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渐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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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扬中抑西、道德为先

对此，辜鸿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系统比较:“今夫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者，皆战争之原也。我国之文明与欧洲之文明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孟子曰:‘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列强以竞利之故，互相吞噬，穷极其残暴不仁之武力。”［1］(P212)在《中西文明异同论》中，他从个人生活、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文明五个方面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加以细化梳理，归纳为西方的社会是一种金钱关系，崇尚强权，西方重物质，搞“群氓”崇拜，“用法律取代道德标准”，［2］(P126)“如今的欧洲文明则是一种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任何精神的元素”;［2］(P144)东方社会则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把一种公认的道德责任感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的社会制度为维护这种道德责任感而服务，以儒家学说的“名分大义”“君子之道”为主的“中国人的精神”，是“极富想象力的理性”，是“如今欧洲人民的现代精神因素”。［2］(P33)“欧洲文明的目的只是制作出更先进的机器，而东方文明的目的则是教育出更优秀的人。”［2］(P144)而造成中西如此不同的原因，究根结底是中西的教育体制不同。中国的儒家是教育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良民，西方的基督教则是教育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公民。辜鸿铭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使西方社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相信道德力量的虔诚耶稣教士，一种是一点也不相信道德力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他们崇尚纯粹的自然力量，信奉“强权就是真理”，政治无道德，“充满了对武器的崇拜”，“这种耶稣会教义与无政府的军国主义正是现在这种灾难性变故出现的真正原因”，“基督教的这种含糊不明、缺失、无用，正是导致今日欧洲可怕灾难的道德力量的根源”。［3］(P570)而制止这种政治罪恶的儒教办法是“用中国的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的霹雳雷鸣”。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中，他写道:“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唯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1］(P50)但是值得说明的是，辜鸿铭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攘夷”者或大汉族主义者，他肯定西方的现代文明，“欧美人在现代科学上的进步的确是值得让称道的”，“我讨厌的并非是现代的西方文明，而是现代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现代文明中的利器这一方面”。［2］(P125)“欧洲人曾经犯过至今仍旧在犯的错误在于，他们将道德秩序抛在一旁而去追求进步。”［2］(P177)在《中西文明异同论》中，他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辩护，“实际上，我既非一个攘夷论者，也非那种排外的思想家。我只是希望东西方的有点可以结合在一块，从而让东西界限消除，并且将其作为我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

二、尊孔复古、张扬个性的新解读

对于他的尊孔复古，时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认为其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追求自我的特殊性。“他的孔子学说，他的君主主义，和他的辫子，无非是用来装饰一下消耗在纯粹享乐上的生活。”“正如一个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装一样，辜鸿铭也是煞费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别人判若鸿沟。”［1］(P235)若细究之，则不难发现，辜氏的尊孔复古绝非是什么“标新立异”，而是其所持有的传统文化观之使然。且归结起来，辜氏的传统文化观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只有忠于传统文化，才能保存中国文明。他说:“只有走忠义一条路，才可以振兴中国的政教，保存中国的文明。”［1］(P236)他尊重孔子，崇尚儒学，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抢救文明的设计图纸”，取代周公礼法所建立的家庭信仰与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使“中国人有了真正的国家观念”，［2］(P13)“提供了一个社会的或者说是国家的信仰”，［2］(P15)孔子提倡的“春秋大义”“名教之大纲”是“东方文明之根本”。［2］(P173)其二，只有忠于君主制，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辜氏在北大任教期间曾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1］(P38)甚至认为，民主制和君主制并不冲突，他以古罗马为例，在国家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候，“罗马的市民便像扔破鞋一样将共和政体抛弃，毫不犹豫地将一切权利献给当时的执政官。由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在民主制度下为了维持权力的稳定就一定要有君主的存在”。［2］(P119)其三，忠于传统文化，忠于君主制，而非忠于朝廷或君主个人。他曾解释自己对清政府的“忠诚”，“吾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清室，而是忠于中国之政教，亦即忠于中国之文明。”可见，他并不是对清政府一味的愚忠。他还不遗余力的抨击官僚政客，就其对袁世凯的抨击力度上来看，“在清末民初，像他那样执着大胆地向西方世界毫无顾忌地抨击袁世凯的人，实在是罕见的很”。［4］(P293)“袁世凯者，万代不可赦之罪人也。以政客欺百姓惑人心，以叛兵胁朝廷让国位，于是春秋大义亡”。［2］(P173)这其实表明袁世凯所复辟的帝制远非是他想象或理解的君主制，并归结为袁世凯一类的政客践踏了中国文明，使中国民众毫无文明可言，中国社会的腐败正是由袁世凯一类重利忘义的政客造成的。有了以上文化观的建构，辜氏对他为何留辫子做出了解释:“并非出于个人的爱好，而是出于对满清朝廷的忠贞。”［2］(P145)也对他为何赞美中国裹小脚的陋习，提出维护多妻制的“茶杯茶壶论”说明了原因:把三从四德作为中国的女性观念，同西方所喜欢的自己穿着华贵却不关心丈夫冷暖的茶花女相比，茶花女更是一种“虚伪”“徒有其表的文明”，［2］(P182)而男权社会里的纳妾，是因为中国妇女的无私精神使她不会对丈夫纳妾感到伤心。这些看似过分愚忠迂腐的奇谈怪论，如若放在他把君主制当作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维护的工具，把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作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把这些都当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的文化观念下加以仔细审视，其极具个性张扬的言行似更具有了广阔的解读空间。

