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范文

《财会研究杂志》2014年第十一期

一、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

（一）补贴厚此薄彼，重国企轻民企、重上市公司轻中小企业与国企、上市公司相比，民企、中小企业可享受财政补贴额度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甚微，补贴申请过程无比艰难曲折。2012年，财政补贴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占补贴总额33.13%，剔除其中2家民企，8家国有控股企业占比达28.36%。LED行业“盛宴”中，财政补贴大多为大型LED企业所受益，而中小LED企业难以享受；节能补贴新政将小企业直接排除在外，引发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尽管国企担负“稳物价、保民生”之责；上市公司肩负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之任，其分享更多的财政补贴，可谓理所当然。但是，让国企、上市公司分享财政补贴的做法，特别是产能过剩严重、落后的公司，值得商榷。石油行业总体利润并不少，每年却还能获得数以百亿计的财政补贴令人难以信服。同时，财政补贴让国企、上市公司获得竞争优势，造成对民企、中小企业新的不公，违背补贴促进产业转型、支持技术创新的初衷。

（二）设租、寻租、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财政补贴更是催生一批“补贴掮客”，利用所谓的资源、关系、项目，在政府、企业、官员之间架起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企业为了获取财政补贴，不惜重金进行各种“公关活动”，补贴随即成为掮客揽财捷径。

二、财政“乱贴”带来的弊端

（一）诱发产能过剩屡禁不止，抑制产业结构调整在政策刺激、财政补贴以及税收减免、廉价工业用地等优惠政策下，加大了企业的投资冲动，争项目、争补贴，加快圈地和重复建设。同时，受不真实的“内需”影响，企业决策判断失误，蜂拥而上，造成产能过剩，最后只得以价格战收场。财政补贴甚至成为LED产业“夭折”的催化剂；终端的消费补贴变成为直接补贴生产企业。再将补贴注入产能过剩领域，由此形成的资源错配更是扭曲、掩盖价格关系，背离产业发展方向，不利于落后产能的淘汰。

（二）违背了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弱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尽管产业引导性补贴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保壳”、“不退市”补贴的加剧使得退市制度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干扰了正常市场秩序。同时，财政补贴的实质是一个利益再分配问题，无形中将企业分为受惠企业和非受惠企业。倘若二者存在竞争，补贴无疑使非受惠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直接威胁其生存。

（三）日渐增多的“骗补”、日益严重的“补贴寻租”等乱象使补贴绩效下降，成为财政重荷过多过滥农业、新产业补贴没有换来农产品质量与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也未能使我国迈入科技创新时代。相反，却成为寻租的对象。财政补贴“生”不出现代化农业，也“养”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应及时调整现有的农业、新产业等补贴策略，否则会严重拖累财政，特别是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之下会进一步放大财政风险。农地流转“套补”，扭曲了政策本意，浪费了财政支出，挫伤了种粮热情。

［摘要］农业保险近年来在保障农民收入，确保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较迟，但是这些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也跃居为世界上第二农业保险市场。由于农业保险不同于普通的商业保险，具有赔付率高的特点，所以为保证农业保险的顺利运行，国家对此方面的财政支持必不可少。文章通过借鉴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制度研究，对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提出相关意见。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美国

1引言

农业保险具有降低风险的功能，是近几年来普遍采用的新兴支农政策，也是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农业保险对于农民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实施农业保险策略在农村已经完全可行，业内对两者也已达成共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性，所需费用也比较高，保险赔付也较高，适当的政府财政补贴是农业保险稳健运营必不可少的条件。自1938年至今，经过80年的探索与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政府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比较合理的相关财政补贴机制，农业保险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较而言，我国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起步较晚，于2007年才开始实行。尽管农业保险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但我国的保险补贴政策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补贴机理不明确，方式单一、补贴额度不高等。因此，为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本文参考了美国的先进经验，提出相关建议。

2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制度

美国针对农民和保险公司的双向财政补贴机制，促进了政府、参保户以及保险公司的团结合作，同时使财政补贴更为公平地惠及每个农民，确保资金有较高的运作效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制度按照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事前纯保费补贴、事中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与事后再保险。

