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场域下的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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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对于这份刊物已经不再停留于唯物与唯心、先进与反动的二元对立评价立场上，而是对其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意义、办刊理念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程丽红的《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中国近代报业和近代社会的影响》、《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读者观念》，张茜的《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报刊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比较》，马晋丹的《现代化视角下的传教士在华办报现象分析———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等论文，分别从刊物的社会影响力、读者观念、发展趋势与影响，以及刊物的办刊思考点，对该刊进行了较为立体式的考察。程丽红指出，尽管显在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于促进中国近代报业的进步乃至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却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它直接影响了近代洋人的办报活动，还冲破限禁把报刊的近代化形式最早传入中国。同时，作者还认为该刊首开“西学介绍”之风，并把基督教带到东方，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张茜则撰文指出，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中，《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极具代表性，两报在时代背景、产生的原因和任务宗旨、主办者身份、内容、业务、读者与发行等方面各有特点，同时在编辑和主笔、报刊的形式、编辑内容、宣传策略、写作手法上又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报刊的发展趋势对近代洋人办报、中国国人办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深远的影响。马晋丹分析后发现，可以从史学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着手，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来分析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在华办报的种种情况，由此来透视传教士在华办报给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带来的正面的力量。此外，胡浩宇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载的科学知识述评》、杨勇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常见引文勘正与分析》等分别从刊物内容中的科学知识、引文与出处的错误，揭示出刊物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稔熟和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相对生疏。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华字日报》等也是学者们研究较多的刊物。王健的《西方政法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心》将该刊视为19世纪前期西法东渐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认为正是通过新教传教士编印的中文书刊等途径，中国人才得以了解和接受关于西方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大量信息，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法学的进路亦以此为嚆矢。姚远、王睿则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科技传播内容与特色》中，通过文献考证并运用科技史方法，对该刊的科学技术传播内容和特色进行论证，纠正了过去有关潜水器具报道、有关建议中国创设农会、有关中国第一个西医医院等错误论断，使鸦片战争前夕经由期刊传入西方科技知识的原委得以澄清。张瑜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中国比较文学》认为该刊的内容丰富，很多内容对中国的新闻、出版、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刊物虽有宗教背景，但编撰者却是站在世界比较的视域来传播西方文化，有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明确的比较目的，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形成自觉的专业的比较意识并成为专门的学科提供了一种可能。许清茂将研究的重心转到《〈遐迩贯珍•布告篇〉始末析》，对于1855年在我国中文报刊中率先刊登商业广告的《遐迩贯珍》进行研究，指出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西方报刊广告观念和业务经验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还与主持人的品格修养和报刊经营管理的内在规律有直接的关系。该刊中的奚礼尔商人出身，谙熟广告经营;而黄胜则中英文俱佳，该刊广告由他、代译，文字简明，编排清晰，该刊由此表现出来的广告理念和运作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花实在《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对〈遐迩贯珍〉的分类研究》以该刊为研究对象，对其存世情况及所承载的宗教、新闻、科普、广告等信息进行分类研究，考察了其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科学史上的地位，分析了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李智君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由〈遐迩贯珍〉看19世纪中叶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立意巧妙，指出19世纪中叶的海洋是一个权力的公共地，沿海地区则是一个典型的边际地带。清政府及其地方代表士绅、海盗、奸商等构成了在边际地带具有不同控制力的团体，《遐迩贯珍》的每月新闻信息“近日杂报”被连缀成一个空间过程和历史事件，即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中国民众海上生活之所以艰难，原因在于海外华人被清政府视为弃民、客居华人所采用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与西方市民法制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民众的性别比例失衡引发出华洋之间严重对立。

1874年2月4日创刊于香港的《循环日报》是我国第一家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也是中国人创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因而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刘圣宜的《早期中西交流中的华文报纸———以〈循环日报〉为例》认为，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的早期，由中国人创办的华文报纸对中西沟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循环日报》即致力于传播和普及西方知识，推介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反映世界大势和时局变化，鼓吹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对开通民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建雄的《〈循环日报〉的言论特色———读部分原报(缩微胶卷)札记》则以该报创刊后头10年中发表的数以千计的各类言论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言论题材内容广泛，思想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在当时的中文报刊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代表了当时中国报刊言论的最高水平。而萧永宏在《〈循环日报〉之版面设置及其演变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沪华文报纸间的影响》当中，则通过细致地对比近代早期香港、上海报刊的版面设置，发现创办初期的《循环日报》版面设置并不固定，与同期香港其它华文报纸相比明显偏重新闻版面。只是到了1875年以后，《循环日报》的版面才基本固定在“选录京报”、“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等栏目，且新闻版面整体缩小。作者从版面设置发现，《循环日报》主要是一份以刊登各类告白为主的报纸，因此以往人们通常认为《循环日报》以政论为主的看法不太确切。同时，《循环日报》的版面设置基本沿袭了《香港中外新报》的“香港版”模式，同时也受到以上海《申报》为主要代表的“上海版”模式的影响，并且《循环日报》在“中外新闻”栏内首置“论说”、大体维持每天1篇“论说”的做法也不是自己的首创，而是吸取和借鉴上海《申报》的结果。萧永宏的另一篇论文《〈循环日报〉之编辑与发行考略》发现现有各类新闻史著对有关《循环日报》编辑与发行情况的记述多有疏漏。经作者考证，《循环日报》编辑人员主要由“主笔”(分“正主笔”和一般主笔)、“总司理”和“译员”等三部分人员组成。《循环日报》自创刊日起，除在香港及附近地区出版日刊版的“日报”外，还一度在海外华人聚居地区发行日报的周刊缩编本。《循环日报》发行地区主要分布于香港及周边地区，同时中国内陆各主要通商口岸及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南北美洲等华人聚居地区也有数量不等的发售。为了扩大发行，《循环日报》在创办初期采取免费赠送、广告招徕、刊登广告优惠、面向社会积极征稿等诸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循环日报》的影响。《中国丛报》是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的大型英文期刊，其在近代广府地区报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丛报》的研究者中，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吴义雄教授是其中的代表。吴义雄的《〈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以刊物发表的数以百计的中国研究作品为对象，指出其在西方学术界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作品，代表了19世纪中期来华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识。

