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要素范文

摘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本质上是产业结构转型。本文基于要素价格改革的视角，阐述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机理，分析了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现状，发现政府主导下的转型模式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滞缓的重要原因，提出政府应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破除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制度性壁垒，推动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高技术部门更加充分和自由流动。

关键词：要素价格;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高技术产业资源型城市经济具有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资源型城市以资源型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源型产业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投入与扩张实现增长，多属于粗放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资源型城市通常具有低级、单一的产业结构，一旦资源型产业难以为继时，资源型城市则容易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实质上是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转型的核心在于要素价格改革。历史上英、美等发达国家都具有类似经济背景下成功转型的经验，这表明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级化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因此，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出发，基于要素价格改革视角，阐述资源型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变动，揭示阻碍高技术产业部门发展的结构刚性与制度刚性，对于探索我国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关于资源型产业将向何处转型，有众多学者展开过研究。杨建国和赵东海（2013）指出几种可能性：资源型产业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可能完全被新兴产业替代，也可能实现自我延伸发展，还可能与新兴产业相复合存在。一部分学者倾向于认同淘汰落后产业，强调发展技术密集型、环境友好型的替代产业。如祁泉淞（2010）提出，淘汰具有落后产能的资源型产业，推动新兴接续产业发展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普遍模式。孙毅和景普秋（2012）强调，资源型经济必须推进绿色转型模式，实现产业结构的高附加值和绿色化，以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为经济增长动力。周建波（2013）基于对英、美、澳等多个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成功经验的总结，认为各国普遍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家创业，发展新兴产业部门以规避“资源诅咒”。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资源型产业的自我延伸发展。张汝根（2008）认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应拉长资源产业链条。Lomakina（2015）分析了加拿大的案例，认为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前景在于资源型产业自身的潜力。胡美林（2015）进一步指出，针对资源型产业较高的退出壁垒和匮乏的转型动力，应减少其沉淀成本，推动创新驱动，延长其产业链条等。然而，仅有资源型产业的内部变革或是仅强调非资源型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是不足够的，无法形成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的最大化。张复明（2002）提出一种产业升级序动的转型模式，即在资源型产业依托资源优势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同时加强对资源型产业以及非资源型产业的资本投入，兼顾传统产业发展与新兴产业创新，实现产业多元叠合发展。杨宏忠和苏文（2011）同样提出构建多元化经济增长体系的主张。王亮等（2011）认为，资源型产业转型应重点关注城市功能的提升，传统的资源型产业与新兴产业对城市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资源型城市转型要基于已有的产业基础，依据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新变化探索新的城市功能，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杨丹辉、张艳芳和李鹏飞（2017）指出，资源型产业普遍市场化程度低，价格体制改革滞后，淘汰落后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不可避免反弹，因此应推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融合发展。综上，已有相关研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方向及其转型方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但尽管现有研究强调了制度改革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却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切入点，鲜有关注价格体制改革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本文认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要以市场化为导向，而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价格体制改革。只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才能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从根本上建立市场机制，从而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而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方向也正是要素基于市场机制自由流动的结果。

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特点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注意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并重并注重绿色发展，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是技术进步。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应注意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并重，注重绿色发展。资源型城市前期的发展重经济轻环境，重增长轻保护，这种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虽带来带来短暂的经济增长，对于资源型城市的长期的发展却埋下了隐患。一旦资源枯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将陷入泥沼并裹足不前。所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应立足长远，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能够相互支持和促进而不是相互抑制和冲突。因此，不但要在思想上树立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观念，更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进行实践。技术进步提升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不同经济部门的要素生产率具有差异，这种非均衡性将使得生产要素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因此，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率水平的部门间流动将会在要素投入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整体的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发生结构性流动，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增加，经济体整体的产出增加，“结构红利”则得以产生。即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逐渐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流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产出增加。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煤炭业等其他资源型产业是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而高技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是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因此，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本质上是生产要素从资源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过程。因此，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其绿色发展，并提高资源型城市的技术进步。