2.1事前纯保费补贴

美国农业法案以及相关法案对纯保险补贴机制的内容作了界定。美国政府为了使农民主动参与农业保险，实施了有差别的补贴策略，主要是根据不同的保险类别、不同的保障水平及保险单位三个方面来确定补贴额度。(1)保险险种。美国农业保险业推出了多种多样的保险产品，不同的保险产品有不同的回报率，其风险损益也各不相同，因此，差异化的保费补贴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与收入保险产品相比，产量保险产品的保费补贴要略高，团体保险产品的保费补贴与个体保险产品的保费补贴相比，前者要高于后者。(2)保障水平。保险的保障水平与政府的保费补贴呈负相关关系。对于最低保障水平的巨灾保险，政府补贴纯保费的全部;对于保障水平很高的扩大保障保险而言，政府的保费补贴比例较低，具体为38%～67%。就个体保险产品来说，当风险保障水平呈递增趋势时，政府的保费补贴就呈递减趋势;反之，则政府保费补贴越高。两者呈负相关关系。(3)保险单位。2008年，农业法案以保险单位作为依据确定了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对保费补贴的差异性进行了细化，农民在参加农业保险时，选择的保险单位覆盖的作物品种越多，越有利于分散风险，就能获得更多的保费补贴。在保障水平相同的前提下，农场单位的补贴比例在各种单位的比例中是最高的，其次就是企业单位，获得补贴最少的是基本单位。

一、解决公交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的对策

(一)合理制定财务管理目标

公交企业最理想的财务目标应该是创造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以及为企业带去最大化的经济效益。社会价值最大化即是指企业为社会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成长。公交企业应该做好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平衡，使得它们互相促进、共同增长。公交企业既然是企业，就必须有经济效益的考量，但公交企业也不能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众所周知，现代企业必须具备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最基本的品质，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有效的途径就是创造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作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交企业必须首先满足社会价值的实现。在此前提下，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完美统一。因此，公交企业必须把实现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作为其财政补贴下的最基本的财务管理目标，为此所付出的全部成本价值，即为公交企业的最大目标成本，此目标成本约束下，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寻求成本与收益的平衡。最终，产生的难以弥补的差异，成为寻求财政支持的依据。

(二)加强公交企业的资金管理

公交企业要解决财务管理问题，就必须加强对企业资金的管理。公交企业有财政补贴的拨付，为企业运营解决了后顾之忧，而财政补贴一般结算到当年年底，拨付在下一年度，甚至到下一年年底，企业应加强预算管理，保证资金均衡运转，在财政资金到位前，要善于筹划利用应收、预付等财务手段，稳定运营；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到位之后，要善于理财，体现资金集中的货币价值。另外，随着公交IC卡的普及，城市公交预收款项、租用押金资金量保持着增长，且日趋稳定，IC卡余额的资金管理，也是公交系统新的效益增长点。

(三)重视公交企业的资产管理

由于有着财政补贴的大力支持，公交企业的运营车船大多数是财政购买或财政担保下的贷款或融资性租赁取得，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公交出行的延伸，公交企业规模在增长，用于营运的固定资产也快速增长并不断更新换代，固定资产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总量都越来越大。因此，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应该与资产管理部门携手合作，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要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技术管理，通过改进和完善公交车船的调度、使用、保养、维护等管理制度，延缓公交车船的使用性能的下降；通过培训、考核、激励等手段提高基层操作人员的素质，促进固定资产的保值；通过制度设计，加强固定资产的采购、报废、转让管理，避免资产闲置与浪费；还可以利用GPS卫星定位系统和智能调度系统等现代的科学手段取代传统的人工调度运营车船的方式，从而达到提高公交车船使用率提高运营效率的目的。总之，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要建立一套创新、科学的资产管理模式，以应对企业发展的需要。

(四)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一、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评价的DEA模型构建

DEA方法，也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它把单输入、单输出的工程效率概念扩展到多输入、多输出同类决策单元的有效性评价中，并能指出决策单元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度，在避免主观因素、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显示出优越性，现已成为管理科学、系统工程和决策分析、政策效率评价等领域中的常用分析工具。

（一）纵向评价模型与指标选择纵向评价模型以我国2007年至2012年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序列数据为决策单元，主要的评价目的是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即在保证一定的农业保险效果下，如何使财政投入资金最小化，因此选择投入导向型的DEA模型。投入指标选择“中央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衡量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投入情况。选取“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为产出指标。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反映农业保险业务开展的规模，是财政投入最直接的绩效体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反映农业保险对稳定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户收入方面的绩效。

