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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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曾两度获得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在《美好社会》一书中，李普曼痛陈自由放任主义的泛滥使自由主义失去了在西方社会思想领域领导权，控诉极权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撕裂，反对罗斯福滥用行政权力。他追溯“自由主义”一词在过去的发展历程，对它进行新的阐释，目的是为了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从思想上引领大家走出大萧条的泥潭。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①；自由主义；极权主义；沃尔特·李普曼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报刊编辑、政论家。他为美国新闻业界服务超过50年，素以深刻的洞察力和不偏不倚的态度闻名于世，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朝野一致推崇，称其为“白宫的谋士”、“首屈一指的无冕之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社的论述中，也将其称为“资产阶级政论家”、“《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员”，可见我国官方对李普曼这个对手还是相当尊重的。②1966年，他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中提到，《舆论》(1922)、《道德序论》(1929)、《美好社会》(1937)和《公共哲学》(1955)是他认真思考社会问题的四大结晶。本文就以《美好社会》为中心，着重阐述李普曼为改革内外交困的美国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的社会改造方案。

不同于许多人的“事后诸葛亮”，面对大萧条带来的社会衰败，李普曼针贬时弊，奋笔疾书发表自己的见解，却由于他的社会改造方案试图寻找中间道路，不偏向激进也不趋于保守，在文章面世后，多遭到来自不同派别的人士攻击。在他发表《美好社会》一书时，美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此刻达到了顶峰：外有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主义不断扩张的危险，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反衬了资本主义的混乱与失败；内有大萧条以来经济持续低迷，“新政”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后被证明不能有效挽救萧条的市场，再加上社会党人呼吁“不愿做奴隶的美国人”站起来，实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法西斯极权主义和3K党阴魂不散，民主、共和两党又无法提出有效的办法应对这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使得美国原有的共识和精神纽带彻底破裂。社会撕裂带来的混乱使人们呼唤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让李普曼预感到极权主义有可能在美国生根发芽。而在种种的混乱背后，他意识到要重建共识，才能推动社会稳步前进，于是他便通过追溯“自由”这一词的诞生、发展和各个时期不同的意义所在，试图使已经僵化的精神纽带重新焕发出光芒，继续引领人们前进。

李普曼在《美好社会》一开篇就提出了“自由即权利”这一概念，认为这一概念是从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入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中发展的，是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发展后的思想结晶。③这一观点贯穿文章始终。他既不认同自由放任主义所说的绝对自由，即自由不受政府干预，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维护国家安全，其余事项一概不管；他也反对极权主义管控一切、包揽一切的做法，认为这样剥夺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应有权利，使每个个体矛盾都聚集到政治层面，导致国家为了转移矛盾只能对外扩张。他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设想，就是在国家进行一定的积极调控之下，把部分权利留给社会和个人支配，并且受国家管理。国家要做的就是不断调试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使社会力量壮大，成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本文将从自由主义信仰的崩溃、对极权主义的控诉和李普曼的新自由主义设想三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客观分析李普曼的观点。

1自由主义信仰的崩溃

在《美好社会》(1937)出版的24年前，李普曼写了一本名为《政治序论》(1913)的书，这本书是他初出茅庐的第一本书，书中混杂着各种思潮的思想。但那时，他对人类未来的总体规划似乎相当清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是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写作的，他并不预感自滑铁卢战争以来持续的长期和平即将结束。他不理解他的老师格雷厄姆·沃拉斯的警告说可能会有一场战争动摇社会的基础。④事实上，他也无法想象有这样一场战争，和这场战争到底会动摇社会的什么根基。

因为和平在美国人心中已成为常态，美国人因厌恶内战时的兄弟阋墙和遵守国父们定下的不干涉原则，在外交中长期遵从中立原则，从不干涉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这使得以李普曼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忘记了和平是战斗胜利换来的、自由是通过斗争获得的和社会的繁荣来自他们辛勤的劳动。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他们呼吸的氧气和脚下坚实的土地一样，这是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赋予他们子民的东西。因此，在他写《政治序言》时，毫无疑问地假定，在充分发挥个人自由的制度引领下，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日益行使人民主权，逐步创造一种计划宏大和智慧指导型的社会秩序。他十分肯定这就是未来的计划，于是他又匆匆写了另一本书，在书的抬头中宣称，“我们已经走到了漂泊时代的尽头，正在进入社会秩序井然的时代。”⑤

