自身对于什么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还是具有基本的辨别能力的，如果加以引导，大学生也就知道如何取舍了。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化经典教育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自觉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熔铸于人生。高校要通过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使当代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创造的传统文化充满自信。这就需要通过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承载的基本内容和深厚内蕴，深入领会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才会产生深入探索的底气或信心，从而激发出积极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中华传统文化包罗万象，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库全书是最权威的文化思想典藏，儒家“十三经”，史家“前四史”，以道家、佛家、墨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要籍”以及历代重要文人的文集是这文化思想典藏中的瑰宝，它们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基本内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内涵上主要以儒、道、佛三家思想及义理为主干，辅以百家诸学的思想成就。儒家的“仁义”、“仁政”之学，道家的“自然”之学，佛家的“众生平等”之学，更是以丰富的社会人生及思想文化命题启示历代学人，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还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比如以和为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有为、勤奋勇敢、重义轻利、公道正直等等，这些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品质，能够使当代大学生深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熠熠发光的地方，从而产生强大的文化自信。高校要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使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对重要文化经典熟读成诵，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主要是以文化经典的魅力来吸引大学生，以文化经典的内蕴来打动大学生，以文化经典包含的美来感染大学生，使大学生乐于接受经典，乐于诵读那些既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性的经典作品，自觉承担起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譬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诗性之美的就是古典诗词，三千年文明孕育的诗国，产生了大量精美动人、脍炙人口的诗词作品，它们长期广泛流传，至今仍然深受人们喜爱。如果高校以多种形式开展诗词经典教育活动，不仅可以使大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并爱上中国古典诗词，还可以使大学生学习创作诗词、开展更多与传承诗词文化有关的活动，自觉传承中华诗词文化。高校要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使大学生懂得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联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根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熔铸于人生。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建构应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概括为24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融铸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其中“和谐”“公正”“敬业”“诚信”“友善”等就源出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又如在“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人”之类的问题上，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道德经》、《庄子》，佛教的《心经》、《坛经》之类的传统文化经典可以启发大学生，使大学生的人生能够不忘初心，既积极进取，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乐观、从容、淡定。

三.高校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摘要：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国的优秀文化。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来自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思想对中过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以至于使一些大学生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践行，使中国传统文化渐趋边缘化。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经典对大学生的意义入手，研究大学生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而提出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经典文化

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软实力，对国家的繁荣昌盛起着重要作用，而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根基和深厚土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坚定文化信念、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大学生身上肩负的责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涌入中国，给中华优秀文化以剧烈冲击，一些大学生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践行，使传统文化渐渐被边缘化。最近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国学的发展，社会各界都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注重对优秀经典的掌握，强调各个学校要加强对学生儒家经典的教育。

一、传统文化经典内容对大学生的指导作用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作为大学生应该努力学习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和传播，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使其不断发展。

（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要求，教导学生学会正确的人际交往方式，加强学生与他人的沟通和交往仁心、道义、礼貌、智慧、诚信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人们应当遵守的一根道德准绳。我们不仅要把这种传统道德文化内化为自己的一种道德品质和自身素养，还要将其付诸实践，用来指导或规范我们的日常行为。当我们以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标准作为调节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准则时，易形成一种和谐融洽的交往氛围，促进人际交往。

（二）优秀传统文化能激励大学生不断成长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是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这些困难和挫折可能会成为我们成长的拦路虎，而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关智慧与成才之道的论述则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方向和指南。在通往成功与成才的道路上，优秀传统文化给了我们许多可行性建议，我们要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和精华，不断克服艰难险阻，获得成长。（三）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助于大学生正确三观的养成三观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是有利于人生成长的正确价值判断。大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懈奋斗，以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创造自己的社会价值。最后，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年轻学子的爱国情感。传统文化强调把个人的生存发展与天下的兴衰、人民的幸福结合在一起，主张通过修身养性达到调和家庭、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目的。

二、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经典内容的认识情况及原因分析

[摘要]在多元文化不断冲击的当下，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显得迫在眉睫。作为文化和信息中心的大学图书馆，理应担负起推广大学生国学经典阅读，培育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任。从分析国学经典会读的缘起及必要性入手，探讨新时代环境下，大学图书馆进行国学经典会读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国学经典会读人文素养

