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论文范文

一、农业科学领域全球竞争力

（一）科研机构和学校在农业科学领域高被引科研机构和大学排名中，被引频次和论文数量排名均进入前20位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中，美国的机构和大学最多，共有11个，法国有2个，而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和巴西的机构和大学各有1个。从机构的性质看，大学有13个（美国9个，加拿大、巴西、荷兰、丹麦各1个），国家级研究机构有7个，法国有2个，美国、中国、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各1个。中国科学院也跻身前20位，名列第8位。美国农业部在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排名均居第一，远高于其他机构，是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排名第二，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名列第三。全球排名靠前的中国研究机构和大学除了中国科学院外，还有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

（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科学家在ESI数据库TOP1％高被引科学家排名中，被引频次排名进入前20位的农业科学领域科学家中，有12人均来自美国及美国的机构和大学，其他科学家来自泰国、加拿大、德国、韩国、比利时和英国。从所属机构性质来看，其中有3人来自美国农业部，1人来自加拿大农业部，1人来自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其余大部分学者和科学家来自各国大学。

二、农业重点学科领域全球竞争力

由于WOS检索平台没有以农业领域各个学科作为检索对象的检索方式，为了研究农业领域中重点学科情况，本文利用WOS检索平台中期刊引用网络版数据库JCR（JournalCitationReports）搜索各个学科所收录的期刊名，用期刊名作为检索条件，查询WOS数据库中当前收录论文，并利用该平台的统计分析功能，从论文作者、文献来源国家和地区、研究机构等方面，对在农业各个学科领域的智力资源进行统计学分析。

（一）作物利用WOS分析工具中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数据分析，所有命中文献按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统计。结果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园艺学科论文9．12万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2．99万篇，论文占比32．82％，收录作物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度、中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中国排在第5位，收录论文数量3447篇，占比3．78％。利用WOS分析工具中的“机构和大学”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所有命中文献按机构进行分类统计。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作物学科论文9．12万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局，共收录5601篇，论文占比6．15％，排在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中还有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其余来自美国机构和大学。

（二）园艺统计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园艺学科论文9．14万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3．93万篇，论文占比42．96％，收录园艺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西班牙、巴西、澳大利亚、意大利。中国排在第3位，收录论文数量3853篇，占比4．21％。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园艺学科论文9．14万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共收录3705篇，论文占比4．05％，排在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中除了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以色列农业研究组织、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其余来自美国机构和大学。

（三）畜牧统计显示，数据库中共收录的畜牧学科论文22．20万篇，收录论文最多的作者来源国是美国，共收录6．91万篇，论文占比31．12％，收录畜牧学科论文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印度、加拿大、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中国排在第11位，收录论文数量4390篇，占比1．98％。统计显示，数据库中收录的畜牧学科论文22．20万篇中作者来源最多的机构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局，共收录6386篇，论文占比2．87％，排在前20位的机构和大学中除了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印度兽医研究所，其余来自美国机构和大学。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2009～2013年的战略计划，从ARC机构使命出发，研究分析了ARC制定战略目标的指导原则，主要发展目标，总体战略下“研究”领域战略目标，实施行动及衡量其结果的绩效指标。ARC投资战略制定过程及在实施行动计划中体现的“可行性”、“国际性”和“灵活性”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关键词】

资助体系;项目投资战略;基金管理

2010年初，国家基金委委托开展了科学基金资助和管理绩效的国际评估工作。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为了支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建议在国家科研经费中不仅要大幅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还要更加明确地把基础研究领域的更高经费比例以科学基金的方式进行分配。1986～2005年期间，我国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投入为175．1亿元，而2012年投入为236．56亿元，2013年为235．24亿元，中国基础研究经费的绝对量增长迅速。澳大利亚无论科研投入还是科研产出距离英美等老牌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差距，但其研究领域又呈现出往往是科技大国才有的多样性，也更接近于我国等发展中大国可能达到的情况。澳大利亚具有非常强的科学基础，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舞台上表现活跃，到目前为止已有7位澳大利亚科学家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在某些程度上用以说明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指标———专利对科学论文的引证，显示澳大利亚专利对物理学、工程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学科的高质量论文有很高的引用率，且这些专利所引用的论文中有95%产生于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因此澳大利亚的科技管理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研究对象。