大约一年以后，世界大战爆发了，从那时起，他对未来规划的信心逐渐消失。二十多年后，他发现自己所写的关于重大事件的文章，除了是一个相当困惑的人在每周指定的时间匆忙作出的概括外，并没有适当的思想指导来帮我挖掘其中的深层次含义。很多时候，他想放下笔杆、避世沉思，找出其真正相信的东西是什么。⑥因为战争对他以前认为是确切无疑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于那些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某一学派的人他非常羡慕，他很想要一种确定的学说来支撑自己将要崩溃的精神大厦。但是，他在任何一个现行的学派中都找不到一种使他可以沉醉其中的学说。⑦

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困境。因为在这24年间，他与其他美国人民一道，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战、苏俄建国、威尔逊推行十四点建议失败和美国不参与国联、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经济大萧条、各国相继脱离金本位制和大打关税贸易战、德国法西斯上台等。在没有坚定可行的主导思想的指导下，要求一个人以平心静气的心态来观察外界的滔天巨浪，在描述事件和进行分析中保持中立和超然物外，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慢慢察觉到在日常“浮躁即兴”创作过程中，为什么会惴惴不安了。他的困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社会中出现了巨大的思想对立：那些寻求改善人类命运的人认为，他们必须全盘否定前人的工作。

李普曼认为，现在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两股水火不容的势力，要么自由放任、维持现状；要么接受极权主义的统治、人民失去所有的个人权利。极权主义方案处处与自由主义传统格格不入。人们被要求在安全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为了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被告知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使他们的工作条件得到保障，就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了获得更大的平等，他们必须拥有更少的自由。为了提高他们的尊严，他们必须奉承暴君。为了实现科学的承诺，他们必须摧毁自由探索。为了宣扬真理，他们不能让真理被实践所检验。

这些选择对他而言是不能接受的。然而，这些都是当代有影响力的人物提出的选择。那些忠于过去成就的人，像接受命运降临一样倾向于维护现状；而那些致力于改善生活的人，则准备抛弃光辉的过去，另立炉灶。这是一个恶性的困境，相互之间的对立使得沟通和改革的空间日益缩小，“要么…要么…”的对立思维不可避免的将政治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将当时的改革共识撕得粉碎，造成社会持续动荡不安。李普曼觉得，如果社会的前进方向一定是这两种路径之一，国家前途将会十分暗淡。因为在极权与放任之间，应该还有很多选择可供大家思考。“更安全”和“更自由”的选择是一个伪命题，李普曼认为有社会改造方案可以同时实现两种目标。他对极权主义兴起的探究中重新发现，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必须是自由的；而自由主义在美国内战后的长时期发展受到阻碍，在西方失去思想指导的地位，其关键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未能兑现自由主义发展所承诺的社会蓝图，他们不再能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引领民众前进。

2对极权主义的控诉

李普曼在极权主义政权一章提到，法西斯当局的政权是由武装力量支撑，他们以武力或阴谋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夺取了国家的强制机构。他们利用这种权力监禁、恐吓、流放或杀害那些可能持不同意见的人。⑧他们消灭了所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手段，例如选举、新闻自由、自愿集会。对外国的民众和观察家，当局会解释说这虽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要的:比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地震后可能宣布的戒严令，这只是个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措施。这一论点的含义是，他们最终将恢复宪政，并恢复民众持不同意见的权利。然而，尽管这种解释是针对那些必须安抚情绪的外国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过渡”时期会被无限延长，而且在政权存续期间也永远不会完成。