三、整体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型产业结构评价

《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2015年第二十期

2006年，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许多城市也制定了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许多城市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出现了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典型创新型城市。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着辐射带动作用，创新型城市建设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创新型城市建设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创新体系的运行效果。因此，研究我国创新型城市运行效果对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创新集聚效应指在城市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形成企业、中介机构、高校和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的空间集聚并释放创新要素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城市创新体系内4类功能明确的主体要素集聚能够推动创新产业形成价值链或者供应链集聚，产生创新主体专业化分工，为创新体系内成员带来成本优势、规模经济、城市品牌优势。创新要素在城市范围内的集聚是城市创新体系最重要的前提，创新集聚效应更是推动城市创新体系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外学者较早研究了集聚效应，Baptista和Swann研究认为，产业集聚通常能够给区域内企业带来更好的创新效果。Fujita和Thisse在创新与地理联系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创新模型，利用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区域内产业的空间集聚对产业创新升级存在影响。R．Stern－berg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系统阐释了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现实，提出了区域经济及创新发展建议。

在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胡万进、陈禹以系统工程学思想和方法为基础构建了聚集效应评估模型，通过对我国高新经济区创新集聚效应的研究，认为创新聚集产生了倍增效应。胡彩梅运用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对1998－200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和多样化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实证分析，认为专业化集聚对技术创新具有正面影响，而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创新具有负面影响。牛冲槐、宋磊从人才聚集效应角度出发，采用2009年中国省域截面数据，通过Moran指数法检验创新效应是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对区域创新效应的相关空间进行计量，为提升区域创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余泳泽［9］从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区域创新主体的角度，通过建立以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2002－2008年内地29个省市自治区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创新集聚、政府支持和制度环境对各地创新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大部分从国家、区域层面进行，企业、城市乃至社区层面的研究不多，而且缺乏更深层次的研究，如关于城市创新体系如何驱动城市经济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从城市层面出发，以我国典型创新型城市为例讨论其集聚效应，既可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也可为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思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桥头堡之一，在科技、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国内城市学习的榜样。南京与上海同处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3小时经济圈，它们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南京与上海的城市创新体系运行效果具有更多可比性。通过与上海的创新现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对南京市创新现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为建设适合南京发展的城市创新体系，推动南京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1模型与方法

1．1创新要素集聚度测算模型、指标及数据来源

1．1．1测算模型产业集聚能够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才、研究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等创新要素集聚到城市范围内，从而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进程。而在城市层面上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程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需要一种区域性规模指标，该指标的构成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以城市某个要素为基数的绝对规模，二是城市所在区域某要素的相对规模，以此构成集聚指数。因此，全局性的分布指标如赫芬达尔［10］指数不宜采用。文献［11］中采用的AHP法中权重数值是人为设定的，更多地体现了定性的趋势分析，而不具有严格的定量分析特征。因此，为了测算上海与南京两个城市创新要素的集聚程度，本文引入王奋、韩伯棠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技人才集聚指数———AI（AgglomerationIndex）指数模型，该指数综合反映相对规模与绝对规模的变化。本文研究的主体是城市创新要素，因而相对规模同时反映城市的创新质量状况，AI模型是对城市创新要素在规模和质量上的综合反映。AI＝ln（Population）•ln（HRst／Population）（1）其中，AI为某地区科技人力资源集聚指数，HRst为该地区科技人力资源规模，Population为该地区人口规模。本文在此基础上将该指数推广到创新要素集聚程度的测算中，从而对上海与南京城市创新要素集聚程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中，AI（Cij）为某城市某个要素的集聚指数，Cij为某城市某个要素的存在规模，Ci为城市所在区域某要素的总规模。

1．1．2集聚指标AI指数改进模型通过测算城市创新要素集聚度，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本文在测算城市创新要素集聚程度时，主要选择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研发人员数、研究机构数和规模企业数4个指标。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能够反映城市高端技术发展水平，突出体现城市创新竞争力［12］。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城市拥有研发人员、研究机构以及规模企业数量越多，其创新竞争力越强［13］。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测算规模企业和研究机构的集聚度指标时，将区域要素总规模确定为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省数据的总和。因为地理相近性的原因，三省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存在很强的联系。