（二）横向评价模型与指标选择受地区数据搜集的限制，横向评价模型以我国部分省份2012年的截面数据为决策单元。评价的目的主要是探究各地区在一定量的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上是否实现了产出最大化，故选择产出导向型（BCC模式）的DEA模型。选择“保费补贴数额”为投入指标，保费补贴数额指的是各省区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保费的配套资金支出，“农业保险单位面积赔付”、“农业保险密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产出指标。指标含义与计算如下：农业保险单位面积赔付衡量农业生产受保险的保障程度和受灾后的恢复能力，计算公式为：农业保险单位面积赔付（元/公顷）=农业保险赔付支出/耕地面积农业保险密度衡量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即农业保险在农村的渗透和推广情况，计算公式为：农业保险密度（元/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业人口

二、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效率评价的实证分析

通过中国保险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年鉴和各省的财政预决算文件获取指标数据，利用DEA软件6.2进行测算，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DEA测度的是被评价单元的相对效率，当效率值等于1时，表示被评价单元在最有效率的生产前沿运行。效率值越小，表示离生产前沿面越远，效率越低。CRS为不变规模收益，VRS为可变规模收益，CRS下的技术效率=VRS下的纯技术效率乘以规模效率。对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效率评价，纯技术效率可以解释为制度效率，即政策机制的完善程度是不是有效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包括财政投入的力度、补贴的方式、补贴的对象和补贴标准、推广与实施等。规模效率可以解释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已经给定的前提下，对应的补贴投入规模是否有效，包括保险补贴的品种、补贴的市场范围等。如果规模有效则意味着在农业保险财政投入力度和标准既定的前提下，保费补贴规模恰到好处，既不浪费也不紧缺，如果规模无效即规模递增或递减，则表示投入规模不合理，存在投入不足和投入过剩的现象[3]。

（一）纵向评价结果分析根据表1，2007年和2012年技术效率均为1，规模收益不变，达到生产前沿，财政资金的投入效率较高。2007年是我国实施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的第一年，从无到有，财政资金投入效果显著。2012年，随着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逐步完善，也呈现出较高的效率。2008-2011年技术效率未达到生产前沿的年份，并且2010年和2111年均为规模收益递减，表明当期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存在冗余。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数值可看出，2008-2011年各年的规模效率均大于相应年份的纯技术效率，表明这些年未达到有效生产前沿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低，即财政补贴机制的不完善。

（二）横向评价结果分析横向评价中，受数据的限制，选取了我国15个省份作为评价单元，根据评价结果分为三类：第一类：黑龙江、福建、上海和山东，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高效率运行，财政补贴规模适度，财政补贴机制完善，同时规模收益为不变，意味着其在农业保险补贴领域的有效生产前沿进行运作。第二类：内蒙古、辽宁、江苏、江西、海南综合效率较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小于1，且纯技术效率都高于规模效率，即总效率的无效率主要来自于规模无效率，因此改进应该从扩大农村保险规模入手，即在扩大农业保险领域，还未充分挖掘保险市场；同时在保险的理赔、推广及实施方面，也需进一步提高运作水平。第三类：河北、云南、西藏，综合效率较高，但普遍存在规模效率高于纯技术效率的情况，表明即总效率的无效率来自于纯技术效率，因此提高综合效率需要完善财政补贴措施。第四类：湖南、安徽、四川，综合效率偏低，普遍低于0.3，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都远远小于1，即总效率偏低的原因既有规模问题，也存在财政补贴机制不完善。

一、农业保险补贴效率测度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从宏观经济角度，可将社会经济因素进一步划分为: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技术因素与政策因素。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每年对农业生产提供财政支持，自2007年起，国家在财政支农项目中增加了农业保险补贴。因此，农业保险补贴作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一项投入，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

(二)研究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nes和W.W.Cooper在1978年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参数的效率评价方法。该方法是评价存在多个投入和多个产出的同质决策单元(DMU)效率值的一种有效的方法［9］。DEA方法一般分为测量综合技术效率的不变规模报酬的CCR模型(Charens、Cooper＆Rhodes)和测量综合技术效率的可变规模报酬的BCC模型(Banker、Cha-rens＆Cooper)。通过DEA方法取得的结果和结论的有效性是相对的，当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为1时，称之为DEA有效，而当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小于1时，则为DEA无效。该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几乎不需要考虑参数的性质，对处理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方面的问题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