一、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研究项目投资战略及行动计划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ResearchCouncil，ARC)类似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澳大利亚除医学外的基础研究管理机构，成立于1988年。2001年3月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法案(ARC法案)，ARC成为独立咨询机构，主要就各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的科学研究，向部长提供有关研究资助及研究政策的建议，并推动开展高水平、有益于澳大利亚全社会的科学研究与研究培训。ARC仅在2003年的科研投入所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将会一直持续到2018年。从微观方面来看，ARC的科研投入能取得如此可观的收益及回报，要得益于合理有效的科研资助与资助管理制度。合理借鉴其有关投资战略及行动计划的成功经验，对于提高我国的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将大有裨益。

(一)ARC项目资助体系。伴随ARC法案的实施，ARC对支持项目、人员、设备和机构的资助类型进行重新整合，形成新的“国家竞争性资助计划”NCGP体系。ARC在NCGP体系内予以资助的研究，分“发现”(Discovery)、“联合”(Linkage)、“研究中心”(ResearchCenters)及“专项研究计划”(SpecialResearchInitiatives)四个大类，每一个大类之下，又分别制定了多种具体科研项目资助计划。根据ARC公布的统计数据，2011～2013年，由ARC资助完成的发现类研究项目总计3，605项，资助金额约为16．14亿澳元，分别占期间资助项目总数量及资助总金额76%与65%。可以说由ARC资助的各主要研究类别中以整合本土杰出研究力量，增强本国科技与科研国际竞争力为宗旨的探索发现类研究，在NCGP体系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因此深入了解和分析“发现”类研究项目资助办法对全面认识和评价ARC资助制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费斯克给澳洲文化研究带来的影响

费斯克是文化研究的先锋，也是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经典立场分道扬镳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文化研究出现的“后现代转向”［8］。费斯克在剑桥接受教育，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威廉斯的学生，因而他的学术观点与威廉斯一脉相承，从日常生活和社会经验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并且深受霍尔的影响。由于70年代末与哈特利合著的《解读电视》(1978)一书，费斯克逐渐展现了其在文化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在费斯克尚未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澳洲并没有正式的文化研究活动，只有零星的文化实践。但是，尽管澳洲文化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有明确的起源机构和先行者，但历史、文学研究、电影评论、传播和媒体研究、期刊文化、工人教育协会、女权主义等都是促生当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重要因素。澳洲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当时也已开始致力于界定具有澳大利亚本土特色的文化特征。他们研究了方方面面的文化实践，包括报纸、电视、电影、剧院、雕塑等。1979年PeterSeparritt等编写的合集《澳大利亚流行文化》就展现了这一早期发展的历程，书中收集的文章涉及了收音机、电影、展览、流行文学和节日等。所以，费斯克等人的到来使70年代末诞生的澳大利亚媒体研究专业人士与作为一股严肃的学术力量的英国文化研究不期而遇了。费斯克对澳洲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文化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影响如果说阶级问题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主题，那么澳洲文化研究的特点则是凸显大众文化和文化政策，这与费斯克和贝尼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费斯克继承和发展了霍尔的理论，接受了霍尔可有多种解释、积极主动的大众和文化是不同力量角逐的场所等理论。他不仅将霍尔的理论在澳洲发扬光大，还结合澳洲的本土情况，逐渐提升了自己的理论。费斯克被认为是最早按照后结构主义传统将符号学引入媒体文本之中的学者之一。1982年出版的《传播研究导论》系统地介绍了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至今这本书仍是该领域的经典教材。他在1983年发表的“SurfalismandSandiotics:TheBeachinOzPopularCulture”一文中，将沙滩看作一个文本，运用符号学的所指和能指进行多层意义的构建，对沙滩、草坪、城市，尤其是冲浪进行了意义阐释，对自然和文化进行了区分。此时的费斯克仍然深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分析的沙滩的时候，阶级还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他还引进了巴特(Barthes)的“快感”概念，极大地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词汇。费斯克曾说过:“意义的阐释对霍尔来说太重要了，无法用快感理论来准确地解释。快感可以视作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讨论的大众反抗的一部分，而霍尔极力回避。”［9］受巴特影响，费斯克将快感看作是大众反抗的形式之一，而且快感的这部分功能是在试图否认意识形态想要分配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中意义传播之间的必要联系。结合澳洲本土的实际，费斯克以欧洲理论为源泉，借用布尔迪厄、德塞都、霍尔和巴赫金的理论，以欧洲人的视角，对澳大利亚文化现象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后霍尔时代”由此在澳大利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接受了霍尔理论的同时，费斯克也提出了另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即从文化经济角度来分析文化现象，开拓了文化研究的视野。金融经济流通的是财富，而文化经济中流通的则是意义和快感。1987年，费斯克在澳大利亚出版了两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MythsofOz:ReadingAustralianPopularCulture，1987)和《电视文化》(TelevisionCulture，1987)。他透过霍尔的范式对文化进行解读，力证存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超越了马克思批判的藩篱，充满了对文本快感的分析。例如，他指出，冲浪可以视为一种反抗的幸福形式;而麦当娜成了一位性解放者［10］，这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菲斯克的带动下，澳大利亚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现象展开了全面的研究。所以，可以说，正是在费斯克和约翰•哈特利的率领下，大众文化在澳大利亚首先成为一支解放力量［1］26。1988年，费斯克转战美国，翌年出版了两本重量级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和《解读大众文化》(Read-ingthePopular，1989)。这两本著作虽然是在美国出版，但也带有澳洲文化研究的印痕，有些分析文本都基于澳大利亚文化现象。费斯克在促进澳洲文化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自身的进步。多克尔认为，费斯克在80年代末逐渐从原先操纵性、被动性视角来考察和研究受众转而关注受众的抵制和颠覆［11］，并因此成为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