而不同意见的表达，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相互交织。因此，所有极权主义主义制度都必须确实而含蓄地假定，实际上无处不在的利益多元化是邪恶的，必须予以消除。他们会提及现在资本主义政体的混乱和困顿，用自由的混乱和强制的和平作对比，据此要消除地方和地方共同体中个人、团体和阶级的“所有众多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极权主义者的生活观念是深刻的一元论的，因为他们认为多样性和竞争是邪恶的。他们并不把国家看作是人类各种利益之间的正义分配者，而是把国家看作万物的创造者，除官方承认的利益之外，不能兼容其他各项的社会利益。因为正义的概念是公平地评价各种事物，里面包含着对多样性的承认。因此，尽管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下，反对是一项宪法功能，但在极权主义社会，这是叛国行为。因此，正如墨索里尼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极权主义理想在一个地方最彻底地实现了，不是在家庭中，不是在伙伴关系中，不是在市场上，不是在大学里，不是在教堂里，而是在纪律严明的部队中。因为在效忠元首的军队组织中，每个人的劳动，每个人的时间，甚至每个人的生命，都由最高统帅支配。

因此，如何消除人类固有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是摆在极权主义理论家面前的关键问题。他们认识到，恐怖高压统治，无论在一段时间内多么有效，都是令人反感的，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任何政权都不可能永远保持足够的警惕，随时随地粉碎反对派。过去曾存在着像罗马帝国一样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专制统治。但这个实验从未在一个了解自由、习惯高生活水平的人群中进行过。此外，古代的专制制度是靠征服建立起来的，而新的专制制度，只有在人民全体改变信仰的情况下方能延续。因此，集体主义学说有义务提供某种似是而非的公式，承诺消除社会上的冲突。

为了消除社会上的冲突，极权主义者开始制造官方的学说，希特勒的人种改良计划“生命之源”就是其中的关键一步。希特勒宣称雅利安人至上，迫害犹太人，但当时很多人不明白统一人种对希特勒有什么意义，统一人种为了什么，为什么屠杀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其他人。李普曼说，“大家视法西斯主义为一种社会改造学说看不懂时，不妨换个角度。我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假设：他们的政策源于缺乏物资资源来维持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在准备对外扩张。”⑨“到1900年，犹太人中已有80%上升到中、上层资产者的纳税阶层之中，其中50%以上是独立经营者，这是非犹太人比率的2倍。而在1914年，六成犹太人居住在大城市中，这是非犹太人比率的3倍。100个最富有的普鲁士人中有30个是犹太人”。“到1895年，犹太人学生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已上升到10%”⑩犹太人又只占全国人口1%，所以很容易将其与“权贵阶层”、“剥削者”等可用于污名化的词汇挂上钩。消灭他们，在希特勒看来，是他能煽动民众、统一思想，克服人民不同诉求所带来的矛盾，同时又将社会损失降到最低，并可以一举夺取犹太人控制的资产资金，一石多鸟的“好方法”。

同时，李普曼分析道：“正是大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国家动员令，这种整体才显得新奇或难以理解。”width=17,height=17,dpi=110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所有现象都重现了。罢工和停工被无情地镇压，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背叛。仇恨被煽动成白热化。冷酷无情是值得赞赏的。希特勒认为“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愚蠢、懦弱和傲慢的混合物”。width=17,height=17,dpi=110只有军事美德会得到官方认可,人们也只会被教导这些东西。墨索里尼曾说“战争会激发人们身上的最大潜力，要赋予那些勇于参与其中的人莫大的荣耀。”width=17,height=17,dpi=110在战争时期，一些杀戮是“必要的”，它使非战斗人员感到他们正在与某人交战；它使人们的心变硬，就像刺刀一样，直到他们觉得把冰冷的钢铁刺进邻居的肚子里也是正义的。他们把一切学问用于宣传，把科学用于提高军事效率，这在战争的进行中是不可分割的。此外，还有一种迷人的理想主义，即在战壕和墓地之外，都是他们的应许之地。

李普曼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抑或是极权主义，可能最终追求的目标都是社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他们手段的正确与否，即是否以人为本，决定了他们掌握的是真理还是诡辩的学说，是否顺应人民的期盼和历史的潮流。

