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西文化生发的多维意义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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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天工开物的形质美感架接真实与虚构的互动，促成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呼应

《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天庭蟠桃，又大闹王母蟠桃宴，这段故事家喻户晓。无独有偶，民间传说讲述周穆王西巡，受到西王母的热情款待，在盛大的蟠桃宴会上，西王母亲自为周穆王歌舞赋诗，欢聚多日。金麦田编著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全集》讲述，高贵尊荣，容貌绝世的西王母盛情款待周穆王，喝的是峰山石缝中的甘泉，吃的是玉树上的果实。古代典籍《穆天子传》记述：“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山海经•西山经》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大荒西经》述：“有女子之国。……有桃山。……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神话典籍《穆天子传》和《山海经》虽对周穆王西巡和西王母形貌有记述，但没有记载蟠桃的概念或定义。即便通俗读物《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全集》也只是讲述西王母盛待周穆王，吃的是果实，没有提到蟠桃。这样以来，蟠桃与西王母的美丽传说岂不无据可考？其实神话传说作为文学的本质是不以真实为目的，不追求历史真实性，重要意义不在于所讲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历史上真正有过的，也就是说，神话不同于历史，不同于调研报告，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部分地看到那超越时间，超越事件本身的一种现实。同历史一样，神话也是人类知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神话的真实性和价值要看它所讲的事情是否反映了我们对生活的真实感觉，要靠它所传达的文化内涵来判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的认识作用比历史更大，“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的诗同属于文学艺术。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的真正客观性和真实性并不在于“外在的真实”，而历史的外在方面在艺术表现里必须处于不重要的附庸地位，而主要的东西却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旨趣。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是反历史主义的，他只应当遵从人类精神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那么，进入现代文明时期，神话并没有消亡，依然保持旺盛的传承生命力，究其原因，是神话具有启迪人们的想象不断进行创造创新的功能。蟠桃与西王母的神话之所以在新疆地域广为流传，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生存状态的真实期待，还体现了新疆人民群众的艺术智慧和文化创造力。从审美角度看，虽然神话不同于历史真实，但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也培植一方美感，美感显示了滋养这方美的主体的创造力，形质优美的蟠桃显示了新疆人创造建设“咱们新疆好地方”的智慧和力量。由此可知，为什么当今社会许多地方争抢名人文化故里，诸如西王母、观音、孔子等，甚至曹操、潘金莲也引来竞争者。名人文化是由一方水土养育，体现了该地域与土地上人的创造美的力量与智慧。进而论证，尽管神话相对于历史实证是虚无飘渺的，但它通过审美途径沟通了水土与物产的联系，沟通的桥梁是水土上培育物产的人，这个物产的美在本质上是人的美的感性显现。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美呼朋引伴式激起真实与虚幻的互动，促成艺术与现实审美呼应，现实与想象在对话交融中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牌。于是“这方水土”更为生存其上的人们所热爱，“这方物产”也更为培育它理解它的人们所喜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构成新疆精神的重要成分“爱国爱疆”是有学理和文化逻辑支持的。