1会读的缘起

1.1对国学经典的疏离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在校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早已脱离传统方式，变得多元和多样。然而他们在享受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快捷和便利的同时，相关学科知识的获取也不再是完整的和全面的，而是碎片化的、单一的，甚至是浅显的和表面的。大学生传统的阅读习惯被打破，有些学生满足于对知识片面的理解，阅读重心发生偏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校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疏离，他们大多不再潜心攻读和钻研所在专业的原始典籍，而是仅仅满足于泛泛而谈的一知半解的论断。然而，那些“被肢解和重新组装后”的理论已然失去了原有的品质。这就是当下大学教育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代大学生的知识体系是由那些各式各样的“概论”“导论”等教科书建构起来的。而这些经过删减和包装之后的教科书相对于国学经典而言，无疑是被“简化”甚至是“异化”了，早已失去了原始典籍的思想精髓，也必然失去知识的源头活水。

1.2会读的消逝与兴起

“会读”这种读书形式源自日本京都大学研习汉语典籍的一种方法，即多人聚在一起逐字逐句解读经典。会读打破了原有的班、系和学院的界限，使学生们在相互讨论和彼此争辩中迸发出火花和共鸣，促进了他们对典籍的进一步思考，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研读经典的习惯以及在治学方面扎实的基本功。其实，在日本大学蔚成风气的“会读”，在中国古老的书院传统中早有体现，古代学者一直都在运用。学习即读书，读书无疑要读出声音。宋儒朱熹说“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朱子读书法”主张读书要“通一书而后及一书”，“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不可乱”，要“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1]旧时的书院是不开课的，学生根据个人的喜好研读经典，老师们则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与学生讨论，《朱子语类》就是讨论的产物。书院的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随后的鸦片战争，使封闭的国门被打破，旧学被废除，一律改成洋学堂，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传授西方科学技术。20世纪初直至今日的教育是灌输式的，教学之间是缺少互动的。在渐趋浮躁的当下，我们的大学教育更应提倡中国传统书院的学风，开展国学经典会读，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2推广经典阅读的必要性

[摘要]分析了公共图书馆与公民文化自信的关联性，论述了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共图书馆开展国学经典阅读推广的意义。以南京图书馆国学馆为例，归纳总结了国学经典阅读推广的主要模式。

[关键词]文化自信；公共图书馆；国学经典；阅读推广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源泉。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文化源远流长，有效地挖掘和弘扬文化自信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剂强心良药[1]。党的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就为培育公民文化自信提供了政治依据。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职能部门，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文献资源以及广泛的文化宣传推广路径，因此应当在历史发展的激流中主动承担起培育公民文化自信的使命与职责，借助阅读推广工作的实现渠道来进一步助推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与振兴[2]。

1公共图书馆与公民文化自信

自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开展以来，关于国学经典阅读的宣传与推广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态势，其目的就在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公民的文化自信。公共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主要阵地，其性质、宗旨、职能以及能力决定了它在推进全民文化自信建设中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3]。

1.1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为公益性社会文化机构

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所举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从事公益性社会文化服务是其本质属性之一。培育公民文化自信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文化工程，必须由各级公益性社会文化服务组织所推动和实施。因此，公共图书馆从其本质属性出发，必然要主动承担起公民文化自信培养的相关任务。

1.2公共图书馆的宗旨是传承、继承和发展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优秀文化源远流长，经典文化融合了古人的智慧结晶，给现代人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财富，其中的精髓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2007年9月，教育部正式启动“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中华诗文诵读活动，旨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诗文为载体，通过诵读进一步提高国民的人文素养，激发全社会对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对传统的经典文化越来越淡漠，随着经济发展，学生功利、自私等不良品行日趋严重。传统文化的精髓需要我们去继承，学生的品德文化修养有待进一步提高。通过有计划地学习经典文化，使学生能传承中华文化精髓，达到“益人心智，怡人性情，培养气质，滋养人生”的目的。学习中华灿烂的经典文化，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应从义务教育阶段抓起。