1研究背景与意义

1980年代以来,全球物流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各部门纷纷制定政策以加速发展物流经济,各城市已把发展现代物流作为支柱产业,建设重点工程以拉动物流经济发展。而在学术界,关于物流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输和物资流通及商业领域,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较少,韩增林、王成金(2001)分析了港口物流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同年在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地理学研讨会上提出物流地理学[1];陈王景、杨开忠(2001年)研究了电子商务环境下我国物流业发展对策[2];韩增林、王成金(2002)分析了我国物流业布局的特点[3];韩增林等(2001—2002年)立项研究辽宁省物流产业的发展潜力与布局途径。物流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式对区域经济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而区域要求对物流经济进行合理组织以激活区域活力。地理学者陆大道一直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提出点轴系统理论进行要素的空间配置[4];陆玉麒在长期空间结构研究中提出了双核结构理论[5];陈才论述了经济地域的产业空间结构,并分析了经济地域运动现象[6];董锁成分析了经济要素的地域运动规律[6]。物流经济要素是基础性的经济要素,任何社会空间结构必须以物流经济要素作为基础,其空间配置成为空间结构形成的前提。本文试图以物流经济要素作为研究对象,就空间结构基础性构成要素的空间组织进行探讨。

2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

2.1空间结构

区域空间结构是社会经济及自然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结果,其作用和影响以各种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客体形式出现,并投影于地域而产生空间形态,而各种客体的空间位置关系、集聚程度及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等则形成空间结构[4]。空间结构遵循一定的演变规律,原始均质和未开发地域内经济要素活性强,其存在和运行必然与其他要素发生联系和作用;并且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在某地域上集中,产生集聚和关联等效益,形成各种社会经济及自然客体;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深化促使更多点或地域出现集聚现象,同时产生连接多个点或地域的线状基础设施,点、区域和线状基础设施形成区域最基本的空间结构;点逐渐发展为城市,线状基础设施发展为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及各种客体的集聚地带,集聚规模的扩大和均质化促使其演化成社会经济带,城市与各种社会经济带综合作用,空间结构日益复杂化。

2.2空间组织

合理的人为调控和组织可以有效促进空间结构的演化,即对空间结构可以实施合理的组织行为。空间组织是根据空间作用法则,依据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的属性及各种要素间的作用方式,对地域上各种要素的布局尤其经济要素进行空间配置,从而优化空间结构,因此空间结构也是人类实施空间组织行为的结果[4,7,8]。

2.3理论依据

摘要：税收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从宏观角度对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探讨其对刺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意义，是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需要考虑与研究的重要课题，针对该课题，本文从政策、制度、评价体系等不同层面就该课题实施了研究，并从理论角度探讨了通过税收政策地实施突进宏观经济增长的措施。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财政税收政策；可持续发展

引言

由于我国全国范围内城镇化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承载力量越来越向城市倾斜，城市经济在我国发展宏观经济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越来越增加，而怎样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手段来调节和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就成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税收政策是调节经济问题的一项关键性措施，在推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整体素质等方面，怎样通过税收政策的实施来获得理想的效果，以下本文就从具体方面对该税收政策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阐释：

一、左右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主要因素

经研究发现，从宏观角度观察左右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出现转变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项：制度要素、科技要素、经济要素、人口要素。首先从制度角度考虑，宏观经济地增长很大程度上跟一个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存在直接的相关性，一个国家实行怎样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地实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都将使得宏观经济在增长方式上受到制约而发生转变。其次从科技角度考虑，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会直接影响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工业制造与通讯、运输等很多经济相关环节都会受到科技水平的影响而有所差异，整体来说科技水平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越会向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模式进行转变。第三、经济也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性因素，因处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基础尚未健全，需要通过发展重工业来构建系统化的经济结果，而处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则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会具有较多的选择空间，因而经济水平会决定一个国家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调整。第四、人口要素也属于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的核心要素之一，由于人口数量会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农产品与基础消费品的供需情况，同时人口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水平与就业结构，因而对于经济调整来说，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因人口数量造成的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在资源配比中所占的比例，因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很大程度上跟一个国家人口数量存在联系，同时人口的素质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发展高科技产业直接关系到人口素质所提供的人力资源环境，而如果人口素质低于某一标准，进行高科技转型的条件就无法具备。所以城市经济增长跟人口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显著相关性的。