二、由文学意象生成文化意象，用其穿越千古的寓意哲理教化引导人的发展

正如民间传说亚当、夏娃偷吃“青苹果”的故事来自《圣经》，我们从文学文化视角而非宗教视角考察《圣经》的《创世记》，夏娃在伊甸园里蛇的引诱下“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叶子，为自己作裙子。”民间的“青苹果”在《圣经》原文里其实是“果子”。人们在用集体无意识创造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留下了格式塔式的空白，需要接受者和传承者用想象去完形和链接。这也许是“蟠桃”和“青苹果”背后隐藏的深层的文化内涵。“蟠桃”属于当下和历史的新疆，“青苹果”属于遥远的西方，两个属概念在逻辑上隶属于同一种概念“果子”，两个“果子”虽在地域上相隔千山万水却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圣经》叙述的“偷吃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从宗教角度看，是宣扬禁欲主义，这在意识形态上当然应予以反对；从非宗教角度看，它的文化寓意是,人在不同的成长或发展时期，或出于不同职业的规范，应禁口，禁视，即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里，还增加：不该听的不听，不该做的不做。缘起《圣经》，历史采用公元纪年。公元5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高昌国，此时的古代昌吉地域隶属高昌国。考古发现，在高昌国时期的阿斯塔纳古墓的屏风壁画上，有玉人、金人、石人、木人，寓意分别是，玉人劝诫人们要节制欲望，修身养性。金人嘴上绑着一块布，劝诫人们要金口难开、沉默是金，应慎言，多言多败。石人微张着嘴，神采飞扬，主张一个人要有正义感，可以为坚持真理大胆地畅所欲言。木人表情安详，表示人到老年时应该无为无欲，保持心境平和，不为喜怒哀乐所困扰。这四个壁画人物告诉古人不同年龄阶段的处世哲理，也警示今人要处事适度，学会控制，类似于今天保密局、国家安全局等特殊职业对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也告诉今天的国家公职人员要节制私欲，不滥用公权，让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今天吐鲁番在改建麦西莱甫广场时再现了高昌时期的文化遗存。广场上的四个铜像：玉人、金人、石人、木人，就是根据阿斯塔那古墓中的屏风壁画还原的实物。有趣的是，在今天吐鲁番各个旅游景点上，几乎都有“三不猴”这样的纪念品，所谓的“三不猴”，其造型有三：一是蒙着眼晴，二是捂着嘴巴，三是捂着耳朵，寓意显而易见：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概括引申为一句话：不该做的不做。这又引出了疑问，究竟应该如何做？在西方文学中有“戴着锁链跳舞”的故事，说的是文艺理论，康德的观点是，人的艺术或艺术的人既要受理性的教化，也应受到形式的规范。其实“戴着锁链跳舞”的文化寓意也可推广到人生。人存活于天地间，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脱离不了各自行规的特殊约束，只有遵纪守法，学会自律，在规矩内追求“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境界，才能永立于不败之地，使工作生活的舞台赢得喝彩。“锁链囚徒”与“三不猴”是从不同角度阐释相同的人生哲理。“三不猴”的制作材质有木头、有骨头、有石头，还有雕刻在桃核上的，当然比初中课文里的“核舟记”简单明了，这又回到了新疆的蟠桃。它从文学意象中引申出多重文化寓意，突出穿越千古历经沧桑验证的认知哲理，规限人的自由私欲，教化人掌握正确成长与发展的途径，以求安身立命或成就大器。

三、启迪社会塑造地方品牌形象，通过心理暗示功能激活集体无意识中的潜在生产力

西王母在秦代典籍中住在蓬莱海岛，秦始皇因此寻求长生不老仙药而神魂颠倒。在汉代典籍中西王母“移居”昆仑山，大概与汉武帝的西征目标有关。西王母的“乔迁”反映了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的“神化”。在当代新疆，西王母居住的瑶池已从昆仑山转移到天山天池，并成为昌吉举办蟠桃会的文化依据。美国的美学家浮龙•李认为“美取决于我们将自身的活动投射到对象上去”，她的观点可以解释当代新疆人在现实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中追求美、构建美、创造“后神话”的理由。神话表现的文学形象主体是神，神的本质之于哲学是唯心的，之于科学是虚无的，之于美学是想象的，之于现代心理学是激励的。神话通过文化载体在地域特色鲜明的民众集体无意识中激活潜在的心理动力，唤醒劳动者内心深处沉睡的荒原而以万木竞绿的无尽生机变革自然环境，进而在现实中汲引力量促进社会发展。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的决定因素。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和科学技术均依附于劳动者，以神话等表现形式的文化也依附于劳动者创造，文化是劳动者创造活力的呈现，富于正向力的先进文化自然是劳动主体潜在的生产力，这一潜力必须给予激活才能得以利用。在美术上把红、黄、蓝定义为色彩三原色，由这三原色按照不同比例和强弱调合，可以产生各种色彩变化。不妨假定黄色代表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蓝色代表西方文化或外来文化，红色代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在当代中国，黄色文化是国民的根基，红色文化是国民的阳光，那么蓝色文化就是国民的水分。有一部八十年代的电影叫《黄土地》，影片的主色调是黄色，一位采集陕北民歌的八路军战士是影片中潜在的红色，也象征着浩瀚的贫瘠的黄土地的希望所在。当时的欧风美雨还难以飘进国门而被阻隔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黄土地上没有蓝色文化的浸润，也就缺少了由三原色调和出的五彩缤纷的生机。今天延安以及整个陕北发展的崭新面貌用历史的进程证明，开放带来了多元之美。事实上，人类两千多年来的中外美学史既是多元之美的思想史，也是灿如万花的文化史。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否定神话的唯心主义本质，而忽略它在文化方面的多维意义、多元功能和艺术酵力，优秀的神话以强劲无形的艺术势能“暗示”引领着民间的精神力量。客观自然界不曾存在神与上帝，其实古今中外一切文艺史上的神与上帝皆为人的异化或人性的变形，依附于自然界组成部分的客观人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不应被忽略和藐视，其巨大的主观能动性正是人改造自然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又会变为现实的有形物质。因古老的神话传说而极具神采的蟠桃之于文化悠久的新疆，意义在凝神气融于新疆地域独特的文化品牌，使之成为举办“蟠桃会”的昌吉、大力宣扬蟠桃文化的石河子143团等地区招商引资的形象标志，这一形象标志是蟠桃文学形象在当代民众生产生活中审美期待的具体化，在具体化过程中生成的蟠桃文化蕴藏着巨大的现实生产力。

