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管理范文

1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的实证分析

1．1模型与数据

1．1．1异速生长模型。人文地理学家根据异速生长理论，认为处于不同维度的城市人口与城区用地面积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的发展指标，它们二者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常量，符合异速生长规律。通过建立关于城市人口和城区用地的异速增长模型，能够对城市的动态人地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用异速生长方程At=aPtb表示。如果把At，Pt同时同放在双对数坐标系中时，两者存在线性关系:lnAt=lna+blnPt。式中:At为某城市在时刻t的城区用地面积;Pt为某城市在时刻t的城市人口;a为比例系数;b为标度因子，即异速生长系数。

1．1．2模型评价标准及含义。在异速生长模型中，每组变量都有其相应的标度因子临界值，取决于模型中两变量维数的商。根据分形研究，城市用地维数的平均值为1．7左右，人口的维数为2，在理论上得到b的临界值为0．85。但是，实际应用中发现b符合实际情况的临界值为1。当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大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b=1时，二者速度相等;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小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1］(表1)。但是在实践中，异速生长系数对于城市人地关系的反映还需要结合城市化发展的其他指标进一步进行分析。例如异速增长系数＜1时，可能是由于城市经过高速发展之后，受到自身土地资源的约束，城市用地外延扩展减缓，用地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也很有可能是城市发展停滞，城区面积扩张缓慢，从而导致人均用地的减少。这说明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意义，不能够一概而论。

1．1．3数据选择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1年新疆城市体系中共有2个地级市和20个县级市。其中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由于进入建制市序列的时间较晚，统计期间内统计数据不足，故在样本中剔除。

1．2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至2011年新疆城市人口由358．34万上升为560．32万，增长了56．37%，年均增长4．6%;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由473．41km2增加到921．82km2，增长了94．72%，年均增长7．89%。城市用地面积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新疆城市人均用地面积为132．11m2，2011年上升为164．52m2，增长了24．53%。将新疆城市人口总数及建成区面积总数作对数处理，绘制双对数坐标图(图1)，可以看出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面积呈直线分布趋势，表明新疆人地关系满足异速生长关系。

利用Eviews软件对新疆2000—2011年城市人口及城市用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异速生长分析，得到异速生长系数b=1．2923(R2=0．965)，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增长特征。这反映了新疆城区总面积增长速度大于城市总人口增长速度，会导致城市人均用地面积逐年增加，土地利用粗放。利用异速增长模型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大多数城市异速生长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高于70%，部分城市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甚至达80%，90%以上，这说明新疆多数城市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表2)。满足异速增长规律的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差别较大。b＞1的有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克拉玛依、阿勒泰、乌鲁木齐、昌吉、和田和哈密，其中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的b＞2，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生长特征，这些城市用地面积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这部分城市包括了仅有的两个地级市，城市规模大，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的整体发展趋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b＜1的有乌苏、阿图什、阜康、塔城、石河子、伊宁和博乐，呈现出明显的负异速生长特征，这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于城区面积增长速度，城市用地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表2)。新疆城市体系内只有阿克苏市的分析结果拟合优度较低，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不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该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不断减少，城市用地也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

一、加强城市人口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思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以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为主线，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与分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优势，实现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服务力量的联动，努力构建“党委政府领导、部门齐抓共管、单位尽职尽责、群众积极参与、社区综合服务”的工作格局。

（二）主要目标。围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着力提高城市人口工作水平，实现人口领域社会管理的全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倡导生育文明和增强城市人口文化的软实力，保障城市社区的“社会人”享有人口计生奖励政策；提升全人口生命质量，以家庭和谐幸福促进社会和谐平安，以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稳固城市人口工作基层基础，提升城市人口工作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城市人口安全风险；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城市人口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依法生育。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保持生育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更加注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更加注重宣传倡导，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突出做好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人口计生工作，重点加强城乡结合部、城市封闭社区等区域的人口计生工作。

（二）提升素质。围绕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积极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加大出生缺陷干预力度，大力开展广大群众易于接受的宣传和引导活动，加强婚前医学健康检查、孕前筛查咨询、高危人群指导、营养素补充等优生服务工作。实施科学育儿、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加强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大中专学生青春健康教育，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工程，促进育龄群众生殖健康和全人口的身心健康。

（三）关爱女孩。提高社会平等意识，倡导社会性别平等和机会平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充分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入推进关爱女孩行动，进一步开展“幸福工程”和“春蕾计划”等社会公益性活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贫困母亲救助和女童健康成长帮扶中的重要作用。

