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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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基因

为了深入把握“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一重要范畴，我们在此有必要比较系统地考察一下历史学家许倬云关于“中西文明的对照”的论述。对于中西不同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许倬云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逐步发展，从星罗棋布的农业村落逐步融合成为几个大的文化区，再形成中原庞大的核心地区，从原始的部落一步步发展到商代大规模的王国以及西周封建体制的王国，其整体的发展过程，是内聚，是融合。这一地区面对的外来文化干预不大，外来的移民也不多，是土生土长的文明体系。西方文明的发展则遵循了另一路径，农业文化是外来的，不是内聚型的融合，而是外来者的取代和演变。作为早期欧洲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希腊文明显示，欧洲的历史就是一个武装移民开拓的故事。靠掠夺、占领和征服，将欧洲转化成白人的大陆。从而，“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两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新石器文化时代以后，中国的发展使农村居民安土重迁，因此容易形成核心。而欧洲的传统则是战斗群统治土著居民，战斗群一定要保持长期的战斗精神。战争、掠夺和占领，使印欧民族体的欧洲社会具有强大的进取心和积极性。……尚武好勇的传统，一直到今天仍是西方社会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农业社会的生活缺乏这一诱因，没有发展出同样的好武精神，也没有经常迁移和掠夺的传统。”[7]此外，希腊殖民城邦以商业为主的传统也成为中、欧统治形态差异的原因，不同于东方王国的领土扩张，其远程的商业活动、殖民组织以及繁密的交通网等特质，在欧洲的发展史上成为一个长期继承的传统。总之，“对比中国古代的面貌和欧洲印欧化过程中发展的面貌，我们看到，其间各自保存的传统，终于在后来两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自发展相应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

