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西日记中的中西文化观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晚清使西日记中的中西文化观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生。1865年(同治四年)，薛福成上书曾国藩获得赏识，被延入幕府，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1875年(光绪元年)，薛福成上《应诏陈言疏》，提出“治平六册”与“海防密议十条”，震动朝野。同年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邀入幕，入参机要，兼理文案。1879年(光绪五年)撰《筹洋刍议》，对清廷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多方谋划。1884年(光绪十年)授浙江宁绍台道，在任期间，由于措置有方，谋略得当，多次击退法军入侵，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对外少有的军事胜利。1888年(光绪十四年)擢湖南按察史，未及上任，翌年受命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钦差大臣。《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和《出使日记续刻》作于中日甲午战争前，此时国内维新运动仍在酝酿，西化大潮尚未掀起，作者对中西文化仍能展开从容不迫的观察和探索。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大清国的使臣和经世主义者，薛福成在强敌环伺的形式下为中国寻找出路，通过对西方近距离的观察，也对西方社会、经济、文化方面也有一个更直观具体的印象，其主要表现在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认同，主要在科技、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在精神情仰方面，则从传统文化出发，力揭西方文明之短。

一、西方的启发与思想的深化

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廷派陈兰彬为留学生监督，携幼童赴美薛福成撰《赠陈主事序》一文，其中说：先生所携皆童子，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为之傅者，其必有逆睹其弊而善为防闲者邪。然则先生此行，务毕究洋人之所长，更善察洋人之所短可也。清廷后来将幼童悉数撤回，起于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天于幼童“放荡淫佚”、“效尤美人”，难于管理而应予招回的吁请，时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则是支持他的。由容阉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世人皆以陈兰彬为保守，却很少有人知道，薛福成当时对西方的看法，还不及陈兰彬开通。但是，到欧洲不久，薛福成很快纠正了自己的认识：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说诋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纯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微之。薛福成出国前对西方有负面看法，并不意味着他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的科技和工商业，他从一开始就是接受的。在这些方面，薛福成出国前后的思想变化，并非转折，而是深化，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

1.对西方科技的认识在传统的士大夫心目中，科技是西洋人的学问，出身正途的人学习科技，“以夷为师”，是可耻的事，万不可行。如何克服这一思想障碍呢？薛福成出国前就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逻辑。他说，科技是宇宙间的公理，“乃造化日辟之灵机，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因此西人可以钻研，中国人也可以讲求。出国后，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薛福成写道：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中国缀学之士，聪明才力岂逊西人？特无如少年精力，多靡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斯固毋庸自讳，亦何必自画也？生理学方面，薛福成最感兴趣的是心与脑的功能问题。中国传统上认为，心主灵明，思虑记忆皆在于心；近代科学则认为，心是向周身提供血液和营养的器官，思虑记忆皆在于脑。对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薛福成一开始时也很困惑，难于取舍，后来通过问读西方医书，更多了解了人体解剖学之后，基本上接受了科学的观点。电学方面，薛福成通过学习，了解了电的发现、电磁原理、放电现象、正电和负电之别。化学方面，薛福成知道了金属非金属(“四气十金”)的区别，大气的基本构成，主要的金属元素，化学的基本原理。光学方面，薛福成了解了光的生成、光的反射、光谱，懂得了三棱镜的原理和“眼脑衣”(视网膜)的作用。以上例子，足以说明薛福成对基础科学的兴趣。在记载这些科学知识的时候，薛福成往往会追溯中国传统的说法，有时会对某些学说提出修正(如《尚书》的“五行说”)，有时又会为某些学说翻案(如邹衍的“大九州说”)。总起来说，薛福成对西方科学的学习和思考是独立的、认真的，其敏于领会、善于联系、举一反三之能，是值得肯定的。

2.对西方工商业的认识1875年(光绪元年)，薛福成上“海防密议十条”，提出了“商情宜恤”的观点，认为西方“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即以商船之税养兵船”的方法，值得中国仿效，若广泛推行，必能“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这是薛福成最早提出的“商战”思想。薛氏认为，国家重视商业，正是西方富强的根源所在。“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如果商业不旺，国家必然渐渐贫弱，“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1890年2月(光绪十六年正月)薛福成出使途中经过香港、新加坡，看到英国人五六十年间，将荒岛辟为巨埠，在日记中写道：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猜，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木抑末”之旧说以难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商业不受重视，商人没有地位，既受到“祟本抑末”经济思想的压制，也受到“义利之辨”的伦理思想的贬抑。薛福成在鼓吹“商政”时，大胆破除“不言利”(《孟子》)的成说，用“六经注我”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把私利与公利区别开来，将发展商业提到“利国利民之术”的高度。

3.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薛福成一向关心政治制度问题。出使以后，西方政治引起他的深刻兴趣，日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如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就是对英国议会制度的较为详细的记述，涉及议院的建立、上议院与下议院的不同构成、职能、议事规则等，其中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薛福成认为，英国议院的最大优点，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制约，因此政策制定比较公平稳妥。这里虽未直接说西方议院比清廷优越，但倾向已寓其中。薛福成对民主制和君主制都不满意，他本人的倾向的是一种君民共主制。光绪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的日记提到：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观于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曰都君。是则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殆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薛福成最后的选择，是“君民共主”，其实就是近代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他将中国尧舜以前，看作是西方的“民主”，将夏、商、周三代，看作是西方的“君民共主”，这样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托古改制”的意思。