（四）助老服务。深入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战略，倡导“积极老龄社会”。注重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促进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相结合。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加强老年人宜居环境建设，增加社区老年活动场所和便利设施，满足老龄人口的卫生保健、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需求。提高老年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充分开发老年人人力资源，鼓励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统计科学与实践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实证分析

1.指标选取。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变迁过程，诸多因素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陈洋等（2007）认为城市化进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且两者的关系日益密切。而经济的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等，同样也促使了人口的集聚和经济体制的[1]改革，带动了农村城市化过程。现有文献中关于城市化影响因素研究较成熟，归纳起来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量、产业结构、交通状况、经济对外开放度以及政府政策和公共产品供给等。

2.模型构建。根据影响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及选取的量化指标，构建江苏省城市化计量模型。模型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78年至2012年，数据来源为各年份的《江苏统计年鉴》。其中，Z取rat_cit和rat_tow，即城市人口比率和城镇人口i比率；c为各变量的系数；gdp为地区生产总值；peop是地区i总人口数变量；ter_stru反映产业结构变量，包含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ter_pro和就业结构ter_emp；open是经济的开发程度的衡量，包含贸易总额变量trad和使用外商投资总额fdi变量；comm反映的是区域内交通状况变量，以公路通车里程指标测度；gov是政府能动性变量，包含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和户籍制度两方面。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由城市公交车辆数量bus变量、城市公交营运线路长度busline变量、城市实有道路长citroad变量共同衡量。江苏在1998年和2002年颁发《江苏省县以下地区户籍管理规定》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因此使用虚拟变量d1和d2捕捉户籍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为降低和消除变量的异方差性，对除城市人口比率、城镇人口比率以及产业结构和虚拟变量的其他宏观变量取自然对数。在回归前为防止伪回归，需检验变量的平稳性。表1是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一阶单整，表明可建立线性回归方程。表2是计量方程的回归结果。以城市人口比率rat_cit为被解释变量，a1模型中包含所有解释变量，a2为剔除不显著或显著性不高变量后的模型。同理，以城镇人口比率rat_tow为解释变量，b1中包含所有解释变量，b2为剔除不显著或显著性不高变量后的模型。

二、主要结论及解释

1.模型结果表明，江苏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进出口贸易、地区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对城市人口比率起着促进作用，而总人口数量抑制城市化进程。该结论与陈洋等[1，2]（2007）、Krugman（1991）等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第三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增长能带来就业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也给生产经营和生活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使得城市的吸引力变强，加大城市对农村人口转移的拉力效应，城市化水平提高。交通网络发达，能减小劳动力、原材料、中间投入产品的流动难度，降低运输和通勤成本，加快了要素和产品向城市集中。另外，城市道路、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使得原本城郊边远地区成为可居住、可生产经营的地区，城市生活、经济活动的范围拓展，提高了城市可承载的人口数量。控制其他变量，总人口与城市化水平负相关，但影响不显著。人口总量越多，需转移的农村人口越多，实现高阶段的城市化需要的时间越长，城市人口比率提高越缓慢。

2.国民生产总值及FDI对城市化水平的反作用效应。一般研究表明随着人均GDP水平的增长，城市化率趋于上升[3]（HollisCheneryandMoisesSyrquin，1975）。本文在引入产业结构、交通以及城市基础建设等变量后，江苏的国民经济规模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其原因在于江苏的产业选择和收入分配格局。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主导了江苏经济的发展，但相对于服务业，第二产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越大，服务业比重越小，就业扩张的限制就愈强。因此，依靠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推进城市化进程。另外，占经济相当比重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在带来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同时，也抬升了房价，提高了城镇、城市的生活、生产经营成本，抑制了城镇、城市潜在迁入个人和企业，或将一部分主体挤出城镇、城市范围。国内大多数研究（陆铭等，2004）证明FDI对城市化有着[4]促进作用。但本文结果显示FDI对江苏城市化有抑制作用。相对于本土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技术、资本要素的密集度高，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在市场份额一定条件下FDI增加势必挤出劳动要素。因此，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FDI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相对降低劳动力需求作用就越明显，对城市化的抑制效应也就越显著。