一、由浅入深，在诵读中感悟经典诗文的神韵

小学低年段，学生应学习一些浅显的古诗文，如《弟子规》《三字经》及经典诗词等。以诵读为主，不要求书写和理解含义。给学生创设一个学习经典文化的氛围，激发孩子们学习古经典文化的兴趣。小学中高年段，学生已有了一定语言文字的积累，所以对古诗文学习就有了新的要求，对《弟子规》《三字经》及经典诗词要达到熟读成诵，能初步理解经典古诗文的丰富内涵，培养学生的思维、想象能力，感受古文化的魅力。初中阶段，在小学经典诗文学习的基础上，学生要有选择地大量阅读古代经典篇目，注重成语典故的积累，流利背诵，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会运用，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打下坚实基础。

二、加强指导，提升学生学习经典诗文的能力

在学生循序渐地进学习古经典文化过程中，教师的指导至关重要。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特点给予必要的指导。小学低年级主要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主的学习活动，教师精选一些浅显适宜的内容学习，不能要求过难、过深，以免影响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这一阶段，重在培养学生形成对民族语言的语感，让民族文化与精神内化到学生的潜意识层面，注重经典学习的长远效应。允许“不求甚解，渐读渐悟”，利用模糊教学法、生活感悟法等学习古代经典诗文，提升学习兴趣。小学中高年级，教师要引导学生自己查找感兴趣的经典诗文学习，调动学习学习的积极性，学习的形式要多样，学习内容要理解背诵有机结合。如，教师组织古诗文朗读比赛、背诵比赛等，在活动中使经典文化得到学习升华。初中阶段，学生已经有了大量的古诗文积累，在背诵理解经典诗文的基础上，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把优秀的古代文化学习与现代知识融合在一起，在习作中使知识古为今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把经典诗文的学习融入相关学科，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音乐、美术和书法等学科中融入经典文化的学习，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使古典文化赋予了新的魅力，使学生乐学。根据古诗文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特点，在音乐课上与音乐教学融合，使学生在唱演古诗文活动中学习古诗文，感受古诗文的韵律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根据古诗文的意境美，在美术课上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诗画合一，理解学习古诗文。在书法课上，古代书法家诗人的篆、隶、草、楷，比比皆是，在临摹字帖中学习优秀的古典文化，一举两得。古诗文与各学科知识的融合学习，加深了学生对古文化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人文素养。

四、营造经典文化的氛围，使学校处处有诗文

摘要：文学经典是传统文化的凝练，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时代，高校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应因势利导，利用好新媒体这把双刃剑，在文学经典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不断创新，吸引高校学生，从而达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高校文学经典；教学；问题；对策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青年一代大学生能否理解、认同、接受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文学经典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对于文学经典的学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则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新媒体时代，影像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以穿越、魔幻、寻宝等为题材的网络文化和以娱乐、消遣为主的大众文化的泛滥，使得深刻而充满理性的文学经典作品被边缘化。大学生作为阅读文学经典的主要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新媒体时代关注高校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探索文学经典课堂教学的新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高校文学经典教学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各种思想精华，有益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加强对高校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文学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历代读者长期阅读鉴赏而筛选出来的精华，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它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较为稳定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文学经典形象的间接性、内容的广阔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高校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使学生在充分认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体验人类情感的丰富性与细致性、领悟思想认识的独特性与深刻性的同时，全面提升学生的道德境界，完善学生的个性品质，滋养学生的思想情感，提高学生的品位修养。因此，引导大学生进行文学经典阅读和鉴赏势在必行。

二、高校文学经典课堂教学的现状

1.教学管理者和教育者不够重视。讲到文学的专业教育，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及其相近专业等。汉语言文学专业毋庸置疑必须开设经典诵读课程，但一些与文学关联性较小的专业如一些理工科专业，这类专业的学生是否也需要学习文学经典，一些学者则提出质疑和反对。这种观念在部分高校管理者和教育者当中普遍存在，管理者以及教育者的不重视直接导致文学经典课程无法开设，或者课时一再被压缩。

2.文学经典的课堂教学内容千篇一律。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具有超越时间和跨越地域的永恒价值。但由于文学经典尤其是古代文学经典中的语言晦涩难懂，长篇赘述，再加上抽象高深的哲学思想和年代久远的时代背景，客观上给大学生造成了阅读障碍。长期以来，经典文学的教学内容基本上离不开固有的教学模式：作者简介、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等，课堂讲授信息量大而与当下联系又不足，因此，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

