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早期中西文化观的演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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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文化观的最早积淀

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所受的旧式教育分不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新旧掺杂但仍以旧为主的文化时代，从小生活在偏僻落后山村里的更是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长大。儿时在家乡私塾读书。他最初习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等普及启蒙读物及《论语》、《孟子》等传统儒家典籍。不过当时对枯燥难懂的经书并不爱读，“我不喜欢那些东西”，后来曾直言不讳地说道。但是由于私塾的强制要求，加之自幼聪颖慧敏，他能对四书五经熟悉诵读，并且从中领悟了不少道理。这些知识奠定了少年最初的中国文化基础，即“中国文化按其传统方式注入他幼小心灵的最深层中的文化概念”。后来追忆起这段私塾读书生活，曾反复谈到孔夫子对其青少年时期的影响，他说:“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但在最初的文化学习中，就面临着传统教育方式的强制性，这造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被迫接受和反对接受的冲突。被迫接受使得他从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反对接受，从最初就使他成为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者与扬弃者。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由经典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对传统儒家经典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他说:“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罗曼史(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许多民间通俗小说。看这些小说时特别认真，边读边思，很多故事“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还和同学“反复讨论过许多次”。由此可见，喜爱民间文化并不是为了享受趣味，而是力图从中增识明理。深受这些书的影响，他开始对“造反”感兴趣，想“学梁山泊好汉”。怀着对中国历代英雄豪杰的敬仰之情，少年在心中播下了理想的种子，这帮助他后来立下了高远的志向。对少年来说，出现如此逆反的文化选择，有其年龄和生活环境方面的原因。富于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会偏爱形象生动的小说，而否认那些强制向他们灌输的枯燥经书。所以说，那些书是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的。但是，年龄对文化选择的影响并不是主要的，生活环境造就的情感价值取向方面的原因是更主要的。像通俗小说这样的民间俗文化，在某些程度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精神生活与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及对立，其中的许多内容展现了下层人民令人神往的社会理想与精神品格。对遭到专制父亲严格管束、受到封闭山村的种种束缚的来说，他敬佩并向往那些英雄好汉的品格、个性、胆识、才干和传奇经历，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着情感价值的认同。少年喜欢民间文化而排斥封建经典文化，这使得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与站在封建经典文化立场上的人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可以说是反传统的文化观、历史观的最初的思维方式的起源。在这一时期，历时6年的私塾学习及其对古典小说的兴趣，为少年打下了最初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培养了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浓厚兴趣，构成了他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

二、新旧兼学开启中西文化观之门

在新旧杂陈的近代中国，知识形成的基础阶段，就是中西合璧的，他受到了旧学与新学的双重启蒙。最早接触到的新学著作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也是他初次间接地接触西方文化。作为一位老派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对少年来说，这是一本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他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开始增添了一些新元素，他的思想因此产生了一次不小的飞跃。不久又读到了《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受到极大震撼。他对国家的现状与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由此，开始树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这一目标成为他探索西方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文化，是在东山高等小学堂。东山高小是当时的新式学堂，学校里新学旧学兼有，但经书不大被注意，“西方的‘新知识’教授的很多”，教育方法也很“激进”。在这里，除了继续读经书外，有生第一次受到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学到了英语、自然科学等新西学课程。古文作得不错，深得老师们的喜欢，然而他志不在经书，他喜好的是中国新学，他对这种在西学输入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同时又因袭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吸取他首次直接接触到的新学知识，同时，他也在为自己寻找可以师法的中外榜样。当时，不但读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帝王的书，关于西方伟人的记载也使他着迷。他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从中了知了彼得大帝、威灵顿、拿破仑、卢梭、华盛顿、林肯等众多外国伟人，认为中国也要有华盛顿这样的人物。此时，的视野已经逐渐从东方扩向西方，真正开始学习西方文化。这一期间，对的早期中西文化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应首推康有为、梁启超等。当一开始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时，就深受它文体和内容的吸引，且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从梁启超发表的那些“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中，接受了民主思想与维新救国的启蒙教育。康有为的进化革新观念、梁启超的新民说等一系列蕴涵着西方文化的因素，正在逐渐地渗入青年的思想中，使他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中国与人生。在《新民丛报》上曾写下批注，表示他当时向往“现今之英、日诸国”的君主立宪，并称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的“列朝”都是以“盗窃得国”。在他看来，中国的专制文化与西方的民主文化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这是批判中国封建政治制度文化的首次尝试，也是他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的最早话语。但是，正如后来所说，这个时期他还不是反对帝制的人，他认为皇帝和官吏仅仅需要康梁帮助他们进行变法。这也就是说，虽然当时已经对社会有了很多的不满，已经有了深刻的文化危机感，但他还没有找到新的道路来改变现实的状况和危机，他的文化观仍是传统的。从总的发展道路来看，去东山高小读书，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中的一个大转折。从此，突破了本乡故土传统文化氛围的身心束缚，迈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打开了眼界和心灵。尽管此时的文化内涵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但影响他的文化观演进的客观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转换，西方现代文化的因素，正在顽强地向他的文化心理渗透。