3.户籍管理政策取向不同，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也不同。1998年江苏出台《江苏县以下地区户籍管理规定》，提出“实际居住在城镇建成区内，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生活来源的非城镇常住户口公民”在符合有关规定条件下可以转为常住户口。该文件在给一部分人“放行”的同时，也对大多数的流动人口设立了进入门槛。加上当时的人口管理和城镇相关配套远未成熟，对人口迁移的促进作用不明显。2002年江苏省提出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分割户籍管理二元结构，下放户口审批权限，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制。因此，在准迁范围和入户条件上有了显著的放宽，尤其在投资和人才引进上，给予了较大的优惠政策。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具体准入条件上，文件规定由各省辖市人民政府研究确定，一定程度上给地市级政府调控城市规模法律支持。模型也证实了这点，虚拟变量d2系数表明2002年户籍改革对城镇人口比率的提升效果高于城市人口比率。

摘要：经济发展需要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中国城乡结构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进一步展望随着城市化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创造力和综合国力将是无比巨大的。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贡献

一、我国城市化的路径

1955年，我国GDP800亿元，第一产业占51.6%，人均130元，城镇人口比重为13%，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从此，新中国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难的工业化建设，城市化就此发展。六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路径可以从图1中明显地反映出来。我国城市化路径的阶段性是很明显的。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化进程很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很迅速。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路径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51-1958年发展较快，城市人口占比由1951年的11.5%%提高到1958年的16.1%;(2)1959-1961年发展迅猛，城镇人口占比达19.9%(3)1962-1979年的城市化几乎停顿，1979年城镇人口比重为18.1%，比1961年还低。总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化发展较缓慢。究其原因：第一，“一五”期间，我国以发展重工业为主。此阶段，重工业的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比重高达49%；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劳动力进城速度十分缓慢。第二，管理制度僵化。由于受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很难进入城市，城市化路径严重受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空前高涨，城市化路径非常明晰和宽广，城镇人口比重由1979年的18%迅速提高到2009年的46%，每年平均提高0.94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前的3倍多。此期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1979-2009年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39%，而1979-2009年世界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低收入国家为2.9%，中等收入国家为2.38%，高收入国家为1.5%。总之，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不够理想，比2008年49.6%的世界平均水平低3.79个百分点。2009年之后中国城市化发展较快。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多项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城镇常住人口达8.1亿人，比上年末增加23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亿人，减少127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中国城市化率）为58%。我国城市化水平数据显示，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比2012年末提高4.9个百分点，2009-2017年城镇人口每年增加2000多万人，投资和消费需求空前活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农业人口进城加快。2017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比2009年末提高6.5个百分点。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平均为58%，有十个省份的城镇化率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北京以城镇化率87.6%排全国第一，天津、上海排在第二、三名，但是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其本身只是一个城市，所以不适合和其他省份做比较。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战场，三四线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将成为政策、资金的密集区，释放大量土地，产生很多需求和机会，这将吸引更多人口回流三四线城市。

二、我国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经济考量

（一）我国正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巨大的城乡发展的变化，城镇人口比重由11.5%提高到58%。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主要发生在1979年以来的30年中。1979年是中国城乡人口增长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年。在1979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中，从人口的增长规模来看乡村大于城镇；在1979年以后经济数据看，人口的增长规模在多数时间里城镇大于乡村。到1996年城镇人口增长2130万人，而同年乡村人口出现负增长，中国正在实现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换。中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2月28日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逾13.9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亿多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58%，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有户籍的城镇化人口占比也提高了。2017年末，有户籍的城镇占比为42.35%，比2016年末提高1.15个百分点。此外，数据显示，2016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死亡人口986万人，死亡率为7.11‰。2001－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7.66%增长到58%，平均每年增长1.2%，意味着平均每年2000万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这也意味着巨大的城镇化潜力将为经济发展持续释放动能。目前中国仍在经历快速城镇化时期，城镇化对需求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左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此前预测，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此前的一本蓝皮书中预测出相同的数字。

（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1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型

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研究较多，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有两个模型，即克拉克和纽林模型(Geary，R.，1954;Getis，A.andOrd，J.K.，1992;高向东，2003)。

1.1克拉克模型1951年，克拉克(Clark)通过对若干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分布进行模拟，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密度距离衰减模型:dx=d0e－bx其中dx是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为x处的人口密度;d0是市中心区域的人口密度;b为常数，x为环带距离市中心的距离。d越大，说明该环带区域内人口密度越高，人口分布越拥挤;反之，如果d趋向减小，说明环带区域内人口密度逐渐降低。b代表人口密度随x的增加而衰减的速度，所以b值越大说明人口越趋向于分布在城市中心。一般来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郊区化趋势日益加剧，人口分布也会发生新的变化，人口密度最高点向外移动，城市中心人口密度缺口出现。