【摘要】媒介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国学经典传播提供了极佳的契机。新媒体时代，国学经典传播在主体、内容、媒介和受众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并审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国学经典的传播效果意义重大。

【关键词】国学经典；新媒体；内容创新；受众细分；媒介技术

一、概述

1．概念

“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而现在所说的“国学”则源于20世纪初，是将“中国学术同西方学术区别开来而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与本土以外的“汉学”之称相对。“国学”概念的界定存在多种说法，其中较为普遍并获得诸多学者认可的观点是，“国学指代中国已有的学术及其文化”。国学所涉及的典籍泛指本国所有传统学术著作，集一国所有学术之大成，涉及哲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等所有学派、学理和思想，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体立场和情感倾向，代表了主流知识和价值形态。

2．国学经典新生的传播原因

第一，国力提升，增强文化认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伴随着国力的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不断增强，普通国民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制度、哲学思想等也更加认同。第二，文化强国提供政策支持。2011年，中国确立了“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随后，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对国学经典、传统文化的传播更是大力扶持。2016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实现“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目标，该意见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政策，即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项目；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相关领域和部门合作共建机制。第三，国学经典促进全民阅读。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国学经典中所蕴藏着的优秀文化有助于提高读者道德涵养；国学经典中所折射出来的人生哲思有助于读者获得智慧启迪，因而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喜爱。例如，《论语》《三字经》等，老少皆宜，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第四，公共版权降低传播成本。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内容，国学经典的传播成本相对较低。一方面，古典小说、唐诗宋词等绝大多数国学经典早已进入公共领域，传播者无须支付相应版税；另一方面，先贤的智慧历经岁月磨洗并流传至今，本身已是优质的内容，传播者要做的工作仅是利用新的媒介和技术将其传播。

二、新媒体时代国学经典传播现状

［摘要］围绕经典及其建构的研究始终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事实上，为什么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总会形成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经典是更原初的问题。就这一问题，记忆研究可以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外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字的发明为个体和集体记忆提供了外在的存储，通过文字人们可以获得确定性的过去，由此，过去的经验变得更加重要。在礼崩乐坏也就是仪式社会解体之后，儒家通过确认西周文献的经典地位构建新的秩序，使其成为延续文化的主要方式:即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的过渡。围绕儒家经典形成了历史化的阐释模式和经典意识。经典是文本一致性主要的运作方式，当文本越来越多或传统出现断裂时，经典可以起到平衡文本关系、建构新秩序与传统的作用。对于个体而言，经典是个体与集体互动的终极体验，不仅提供身份认同，更为个体体验生命延续性的契机。

［关键词］文学经典;文化记忆;诗学

经典及经典化是文学研究历久弥新的话题，亦是近几十年文化与文学领域全球性的热点话题，涉及众多学科和理论，这一热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经典合法性的讨论。文化研究认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不在于其内在的规定性，而是建构或发明出来的，这对文学领域的经典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文学经典，目前的研究基本持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立场，也有很多学者倾向于在两者之间寻求协调和综合。如童庆炳在坚持本质主义的同时，认为建构文学经典的因素包括内部、外部和内部外部的连接者。［1］基于本质主义、建构主义或调和的立场，可以说，建构经典的诸多因素，艺术价值、可阐释空间、文学批评、读者期待、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媒介、传播等都已经得到了较为深入和充分的研究。但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尚未被充分关注，即为什么会产生经典，为什么在人类各领域的实践活动中总会形成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经典，这是比经典是什么或经典如何建构更原初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记忆研究可以提供思考的路径和分析的视角。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夫妇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将“集体记忆”进一步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是发生在三至四代人之间的以个体生平为框架所经历的历史，因此，其媒介是存在于人脑记忆中的鲜活回忆，交往记忆一般通过与他人交往产生，哈布瓦赫讨论的集体记忆正是这种记忆。而“文化记忆”传承的是绝对的过去，通常有专职的传统承载者，以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即文字、图像、舞蹈等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和展演为媒介，其形式是被创建的、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2］51“文化记忆”探讨的是文化在社会和时间层面如何延续，而经典无疑在文化延续中扮演重要角色。另外，与经典一样，记忆研究的热潮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即新媒介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的变革和20世纪人类的创伤体验及其历史书写。但正如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的导论中所说的:“针对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很多研究者提出过或者正在探讨截然不同的理论模式……但显而易见的是只有研究古代文化的学者在此研究课题上并无太大建树，同时发人深省的，恰恰是对早期的古达文明的研究，可以为研究文化的本质、作用、产生、传播和变迁等带来很多启发”。［2］9－10