3新自由主义设想

3.1重拾经济信条

在李普曼提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设想之前，威尔逊曾在其总统任上提出“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两者有什么不同?首先，威尔逊版本的新自由主义可以看为是自由放任主义在新时期的新表现。因为它提倡自由贸易和公开竞争，不抑兼并，上任总统老罗斯福大力提倡的反托拉斯运动在他任上逐渐停了下来。第二，运用美联储的力量保护金融、工业巨头，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经营模式的现代化增强了巨头们的实力。第三，人们要求改善工人的待遇，威尔逊立法将妇女、儿童送回家中，限制其工作的机会，保障了男性的工作岗位。这使得妇女的社会从属地位合法化。威尔逊也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某个程度而言，他只是复辟了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不能有效解决现存的社会难题。

李普曼新自由主义设想的核心思想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发现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而它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如何使法律和公共政策能够适应这种大规模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让世界各地的人民和地区之间建立一种日益精细的相互依赖关系。李普曼指出，从各地人民的自给自足过渡到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是人们有记录以来最具革命性的体验。它迫使全体人类融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制度和传统，改变了整个人类的世界观。许多人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不仅要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要不断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更新的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精神上的困惑、沮丧和不安感已经渗透到所有现代文化中，真实地反映了重新适应新生活节奏带来的痛苦和困难。

人们不知道该祝福新秩序还是诅咒新秩序，这取决于他们选择站在这场革命的支持侧还是反对侧。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对其他人来说，这是对他们习惯的残酷颠覆。因此，对一些人来说，19世纪似乎是一个进步的世纪，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个退化的世纪。两种观点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加以支持。因为劳动分工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它也产生了无产阶级。劳动分工使人类相互依存，因此，人类的繁荣建立在和平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之上。但这也让那些抗拒合作、试图维持原样的人产生了危险的不安全感。

极权主义其实就是保守的人们运用各种手段来抵制日渐加深的专业化分工的苦果。width=17,height=17,dpi=110因为今天的市场还无法准确回答人们未来的年轻人可以从事哪些行业，进行投资并获利。从广义上讲，市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调节了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但是存在很大的误差。从个人的角度出发，选择职业和投资个人储蓄是长期的承诺，“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入错行对个人而言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然而，市场劳动力短期价格波动往往具有误导性，而且在人们能够自我调整之前，其剧烈程度足以毁掉许多人的生活。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必须逃离市场无形之手的控制，青睐于转向政府的有形之手的调控。width=17,height=17,dpi=110李普曼认为，极权主义运动的许多表现形式恰恰是对市场经济的反叛，可能就是出自于人们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极权主义之下的经济形式，会由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指令性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当一个国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服务某一特定的任务之上，比如战争动员时，才可能在没有市场调控的情况下指导生产。因为假设在社会的和平状态下，人会趋向于拥有无限的需求，而指令性经济是不可能预测并满足人民的各项需求的。只有在战争的紧急动员中，才能通过强征标准化劳工和配给标准化商品来压制这种无限的需求。

李普曼重新认识到，现代世界不断取得进步的思想根源在于亚当·斯密发现了国家财富的增长来源于不断加深的全球市场劳动分工，因此，市场需要在开放中不断加以完善，这样才能消除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由于各国互建关税壁垒，酿造出经济大萧条的恶劣影响。

3.2改进法律体系

既然通过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可以更加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指导思想一直都未遭到抛弃，那又是什么阻碍了它的实施?李普曼写道，“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定义的那样，调查的目的是确定‘提高劳动的生产能力，使劳动成果自然地分配给不同的阶级的条件和秩序。但自李嘉图后的经济学家们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第二部分(分配)上。”width=17,height=17,dpi=110斯密关注新经济的前景，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马尔萨斯关注的是新经济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直到李嘉图的时代，新经济模式已在英国成功建立。李嘉图并不关心财富的增长，因为当时财富确实在不断地增长，经济学家根本不需要为此担心，他甚至说服自己，探究增加财富总量的原因是“徒劳和虚幻的”。于是他们构想了一个空想的社会秩序，他们认为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的，都有平等的机会发展和必定会利用他们自身不同的天赋。他们认为工人、经理和企业家能够实现高度专业化，同时能在不同时期投身于不同行业。他们认为社会没有法律特权，没有自然垄断，没有限制贸易的阴谋，只有同样聪明、同样了解情况、地位平等、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人之间的完美和公平竞争。