1.2纽林模型纽林(Mewling)于1969年提出了二次指数模型，其数学表达式为:式中，b、c为常数，其他符号含义同克拉克模型参数含义。当b为负值，c为零的时候二次指数模型就转化成负指数模型，因此可以说负指数模型是二次指数模型的一个特例。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负指数模型还是二次指数模型，都是西方学者针对西欧、北美等国家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空间变动分布而概括所得，对于北京城市是否适用还有待检验。因此本文还选择了直线方程、二次方程、三次方程、复合曲线、等比级数曲线、指数方程等6种模型与之进行比较。

2数据来源与处理

2.1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市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的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

2.2数据处理人口密度函数的建立基于圈层距离法来获得距离和人口密度数据。具体来说是以北京市中心点为圆心，以不同的距离为半径划圈，来测量和分析不同圈层中的人口状况。为准确获取不同圈层的人口数据，应用ArcGIS工具进行切割。具体的步骤如下:(1)根据北京市各区县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人口密度。并将矢量数据转换成栅格数据，栅格单元100米×100米;(2)确定市中心的位置，本研究以原中心四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的交点作为北京城市中心点;(3)建立不同半径的缓冲区。使用命令MultipleRingBuffer输入不同的半径值，这里根据研究的需要，从中心区开始以3km为半径进行切割，同时考虑到北京市区域形状特点，此次切割到包括大兴和通州的区域，共16环、48公里(3公里×16环);(4)用不同半径的缓冲区来切割北京市的区县政区划图(见图1);(5)根据每个环带重新切割之后的人口数量和面积，计算得到北京市四个年份人口密度与距离数据矩阵(见表1)。得到人口密度和距离关系的矩阵以后，在SPSS软件里面通过曲线回归分别拟合了6种常见曲线函数以及前文提到的克拉克人口密度距离衰减模型和纽林的二次指数模型，分别得到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这四年的北京市人口密度拟合函数。

3北京城市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函数模拟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人口迁移引起了我国人口分布状态日益不均衡，也直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我国的城乡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关键词:人口迁移；城乡经济结构；人口均衡分布

一、人口迁移的内涵和特点

(一)人口迁移的规模不断扩大，数量逐步增加

通过我国的六次人口普查抽象调查得出数据的显示，从1982年到1987年我国人口迁移的数量是3053.3万，1985年到1990年增长到了3412.8万人，到了90年代后人口迁移数量剧增，到1995年增加到3642.6万人，而到2000年的五年内剧增到13122.37万人，增长了近乎3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人口迁移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迁移的人口数量也急剧增加。

(二)人口迁移的流向主要是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向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迁移

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让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迅速，吸引了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大量向东部沿海流动，在21世纪来临之前，迁入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据了人口迁移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进入2000年以后，东部沿海的迁入人口所占比例更是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见，经济的发展让东部沿海的确成为了人口迁移的重要地区。

(三)迁移人口性别相对平等，趋向年轻化的劳动力

《学术探索杂志》2015年第六期

城乡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子结构之一。“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1］(P175)陆学艺将社会结构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包括五个核心要素:社会成员、资源、机会、组成方式、关系格局。作为子结构，城乡结构当然是以追求社会资源在城乡社会成员的配置中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公平性)的结果为目标。结构化的研究是要说明这些规则和资源如何在日常惯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以及如何将社会整合和社会系统联结起来。［3］(P9)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利奇(Edmund•R．Leach)在其名著《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中，对社会人类学的平衡论提出了批判，他通过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探讨，强调社会结构并非有一致的连续性，社会间不仅是一种裂变和融合，也包含结构性的变迁。［4］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进步成了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是单方面强调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后果之一，城乡资源和机会配置不平等导致城乡结构失衡。社会资源配置过度集中于城市(如城市化、工业化等)，农村社会成员获取资源的机会大大降低(如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获取财富和收入的机会等)，必然导致城乡差距过大，城乡结构失衡。缅甸城乡结构的失衡主要体现在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有些方面有所改善，但总体而言，缅甸城乡结构的转型没有摆脱独立后逐渐建构的框架。