2．创立了文化机构和文化期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大大促进了其文化研究的发展。费斯克、贝尼特等著名学者的引入和澳洲政府不断注资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日益学科化，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边缘学院里。例如，科廷大学自1987年开始的西澳技术学院，主攻文化传播研究项目;莫道克大学的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项目;格里菲斯大学的人文系里的文化传播;南澳大学自1991年开始的文化传播研究项目，以及悉尼科技大学自1988年开始的新南威尔士科技学院。西澳科技学院以费斯克为首，莫道克大学以哈特利和佛柔为主，格里菲斯大学的领军人则是贝尼特。可见这些英国文化学者们在澳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1983年由费斯克牵头，莫道克大学和西澳科技学院合办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是澳大利亚第一本明确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期刊，主要刊发带有澳大利亚本土色彩的文化理论与实践、文化接受与创作、澳大利亚独特文化所赋予的文化身份，以及澳大利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章。很快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中心论坛，并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了国际舞台。TaniaLewis曾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获得国际声誉，部分由于费斯克和他所创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期刊［12］。1987年，该期刊被麦秀恩出版社(Methuen)购买，更名为《文化研究》，成为国际期刊，搬迁到美国，费斯克也随之转到美国。但费斯克一直是该期刊总编辑，为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理论构建。文化研究学者们也互相合作，共同研究，通过期刊或研究中心形成彼此之间的交集，促进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发展。

3．课程设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相继成立了新的科技学院，政府也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因而文化研究课程首先出现在这些新兴学院里。费斯克所在的西澳科技学院就是其中之一。费斯克抵澳后大刀阔斧，开办了文化研究课程，将传播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都引入课程体系中，并确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奠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地位。他的著作《传播研究导论》，目前仍是该领域里的经典教材，其研究和分析文本的方法至今备受推崇。

4．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播散到美国费斯克所创立的期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将澳洲文化研究推向世界，增加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打出了品牌效应。澳大利亚蓬勃发展、自具特色的文化研究也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越来越多的澳洲文化研究理论家成为《国际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编委成员。随后，许多澳大利亚的学者流动到其他国家，例如，贝尼特再回到英国接任霍尔的职位，费斯克受邀到美国执教，墨美姬转战香港等，这不仅将澳洲文化研究播散到了世界各地，也证明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活力和知名度。费斯克到美国后又出版了两本专著，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成果带到了美国。正如DavidMoley所说，费斯克的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人［13］。这应该也包括澳大利亚整整一代人。