三、中西兼收并蓄打造中西文化观

在旧学与新学的双重启蒙下，青年的文化视野日益开阔。第一次大规模地了解西方文化是1912年秋至1913年春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这是“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他当时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如饥似渴地吸收丰富的西方文化著作，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在这半年时间里，读了大批西方学术著作，读了世界历史、地理书籍和一些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其中，印象深刻的书都是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一些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等等。这些书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使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也对他的传统文化观念造成了猛烈的冲击。这段读书生活是青年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的机会，对他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开拓作用，也为他以后改造、融合东西方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是他未出洋却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继而在第一师范度过了5年的正规学习生活，在重点学习研究西学的同时，他还对国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研读了唐代韩愈的《韩昌黎文集》和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主编的《昭明文选》，还喜爱东汉孔融、南宋陈亮和叶适等人的著作。而他读的特别细致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读韩愈的著作使深得韩愈文法，并了解了中国儒家道统思想;读《昭明文选》则使他熟悉了秦汉魏晋的文风和文化思想。而陈亮和叶适作为注重“事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后来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和重视实践的知行观潜存着一定的影响。《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这两部书对于熟悉中国历史、地理，形成宏观完整的中国文化概念有着重要意义，直到晚年他仍保留读《资治通鉴》的习惯。另外，从当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可知读书之博，涉及到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众多文章家和思想家、曾氏日记和语录等等。这些都对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等所倡导的注重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对他有一定影响;曾国藩则被他当做了理想的人格楷模。经过广泛深入的学习，深得中国文化精髓，这有助于日后他对中西文化的改造和融合。在湖南一师，同关系最深也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昌济。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自幼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青年时期又留学日本、英国且赴德国考察，对西方文化也有精湛的认识。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杨昌济提倡“贯通今古，融合中西”，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方文化，把握中西文化的特点，吸取西方有益的文化，以此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杨昌济的中西文化思想对早期中西文化观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其中介绍的各种新主义、新思潮使的眼界大开，思想日益活跃。“他特别爱好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们便在他的思想中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他的楷模。在湖南一师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此时新文化运动渐入高潮，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被引入中国。青年抓住此机会，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新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的文化心理中引进了更多的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他崇敬的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宣扬民主和科学，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大比较、大对抗、大激战，主张用西方文化冲决中国封建文化的网罗，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信仰。这些思想使青年深受启发，可以说，从1915年接触《新青年》起，新思想的成长，与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回忆时也说，“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对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待“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主张中西文化的辨证综合，调和中西文明，他强调新文化建设必须是创造，而不是简单移植。这对的中西文化观也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此次北京之行是思想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他大量阅读了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籍，广泛且深入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并有机会与陈独秀、等人接触和交流，这些为他对中西文化的辨证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基。中学与西学的兼收并蓄塑造了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而且，无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认真加以研究。正是他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及广泛深入的研究，为他日后融合中西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四、融合与创新凝练中西文化观

新文化运动激起了近代以来空前的中西文化论争，如何对待中学和西学，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和大多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青年也面临着文化的选择。在这个极端反传统和最易完全倒向西方的时代，并没有简单地人云亦云、盲目从众。在深厚的国学和西学的基础上，通过冷静分析、理性思考，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辨证对比，得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发展方向上，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取长补短。对中西文化持辨证的态度，他认识到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皆具有精华和糟粕并存的两重性。对于西方文化，充分肯定了其积极因素，主张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但他反对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否定传统的“全盘西化”论。清醒地领悟到，“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说明他对西方文化并不盲从，而是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承认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指出了种种弊端，坚决反对全面肯定传统文化而排斥西方文明的“国粹”论。因而，他在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这种客观理性地分析中西文化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思考，促使无论是在主观选择还是在实践创造中，都特别注重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融合，力求汲取中西文化的优点，同时改造中西文化的缺点，取长补短。在文化类型上，主张全方位实现中西文化精华的融合创新，创造中国新文化。他提出要“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显然，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在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中，青年重构中国新文化的愿望已跃然纸上。他希望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创造出属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此，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进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以及创造盛开新文化花朵的新中国，成为了青年的一个执著的信念，终生为之奋斗。在方法上，强调立足于中国，研究国情，取于外而资于内。提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强调融合中西文化和创造中国新文化一定要“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地盘内的情形”与历史文化传统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如此才能在面对西洋文化时借资比较。而与西洋文化比较的目的是“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即有针对性地吸收我们所需要的西方优秀文化，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服务。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中西交融的文化心理素质，深邃长远的目光和开放博大的胸怀，实事求是的态度，使青年形成了立足于本国、融中西文化精华于一体的中西文化观。立足于中国文化，批判地对待中西方文化，力求融合与创新，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服务于中国，是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特色。这样的文化意识，使他的中西文化观，学古而不泥古，学洋而不泥洋。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融合问题上，表现出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理性务实的态度。因此，早期的中西文化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中西文化的比较观，而是一种立足于本国的、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文化观。正因为有这样辨证的科学的中西文化观，始终能够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思想沃土之中，又具备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强烈的文化创新意识。后来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及采取的“古今中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方针，正是对这种中西文化观的逻辑发展。

作者：张金荣王鲁腾单位：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