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想的阻碍性因素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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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想是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它发源于西方，被当时著名的进步思想家解读并引进中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多自由主义者都成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新兴力量的代表，他们的努力丰富了学术探讨的内容，促进了当时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局限性，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遭受了多方面的阻碍，这些阻碍性因素使得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难以开展全面的实践，并最终让位于其他社会思潮。笔者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民众素质与心态、面临的外患以及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自身的局限性这几个领域，对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中的阻碍性因素进行简要分析。

一、近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严重制约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实践

在政治领域，自由主义思想反对政府专制，认为国家应当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并对公民的各种合法的自由活动提供政治保障，认为公民应该平等地参与选举、立法等政治活动。但是，近代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晚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之下，国家机器围绕着皇帝运转，统治阶层的政治活动尚且受到君权的严格限制，普通民众在专制统治之下就更无政治自由可言了。

晚清时期，虽然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自由主义者翻译了大量的有关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著作，并出版了《天演论》《论世变之亟》等探讨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但自由主义学说仍然处于清政府的思想控制之下。在当时初露端倪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维新派学者也在这一领域积极活动、著书立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所著的提倡自由主义思想的《新民说》。而从根本上讲，当时的维新变法运动试图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人获得一定的政治自由，但是为国民追求自由权利的运动很快就在统治集团的高压之下失败了。在此之后，清政府出台的新政策也在促进民众政治自由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这些新政策还未广泛执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未能保护可能产生自由政治体制的革命成果，接踵而来的便是袁世凯等军阀的帝制复辟运动以及长达十几年的军阀割据局面，各军阀的专制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晚清政府。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虽然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然难以在军阀专制的氛围中占据社会思潮的主流。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虽然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对激进运动，以及尊重人权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理念，但当时的国民党领导阶层并未认真采纳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建设自由主义政治的意见，转而推行“训政”，并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况且国民党政权内部也存在争权夺势的情况，这些现实条件使得自由主义的实践在当时逐渐变为空谈。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自由主义者为实现宪政做了不少努力，但无论国民政府还是敌后的共产党政权，都对社会各界的自由主义思想加以控制，使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上难以得到发展。在抗战期间，自由主义者所依附的第三种力量的发展也缺乏稳定的政治同盟：他们一方面与压制和摧残民主、有害于抗战的国民党统治不断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也在特定形势下在需要作出让步和妥协的问题上，与中共产生这样那样的分歧。这使得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被进一步孤立。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国民政府也准备施行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宪政，但是国共内战很快爆发，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实践再次被阻断。而随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自由主义思想遭到批判，其政治实践更无从谈起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温文尔雅、理性至上，讲究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自由主义，自然得不到现实的青睐，只能落得个孤芳自赏的下场，甚至比这更糟［2］。通过以上历史脉络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缺乏良好的政治土壤，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实践。