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知识分子的跨国流动对澳大利亚的学术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澳大利亚与英国、美国同属英语国家，相同的语言是学者流动的基础，这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兴起、发展到鼎盛和衰落过程，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有一些启发和值得借鉴之处。首先，文化研究需要与具体国情和历史相结合。费斯克曾说过:“作为学者的好处之一就是理论也可以很好地旅行，只是有点时差罢了。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很幸运能够自由地穿梭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所以，我的游历生活也在体现在我的一系列书里。”［14］费斯克将自己的游历生活体现在著作里其实是与居住地的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了，正因如此，费斯克才能在文化研究界里声名显赫，创建出独具特色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而有学者已经指出，目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大量移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用这些理论来生搬硬套中国的文化现象，结果造成了中西方语境错位问题［15］。从这方面看，我们需要向费斯克学习，学习他对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观点的灵活驾驭与实践应用。其次，学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对形成体系化的学术思想至关重要。尽管澳大利亚学者的流动性较大，但他们在某个时间或者地点会出现许多交叉点，所以他们并非单枪匹马，而是协同作战，一起合作完成一系列项目和著作。本土知识分子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引入的理论，他们与外来学者双向交流。正是在频繁的交换和交流之中，跨国和本土文化智识的交融催生了澳洲文化研究的繁荣。例如，费斯克就曾与哈特利、特纳、鲍勃•海智(BobHedge)等多次合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论文，并创立期刊。费斯克几部著作里的致谢部分每次都会提到澳大利亚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如若中国学者也能协同合作，那中国的文化研究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次，澳洲文化研究繁荣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在七八十年代也不断地向文化产业注资，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90年代的繁荣。中国近年来开始注重文化产业，强调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这势必为未来文化研究注入活力。文化研究正在迅速全球化，我们需要从新的全球流动视角进行文化研究，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打上澳大利亚的标签难免具有狭隘性，但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学者大幅流动带来的兴衰，却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国大众文化从兴起到蓬勃发展，文化研究已逐步实现本土化，但国内学者们经常会谈及欧洲文化研究，并引之为理论落脚点，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却知之甚少。我们不仅要借鉴欧洲文化研究的理论，也要学习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研究的国际本土结合，促进中国文化研究的长远发展。

摘要：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指标分析（TC 指标）对中澳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并通过实证分析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中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提出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指标分析  影响因素

一、中澳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1. 总量。从总量上看，在 2005-2016 年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有显著的增长。特殊情况是：2009 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出现了负增长，年增长率数值为 -11%，其中出口的年增长率为 -15.67%，进口的年增长率为 -6.66%，出口的年增长率下滑幅度明显。总体上看，中国在 2005-2016 年期间，服务贸易进出口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进出口年增长率自然也为正数。2 结构。从结构上看，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这三个服务贸易行业出口占比列居前三。在 2013 年度里，三者占比总和达到 70.79%，在 2016 年三者占比总和下降为65.36%，在观测的 12 个年度里运输服务在 2008 年所占比例达到巅峰，数值为 26.43%，在 2008 年后从 2009 年开始逐年下降，直至 2016 年所占份额达到 16.24%。从 2005-2016 年，建筑服务行业几乎翻了一番，电信、计算机服务扩张了 4 倍多，这说明除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增加外，出口结构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二）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发展现状1. 总量。从总量上看，2005-2016 年间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增长较平稳。2009 年澳大利亚服务贸易进出口波动与中国相当，也体现为负增长，数值表现为 -10.88%，其中出口年增长率为 -7.57%，进口年增长率 -13.79%。总体上看，2010 年和 2011 年澳大利亚进出口年增长率呈现出巅峰，随后进出口总额稳定在 1100 亿美元上下。2. 结构。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这三个服务贸易行业占比位居前三，三者占比之和较为平稳亦无大的波动，均值达到了 85.96%。在澳大利亚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旅游服务，其份额超过了 50%，稳定在 58%上下。此外，澳大利亚的金融和电信计算机服务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电信计算机服务平稳维持在 3.84% 左右。

二、中澳服务贸易指标分析

整体 TC 指数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顺差除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公式：TC 指数 =（出口 -进口）/（出口 + 进口）。TC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2005-2016 年，中国 TC 最大值是 -0.01，最小值是 -0.37；澳大利亚 TC 最大值是 -0.01，最小值是 -0.12。中澳服务贸易 TC 值在 2005-2016 年始终维持在负值水平。根据 TC<0，则意味着两国服务贸易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得出结论：虽然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趋势良好，但服务贸易是中国的薄弱环节，具有发展起步晚、发展速度慢的特点，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横向比较分析，在旅游、保险养老、金融、知识产权中，澳大利亚 TC 值比中国高。中国旅游业 2009 年起出现 TC 值<0，并有下降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旅游 TC 值始终稳定在 0.1 上下，表明在旅游业澳大利亚国际竞争力强于中国；中国保险养老业的 TC 值偏小主要是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再加上相关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意识不够全面完善，故中国养老保险在国际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中国在 2005-2009 年这 5 个年度中金融 TC 指数 <-0.2，从2010年TC值呈递增态势并稳定在-0.05上下浮动，达到0.22，可见中国金融服务具有较大的上升潜力。而澳大利亚 12 年间金融服务 TC 值始终处于正值，保持在 0.25 左右，可见澳大利亚与中国相比拥有较完善的金融体制和监管机构。