一、记忆与经典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记忆”常常被讨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都认为记忆在知识的形成与真理的探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记忆与人们认识世界、寻找真理密切相关。弗朗西丝·叶芝的《记忆之术》一书对记忆术的回顾几乎贯穿整个西方文明。文学在西方更是与记忆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女神谟涅摩叙涅是九位缪斯女神也就是文艺女神的母亲。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中甚少直接讨论记忆问题，最常出现的是某人的“强记”。如《三国志》对王粲“强记”的记载，这已经成为史书传记的固定书写方式，“强记”既是天资聪颖的表现也是成才的基础。关于记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记忆力方面，而“记忆”本身甚少被人直接讨论，或者说，就现代意义而言，甚少从思维、意识的层面，将其作为一种人之生理本能来讨论。而记忆被文字遮蔽。德国学者H．G．梅勒认为，西方偏向于探讨记忆如何在人的思维和意识中运行，而在中国文化中的记忆则主要围绕记忆行为甚至是文献而不是人的意识展开。因为，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记忆是“从在场经过不在场，到再在场———再存有或者再现在———的过程”，即再现或“回忆”的过程，这样“构想的记忆过程是一个激动不安的认识经历”。［3］在中国儒家传统中，记忆与真理、知识的关系跟欧洲传统一样密切。只不过中国的哲学传统是一种“存有性”思想，即“维护不断的连续性，保存持久的在世或‘存有性’。”［3］22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儒家传统称之为一种‘记忆文化’。”［3］218宇文所安的《追忆》也持同样的看法，即强调往事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认为文明的延续是通过对往事的不断追忆完成。儒家不十分关心起源问题，他们只追溯可以追溯到的历史，确认其合理性，并通过过去建构当下的合理性，在不断确认当下合理性的过程中保持延续性。因此，这个回忆链条中的每一环都必须扎扎实实、环环相扣，保持在场的连续性或持续性，而关于过去的追溯或回忆主要是通过过去的文献完成。文字的发明与书写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人的记忆终究会随着身体的消失而消失，文字却为记忆提供了超越时空的物质载体，不同时代的人可以通过文字沟通，远古的记忆借由文字可以在任何时空被激活，可以说，文字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人工记忆。但文字对记忆的遮蔽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在文字产生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人们并不因为文字解放了记忆，解决了遗忘的焦虑而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彼时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保持延续性、维持社会规则和指导群体生活的是仪式，文字的大规模应用也与仪式密不可分。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文字，文字的大量使用或者说文献的大量生成是在西周，西周的仪式较商代更为复杂，并且这些仪式虽然继承了商代的宗教性，但更多地是为了构建政治秩序。随着西周社会的解体，仪式失去了延续传统、维持秩序以及指导群体生活的主体地位。阿斯曼指出，当仪式失去了维持秩序、延续传统的功能后，人们“不得不试图从阐释文本中获取它。从此以后，仪式不再是存储知识的场所。在此之前，知识为仪式服务，而在举行仪式时念诵神圣经文的过程中，知识获得了展现的机会;在此之后，阐释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的过程就是存储和再现知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转移，我们把它称为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的过渡。”［2］86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断正是表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的过渡，《诗》之功能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仪式性的行为，而《春秋》是纯文字文本，靠微言大义实现其褒贬功能。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过渡的过程中，文本经典的形成至关重要。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儒家确定了西周文献的经典地位，但这些文献也经历了一次劫难，而它们之所以能在秦火之后保存下来，并在汉代复兴是因为“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4］所谓“不独在竹帛故”，与其说是依靠人记忆的本能不如说是依靠师徒授受，当然传授的形式主要是口头的，这是早期经典文献传承的主要形式。背诵隐含着对经典的另一种认识，即对经典的掌握是要把它记在心里，“只有背下来的才是自己的”。文字的发明和书写并不意味着已经没有背诵长篇文本的必要，经典仍然需要背诵，在生活中实践、运用。另外，经典还隐含另外一重含义，即能够流传下来的必然是好的，并且流传下来的文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增值。