(三)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运用DEA模型对中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的评价依附于基于DEA的农业生产效率模型，其投入和产出变量应保证指标项可以全面反映农业生产各领域，满足系统性的要求;同时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取性与准确性，本文选择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农用机械总动力、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与其余财政支持作为投入指标，选择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以2003～2012年每个农业生产年份作为DMU决策单元。以上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

二、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表1的运行结果，2003～2008、2011、2012年份为DEA有效决策单元，2009、2010年2个决策单元为非DEA有效，占决策单元总数的20%。十年间，我国农业生产总体状况良好。2009、2010年为非DEA有效决策单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旱灾影响，造成农业生产大量减产。尤其是2009年，属于严重旱灾年份，全国耕地累积受旱面积6.32亿亩，旱灾造成粮食损失348亿公斤、经济作物损失433亿元，共有1751万农村人口、1099万头大牲畜因旱灾发生饮水困难。2007年，国家开始实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力求通过支持农业保险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以2007年为节点，对其前后年份分析发现，2003～2006年区间虽然都为DEA有效决策单元，但是被用作DEA有效参照的单元仅有2005年一个决策单元;而2007～2012年区间，除了2009、2010年因严重旱灾导致非DEA有效外，其余年份均被用作DEA有效参照单元，被参照次数占总数的85.7%，并且2008、2011年被参照的次数达到2次。在实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后，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除去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保险补贴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到农业保险补贴效率，通过表2可以看到，除2010年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投入有冗余之外，2007～2008、2011年份DEA有效决策单元以及2009年非DEA有效决策单元的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均达到了100%，总体上，国家财政对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投入与农业生产发展的规模相匹配，并不存在盲目投入扶持现象。2009年，农业生产受到旱灾的严重影响，部分投入冗余且产出不足。但是，农业财政补贴效率却达到了100%，修正率为0，低于其他通过投影分析做出修正的投入变量。说明即使是遭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财政对农业保险补贴的效果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农业保险补贴的高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投入指标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为我国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障。

2010年，同样受到旱灾影响，农业生产部分投入冗余且产出不足。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投入量为111.25，投影值为107.30，修正率为－3.55%，是其余投入变量修正率的近7倍，如此高的投入冗余，在10年内的农业生产中较罕见。分析认为，造成2010年投入过剩产生冗余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是由于受到2009年严重旱灾的影响，政府在计划2010年财政支出时，过重估计了2010年农业生产可能遭受旱灾的严重程度，因此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投入过量，导致其修正率过高，利用率不足。第二，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例如:1，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宣传不足，不少农民并不知道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因此没有参保。2，很多中西部省份并未纳入农业保险补贴范围，由于当地补贴能力有限，大部分农户没有购买农业保险，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就得不到赔偿。3，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各级地方政府对补贴的利用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结合表1和表2的实证结果，可以知道，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2007～2009、2011～2012年的高效率对农业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与保障作用;但在2010年，国家财政持续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却造成了农业保险补贴冗余、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的结果，说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只有农业生产各项投入达到良好匹配，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单一的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011年，国家在做好了应对自然灾害准备的基础上，合理制定了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计划，因此，即使遭遇了凝冻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效率依然得到了保障。

三、结论与启示

内容摘要：财政补贴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如何把好的政策用好却是一个难题。我国当前的财政农业补贴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补贴总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补贴标准混乱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目标，进而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财政补贴，农业补贴，黄箱补贴，绿箱补贴

一、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演变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财政补贴支农，就是指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三农”发展。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二、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存在的问题

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经过多年的演变、调整和发展，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1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2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2.1经济学分析：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et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设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假定：①创业投资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σ，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σ)Q，净利润为(1+σ)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σ)Q-b-(1-z)K。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2.2.2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σ)+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θ=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第二步，创业投资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σ，（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2.2.3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一、相关理论界定

(一)财政效率及农业财政补贴效率理论财政效率是指公共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农业财政补贴效率表现为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给予支持的财政资金配置与产出和效果间的对比情况，基本内涵涵盖了两个层次:一是指在同期农业产出总额中，财政对农业进行支持的资金额所占比例符合财政资金有效配置的客观比例性要求，即资金配置的合理性;二是指既定的支农资金与其他财政支持项目间的分配符合效率性原则，使既定的支农资金带来最大的效益和产出，即资金运用的有效性(辽宁省财政厅和东北大学联合课题组，2004;郭忠孝，2008［16］)。从理论上说财政补贴效率至少应包括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和谐发展的效率，即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王谦等，2008)［17］。因此，本文认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主要为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