三、影响中澳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1我国教育学科国际影响力分析

笔者选取了InCites中的GlobalComparisons，按我国学位办一级学科分类体系，对0401教育学科WebofScience论文的国家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1.1WOS论文产出国家分布根据InCites提供的252个国家/地区0401教育学科论文的产出及被引情况，选择1981-2011年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由表1可见，美国以发文量114983篇雄居首位，其论文约占全部教育学科论文的61.27%，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约是第2位英国发文量的6.6倍。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排名2~4位，我国以发文量4041篇名列第5位，仅占全部教育学科论文的2.15%，发文量仅为美国的3.5%。由此可见，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大在WOS发文量方面具有强大实力，我国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1998-2011年的数据，CSSCI教育学科的发文量为115772篇（含少量非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发文），远远高于同期WOS中我国大陆地区学者的发文量。可见，我国大陆地区学者教育学科发文相当活跃，但是受制于语言障碍、研究倾向和范式，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在WOS上发文太少。要想提升我国大陆地区教育学科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必须注重发表具有高被引的国际性论文。

1.2WOS论文被引频次的国家排名表2所列为1981-2011年发表的WOS论文截至2011年底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发文量排名前4位，被引频次也同样位序排列。尤其美国以被引频次797941列首位，约是第2位英国的8.75倍。但是从表2可以看到，发文量排名第5位的我国，被引频次仅列第6位，美国的被引频次约为我国的51倍。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篇均被引频次均超过5次，而我国的篇均被引频次仅为3.87次。从被引频次来看，我国WOS教育学科发文总被引频次虽然位居第6位，但与世界前列差距较大，篇均被引频次也较全球平均水平偏低。这表明我国教育学科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同行认可程度还不够高，高水平论文很少，是我国学者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3主要国家论文年度分布和被引趋势笔者选取表1中排名前5位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国进行历年发文量的比较，结果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虽然起初差距较大，但是我国在WOS上的发文量逐渐增长，且增长速度非常快，近几年已逐渐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发文量接近，至2011年已经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本持平，增幅比较明显。图2是这5个国家每5年被引（即至检索日期为止，该五年产出文献总被引频次）趋势分布图。由图可见，虽然与强国差距明显，但我国的被引频次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尤其自2001年起，产出论文的被引有了显著飞跃，逐渐拉近与其他强国的距离。这些均说明，我国学者对教育学科研究成果走向世界越来越重视，对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研究成果也越来越重视，并且通过我国学者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教育学科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

2我国教育学科研究机构影响力分析

2.1我国大陆地区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教育学科影响力比较目前来看，我国大陆地区教育学科的WOS论文产出及影响力，与港澳台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大陆地区的发文量871篇，仅占我国发文总量4041篇的21.55%，被引频次2341次占我国总被引频次15635次的14.97%。我国大陆地区发文量在252个国家/地区中名列第26位，总被引频次则更是位列第32位。根据InCites提供的289个我国研究机构0401教育学科论文的产出及被引情况，在我国发文量排名前15位的机构（见表3）中，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分列前3位；被引频次排前3位的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我国大陆地区，仅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发文量排名分别为第12位和第14位，北京师范大学被引频次排名第11位，其余皆为港澳台地区研究机构。由此可见，我国大陆地区的教育学科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还非常低，要改变这一现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2我国WOS论文合作情况笔者又根据InCites中0401教育学科对应的WOS数据库中的Education&EducationalResearch、Education，ScientificDisciplines和Education，Special这3个分类，出版年选择1981-2011年，检索了我国教育学科WOS论文，并进行合作发文情况分析，其中有5.76%未标明完成单位。如图3所示，标明完成单位的94.24%论文中，我国大陆地区独立完成的占13.88%，港澳台独立完成的占44.16%，大陆地区研究机构间合作完成的占1.60%，国际合作且有我国大陆地区研究机构参与完成的占7.64%，国际合作但无我国大陆地区研究构参与完成的占14.80%，港澳台地区内合作完成的占17.03%，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地区合作完成的占0.89%。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发表的教育学科WOS论文中，合作发文的比例还比较低。同时，港澳台地区不仅独立发文量比大陆地区多，且在合作发文量上也比大陆地区多，可见港澳台地区比大陆地区更重视国际和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其实，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作者合作发文，有助于学者思想之间的碰撞，产生更好、更有创意的观点，减少思维定式的局限；同时，我国学者尤其是母语非英语的大陆地区学者与擅长英语的学者合作发文，可减少语言障碍带来的影响和限制，有助于发表更多更好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启示