二、经典的运作方式

“当文化从仪式的一致性向文本的一致性过渡的时候，对正典进行解释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旦文化连续性的重担完全落在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之上，相关的人群必须想方设法让这个文本保持鲜活的状态，尽一切可能克服文本与现实之间不断加大的距离。”［2］320－321在中国古代，汉代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解释经典的时代。依照皮锡瑞的说法，汉代是经学“昌明”“极盛”的时代，围绕过去的主要是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诠释和理解衍生无数的诠释性著作，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构了阐释框架。这意味着，无论批判还是附和，后来的文本总要在某种形式上向经典复归。儒家通过参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将儒家经典确定为官方经典。同时，这些经典构成了儒家学派的基本知识和话语体系，这对思想流派而言十分重要，后世所有学习儒家经典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孔子的学生，共享知识塑造了身份认同。《毛诗》将诗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与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联系在一起阐释其题旨，由此建构历史化的阐释模式，这种历史化的阐释模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这种阐释模式使经典与其产生的历史时空和语境始终保持某种联系，这与宗教性经典完全不同，由此，过去经验乃至过去本身变得更加重要，更进一步说，使过去与当下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历史化的阐释模式既是阐释的模式，也是接受的模式和框架，决定记忆与遗忘。历史化的阐释模式当然首先是出于确认或者说建构政治教化功能的需要，但同样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这种阐释模式在为《诗》提供一个历史背景的同时，也将《诗》的创作追溯到作诗者本身，《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论述，更是将诗歌创作的最初动机归于个体心灵的体验。尽管关注的焦点未必真在诗人之“志”，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诗者的动机和意图受到重视。这一转折十分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在《诗》成为经典之后，再次向个体创作者开放，使个体内在经验的表达成为可能，由此可以实现个体记忆的保存，而个体记忆的保存无疑是促使诗人将诗歌创作与个体生命意义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动因。相对于仪式，文字具有私人性，尽管文字的发明并非以个体为导向，在其发明后相当长时间内也只为少数人掌握和使用，但文本为个体与集体互动提供了新的实践方式，而经典无疑是个体与集体互动的终极体验。因为，不同于宗教性经典，围绕儒家经典建构的经典意识始终为个体书写留有空间，尽管非常狭窄。“述而不作”表明孔子对历史经验和过去文献的重视，也说明此时文字还未走出仪式，孟子不再明确表示“述而不作”，关于著述观念的转变与文字不无关系。战国时期，文字开始作为独立的语言性符号，除了在王官失守、学术下移背景下知识阶层的发展，还存在一个技术上的突破，即书写方式的简易化。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指出:“春秋战国间书写的工具大有进步。在春秋时，只政府有力作文书者，到战国初年，民间学者也可著书了。”［5］此时，文字开始记录个人的思想和语言，不再只是神的旨意和帝王的训诫，至此，文字走出了仪式。这对个体是极大的诱惑，基于对过去文献的崇拜，当个体思想的片段以文字的形式保存意味着其也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此时人们发现，虽然通过文字可以回到过去理想的社会状态甚至文化的起源，但文字绝不是朝向过去，而是朝向无尽的未来。个体书写促使文本大量生成，文本数量的激增客观上使得筛选势在必行，容量始终是考察经典的重要维度。随着书写与保存手段的日益发达，确切地说可以保存下来的文本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经典数量的增长显然与文本不成比例。经典流传的终端是个体，而个体的生命和接受能力是有限的。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6］24随着文本数量的增长，文学也要建构属于自己的经典。文本的累积为文学独立奠定了基础，而文学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还需典范和规则的确立。同时，面对极速增加的文本，经典可以起到平衡和建构文学史的作用。因此，很多时候，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经典作品的构成，“我的文学记忆一直依赖经典作为一个记忆系统……最伟大的作家占据了经典记忆剧场的‘场景’角色。”［6］30这固然与经典意识不无关联，但也是文本传统中文本不断膨胀的必然结果。文化中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也就是文化经典很多是由早期文献构成，文化经典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封闭性。