二、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税收政策应从哪些方向入手

（一）改进城市经济的增长潜力

城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的过程。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制度，严重制约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并且造成了城镇化水平长期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后果。而另一方面，我国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了地市合并，城乡合治，欲以城促乡，带动发展，这种城镇的形成往往是人为的，而非经济运行的结果，更多的城镇只是行政中心。我国的城镇化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2003年人均GDP达到了9101美元，而城镇化水平为40.53%①，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低将近20个百分点。而现在我国城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大中城市少，小城镇多如牛毛而其发展水平不高，功能不全，布局不合理。在现阶段普遍兴建小城镇的目的和任务侧重于吸收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通过产业集聚，为刚从农业分离出来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而大中城市比小城镇更能增强城市的各种功能，有力提高经济效益。但由于我国各类城镇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不能超越客观条件，一下子建立大量的较高层次的城市这也决定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必然同时存在高效率、高功能的现代化都市、中等城市以及基础设施相对比较简陋的小城镇。

地方财政的不同层次为不同水平的城镇发展提供了可能，为实现城市、城镇的职能，满足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需要，地方财政尤其是其中的城市财政、小城镇财政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地方财政拓展了新的财源。城镇化的进程及其特点和地方财政职能及其运行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过程。

一、城镇化进程的经济学分析城镇是在一定空间上，由于产业、人口聚集，居民主要从事

二、三产业活动，且享有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的地域综合体，它作为区域中心地，聚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资金和技术等，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城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现象反映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动态发展和扩散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它可以被看作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即聚集力量和分散力量。在城镇化过程中，所有个人和企业面临两难选择，他们必须聚集在一起以从聚集经济中获益，但拥挤成本又限制了许多个人和厂商聚集在一起。

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理论，在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农村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资本投入缺乏，人口持续增长，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有向实际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的动机。哈里斯－托达罗则认为只要两部门之间只要存在收入的预期差距，人口就会发生流动。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认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由农村迁往城镇的成本。Mt＝f（Wu－Wr－kd）其中为在时间内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量，f为反应函数，Wu为城市工资收入，Wr为农村的工资收入，d代表城乡之间的距离，k代表城乡之间的运输成本系数，当只有预期收入的增长大于迁移所发生的成本人口的流动才会发生。Wu－Wr－kd＝0时流动才会停止。我们还可以认为城镇化水平U是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水平M的函数，即U＝f（I，M），且有，于是全微分，城镇化水平U是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水平M的单调增函数。

而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类型、水平和层次引导城镇内部居民和各经济主体的地域分布格局，地方的公共物品还可以通过影响城镇的聚集效应进而影响城镇的非农化水平。因此，可以认为经济非农化水平I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水平M受到地方财政运行的影响，它们是地方财政运行F的函数，即I=Ф（F），M＝φ（F），且地方财政运行F对I和M的影响可体现为促进作用，也可体现为阻碍作用。城镇化水平可以表示为U＝f[Ф（F），φ（F）]，则，地方财政通过影响非农化水平I和和城乡要素转移流动水平M，进而对城镇化水平U的影响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情形及发展模式：当>0和>0，即地方财政的安排有利于经济非农化和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表现为“同步城镇化”；当<0和>0，即地方财政不利于经济非农化，但有利于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呈现出“虚假城镇化”；当>0和<0，即地方财政有利于经济非农化但不利于城乡经济要素转移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呈现为“滞后城镇化”模式。