论文摘要：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在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学习和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建立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也正在逐步确立。在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公共支出改革成为关键的一环。如何改变我国目前财政支出中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做法，如何消除财政支出中“缺位”与“越位”现象的存在，控制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在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控制财政支出总量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文以澳大利亚推行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为例，说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在支出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深化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介绍

(一)制度形成的背景及其基本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责任的范围大大扩展，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直线上升，导致政府开支迅猛增长，联邦和一些州政府日益受到高额赤字和债务的严重困扰。为摆脱这种状况，提高公共财政预算的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1997-1998财政年度开始酝酿推行以公共支出绩效考评为核心的公共支出预算改革，1999～2000财政年度正式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制度。

澳大利亚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范围侧重于政府部门内部，考评的内容主要针对项目和计划的执行情况、效果、影响和管理等方面。绩效考评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结果和产出框架(TheOutcomes&OutputsFramework)，主要关注公共部门的决策和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考评工作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部门绩效考评、项目考评、其他考评和绩效审计。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由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DOFA)负责。

(二)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具体实施步骤

1．教学的方式与特点

采用多种教学的方式，可以对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与实践技术的培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在中国教学方式还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教学方式没，重视的是规范性操作。而美国教学的方式较为灵活，将学生视为主体，在护理教育上重视学生的临床操作与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对操作的步骤进行反复强调。在日本，教学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同样是将学生作为主体，比如座谈会，进行社会考察，；老师的作用是中间进行协助指导，对最终的成果进行评价。澳大利亚的教学则是同时对理论的学习，思维的启发与能力的培养加以重视。

2．培养目标

护理教育目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护理能力的培养和护理理念的培养，我国目前的主要培养目标是培养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有较好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护理人员，外国的培养目标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基本目标都大致相同，韩国对护理人员的培养更注重综合能力与应对紧急情况的培养，澳大利亚的培养目标又不一样，澳大利亚比较重视护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发展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使护理人员能够面对平时工作中的困难，日本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护理人员的心理，使护理人员能够更理解病人的内心，分享病人的快乐和忧愁，尊重病人，有一颗美丽的心，但各国的相同点是培养护理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发展和病人情绪变化的能力，护理人员与医疗保健人员，科研人员，教育人员之间的沟通能力，培养护理人员有严谨的护理态度和国际思想活动能力，为护理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心态。

3．护理教育评估

护理教育的发展快慢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在我国，普遍的问题是比较重视理论教育，课本知识的教育，笔试是考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方法，国家卫生部和教育部共同负责从业资格的考试，医学和护理学之间没有很大差别，使得护理学教育和医学教育比起来没有很大差异，导致护理教育没有护理的专业特色，最终导致护理专业的学生限制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缺乏结合的现象，阻碍了护理技术的发展，限制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系化发展，美国在护理方面的发展比较领先，美国的学生护理成绩的评定是由美国护理联盟教育评估委员会来负责的，这个机构在美国有很强的权威，使得护理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与医学不同，澳大利亚护理学生的评测有很多项，其中有笔试、面试、临床能力、病例讨论等等，所以澳大利亚的护理更有特色和特点，日本的教学评估很多都是以论文的方式来评测，基本上没有笔试。

4．护理教育发展的形势

护理教育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的护理水平发展高低的表现，同样的，从一个国家护理教育的发展状况能够看到这个国家护理业的发展趋势，我国护理教育的方向是培养高素质的有社会需求的全面型护理人才，我国一直都在提倡素质教育，无疑这对我国的传统教育方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美国的护理目标是整体提高护理人员的素质还有加宽护理人员的课程知识内容，并把这个目标作为美国21世纪的发展方向。