通过这些作品，作者们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古老、封闭的东方大国人民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主要精神特征的民族的形象，这一消极的形象反映了当时西方各界对中国人的基本看法。在《〈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一文中指出，该刊作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性论文值得加以注意。其中的一些文章从西方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出发，就中国语言与西方相异之处进行了探讨;还有一些文章对中国文字的构成规律和某些特点词汇的具体用法，结合当时传教士关心的译名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刊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尤其是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另外，在《〈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一文中，吴义雄通过分析该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敏锐地发现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的质疑。该刊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另外一位学者张振明则在论文《跨文化解读中的知识与权力———〈中国丛报〉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法律形象》中，以该刊所登之大量论及中国法律的文章为对象，对这些文章中表现出的批评中国法律，如法令驳杂、法律难以执行、司法腐败、上诉困难、歧视外国人等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该刊所建构的中国法律野蛮、落后的形象对于中国及国人形象存在着长期的负面影响。另外，对于不少不太常见的刊物，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富于创见的研究，如对于《中外新闻七日录》、《述报》、《杂闻篇》等报刊的研究。蒋建国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报纸的国际视野———以广州〈中外新闻七日录〉为例》一文认为，创办于1865年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是立足于广州的地方性报纸，该报对欧美国家的时政要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报道，不仅内容丰富、文字浅易，而且对开阔读者的国际视野、传播西方文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另一文《广州〈述报〉与地方新闻报道(1884—1885)》中，作者对作为地方性报纸的《述报》所关注的广东地方新闻进行研究，分析其中对广东时局、社会新闻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报道，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林玉凤的《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篇〉考》根据在英国发现的刊物原件进行考证，推断1833年由马礼逊创办的中文期刊《杂闻篇》才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第一份用铅活字排印的期刊、澳门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这些针对广府地区的中英文报刊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近代报刊对于南部中国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思想冲击，以及西学如何渐渐渗透至中国社会内部，并对民众产生实际影响。这些研究多取材于新发现的史料，或是依据不同地区、性质的材料相互映照，得出了许多富于新意的见解。在中国由传统社会步向近代化的历史时刻，尚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思想、文化、社会问题可以从广府地区的报刊资料中得到开掘。一些较少为人们所关注的报刊也保留了这一周边历史时期的文化烙印和思想遗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从近代以来广府地区的中英文报刊述评可以看出，近百年国内学术界对于近代广府地区中英文报刊的研究虽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体研究势头是向着不断深入、逐渐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的近代广府地区的中英文报刊研究状况并不能够令人乐观。目前学界对于近代广府报刊的研究尚在整体上处于较为浅层的阶段，一些研究者缺乏对于近代广府地区报刊的资料梳理、文献阅读和整体把握，仅仅依据零星的报刊资料或者别人的二手材料，进行简单的概括与揣测。同时，现有的近代广府地区报刊研究虽然也对一系列报刊进行了文本细读，有的还进行了较为宏观的整体勾勒，但却未能够将广府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存在，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府地区作为16世纪以后西方列强东进的前站，以及由此形成的广府文化语境和历史发展阶段，因而也就无法从广府地区的宏观大局上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涌动和巨变。偶尔有研究者涉及到了广府地区的中英文近代报刊，也是以岭南的地域性为观照前提，强调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报刊编撰、出版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在报刊中所发生的互动与对话形态。而更致命的缺陷或许还在于，一些研究者仅仅将近代广府地区中英文报刊视为可以随意肢解的模块，在既定目标的驱使下任意摘取所需的片面材料，而无法将研究对象以一个整体的形式与历史背景融合，因而也就无法完整地还原出报刊的本来面貌。这些研究现状既昭示着近代广府地区报刊研究亟需新的视野和观念的突破，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值得大力开垦的富矿，亟待有志者进行更加精深、新颖、系统的研究。在世界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不断趋于精细的状态下，回溯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报刊交流方式与效果，不仅可以帮助当代人们重新认识昔日的历史进程与发生现场，更能够给予人们经验的借鉴和视野的拓展，从而使人们得以规避可能存在的文化冲突陷阱。近代广府地区中英文报刊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发展迅速和深入，是有着多重原因的，除了契合时代趋势和现实需要之外，研究视野的拓展、相关学科理论的引介、新史料的发现、新方法的运用以及研究者综合素养的提高等，都是其中的有利条件。

作者：龙其林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