由此可见，地方财政的运行及其职能的发挥对于提高城镇化水平，并使之健康推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城镇化经济的拉动机制城镇聚集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资金和技术等，具有大量的就业机会、高的经济收入、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城镇发展起来后，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和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也非同一般。聚集效应使城市化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辐射效应则通过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快城镇的发展。

一、城市化内涵的综合性

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各学科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城市做了相应的定义和研究，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议之中：地理学家将城市定义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为主集聚形成的较大的居民点，侧重于其空间和景观属性；人口学家把城市看做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把人口规模和密度作为判断城市的标准；经济学家认为城市是生产要素集约化和业态多样化的社会有机体，更侧重于其商品、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属性；社会家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认为城市本质特征是其特有的生活方式（urbanism）。虽然各学科对城市的定义不同，但城市之所以为城市，而不同于乡村等其他概念，是由其空间特征、人口密度、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等本质特征综合决定的。各学科对城市的不同定义衍生出了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重点。地理学除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与经济的转换与集中外，还特别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过程；人口学所说的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增长所形成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增长过程；经济学则更重视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的转变，研究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而社会学则把城市化作为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扩散的过程，强调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等社会演化过程。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复杂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城市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等要素的集中，农村则分散而孤立，强调的是两者生产要素集聚程度的区别；周一星先生认为城市不同于乡村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人口规模、经济结构、设施水平和文化观念四个方面[1]。前人对城市、城市化的定义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城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其要素构成和特征与乡村是截然不同的。

二、城市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

（一）城市化的构成要素从城市和乡村截然不同的构成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质便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虽由各个要素的城市化速度决定，但城市化的质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性。无论是三十余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扩张、户籍壁垒、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是潜心于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我们都能从中抽象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载体，是随着经济、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载体上的现象，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和城市地域的升级。从建筑学或景观学角度说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利用角度来说就是以农村居民点和农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乡村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向以城市、建制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过程；从土地产权角度说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其外在表现包括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地域扩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组织和再开发等，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地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城市化现在只是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许多人口学家将其定义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转移与聚集。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学者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乔根森模型都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这一结果，结构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演进理论也认为经济结构的演进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适应，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密切。无论是从劳动力供需的角度，还是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都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居住、就业、游憩带动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化。社会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来源于城市的社会属性，城市社会学中便将城市化作为其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城市化就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本文在这里把社会城市化中的“社会”定义为广义的社会概念，包括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内涵，认为社会的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为解释和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城市化质量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城乡发展与人口的协调性，这是相对以前将人口作为唯一指标研究城市化的进步，但这些研究或仅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或是仅研究其他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协调，缺少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协调性分为内部协调性和外部协调性。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城市化由空间、人口、经济、社会若干子系统构成，他们之间城市化速度的耦合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若将城市化看成一个整体，而研究其与外部要素（如工业化、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就是其外部协调性。目前学者们对城市化的外在协调问题关注较多，如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同步，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上。健康的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人口、空间、社会各要素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它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商品和各种服务，通过相对乡村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品质吸引人口向城市迁徙；它还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材料和人力资源，是城市扩张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它还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会要素城市化提供资金，促使城市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生活品质。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对城市生产、生活等空间的需求，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人口还是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务的主要消费者。社会的城市化代表着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休闲游憩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质、劳动或管理技能，还会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更放心的将财富用于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空间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为上述经济、人口、社会要素提供了空间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等地租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社会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来自空间要素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支持。

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要素都在其中担负着一定的机能，城市化的顺利推动有赖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运行以及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组织结构上，本文借鉴了“四维时空坐标”的概念，在四维时空中，横、纵、高度和时间坐标共同确定物体在时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维都会使物体的位置不准确。在城市化研究中，过去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维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来许多学者又综合考虑了空间、经济等，开展了二维、三维的城市化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却忽视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所导致的问题。通过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四维分析，不仅能更准确、全面的确定城市化水平，还能根据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差异，发现其中存在的协调性问题。