除了早期文献，少数子系统的经典也可以成为文化经典，而成为文化经典无疑是经典建构最稳妥、有力的方式。就文学经典而言，陶渊明的经典化事实上是直接建构为文化经典或直接写入集体记忆的过程。作为文学也是文化经典的陶渊明，其经典化无疑是由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完成的，但对其风格的推崇离不开其中蕴含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游离于六朝华丽风尚之外的平淡自然的风格获得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价值，是心灵和技巧的超越，更成为一种人生理想和人格典范，对陶渊明的追摹事实上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当然陶渊明的诗歌本身即含有写入文化经典的元素甚至动机:“一方面以自传式诗歌对日常性的发掘和纪实性的高扬，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一方面又以理想性的虚构，营造一个幻想的理想国，这个幻想的世界弥补了现实中的某些缺憾，满足了他精神遨游的快乐。”［7］对陶渊明的推崇在宋代达到顶峰，宋人对于杜甫的推崇同样将其与文化经典直接相连。“杜子美李太白才气虽不相上下，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8］宋人常常将杜甫的道德力量和他的诗相互映衬，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9］陆游的《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说杜甫“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宋人对于杜甫的推崇基于更古老的诗学传统:讽谏传统，应该说在仪式社会解体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讽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谓讽谏传统是汉代解《诗》过程中建构的，而对于公共事务的责任构成了文人群体乃至整个知识阶层身份认同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宋代是经典产生的时代。对于处在唐诗高峰之后的宋人而言，真正构成其压力的与其说是唐诗的繁荣不如说是传统的定型，更确切地说是断裂或转折。这当然不是彻底的断裂，甚至可以说断裂造就了唐诗的经典。传统的定型对后来者而言构成了空前巨大的压力。如何维持延续性，或者说如何跨越断裂，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过去。陶渊明的超越性隐含了个体和集体的时间维度。就个体而言，陶渊明超脱的精神是深刻体验现实人生之后的选择，平淡自然的风格逐渐摆脱形式和技巧后达到的浑然天成的境界。如果将这种认识投射到集体时间的维度上，过去或业已形成的传统就不再是异己的存在或焦虑的来源，通过过去依然可以建构连续性，可以看到自己和未来。所以，陶渊明作为经典的意义不仅仅是风格典范和人格典范，还意味着一种看待过去的方式，无论个体还是集体的过去。跨越断裂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对过去文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传播。杜甫在宋代正是经历了这样“学诗者莫不以杜为师”［10］的过程。有宋一代，关于杜诗的辑佚、校勘、注释、编年均是学术活动的热点，形成“千家注杜”的盛况。关于杜诗的研究，举凡思想情感、艺术风格、渊源与影响乃至题材体裁、章法句法、炼字用典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杜诗的学习也是全面的，正如胡应麟所说:“‘力侔分社稷，志屈掩经纶’，欧苏得之而为论宗。‘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程邵得之而为理窟。‘鲁卫弥尊重，徐陈略丧亡’，鲁直得之而为沉深。‘白屋留孤树，青天失万艘’，无己得之而为劲瘦。‘烟花山际重，舟楫浪前轻’，圣俞得之而为闲澹。‘江城孤照日，山谷近含风’，去非得之而为浑雄。”［11］杜甫的经典地位是在校勘、注释、学习、传播的过程中确立的。从杜甫的经典化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阐释框架或传统的形成，即互文性或文本的空间。这标志着诗歌真正进入文本传统，在仪式向文本过渡的过程中，诗歌与其他文化系统乃至其他文类并不同步，经历了更加漫长的过程。一方面因为诗歌与仪式的关系非常密切，另外一方面就诗歌的表现力而言，仪式是集聚、融合了诗歌、音乐、舞蹈甚至戏剧的萌芽等各种艺术实践的象征体系，这些元素共同作用可以极大地调动在场参与者的情绪。脱离语境的文字在时间和空间上赋予读者理解的自由，从而以更深沉的方式刻印到人的心灵中，并反映在文化上。但文字文本剥夺了作者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共时关系，当文字成为诗歌创作与阅读最主要的媒介时，通过文本的自我指涉可以构建新的氛围和背景，原来的文本自然构成新文本的背景，文本间的联系构成了新的审美维度。就此，可以说诗歌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文本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