一、二战后缅甸社会城乡结构的变迁

从蒲干王朝到1885年以前的缅甸为缅王时期，政治制度表现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社会结构表现为贵族与政权相结合的封建等级制度。国王是“大地之主”“全部水和陆地之主”“万物的所有者，水和大地的主人”，该时期全国的土地均视为国王的财产，在土地王有的原则下，缅甸历代国王又实行了一套土地分封制度，国王只是直辖部分地区，其余地区均以采邑的形式分封给王室其他成员、贵族、官吏或寺院。分封与行政区划相结合，以“谬”为单位，一个“谬”包括一个中心城镇及其所管辖的诸多乡村。国王对广大劳动者的统治主要有劳役和物租两种表现形式，一类叫作“阿姆丹”(意为服役者)，一类叫作“阿台”(意为普通农人)。缅甸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萌发并形成于殖民时期，殖民时期的缅甸政治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印治缅时期(1885～1922年)、二元政治阶段(1922～1937年)、印缅分治阶段(1937～1942年)，殖民者为满足其统治需求，随着政治制度的变迁改变了缅甸传统的土地国有制度。缅甸社会城乡结构的显著变迁也是开始于近代殖民时期。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载体，城乡结构的特征主要是由城乡人口的比例确定的，而城乡人口的比例，又为产业化的发展程度所制约。英殖民者为填补缅甸劳动力的不足，从印度移入大量劳工，导致缅甸城乡结构发生变化，开始了缅甸的城市化进程。缅甸印度劳工的数量从19世纪末的数万人增至1927年的400，000人，其中350，000人留在了上缅甸。

人口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20世纪30年代每年有20～35万人进出缅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往返于大城市之间。同时出现了大批缅甸农民移居的现象。缅甸三角洲的开发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吸引了来自干旱地区的大量人口，1901年下缅甸410万人口中10%来自上缅甸，这成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缅人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随着商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出现了周期性和短暂居住的人口迁移，如大量来自上缅甸呵叻高原的农民进入缅甸三角洲从事水稻收割。人口流动使英国人深感不安，用“都基”的当地世袭酋长来对农村居民强化管理，村社和农村成了受英国影响的经济发展区，更为重要的是成了产品和原材料的产地。在西方生产和贸易制度的推动下，城市的商业和地域管理两大职能在缅甸被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其周围的农村地区，在1872年到1921年年人口增长率为3.5%，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然而城市的地域空间主要是被英国人占据，其功能只是将缅甸产品输往世界市场和将西方产品输入缅甸国内的通道，并未促进工业的发展且造成“首位城市”现象，成为独立后缅甸城乡结构发展的巨大隐患。

(一)吴努执政时期的缅甸社会城乡结构(1948～1962年)吴努执政时期缅甸的城市化在东南亚地区处于较高水平，且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而影响缅甸城乡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城市化)的相对优化和国内政治形势。吴努执政伊始，缅甸经历了社会结构的改造，表现为吴努政府在发展国家、集体所有制的同时，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大力发展农业，实行土地国有化政策。独立之初，由于缅甸大部分财产由国外垄断资本家所控制，缅甸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相关调整，土地国有化政策由于受到各种阻挠，于1959年宣布放弃。吴努试图在综合佛教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佛教色彩浓厚的政治结构，但迫于各方挑战最后失败，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是他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无奈之举。由于共产党被宣布违法而转入农村从事武装斗争和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使得该时期缅甸城乡结构的变化深受国内战争的影响。独立后缅甸的首个城市化高潮出现在1950年左右，由于国内战乱，农民大批迁入城市，城市人口剧增，给城市的住房、就业、基础设施造成很大压力。1950年，缅甸的城市化率为16.2%，城市化水平在独立之初为中南半岛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泰国。据有关资料估计，1954年缅甸人口约为1900万。以仰光为例，1958～1960年的看守政府在郊区建立了一批卫星城，以安置难民并减轻仰光的压力。卫星城的建设，使仰光的城市不断向东、南扩大。当然，吴努时期的经济计划比较注重结合实际，自独立以来缅甸就已经为实现工业化进行了努力，1950年到1962年，缅甸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6%，部分工农产品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吴努执政时期的1950年到60年代初，缅甸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约3%，但城乡体制导致城乡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问题同样突出。