黑格尔认为，艺术的真正客观性在于“把一种情境的实体性内容以及心灵的实体性因素所借以具有生气并且表现为实在事物的那种丰富的强有力的个性揭示出来，那就算达到真正的客观性。”实验证明，形象会激起人心的潜力，形象也是生产力。这个观点可引证19世纪澳大利亚化学家西维累尔的实验进行分析。西维累尔摆动实验说明实验者头脑中浮现的摆的形象，支配着人的肢体动作，日本学者对此在《提高记忆力的奥秘》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证。德国大陆理性派美学家莱布尼茨主张，人的先天素质不被人所察觉和注意，暗中支配着人的明晰的认识，甚至潜在地构成一个人的人格，决定着他的每一瞬间的感觉和自由选择。人脑与生俱来的智能属性使人永远不同于任何先进的高新智能机器，人脑通过自我编程，构造形象信息，向大脑计算机系统输送信号，有什么样的指令，大脑计算机系统就相应开展工作，根据接收不同特色编程的命令，承现出不同特色的功能，积极的形象信息就促使人活力多智、轻松自如解决种种问题，如诗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中国历史上一切能工巧匠、学术大师、英雄豪杰、风流人物的成就皆由内心预定的“形象信息”促使大脑计算机系统运作使然。表演学的“假定”、几何证明题的“假设”、自然科学的“假说”、哲学的“空想”、管理学的“规划”、文学创作的“虚构”、人生的“理想”等都是预设信息依据人脑机能的一定程序和正确路径运作后变现。流传愈千年的《圣经》也测不透的“奇妙”箴言（“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可以用“西维累尔摆动实验”破解，那些仆人、愚顽人、丑恶的女子、婢女等社会底层平凡众生正是以超凡脱俗的悟性和自然天赋，促使主体在人生的初始时期建立未来成功的“理想形象”，并在脚踏实地的努力中牢牢把握住人生的本真，穿过岁月红尘终会获得“作王、吃饱、出嫁、接续主母”等等成就。所谓“造化”的结果，其实是“神思”（见《文心雕龙•神思》）经过人与自然巧夺天工的机缘机制编程运作的作品。好的艺术作品是对创作者“神思”的实证，也是“神”与“思”的恰适的现实载体。上述的“理想形象”与“神思”可以概括为马克思的劳动者的“自我意识”，在他看来，“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观念地存在着。”学者邓晓芒从马克思这一观点推出“人只有预先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活动的最终目的，才能以这个目的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所有宗教典籍主张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在难以回避唯物主义世界观时，其文本叙述不得不流露出自相矛盾的破绽，恰恰从它们的理论破绽中间接地反证了唯物论真理的正确逻辑。《圣经》多见逻辑矛盾，如《所罗门的箴言》述：“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墙，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贫穷人兄弟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这些所谓“箴言”归纳起来就是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然而在紧接其后的《智言十三则》反述：“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劝诫人们不要追求财富。正是种种自相矛盾反映了《圣经》显而易见的错误。因此，细读“神”气十足的《圣经》，如《诗篇》述：“神是最高的主宰”等万能上帝的神迹遍布全书，但在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它以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否定神而肯定人，这也可以从结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否定神学”观点中得到反证，如《箴言》述：“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惟明哲的人才能汲引出来”，这里所谓的“谋略”就是人的智慧和内在潜力。其实所有佛教经典的本质也在言外之意论述一个真理：“佛向心中作，莫向身外求”。这就启迪人们“借假修真”，调动激发“人心怀藏的谋略”和“心中的佛”等潜在的主体心理力量用于建设人生、美化生活、服务社会、利国利民。

四、小结

总之，蟠桃从物种到神话，从文学意象到文化意象，凝聚深刻的内涵和想象，启迪着人们的审美智慧和创新能力。在物质层面，它是新疆硬实力的一支，在文化层面，它是新疆软实力不可缺少的色彩，因此，蟠桃既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在今天开发蟠桃产业，发展蟠桃文化，有利于建设大美新疆，使神奇诗意的新疆桃美、人美、家美、生活美。

作者：林艺鸣单位：昌吉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