三、要素协调视角的城市化问题分析

很多城市化实践中的问题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间、人口、经济、社会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协调。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与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原因，拉美国家的农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庄园主手里，大量农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极端贫困，加之对城市更多就业机会的预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应对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城市化速度，导致城市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造成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失业率自1998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虽然非正规部门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非正规就业由于其本身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偏低的薪资水平等特点，使得这些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城市空间城市化的速度，大量农民进城后无力购置正规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无主或闲置土地，建成简易住房，这些住房危险系数较高，加上没有纳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差，脏乱成为其代名词，一些成规模的新进城农民的聚居区逐渐演变为贫民窟；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恶劣的空间和经济环境阻碍了拉美进城农民的社会城市化，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质，加之由于预算有限，政府无力负担起广大贫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拉美国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适当的卫生服务和干净饮用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为广大学者所热议的“半城市化”现象，农民工以及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鬼城”现象等。本文从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加以抽象，尝试分析上述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摘要：从空间角度来看，城乡空间格局由乡村空间发展到城市空间再到城乡空间一体化，空间作为一种生产“场地”到空间自身作为生产要素促进生产，改变了城乡收入分配格局。1978-1984年，乡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促进乡村空间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局面；1985-2001年，进入城市主导下的空间生产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2年至今，中国开始统筹城乡发展，进入城乡协调下的空间生产阶段，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关键词：空间生产；要素流动；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却以一个极不平衡的趋势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要数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原因是中国城乡的不平衡发展。市场化使得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不断促进城市的发展，并且进一步吸引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移动，陷入了城市发展、农村落后的恶性循环。本文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从空间生产下的要素流动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与城乡收入差距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其中，“空间”一词首先就是以“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提出的。空间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场地”，从而影响生产，进一步影响交换、消费和分配。马克思尤其重视城乡空间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生产的影响，曾经以城乡空间变迁为标识来界定人类历史的分期：由古代城邦国家“城市乡村化”的社会，到城乡统一的亚细亚社会，然后到城乡对立的日耳曼社会，再到“乡村城市化”的现代社会。[2]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首次将空间引入到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此时，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生产消费、人类日常活动的场地了，而是作为一种能够像机器一样投入生产的物质资料，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实际的空间的生产。空间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对空间的占有、使用、交换、消费的过程及其结果已经是一种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空间的发展从属于资本的发展，空间的再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延续。空间生产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不断生产出新的空间，进行再生产，城乡的分离也就是这个运动不断进行的结果。空间生产通过空间的改变和创造出新的空间来改变自然和社会的面貌，改变空间中人的自身和其相关的社会关系。从自然空间上看，城市和乡村占地面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的变化。从社会空间上看，居民生活水平、地位、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不断变化，是一种空间运动的结果，居民在社会关系上被分化形成一种社会空间分化。城乡居民的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空间变化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分配关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因此而改变。空间生产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实现的。土地、资本、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是空间生产的动力，一方面生产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动，农村生产力提高，空间生产发展，空间结构呈现合理化，造就了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促进城市空间生产，人口扩大，产业发展，结构优化。再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不再是一方面单向流入，城乡空间结构协调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3]空间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存在会影响城乡关系的发展，城市发展更快，农村发展更缓慢，城乡居民在社会关系上处于越来越矛盾的局面，城市享有优质资源，高生活水平，社会地位较高，从事高薪技术职业，而农村居民享有较少资源，生活水平低，从事低收入职业，进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二、乡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与城乡收入差距（1978-1984）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城乡差距严重失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去，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乡村主导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国家为了解放农村生产力，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开始合理配置，劳动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了，农民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极大改变了当时的农村格局。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空间格局开始分化。土地分散给了各个散户，生产的空间布局发生改变。城乡自然空间格局由原有的形态逐渐转变为农村扩大和城市的相对缩小。一方面，农村农业和工业相继开始发展，农业中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工业中去，结合资本等生产要素，农村工业迅速发展，优化了农村产业格局，劳动力作为空间中的要素在农村中流动，促进产业发展，形成了工农相互协调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农村发展带来的是城市要素向农村的流动，当时许多城市人口、资本向农村流动，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共同的作用结果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这一变化一直延续到1984年，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农村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工业慢慢起步，农村结构优化，空间生产力得到释放，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但是缩小的程度依旧有限，只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引入导致农村发展开始提速，相对于城市发展更快一点，但很快这一局面就开始改变。