(二)奈温执政时期的缅甸社会城乡结构(1962～1988年)城乡体制的构建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奈温执政时期缅甸城乡结构呈现出缓慢发展的、固化的特征，固化主要体现在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交流。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军人掌权，缅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大幅调整经济所有制结构、推行并实行农村合作化政策，取消市场作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样的城乡体制，不但将已经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固化，且严格管制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交流，将城乡差别演变成社会地位的差别。奈温时期缅甸实行农业集体化、资产国有化，通过计划经济的发展促进工业化。奈温时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但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缅甸的工业化成果有限。缅甸的城乡结构在奈温时代的1973～1983年呈现出，缅甸的城市化速度有下降的趋势，直至1990年仍为24.8%，二十年增长了2个百分点。考虑到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城市的扩张、70年代中期缅共势力减弱后的缅北大移民，总体而言缅甸在该段时期农村向城市人口的迁移几乎是停滞的。从1950年到1970年缅甸的城市化水平从16.2%提高到22.8%，而1970年泰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20.9%。［10］1983年人口统计结果显示，全缅人口总数为35，313，905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95%，农村人口为76.05%，全国人口最多的三个城市人口数量为:仰光245.8712万、曼德勒53.2895万、毛淡棉21.9991万。这一城乡结构奠定了今日缅甸城乡结构的基础。80年代中期缅甸经济迅速衰退，失业率迅速上升，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均受到严重影响，80年代末，缅甸的人口死亡率仍在15‰左右。

(三)新军人政府执政时期的缅甸社会城乡结构(1988～2011年)1988年以后随着缅甸政府的改革及民族和解的逐步展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加速，城乡结构发生了现代转型，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4.8%增至2000年28%，2010年达到33.9%。1988年新军人政府上台后，放弃奈温时期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发挥市场作用。［12］(P199～200)实行鼓励私人和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工业的政策，私营经济、外向经济发展起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结构转型进入新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动了城乡结构的变动，打破了城乡二元产权制度的束缚，1988年起缅甸对农业政策和分配逐步改革，1988～2003年，调整配给制度，减少配给受众和粮食数量，农民积极性有所提高;2004年以后取消大米配给制度，农民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粮食盈余逐渐增多。1988年开始进行国企改革，90年代开始，政府将一些国企租给外商经营或合作建立合资企业，1995年1月，缅甸成立私有化工作委员会和资产评估委员会，首批私有化的企业有30多家，截至2004年，缅甸共兴建了18个工业区，吸纳9191家企业，这些措施的实施增加了城市就业人口，降低了缅甸城市贫困人口率。2004年工业产值占GDP的10.5%，2005年工业产值为17.5%，2006年工业产值约占GDP的19%，直到2009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43.2%，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0%。工业化的低水平成为限制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四)新民选政府执政时期的缅甸社会城乡结构(2011年至今)2011年新民选政府上台，加大民主改革力度，放宽了经济政策。对缅甸社会城乡结构的不合理性、不公正性问题，全社会有了广泛的共识，缅甸政府重视民生问题。政府计划在2015年将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26%降至16%。根据2014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当前缅甸总人口约为5140万，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农村人口仍然约占总人口的70%，但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理性的反思，缅甸城乡结构已经在向一体化这一方向行进。缅甸的城市化比之20世纪80年代提升了约6个百分点。但缅甸贫困人口基数大，工业化基础薄弱与城市化的结构性错位并没有得到完全改观。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因而加强对城市人口的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社会问题。现阶段芙蓉区城郊结合部人口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人口总量逐年增加，流动人口数目激增，出生人口素质健康水平有待提高等。政府管理部门应该遵循城市人口的发展规律，重视其自身的组织，以达成服务自身、服务城市和服务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人口管理；社会保障；长沙；芙蓉区城郊结合部

随着国家有关人口政策的调整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施，城市人口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长沙芙蓉区城郊结合部毗邻机场和星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人口管理，做好人口服务保护工作，提高城市运行管理与社会服务的能力与水平，确保长沙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1芙蓉区城郊结合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1．1人口总量逐年增加

根据有关调查结果，芙蓉区城郊结合部经济总量每年15％的递增速度将会吸引各类人才和外来劳动力流入，工业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势必继续增长；同时，“十二五”时期，芙蓉区城郊结合部户籍人口中进入生育旺盛期的人口增多，符合再生育条件人数也在增多，部分群众生育意愿有所上升。这些因素的叠加，必将使城郊结合部人口总量增长呈现继续上升趋势，城郊结合部长期保持的低生育水平、低自然增长率和保持适度人口规模会随之面临严峻的挑战，目标管理工作不仅没有减轻压力，相反却愈加艰巨和复杂。

1．2流动人口数目激增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管理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中亟需破解的一道难题。相对于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目前只有36％，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求出路，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就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长沙作为一个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以其优越的人文历史环境、良好的就业条件和发展机遇，成为流动人口向往追求的重要目标。根据对芙蓉区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的调查，安徽人专门卖肉，山东人分工卖蔬菜，河南人供应粮油，浙江人卖小商品，形成产、供、销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十多万人的日常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