(二)财政补贴效率评价指标体系1．财政补贴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财政支农支出经济效率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具体表现为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郭忠孝，2008)。(1)农业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财政的规模效率是从总量上考量财政效率，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财政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总量要能够满足政府履行支农职能的要求。(2)农业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这主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本地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合理的前提下，支农支出内部各构成要素占财政补贴总量的比例合理且符合社会共同需要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指政府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农资金在各方面的投入比例，使政府的财政支农结构符合合理性原则。(3)农业财政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这体现为在财政收支总量和结构一定的情况下，每笔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原则要求财政资金的使用与私人资金的使用一样，按照成本—效益原则选择项目和实施方案，使有限的资金有更多的产出，发挥更大的效益。2．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宏观层次上的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表现为政府通过运用财政工具，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提高的目标，而微观层次上的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表现为政府对社会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以及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效应。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直接减少农民的保费支出，间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加消费和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选用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衡量这一层次上的补贴效率。3．财政补贴效率值计算。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分别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方面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效率进行分析。经济效率指标包括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以及资金使用效率，并分别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支出占当地财政补贴总额的比例来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用财政补贴占当地农林水事务支出的比例来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用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占保费收入的比例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用农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消费额来表示，分别依据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指标值大小处理成5级得分形式的定序变量。由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出最直接体现出的是对要素资源的配置，实现财政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即带来经济效率，一方面减少了农民的保费支出;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财政提供的要素资源(补贴资金)对特定农作物进行保险，能够在灾害发生时，有效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社会效率，因此经济效率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的直接体现，作用程度较大，应赋予其较高权重，而其评价指标内部构成中的各指标作用程度应相当。相应来说，社会效率作用程度应略小，其评价指标构成中农业生产总值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衡量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而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则是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衡量社会效率的，因此赋予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社会效率评价指标相同的权重;考虑到同一层次内部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应相同，因此根据各指标的作用程度赋予其相应的权重，并根据各指标得分值及相应权重进行计算加总得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综合效率值。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模拟

(一)模型构建和样本分析关于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是否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学者们的观点并未统一(赵书新和王稳，2012;陈晓安和叶成徽，2012)。而关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额度及其最适规模的问题，学者们研究的则较少。由于中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及其较大的补贴力度，一方面直接降低农民个人的保费支出比例，减轻农民的缴费负担，且能够有效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另一方面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无疑增加了财政负担。而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①，增加农业保险财政资金投入量起初会使该要素的边际产量增加，增加到一定量后，再增加投入量就会使边际产量递减。因此，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应把握度的问题。根据上述的相关理论分析，本文可得到如下假说。假说1:由于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并不长，政府对其补贴的总量相对不足，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近几年财政投入资金的边际产出应是递增的，即政府财政补贴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假说2:随着中国农业保险的不断发展，政府财政补贴力度及补贴年份的增多，财政资金投入量不断积累，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终会使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值，此时的财政补贴额度即为最适规模，补贴效率最大，之后增加财政补贴则会使边际产出递减，补贴效率下降。因此，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存在一个最适规模，此时的补贴效率最大。假说3:农民的保费支出越多，一方面会减少农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其生活质量，减少财政补贴社会效率;另一方面较高的保费支出体现出农民的保险意识和参保意愿越强，得到的补贴力度越大，在损失发生时越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对农业的保障水平，增强其对农民的保障效果，同时增加财政补贴经济和社会效率。因此，农民的保险意识越强、保费支出额越高是否越有利于提高或影响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值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影响效应的大小，有待进一步验证。根据上文的理论界定分析，本文能够得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进一步，政府财政补贴是否影响农业保险补贴效率以及对补贴最适规模的探讨是本文的另一研究目标。本文假定农业保险补贴效率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反映政府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补贴效率的影响;二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反映政府财政的支持能力;三是农民的自身情况，包括家庭保费支出额、人均纯收入水平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因此，以计算出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Y为因变量，以政府财政补贴额X1表示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以各地区的生产总值X2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农民的保费支出额X3、家庭人均纯收入X4和农作物播种面积X5表示农民的自身情况，设定回归模型为其中，Y为农业生产总值;X1为农业生产的资本存量，用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来表示;X2为农村劳动力数量，用农村人口数来表示;X3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量，用财政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额来表示;X4为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量，用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总额来表示;ε为随机误差项;得出的系数βi(i=1，2，3，4)即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31个省份的年度横截面相关数据;依据各指标数值的大小，进行相应赋值，并采用5级打分法的形式处理成定序变量，反映数值大小程度的得分取值是由5～1依次递减的。各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农业保险补贴效率越高。根据统计结果，本文对财政补贴支出占当地财政补贴总额的比例大于3‰的赋值5分，1．5‰～3‰(不含下限含上限，下同)的赋值4分，0．8‰～1．5‰的赋值3分，0．5‰～0．8‰的赋值2分，小于0．5‰的则赋值1分;财政补贴占当地农林水事务支出的比例大于3%的赋值5分，2%～3%的赋值4分，1%～2%的赋值3分，0．5%～1%的赋值2分，小于0．5%的则赋值1分;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占当地保费收入的比例大于70%的赋值5分，60%～70%的赋值4分，50%～60%的赋值3分，40%～50%的赋值2分，小于40%的则赋值1分;农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14%的赋值5分，11．5%～14%的赋值4分，8%～11．5%的赋值3分，6%～8%的赋值2分，小于6%的则赋值1分;人均家庭纯收入在14000元以上的赋值5分，11000～14000元的赋值为4分，8000～11000元的赋值为3分，5000～8000元的赋值为2分，5000元以下则赋值为1分;人均家庭消费额在8000元以上的赋值5分，5200～8000元的赋值为4分，4600～5200元的赋值为3分，4300～4600元的赋值为2分，4300元以下则赋值为1分(表1)。