三、城市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与城乡收入差距（1985-2001）

摘要：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是促进城市交通关键技术攻克、应用和推广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机制存在创新要素构成及工作方式不明确、创新成果保障机制不完善、创新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为此，结合示范应用提出相应的对策：建立科技创新联盟，形成协同创新驱动机制；建立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形成创新成果保障机制；建立服务需求库，形成创新成果转化机制。

关键词：城市交通；共性关键技术；协同创新机制；服务需求库

1研究背景

我国城市交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保障运营安全、提高运输服务水平与质量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与其他研究领域技术相比，城市交通运营与服务的关键技术在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市场竞争能力、政府管控力度、技术研发周期和难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具有效益上的准公益性、技术上的长周期性和高难度性，这些特性决定了要保障城市交通关键技术的顺利研发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机制。目前，我国对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机制的研究并不多见，对其构成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何郁冰［1］、刘建生［2］、曲洪建等［3］、李梅芳等［4］从狭义的角度将协同创新机制定义为协同创新模式，也就是创新要素的构成及其关系。刘洪民［5］认为协同创新机制应当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协同创新模式为协同创新提供了工作基础和驱动力，应当进一步建设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为技术的可持续研发提供保障。姜丽君等［6］和肖丁丁等［7］认为协同创新机制应当进一步延伸到创新成果的转化，建立有效的创新成果转化模式，如信息服务平台、需求库、服务库、服务需求库等［8］，最终实现成果的集成、共享和应用。本文认为，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机制是指为保障城市交通关键技术研发而制定的，从关键技术立项到研发、再到应用推广的全生命周期的机制。根据协同创新开展的过程，可以将其划分为基于创新要素构成及工作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基于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的创新成果保障机制和基于服务需求库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上述三个方面相互衔接，才能促进城市交通领域关键技术的攻克。从以上三点出发，对我国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并以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内的“突发情况下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指挥与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示范应用）开发进行分析，以期对该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2我国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机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创新要素构成及工作方式不明确

创新要素构成和工作方式是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的基础和驱动。整体来看，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协同创新存在创新要素构成及工作方式不明确的问题，难以为协同创新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驱动。（1）创新要素的构成不明确。在创新要素构成方面，我国经历了从“产学研”到“产学研用”再到“政产学研用”的转变，其中应用单位和政府部门的作用逐渐得到了重视［1－3］，但在城市交通技术领域，仍然是以研究单位为主体展开的相关研究。城市交通技术应用单位虽然具有关键技术突破的需求，但是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研究水平和资金投入，同时考虑到城市交通的公益性，其在关键技术方面突破的动机性大大降低。政府部门虽然具有改善交通服务的职责，但是其科技部门管理的学科领域和技术范围较广，没有足够的和专业的人才实现对城市交通技术的管理。当然，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强烈的技术成果转化的需求，科研单位展开关键技术突破的能动性不足，更偏向于学术论文的写作。（2）各创新要素之间如何开展工作不明确。目前，城市交通技术领域内“政产学研用”的相关单位也尝试通过协作，就部分关键技术展开相应的研究。常用的工作模式如下：针对某一项关键技术，政府部门投入资金，科研单位展开相应的研究，应用单位进行示范应用［1］。表面上看，政产学研用的各要素都参与到关键技术立项、研发、应用的过程中，但是其中存在多种问题：其一，确定的关键技术不一定是应用单位最紧迫需求的技术，因此应用单位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其二，政府单位对于关键技术的研发过程缺乏相应的监督，对于后续应用、推广和改进的关注度不高；其三，应用单位和科研单位之间缺乏相应的沟通协调，难以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其四，科研单位过于单一，关键技术的攻克能力不足，通常需要多家科研单位共同参与。

2.2创新成果保障机制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