二、中西文化基因的历史命运

中国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欧洲的古代人类则是不断地征服和扩张，在确认了中国和欧洲两个地区的古代人类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之后，许倬云接着考察他们如何创造了不同的社会价值。就中国的历史发展而言，他指出大禹治水的传说表明，当时家庭组织的稳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而商代考古学和古代数据显示，商人应已发展了对亲人组织的重视、对传统的重视、对知识的重视三种价值观；至于周人将天命观念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则更为重要：“周人用道德观念来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意味着国家领袖必须具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周人理想的‘王道’，意味着这一社会必须尊重别人，也必须容忍别人，才能建构一个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9]进一步说，夏、商、周三代陆续建构的这些社会价值观念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达数千年之久，后来的诸如孔子、老子等思想家，又将这些重要的社会观念阐释为中国思想系统。与此不同，希腊文明则是建构在压迫和侵略的基础上的。“若是跟随着荷马史诗分析的话，也可以说希腊人辉煌的战功和历史上的扩张乃是出于欲望，欲望转变为自私的动机，然后又激发出强大的动力。……求更快、更多、更好、更大，永远进取，动力非凡但不懂节制，从而对其他人造成了伤害。”[10]当然，希腊文化确实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希腊的文学和艺术成就非凡。但必须看到：“假如没有一无牵绊的自由，假如没有身为公民的自尊，这些成就便很难达到。”[11]在确立了中国和欧洲文明的真正开始，初步界定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文化基因之后，许倬云接着以分析中西思想的分野为基点探讨中西文化基因的历史命运。就中国而言，他强调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在西周封建制度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价值观念，并被后儒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来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个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12]而西方思想传统的来源则相当复杂，除了两河流域、埃及和犹太文化之外，希腊文化成为其最重要的源头，整合成型的时间当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主流之后。“我们对比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可见，中国文化关注的是人间的秩序、人生在世的意义；西方关注的是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中国思想的二元观，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都会综合变成辩证式的演化，成为光谱上的延续；西方的二元对立则是两元分化的永远对抗，其间缺少折中的余地。中、西思维方式明显分野：中国文化关心人在人间和宇宙的秩序，欧洲文化关心自然；中国的心态是追求和谐于宇宙之中，欧洲的心态则是从对抗中求得胜利。”[13]从古至今，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断涌现，也常常决定了难以避免的误解。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在共存中彼此影响、相互学习，一起发展出融合各方特色的共同文明，是当代人类的使命。就中西文化圈的分合与扩展而言，许倬云强调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有复杂而高效的管理系统、市场化的农业经济和包容共存的多元文化，而罗马帝国只是一个松弛的复合体，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更谈不上具备有效的行政系统，缺乏整合的城市和庄园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排他的基督教文化的形成，勾勒了当时中西文化基因的不同特点。在中、欧面对历史转折的关头，即中国在唐宋以后，也是由于所谓蛮族入侵，重新寻找自己的秩序，文化的古代渊源再次复兴。可是中国的儒家却走向了理学的僵固结构，这一正统思想和政权的结合，将中国带向内敛，并丧失了唐宋时代多元的活力。而在中古时代晚期，欧洲发展的形态可谓是脱胎换骨，从僵化呆板的宗教专权和粗糙的封建制度，到思想、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经过挣扎，摆脱旧日的包袱，创造了后世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契机。这就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远远地落在后面的深远历史背景。以欧洲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在17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间，有了非常迅速和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创造了现代文明，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总之，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系统起起伏伏，终究各走各的路。16世纪以后，东方和西方能够直接接触了。从现在看将来，“中国要从衰势回头的时候，欧美却从盛况转向衰退。……中国挟其蓄势待发的‘动能’，‘接过’欧美留下来的制度和观念，然而问题在于，中国人接过来的是一个正在腐烂的‘现代文明’，我们怎么能盼望，已经衰败的种子能长出优良的果实？”[14]许倬云的上述概括说明，自古以来就走着完全不同方向的中国和欧洲，其文化基因各有千秋，其命运往往取决于自身开放或僵化的选择，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和近代衰落就是一个显证，当代中国人应该自觉地吸取其中蕴涵的深刻历史教训。以上概括了许倬云关于中西不同文化基因及其历史命运的论述，虽然在一篇论文中多了些，但基于“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的道理，鉴于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同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必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由于目前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还缺少相关参考性论著的状况，笔者这么做还是有一定理由的。上述许倬云关于中西不同文化基因的论述，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启发我们认识到，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不同，根源于旧石器时代，作为安定内敛的农耕民族，其文化基因始终不同于武装移民、扩张征服的印欧民族。由于自秦汉以来就有了复杂而高效的管理系统、市场化的农业经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作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使得中国长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近代以来，相对于创造了现代文明的西方国家，清朝统治下中国将近三百年的闭关和停滞，居然能够逃过瓜分和覆灭的危机，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中国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正是这批士大夫们，以文化的力量挽救了中国，也推动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据此，中国有着独特的、绵延五千多年的文化基因，它不仅使中国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且即使在面对西方挑战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也能够为中国人提供“挽浩劫而拯生灵”[15]的信念和力量。而一百多年来一度对自己的文化基因丧失自信、全盘西化、全面改弦更张的教训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华民族只能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只能走中华文明自己的路。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的成功的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而不是相悖、相害。”[16]这就是说，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作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即使在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世界，仍然是中国人坚持其精神独立性，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独立性的文化根基，是中国人汲取外来文明有益成果的文明根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中国人当然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这样做的前提首先是要自觉地延续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努力传承和守护其文化基因，否则就有可能沦为邯郸学步。从理论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基因的“返本”和“开新”辩证统一的过程：“所谓‘返本’，是指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开新’，是指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适时地开拓创新。因此‘返本’与‘开新’两者互为促进的关系，‘返本’能‘开新’，‘返本’最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三、中国文化基因与当代治国理政

