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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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文作为清朝的“国语”，延用了近300年，对清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独有的贡献。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分别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满语文与中华民族文化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下面就满语文与清代满族文化、汉文化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展开叙述。首先，满语文是满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全面反映满族的产生方式、社会组织、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承载着满族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满族文化模式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有清一代，满语文的发展演变情况也是满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清入关以后，满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满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异质文化，尤其是汉文化，语言上尤为明显。然而，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如果放弃其固有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国语”和“骑射”两个方面），满族独立于世的标志将不复存在。因此，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持满族文化的特色，为此制定了保持“国语骑射”的文化政策，正是这种文化政策使得满族文化不是被汉文化全盘取代，而是在借鉴和融合中有所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其次，满文与汉文化的关系方面。入关后，满族很快就被融入到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大海之中，汉文化与满文化就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反映到语言文字方面，汉语文强势，而满语文则处于弱势地位。在语言方面，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满语逐渐衰落，从驻防八旗到京旗，从关内到关外，这个过程是满语不断受到汉语这种强势语言“融合”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满文而言，清入关后满文的职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与入关前满文主要是满文化的载体不同，满文承载更多的是汉文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汉文书籍被翻译成满文，而用满文创作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学的极少；大量的满文档案、奏章、辞书、谱牒、神词、碑刻等，公文体或应用体的居多，而从深层次方面展示满文化的满文作品很少，乾隆皇帝一生做了约4万首诗，但据目前所知，用满文创作的诗歌却寥寥无几，这足以说明问题。清代的翻译科考试也是将汉文翻译成满文，其目的固然是要保持满语文的“国语”地位，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清代满文更多地是一个外壳，承载汉文化的因素更多一些。对于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必须从清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去客观分析。正是由于满语文在清代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与汉语文相比就逊色多了。这也是清代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相反，西迁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却能创造出大量的满文文学、历史等作品，也与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有关，这里受汉文化的影响与内地相比就小得多，故而满语文不再弱势，而是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也新疆独特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

再次，满语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历史轨迹，像“雪球”一样，以华夏———汉文化为核心，不断融合了诸多民族的文化。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在这个过程中，满族及其先世文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另外，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文化融合是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指两种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文化融合的一般过程为：接触———撞击和筛选———整合。在清代，既存在着满族“汉化”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着汉人“满化”的情况[3]，由此可知，文化融合是互动的、渐进的，即在互动过程中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二、清代满语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古往今来的外国人都认为汉语难以掌握，但清初的西方传教士则注意到，满文因其为拼音文字而较汉文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比较容易学习。以著名法国传教士张诚（J.F.Gerbillon）为例，在汉文与满文的学习上，他认为：“汉文很难学，首先是难说，因为每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而每个字依照其不同的读音，要表达15—20个不同的含义。再就是难写，因为有与字同样多的字母。中文的字母和我们的不一样，但相同的是，有多少个字，就有多少个不同的字母组合。”因此汉语文对西方人来说，就像“天书”一般。而满文恰巧没有这些难处。因为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动词的变化、动词词尾的变化、连贯语的连接词等语法特点对西方人而言比较容易接受，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说：“他们的（指满洲）文字与语言都容易学。”“满文无论从文字或语法结构上看，都比汉语更接近于我们的语言。”另一方而，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有需要也有机会学习和掌握满语。清廷的统治者与决策人多是满洲权贵重臣，与他们交往，掌握满文甚是必备。加之满语和西方语言特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早在清顺康年间，西方传教士就非常热衷学习满语文。因为满语文比较好学，所以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他们出版了很多著述，并将西方的一些著作如《几何原本》《西洋药书》《割体全录》等译成满文进献给皇帝。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1622—1688）自康熙十年（1671年）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27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帝，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学习的效果非常显著，能够同康熙帝用满语讨论西方科技，还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土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1696年，南怀仁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用拉丁文撰写的满语语法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继南怀仁之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和张诚于1688年抵达北京，被康熙帝留京供职。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也有些资料记载为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将满语文学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张诚，深受康熙帝的器重，曾数此随帝出游东北和蒙古。因为他熟谙满族语言文字，是当时传教士中学得最好的一位，所以得以帮助清政府与俄国进行有关《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他不仅在一些重要场合充当翻译，还指导其他传教士学习满文。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鞑靼语概要》，在欧洲是满语研究的开山之作，对整个欧洲的满语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此外他还编写了满语教科书和《满语字典》四卷。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其老师宋君荣在研究并翻译《尚书》时所采用的版本，就是康熙年间出版的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满文译本。他之所以要选《尚书》的满文译本作底本，满文的语言结构与法文相似是重要原因。他说：“欧洲人翻译鞑靼语，不至于像翻译汉文那样，一不小心，就会受对汉文结构的误解而产生的约束。”