这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只是看到了海市辰楼便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国度。但在他们笔下描绘的不是真实世界的图景，而是需要重新塑造的世界蓝图。他们忽略了，要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就必须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改革。而他们却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批判性研究和改革，而只是不停在对如何遵循现有制度提出各种想法。这些故步自封、阻碍发展的自由放任经济理念上升到法律层面，便认为存在一种自由领域，在这种自由领域中，一边是市场经济在发挥支配性作用，另外一边则是国家拥有管辖权的法律领域，两者运行良好，互不干涉。

李普曼认识到，这个错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为了建立这个假设的和不存在的自由王国，自由主义者成为了现存法律不加批判的捍卫者，而捍卫者们在这个领域占了绝对性上风，使所有对这个领域带来的虐待和苦难的控诉都是无用的。他们认为在市场中没有法律，只有天赐的自然秩序，所以他们教导人们要不假思索地顺从这种带有神意一般的市场体系。实际上，他们是在捍卫一个由过去的法律残骸和社会上强势阶层为保护自己利益所作的修订混合而成的法律体系。同时，他们假定先天已经存在一套管理财产权利、契约和公司的人造法律体系，当然，他们是不会关心这套法律体系是好是坏，或者如何加以改革或改进。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提出“现有的法律是否良好，以及如何进行改革”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找到答案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失去了在各进步主义国家思想领域的领导权，为什么进步主义运动背弃了自由主义。李普曼剖析到，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不思进取，导致了现在极权主义泛滥成灾的困境。

他提出了以下几条法律修改意见：

1.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和资本都要在市场中自由流动，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人类虽然不像农耕时代世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人们还是倾向于长时间稳定地在某一区域内活动。因为资本比劳动力更具流动性，所以必须加大其流动性，以补偿人类对迁徙不可避免和一定程度上的抗拒。法律和社会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促进和鼓励资本的流动。当资金转移到遥远的地方，并在遥远的管理者控制之下时，必须给予资金安全保障。因此，必须要求发起人对其发行的证券的价值和诚信承担主要责任，并要求经营者对其管理股东资本承担连带责任。

2.基于存在单个农民对中间商、经销商缺乏议价能力，消费者不能辨别所购买的商品品质是否符合需要的普遍问题，法律有责任保证其市场是有效和诚实的。由于一个法律不能在议价能力弱者和议价能力强者两方中不断进行调和，所以应鼓励和保护生产者采用多种办法直销市场，减少市场的中间环节。也有必要让卖方承担不诚实描述商品的责任，将售卖有害商品的行为视为非法行为，规定同一产品标签标示的货物要达到同一合格标准，人们只需要根据价钱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买到了最好的产品。width=17,height=17,dpi=110

3.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印象：所有企业都趋向于垄断。但如果人们认真审视所有公司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根本没有公司在公平竞争中取得过真正的垄断地位。除非存在着法律特权，否则没有任何垄断能长期存在。法律特权可能是特许经营，或者独占某一自然产品，也可能拥有某一领域专利或有关税倾斜保护。既然现代公司制度是在现代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的，垄断源自于法律承认的特权，那就修改那些垄断公司赖以生存的条款，从根上破除垄断。

4.国家应被赋予保障财产安全和执行合同的权力，因为法律是国家颁布和执行的，所以也理应有权对任何特定的权利进行适当的审查。自由主义先驱者将法律置于超然地位，更把现存的财产权当作绝对理性在法律中的化身，抑制了社会对法律的公正性、适用性和便利性的探究。为使法律适应充满活力的经济所作的努力都是暗中进行的，一直无法上升到法律层面，它被排除在日常的科学探究和理性辩论之外。但财产权是一种极其复杂而又具有思维差别的权利综合体，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发展后，它的内涵理应有所改变，法律的适时修订不但有利于破除财产权不可更改的神话，而且有利于促进新时期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3.3恢复社会共识