进一步说，就妥善处理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基因的关系而言，我们在确立对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自信的同时，也必须自觉地汲取虽然已经出现“从盛况转向衰退”的趋势，但仍然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基因的积极成果。如果说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基因安定有余、动力不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积极引进近代以来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化基因维护社会秩序有余、保障个人权利不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积极引进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内部政府和公民关系中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虽然上述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等理念是在西方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其不可避免的现实和历史的两重性，但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应该在立足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把它们吸收进来，扬长避短，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达到使其既同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又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的要求，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国内价值观基础，而且也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梁启超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明确提出的：“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8]这样，本文以上首先确认了“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思想日益为我国公民所接受的事实，并提出了为实现这一相契合必须有更多的人确立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之文化基因自信的观点，接着用较大篇幅引证了许倬云关于中国与西方不同文化基因及其历史命运的论述以阐发上述看法。如果这些判断、观点、引证和阐发言之成理，对于人们理解“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的思想有所助益的话，那么笔者就能够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思想的基本内涵，即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当前我们应该最关注哪些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问题了。对此，笔者认为，在当前能够看到的相关文献中，国务院副总理的一段论述给出了一个坚定而明确的回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国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治国从治家开始。只有修好身，才能理好家、治好国。中国人讲的家既指家庭，又包括家族，家族内外长幼有序，讲究道德礼仪。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责任文化，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把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19]笔者这么说的根据在于，关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中华文化的DNA”的命题，如果完全用汉语来表达，那么这个句子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由此，在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还在就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我们应该最关注哪些基因的问题进行探讨和争论时，这一命题已经对此给出了直接的、明确的回答，并且直指核心。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同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来看，如果确立对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自信解决的是其文化自主性和根基性问题，那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中华文化的DNA”的命题解决的则是其文化规范性和影响力问题。在初步澄清了“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之后，笔者认为，现在更有必要着重阐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中华文化的DNA”的命题对于深化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规范性和影响力问题的启示。毋庸讳言，对于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对于我们应该最关注哪些基因，即使在认同“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人士中间，其认识也未必充分到位。例如，尽管笔者原先已经确立了摆脱西方中心论历史哲学的束缚、达到文化自觉的目标，但还是认为，“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为当代道德建设的一个部分——‘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公民德性）的建构——提供‘传统的道德根基’；至于对于当代道德建设的另一部分，‘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制度道德性）的确立，也许应该更多地吸取西方的文化思想资源”，[20]即认为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其人生哲学和自然哲学，而非政治哲学。因此，基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同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仅仅从其人生哲学和自然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肯定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当代价值，虽然已经明显好于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反传统的状况，但对于确立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精神独立性，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对于确立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总根源的“文化自信”，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承认，一谈到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问题，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些人士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把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普世价值”直接、全盘地搬到中国来，成为当代中国人在确立对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文化自信时的最后一块短板。因此，为真正地、全面地确立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为真正地、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同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体现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传统人生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当代价值，而且也更应该充分肯定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鉴于在我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文化基因中，原本就有人生哲学、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相结合的传统，在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严峻挑战下，虽然有学者主张孔子、《论语》和儒学的“伦理与政治的混同必须解构”，但现在看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人生哲学、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相结合的文化基因并非一定要抛弃，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坚持这一结合的基础上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1]的论断。如果上述“认识和改造世界”属于自然哲学，“治国理政”属于政治哲学，“道德建设”属于人生哲学，那么就对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理解和吸取而言，显然不仅把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都包括在内，而且特别强调了治国理政的政治哲学。例如，2014年10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22]联想到2014年11月11日同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时所说的，“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23]我们确实应该更多地理解中国文化基因与当代治国理政密切关系的重要性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就深入和全面理解“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并且在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过程中自觉实现其同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而言，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富有启示意义的观点，如姜义华关于“政治大一统，家国共同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24]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充分吸取既对中国历史有过深入研究，又具备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关于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文化基因及其历史命运的论述，以帮助我们确立起对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文化自信。当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不应把其成果凝固化。因此，笔者在此盼望有更多、更好的相关论著问世，使当代中国社会能够尽快地确立起对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文化自信的广泛共识。而在确立了对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文化自信之后，我们还得解决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当前我们特别应该关注和坚持哪些文化基因等问题。在此，笔者认为，等领导人关于“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中华文化的DNA”等命题的提出，不仅以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25]而且在观念本身方面也远远地走在了一些学术界和思想界人士的前面，为我们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指出了方向、提供了线索。

作者：陈泽环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