(二)数据模拟与结果分析在确定了各指标的得分值以后，还需要根据各指标影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程度的大小赋予其相应的权重，赋予作用显著的指标较大的权重，否则赋予的权重应较小。为了保证权重设计的客观性，本文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评价指标权重设计采用的是传统的德尔菲法①和层次分析法②(农业保险综合效率评价各分项指标及相应权重如表2所示)。根据各指标得分值及相应权重进行计算加总得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综合效率得分，进一步将综合效率得分处理成100分的数值形式，并以此作为因变量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Y的取值。本文进而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模型的回归效果不显著，X3、Χ5不能通过t检验。因此，剔除不显著的变量X3、Χ5对其重新进行回归，并进行异方差性检验，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进一步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2)进行回归，发现回归方程存在异方差性，因此改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2)进行回归(表4)。在式(3)中，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可见每一变量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模型最终结果看，模型的回归效果一般，政府财政补贴额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财政补贴效率值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地区生产总值对财政补贴效率值则具有抑制作用;而农民的保费支出额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其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或影响效果极小。从模型的最终结果还可看出，近几年政府财政补贴额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影响的力度较大，其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的边际倾向为0．0268，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政府财政补贴额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将平均增加0．0268个单位。政府财政补贴额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具有促进作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补贴力度较大，能直接增加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经济效率。进一步，较高的财政补贴额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农民的保费支出，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加了消费和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参保意愿，吸引农民积极参保，从而有效缓解了受灾地区农民的损失程度，解决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增强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也验证了假说1。而农民的保费支出额对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给予了农业保险较大比例的保费补贴，农民的保费支出占总保费的比例较小;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保费支出两方面影响效应的大小相当，其作用效果相互抵消，总体上对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实现了对假说3的验证。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原则可知，由于财政每提供一单位公共服务都必须使用一单位社会资源，即财政补贴的边际成本为1，因此，理论上决定最优财政补贴规模的条件为MPG=1，即一单位财政投入恰能得到一单位的农业产出。该条件表明当财政补贴增加1单位同时使农业产出增加1单位，此时的财政补贴规模是最优的，补贴效率最大;若农业产出的增加大于l单位(MPG＞l)，则表明财政补贴不足;反之，产出的增加若小于1单位(MPG＜1)，则表明补贴过度。

从(4)式中可以看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产出弹性为0．0825，表明财政补贴对农业产出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补贴每增加1%，农业产出平均增加0．0825%。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产出弹性。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