政府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当它采取行动时，它寻求的是对争议作出判断，而不是制定行动方案。李普曼据此认为，社会为政府提出的考验可以简化为下面一系列关于正义的问题:在与他人交往时，是否有人被人为地赋予特权，而另一些人则被人为地限制；人们是否信守承诺；是否利用欺诈、暴力或腐败(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width=17,height=17,dpi=110在这类问题上，普通人能够通过听取倡导者的意见得出结论，并能与主流价值体系达成共识。但是，当人民及法律被要求解决的不是或多或少具体而现实的正义问题，而是有关未来社会的秩序、目的、规划和管理问题时，他们的意见没有合理的评判标准，他们就像漂流在一片未知的海洋上，顿失方向。普通人有可能决定个人之间是否公正地对待彼此；他们甚至有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说正在行使的权利，例如在开发土地或雇用童工方面，是否损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但是谁能说这个人管理社会秩序的计划比那个人的好呢?没有人能证明他说的是否属实，每个人都只能作相应的承诺。因为没有一个主张可以被证实，所以要执行某一主张就就只能依靠强制手段。导致原来可以通过协商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最后只能降级成各种无法解决的特殊利益相互冲突。但是，在个人的利益冲突中追求公正，一定要保持舆论的健全，使它接近问题的实质；而极权主义的目的，就是无形中鼓励一种集体疯狂，在这种疯狂中，由于缺乏判断利益诉求是否合理的标准，最黑暗和最原始的欲望被搅动，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结果是迈向战争。

所以，一个由有限能力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不能有比伸张正义更宏伟的目标。当它把自己的功能局限于此时，就不会使人们产生错误的期待。人们受到法律的普遍保护，虽然这里不存在完美的司法系统，但它的判决是以公正的意图为指导的，是在双方当事人出庭后作出的，判决并不代表某些反复无常权威的意志，是可以重新考虑和推翻决定的人作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双方必须进行生死搏斗的问题，矛盾不会被激化，这样就能作出最佳的判决。不要求国家的决定每一个都十分明智，这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国家只需要在人民心中树立一个真诚的信仰，即它的决定意味着公平，而政府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公平和正义。

4结语

在《美好社会》中，李普曼论述极权主义如何控制社会，可以部分解释为何罗斯福新政并没有解决大萧条带来的经济衰退、但二战的到来解决了社会问题：因为罗斯福新政只是在分配层面进行努力，一系列的法规都是有关如何保证人民的基本福祉、降低某些行业“过剩的”产能，和大兴土木进行大型社会公益性工程。殊不知，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人们习惯于提前消费，不再愿意进入工厂进行繁重的劳动，美国经济早已脱实入虚。美国在应对大萧条危机时正是缺乏足够的产能来支撑人民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而限定农业、工业产品数量等降低产能的行动和更大程度上进行的全民福利政策在生产力没有充足发展的条件下，只能导致人民从小康生活退回到为生存而战，只能导致普遍贫穷。到了1939年，由于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导致政府国债比胡佛在任时期翻了一番，达400亿美元。width=17,height=17,dpi=110政府在1931年财政还略有盈余，到了1939年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无力再推行各项计划。李普曼认为，当时罗斯福新政不能解决“造蛋糕”的问题，只能解决如何“切蛋糕”的问题，即国家实际上并不能自行创造出生产力，而只能在再分配方面行使自己的职责，所以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在他看来也只是在进行再分配的努力，并没有切实增加社会的总体财富，无助于解决经济萧条的危机。