三、独自为营，中学西渐的推行者

辜鸿铭留学西方多年，精通并教授西学，却没有融入宣扬西方学说的社会洪流中，而是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精髓，不应该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但不能将辜氏和当时盛行的“东方文化派”“中西调和论”以及孔教会中的任一思潮混为一谈。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吴宓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鼓吹东方儒家文化和“中西调和”，却不主张政治复辟，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西化。辜鸿铭和他们性质不同，但可以互补，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中体西用”的再现。“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是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5］辜鸿铭和杜亚泉、梁漱溟都同属于文化保守者，但辜鸿铭并没有加入“东方文化派”的阵营中，和杜、梁共同为中国文化呐喊，而是独自为营，阐述自己对中西文化以及时政的见解，并以西方报纸为阵地，将其观点予以宣扬。以刘师培、章炳麟为代表的“国粹派”力图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挖掘民主思想，引导人们向后看，辜鸿铭从道德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存有民主因素也进行过论述，但是，辜氏更侧重于用道德来维护社会秩序，着重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他的思想并没有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更没有对当时的政局造成影响，当然，他的思想被当时的人们所诟病，这也是造成辜鸿铭的思想没有产生政治影响的一个原因。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会反对共和制，以一个政治组织的形式主张复辟恢复清室，而辜鸿铭则没有参与到任何政治团体，也没有组成任何政治团体，他推崇古制，在各种外国报纸对慈禧肆意评论的时候肯定慈禧，但是他并非主张复辟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而是对这种存在中国上千年的君主制度的一种眷恋，“他的文化思想和道德理念与他的政治认同并不完全挂钩，其实即使在政治上，他也不能等同于顽固守旧一派”。［6］同时辜鸿铭也并不赞成康有为的行为，他讥讽康有为是“靠卖文生活”的“艺人”，是“浅薄的旧学徒”，［2］(P197)称他们是“吹牛党”，他称是“如同纸老虎一样的脆弱肤浅的改革运动”，称“五四”运动“也和这个相差无几，尽管其势头非常猛”，［2］(P198)甚至是辛亥革命“在道德上不可能被认可，因此它在辜鸿铭的心目中就变成了一场暴乱而不是革命”。［7］虽然辜鸿铭对他自己也划分过派别，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像当时人们所认为的保守、反动，“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带有旧中国的风气”，［2］(P196)他既不属于“旧党”，也非“新党”，而是“真中国党”，即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流党。所以，在笔者看来，把辜鸿铭归结到任一派都是不合适的，他应当是一个不涉及政治而学术自由的略有悲剧色彩的文人，只能算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时还应该看到，辜鸿铭还是一位积极推行中学西渐的践行者。“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2］(P175)辜氏根据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英译中国儒家经典，将他所崇尚的名分大义、君子之道西传，其《春秋大义》《中国民族的精神》流传西方，扬名海外，西方学者把他的著作作为研究中国的参考资料，他对《论语》的翻译成为外国读《论语》的经典教材，甚至在“一战”战败的德国，更是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资料，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总之，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优越论”是对“五四”时期“全盘西化”发出的不同声音，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被西方同化的一种焦虑，亦是对西方“繁华世象下的重重危机”［8］的思考，同时，他的英译行动也是促进“中学西渐”的一大创举。在中国道路选择的关键时代，辜氏坚持了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不在乎世人的眼光。他的一生都在坚守自己的信念，他可以短发回国，却带着他的长发辫离世，带着满腹的欧洲贵族文化，却仅残留几篇推崇中国文化的文章给后人。辜鸿铭的矛盾正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产物，从他身上折射出中国在与西方文明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辜鸿铭说中国和日本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去对西方文明进行观察的”，而对自身观察时“却把望远镜倒了过来”。［2］(P115)这个比喻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来说，无疑是贴切中肯的。回顾历史，反思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应停滞于“五四”或辜氏的水平之上，对任意一方文化的过分推崇都是对另一种文化的完全摒弃，应该在两者之中有所取舍，进行文化的转化与创造，融入世界文化中。胡适曾说过，任何文化只有成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只有不断的“造新因”，形成“百家争鸣”之势，社会的前进才不至于仅仅停留在过分发展物质之上，单纯的发展物质上的进步，只能造成社会的焦虑感与不和谐因素，虽“衣食足”却不知“荣辱”。当然，又不能脱离物质而空谈文化，否则“不异于持半升沙土而阻黄河之溃决一样”，［1］(P187)就像批评中国文化维护者所说“指摘西方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9］(P219)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应当只是沉痛的教训与无望的深思，而是应该结合对现实的思考与对过去的分析，得出一个更理性的解释。

作者：智烁单位：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