他受乾隆帝敕编，第一次将《清文鉴》译成法文，经法国王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主朗格莱斯补充满文字母后，于1789年至1790年间在巴黎出版，名为《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字典收录了约13000个词条，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满—西对照字典，堪称西方人研究我国满族语言文字的集大成者。此外他还出版了《满洲文法》和《满法辞典》。德国语言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HeinrichKlaproth，1783—1835）编著了《满文选集———为学习满文的人准备的满文文集》一书，由皇家出版社出版。在1828年他写的序言里，我们了解到，在此之前，阿米奥（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已将其翻译的Mandchouisaboukhabitkhe（《满汉词典》）及一份法语版的满语语法摘录寄回欧洲，这些著作后来由热尔比勇（JeandeThévenot，1633—1667）著Relationd’unvoyageauLevant（《特夫诺文集》）。1665年，郎格列（Langlès）又将其列入Mem-oiresconcernanantlesChinois（《关于中国人的纲要》）的第十二卷。因此，当时在欧洲已经有了满语的语法和词汇学习书，不过尚缺满语的文章选集，这便成为了JuliusHeinrichKlaproth决定编写这部文选的动机。这部作品中收录了许多满语文章，其中还包括一些汉语翻译成满语的文章。1789年，郎格列还出版了Dictionnairetartare-mantchou-francois（《鞑靼满法字典》）。在序言中，他再次强调学习满语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关键：它帮助我们进入中国人文学的土地，并让我们避免学习难度极大的汉字，这种文字系统甚至吓坏本地人。然后，郎格列又接着补充列举了学习满语的众多优势：我们对满文书并无任何认识，这种语言的利益不可比拟，它能代替用来书写古书的其他三个或四个其他语言。作者警告，如果翻译词典时只是简单地去翻译一部现成词典，就会局限于只是对中文释义进行翻译。由上可以看出，以郎格列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试图以中国多语种的语言资料来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广泛收集资料的严谨治学态度值得肯定和效仿。西方传教士充分认识到满文文献的重要价值，所以在中国大量收集满文图书运回国内。满文图书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历史上帮助了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满文图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清代的传教士多是通过儒家经典的满译本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还将一些汉籍的满译本译成西方各国文字，如“四书”、《三字经》《性理精义》《辽史》等译成了德文，《通鉴纲目》《三字经》《圣谕广训》等译成了意大利文，《金史》《易经》《通鉴纲目》等译成了法文，《大清会典》《八旗通志》《理藩院则例》等译成了俄文等等。从前文的叙述和分析中可以总结出清朝时期西方学者研究满语文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从满语文研究的历史来看，最先对满语文进行研究的是西方人，这体现了西方国家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良好的学术传统。另外最早研究满语文的欧洲人大多是传教士，其目的首先是他们与清朝最高统治者皇帝进行对话和交流之需，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学习和利用满语文作为工具来了解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此外对于俄罗斯来说，除了在华传教的宗教目的之外，还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而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第二，从满语文研究的内容来看，清朝时期大多数西方学者主要以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于满语口语的调查与研究。寻其原因，主要还是与他们学习满语文的兴趣与动机有密切关系。总之，清代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贡献。满语文有利于西方学者了解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更有利于国际间的思想与文化交流，从而架设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这方面满语文功不可没。

作者：戴克良 黄大伟 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法政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