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

1.对基督教的批评薛福成对西方文化最不能接受的，是基督教。在薛福成看来，基督教有很多问题，第一条是不可信。他在日记中写到：西人之恪守耶稣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爱人，颇与儒教无甚歧异。然观教会今所刊新旧约等书，其假托附会，故神其说，虽中国之小说，若《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尚不至如此浅也。其言之不确，虽三尺童子皆知之。余偶遇西国积学之士，与谈耶稣教旨，似皆已觉之而不肯明言；亦竞有育一二百年后，西国格致之学日精，必多鄙弃教会诸书者。及论孔子之教，则皆同声推服，并无异言。虽西人亦雅善酬应，然余察其辞色，似出于中心之诚然。盖圣人之道，不偏不易，深入人心。以耶稣之说比儒教，不仅如水晶之比玉，虽洋人未尝不知。第二条，基督教只敬上帝，不信众神，不顾祖宗。薛福成身兼英、法、义(意)、比四国公使，在意大利时，看到罗马帝国神庙或任其荒废，或改为天主教堂，大发感慨：耶稣之徒，又尊耶稣为天主，谓人惟当敬天与天主而已。由是则一切诸神可废也，由是则祖宗之祭记可辍也，由是则父母之坟墓可弃也，知有耶稣而已矣。第三条，薄待死者。薛福成在意大利时，见到人们将“帝王将相之有功德、素为西人所称颂者”之骸骨取出，置之博物院中，“以供生人之赏玩”，将墓中器具取出，“备学者之考证”，很不赞成。认为西方博物馆的做法，伤于人道。他说：盖耶稣之学，墨子爱无差等之学也。墨子知养生而不知送死，其论丧葬，以薄为道；耶稣之教，又加甚焉。第四条，轻视子孙。薛福成在国外时看到，一些家资巨万的富人，往往终生不娶，临终前将钱财捐给教堂，或分赠友朋了事。而中国文化传统中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影响的他，自然也很难接受这样的观念。

2.对西方伦理的批评除了宗教信仰，薛福成认为西方人在伦理方面也有问题。在《赠陈主事序》中，薛福成曾比较中西文化，认为西方“炮械之精，轮船之捷”，“大非中国所能敌”，而“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欺，西国之不逮亦远焉。”这一观点，在出国之后，并无根本的改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日记对此有集中的表述：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所设上下议院，亦合古之刑赏与众共之之意。而数十年前，则此等事尤多，颇如孔子末作《春秋》以前列邦情势。此其君臣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子女年满二十一岁，即谓有自主之权，婚嫁不请命于父毋。子既娶妇，与父母别居异财，甚者不相闻问。虽较之中国父子贼恩、妇姑勃榖者，转觉稍愈。然以骨肉至亲，不啻推远之若途人。国家定律，庶民不得相殴。子殴父者，坐狱三月；父殴子者，亦坐狱三月。盖本乎墨氏爱无等差之义，所以舛戾若此。此其父子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西俗贵女贱男。男子在道，遇见妇女则让之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古者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末嫁，每多男友，甚或生于不以为嫌。所以女子颇多终身不嫁者，恶其受夫之拘束也。此其夫妇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夫各国当勃兴之际，一切政教均有可观；独三纲之训，究逊于中国。即洋人亦或推中国为教化最先之邦，似未尝不省悟及此；然一时未能遂改者，盖因习俗相沿之故。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不信然欤。”传统伦理排斥个人主义，固然容易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性的价值，但其所强调的群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在道德层面，又是崇高的、美好的，是维系一个社会的重要因素。忠孝节义行之不当是迂腐，行之得当则是美德，不能全盘否定。薛福成对传统道德的美好之处深有体会，不理解也瞧不起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固然是他的局限，但把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当作最高标准，抹杀传统道德的意义和价值，同样是不可取的。

3.其他方面的批评在宗教、伦理之外，薛福成还在生活和其他一些方面指出西方不如中国之处。如说西人以父母之名名其子孙，以君主之名名其狗马，虽有爱敬之心，“然而近于野矣”。说“西人以新闻纸揩器拭粪，不知惜字”；又说西洋园林花草莳以人力，缺乏天然可爱等等。余论一百多年以前，像薛福成这样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走出国门，对异域的文化进行观察与评论，正是中国士大夫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侧面，也是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前奏。总的来说，薛福成对于西方文化的观察，表现在他本人对西方科技、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认同，而在精神信仰方面，则从传统文化出发，力揭西方之短。在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当中，有着一种强烈的文化乐观主义，这样的文化乐观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用夏变夷说；（2）西学中源说；（3）地理人种说。薛福成比较中西文化的短长，其目的，正在于树立一种面对西方文化的自信。

作者：谢丹 单位：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