因为生产和分配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原来的社会能生产10个鸡蛋，富人要3个，穷人要7个，能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富人只需2个鸡蛋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还能拿出1个鸡蛋进行投资；但由于“生产过剩”，鸡蛋在市场上不能卖出好价钱，所以下令减产，现在只能生产8个。那么按原有分配，穷人要7个鸡蛋，国家为了社会稳定，便劝富人只要1个鸡蛋，这时富人不够资本用于投资，产品的产量便会进一步缩小，造成恶性循环。而投入二战之后，美国为了战争需要，消除了人民生活的多样性，放弃了回应人民的不同诉求，一切为了战斗，产生战时经济，强求人民适应战争体系，才在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基本解决了就业问题和维持一定经济水平的发展难题。而在战后解除美式的战时体系后，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难题又再次出现，但这次他们吸取教训，不只在分配层面进行政策调整，而且下大力气在生产领域进行“供给侧改革”：利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在国外购买服务，吸引外国工厂投资美国，美国的实体经济得到了回复，再加上大量战时军用科技进入民生领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造就了50、60年代的经济繁荣。正因为运用于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解释也同样能套用于美国身上，李普曼才不禁为美国的将来捏了一把汗。

李普曼的思想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李普曼本人早年在政府任职，而后当报纸主编时又周游各国、交友广泛，所以其政治和社会论述十分扎实。但他非经济专业出身，其理论的弱点一般在其经济论述上，在本书表现甚为明显。

第一，他认为“通过对不劳而获的收入加征重税，可以使收入分配平等，使一些人生活水平提高，另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中产阶层。按照这个标准，消费将增加，过剩储蓄将减少。”这个论述有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如何界定“不劳而获”、“中产收入水平”?没有清晰的界限，只会导致如苏联的余粮征集制一样，在收缴过程中，把农民必要的口粮都会被收走；而对于论述中的富裕阶层，则有可能把他们正常生活的钱都被拿走。width=17,height=17,dpi=110其二，这项举措有导致平均主义和集体贫穷之嫌。如果富裕阶层辛苦挣来的钱过多被征收作为公益之用，不能对他们形成足够的激励作用让他们继续积累财富，那么他们就会偏向于将财产总量停留在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位置，不再增长。这样会导致拉动社会发展的有效力量被削弱，原先想用富人的钱去帮扶穷人的设想也因缺乏前提所需的资金而无法实行。而且，长期实施“均贫富”行为，不帮助穷人“授之以渔”，只会助长穷人“等靠要”的思想，无法带领他们真正脱贫，更遑论使他们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第二，他认为自由市场原则下，各个主体公司保留利润和投资的权利是听任经营者胡作非为。他的这个观点与时下“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观点如出一辙，他认为垄断企业赚了大钱，而不继续投入市场中进行资金循环，保有利润，是导致百姓贫困的“罪魁祸首”，我们可以参考李义奇教授的论述来反驳这个观点：“金融以货币为工具，通过资金流转引导资源配置，如同水往低处流，资金往往青睐风险与收益较好组合的项目。由于金融活动自身逐利性的要求，不会有最终不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流转。我们看到的资金在金融机构间盘旋，定是体制机制梗阻，资金留滞在不需要它的地方，直接流不到需要它的项目，必须要多转几个圈，绕过体制机制的梗阻，最终还是要转到需要它的地方去。”width=17,height=17,dpi=110

第三，我们回过头来看李普曼的这个观点，如果企业无法保有自己的利润，该企业就不能覆盖成本和扩大再生产，就会导致企业生产能力下降，出现财困，最终导致企业倒闭，属下的员工也会饭碗不保。若公司无法保有利润，即意味着更高一级的组织会掌握其利润，其指向很明显就是政府。他更认为要“进行社会控制，以使地方的实际储蓄与实际投资相等”。width=17,height=17,dpi=110此等设想非动用行政力量大规模干预经济不可，但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全盘掌握又与其反对政府过度扩权、树立法律威信的思想相违背。

瑕不掩瑜，李普曼在《美好社会》中提出的有关新自由主义的设想是一整套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良药，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为生产力发展兼容社会公共利益找到一条现实主义的出路。他呼吁人们摒弃过去已经教条化的自由放任主义，排除极权主义带来的威胁，团结一致为新自由主义设想而奋斗。尽管他的设想被同时代的人抨击为异想天开，但美国二战以及战后的发展都印证了他设想的正确性。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借鉴，为如何回应日益增多的社会诉求和重建社会精神纽带提供些微参考。

作者：梁宏衍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