一、高校对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

1、人才培养目标大学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及方案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适应全球化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不仅要求学生取得就业需要的职业资格准入证书，更强调帮助学生树立理想抱负，激励学生创造性地思考，使学生成长为终身热爱学习的国际公民。大学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在学位、专业、课程设置上，满足国家、行业、所加盟的大学联盟质量标准。通过大学与高等职业教育学院的合作，打通职业技能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的立交桥，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人力资源管理各大学的员工98％左右按合同管理，可以解聘，几乎是定岗定编定员，岗位职责明确。学术人员都要上课，科研课题多、经费多的可以少上，但不能不上。一般要求学术人员40％时间从事教学工作、40％时间从事科研工作、20％时间为学校做事，有新项目、新专业才会招聘人员。“三定”也是院系集体决定，报教务长和校长批准。学术人员薪金分ABCDE五级，相对较高较稳定，每年根据考核的结果会有所增加，但幅度很小。教学评价是学生评价占50％，院系评价占50％，评价的最后结果会及时反馈给院系和本人，对工作不能胜任者，学校会特别告知，美其名曰是“帮助本人提升能力”。实际上，不能胜任岗位职责要求的员工、特别是被“帮助”之后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会被淘汰。科研评价按院系特点，按平均水平要求组织考核，考核结果将影响员工的职称晋升、科研休假。成果转化或专利转让有1／3归发明家或公司，成果上市有股权等激励手段。

3、教育教学管理各大学涉及教育教学管理的事务都归教务长管理。大学实行院系两级管理，大院系、小机关，岗位职责明确。校级关注战略、规划、计划、预算与决策，院系关注执行。为了更好地营销院系品牌和管理，院系设有经理，协助院长负责非学术性事务，有企业化管理的风格，院长主要负责学术性事务，抓战略措施和规划的执行。大学专业的设置、课程的设置都得按一定的程序开展工作。学校设有来自各管理部门和各学院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任何一所大学要开设新的专业、课程，设置新的学位或调整已有的专业学位，必须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由该委员会审核并给出是否同意或否决的意见后，先报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批，最后报校长代表学校理事会审批。教育教学管理严格按质量标准执行，有教育部的最低标准，也有8校联盟标准和学校标准。

教学组织活动形式多样，其中，阿德莱德大学校长提出了“尽量小班上课，大课尽量用网络教学”的理念，阿德莱德大学校长认为小班上课教授能和学生直接交流，对学生影响大，大班利用网络视频的形式上大课效果好。通过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很好地调动教师教育教学的积极性。各大学学生成绩的评定一般都采用形成性评价机制。一般课程设两次阶段性作业报告（论文），占50—70％的分数，期末考试占20—40％的分数，到课和课堂表现仅占10％，避免了死记硬背，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08）建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又称澳大利亚八大名校，被普遍公认为是澳大利亚版的常春藤联盟，在南半球与环太平洋地区始终位居领导地位，其成员皆为澳大利亚历史悠久、享誉国际的顶尖研究型大学。我们此行访问的大学中就有悉尼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是八校联盟的成员。为了保障教育质量，2011年，八校联盟大学建立了质量保障机制，如，对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采用的评估方法是由被评估学校提供一份各校本科生最后一年的学生学业成绩报告，由其它八校联盟大学的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进行评估，以保持学生学业评价的一致，沟通八校联盟的教学情况。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一方面注重高校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另一方面注重标准的实现，强调在实践中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同时，正视各类大学的差异，既坚持标准，又实事求是。澳大利亚的大学对其教育质量的控制是很严格的，确保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科学研究特点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重视批判性思维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意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最终服务对象是社会，大学培养的人才及科学研究的成果一定要为经济社会服务，政府希望大学使学生成功获取学位、从事国际认可的原创性研究、创新知识，全方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从而使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得到持续的发展。针对这样的目标定位，澳大利亚的大学的科研工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研究国际化据悉尼大学的专家介绍，根据有关统计，目前，全球有700万科研人员，1万亿美元用于科学研究。由于人类共同面临许多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因此，全球的科研重点就是要找到一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必将导致科研工作愈来愈全球化。研发方面的跨国合作研究，15年前只占全球科研的25％，现在已经超过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