二、近代中国的经济状况使自由主义思想缺乏良好的经济土壤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张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有支配自己私有财产的自由。主张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分干预。近代中国的经济状况总体而言是落后的：缺乏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缺少现代化的企业，缺少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管理理念与自由竞争意识，各种经济组织仍有相当程度的封建残余。而当时的政府对企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晚晴政府时常以各种名义对企业收取苛捐杂税，并在政策上对其加以约束，以限制其自由发展。国民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也是比较消极的。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需要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经济支撑，但在当时的中国，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官僚资本相对于民间资本来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产阶级实力的扩张［2］。从社会秩序的角度讲，近代中国长期处于政局动荡之中，战争不断，加之各地频繁发生灾害，国人的私有财产很难得到有效保护，而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连生存都成问题，更谈不上个人的私有财产了。国民政府虽然在法律上对个人私有财产自由支配作了一定程度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秩序相对混乱，法律并不能对个人的私有财产提供足够的保护。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解放区中，个人财产以及生产活动等不断地被公有化，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离自由主义经济原则渐行渐远。从总体上说，在落后的经济环境下，近代中国缺乏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物质与制度基础，使得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经济原则难以实行，也难以建立发达的、自由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三、中国民众较低的文化素质及保守的心态阻碍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源于西方，它是一个抽象、复杂的体系。一国民众若要学习自由主义，建构相关的知识体系以及深刻领会自由主义的内涵，并形成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不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素质是不行的。而在近代中国的民众之中，文盲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人尚不具备基本的识字能力，缺乏基本的政治、文化意识，更谈不上学习有关自由主义的知识了。一些民众虽然受过低层次的教育，但是他们并不关心国家政治局势以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现实状况，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低素质民众的大量存在使得自由主义在民众中难以广泛传播，极大地限制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在落后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近代中国民众除了严重缺乏文化素质之外，还有浓重的、带有封建色彩的保守心态，这种心态严重违背自由主义的原则。当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多次现代化的冲击，但是各种封建意识尤其是一些封建道德观念并未完全被清除，而且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顽强地生存下来，继续影响着普通民众，而传统的宗族观念以及相关的家庭伦理道德就是当时典型的、控制民众的最具代表性的道德观念。大多数民众在难以得到良好教育和获得先进思想的状况下，只能接受这些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在传统纲常伦理对人身自由的束缚下，当时的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民众逐渐对个人自由感到麻木，并呈现保守的心态。在这些民众看来，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个人自由意识破坏了家庭及家族中的等级秩序，是不道德的，是不值得接受和推广的。由此可知，民众的愚昧与落后是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一大阻力，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实践缺乏足够的民众基础。

四、近代中国面临的外患使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思想环境

由于列强的侵略与压榨，近代中国外患不断。晚清时期，在每一次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背后，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北洋政府时期，各军阀也在各幕后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之下混战不断，致使各地民不聊生；抗战期间，随着大片国土沦陷，中国社会面临崩溃的边缘。在外患长期存在与影响之下，近代中国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生存尚成问题，而自由主义思想所标榜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则更难变为现实。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外患迫使国人更易于接受民族主义，排斥自由主义。当时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取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的权利，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时代的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也很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在当时的激进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者只关注个人利益，忽视民族利益，而自由主义思想也难以使中国免受列强的压迫，对中国的民族独立事业毫无用处，甚至会产生阻碍作用。正是在这种思想动向的推动下，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救亡心态，使人们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境下追求富国强兵以解救国家危亡，要比实现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显得更重要。而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富强方面，似乎是比较有效的，因而人们放弃了自由主义，并转向其他更有效的主义。总之，在外患长期威胁之下，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重视和尊重［5］。所以说，在当时中国遭遇严重外患的背景下，自由主义思想的力量尤其是其实践力量是很微弱的，在更流行的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想难以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救国思想。

五、中国自由主义者群体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本身是存在缺陷的。首先，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社会实践中的局限性。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服务于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等“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些行业领域内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但超出这个领域范围之外，他们的影响力就很有限了。从财力上说，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自由职业者，是工薪阶层，除养家糊口之外，实在拿不出多少钱供参与政治活动之用［3］7。在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上，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精英情结，难以认识普通民众的社会作用，对普通民众以及民众运动长期保持疏离的态度，这就使得自由主义思想很难深入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其次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构并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在思想内容上，经济自由主义极为薄弱，而相对来说，比较发达、比较有声势的是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自由主义［6］。在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内容的阐释上，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对社会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忽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消极自由的意义，忽视个人自由的重要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当时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附会于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胡适在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时，随时随地不忘为民主、自由、人权寻找中国的历史基础［7］。这在事实上也对深刻理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在自由主义思想派系方面，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接受了欧洲大陆、美英等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庞杂的知识体系使得自由主义在理论建设上难以找到统一的主线，加大了中国本土自由主义思想建设的困难。可以说，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身多方面的局限性，是自由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中所遇到的内部阻力。总之，自由主义思想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传播中表现出了多方面的不适应性，并因此逐渐衰落。这一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思想理论，才能被国民广泛接受，反之，就会与国民疏离，难以得到良好的发展。

作者：王凯 张晓武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