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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性与环性认知结构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线性结构
在关系推理中,当人们面对自然界确定性现象时,常常表现出线性传递的推理结构。在形式逻辑框架下,若前提为真,结论也必为真。①假定:A、B和C表示三种事物。A的单一属性———“长度”大于B,且B大于C,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做出逻辑推断:A大于C,该推断的关系传递路线是线性的。②线性结构是一些自然属性﹙如身体、楼房等的轻/重、高/低﹚在确定性情境下的推断规则。其逻辑的合法性是基于关系推理中比较的属性﹙长度﹚是单一的,而不是多种属性组合,否则会出现多种非线性结构。对被试而言,根据前提正确推断A和C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头脑中储存着线性结构的认知结构。至此,我们可以推断:西方文化表现出的线性结构可能根源于该文化中的人们对于自然界确定性现象的认知和文化偏好,具有自然认知的特点。
(二)环性结构
当人们面对多种属性组合时,事物间的关系则是不确定的,我们很难根据前提判断A与C的关系。这时,线性规则可能并不成立,而必然出现非线性传递的关系结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③下面以起源于中国民间的社会性游戏———“锤子-剪刀-布”来说明环性认知结构的特点。与“3-2-1”的线性传递关系不同,“锤子-剪刀-布”的大小关系是环性传递的,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事物间比较的属性是多样的,二是多种属性的比较导致概率性质的互反关系。比如,布和锤子的比较包含“重量”、“面积”等多种属性,那么二者的关系就难免包含“布的重量比锤子小”、“面积却比锤子大”等,这种互反关系代表了中国文化“一物降一物”的互相联系与制约思想。如果假设:锤子大于剪刀,且剪刀大于布时,那么,布和锤子的关系客观上存在以下情况:1.可能二者毫无关系;2.可能布大于锤子;3.可能布小于锤子等。具体是哪一种情况,要根据个人经验和具体社会情境而定,这就是一种不确定的推断,常被称为社会传递性推理。其中第2种情况为环性结构,因其关系传递路线形似圆环得名。环性传递的现实意义是:在布和锤子的所有关系中,“面积”这一属性比较常见或符合情境。那么,布大于锤子为大概率事件。概括地讲,该游戏的事物两两间都存在互反关系,每一关系都是概率的,这使得“大于”这一关系并无法必然沿着线性路线传递。线性路线是一种必然确定关系,只适合诸如3-2-1之类的关系,这是两事物间仅存在单一属性﹙如长度﹚和单一关系﹙如3必大于2﹚的单变量模型,诸如大/小、长/短、轻/重等精确的自然概念。而环性结构的数学形式是多变量模型④,是针对那些拥有多种互反属性捆绑在一起的诸如爱/恨、胜/负等社会性概念,带有很大的社会认知特点。
综上所述,人们的日常游戏依赖于人们的深层认知结构,这种结构也广泛影响着人们的其他心理与行为方式。与西方文化注重精确细分的单一属性的变量分析截然不同,中国文化更强调各种因素或多种变量捆绑在一起进行整体的直觉把握和顿悟思维,尤其关注事物间互反的两面性思考。在中国的日常行为和学术思考中,这类现象比比皆是。比如,为人做事讲求“内方”,又强调“外圆”;阴阳学说强调相生相克等。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法则,重视依存和制约的互反两面性,因而形成环性结构的认知特点。
二、中国文化环性特点的实证研究及展望
皮亚杰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下,首先提出线性传递问题①,得到国内外心理学家的广泛研究,这里不再赘述。近年来,非线性特别是环性传递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简要介绍环性结构有关研究,有利于进一步阐明中西文化差异的心理基础。文献显示,针对中西文化线性和环性特点,国内外实证研究几乎空白,大部分是关于动物和人类的环形结构获得研究。这可能提供有益的借鉴,需要详细阐述。
(一)实验研究
在过去很长时期里,人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线性传递推理才是正确的,而环性结构推理只是我们必须有意识纠正的错误。很多人也由此认为,西方文化中盛行的线性传递逻辑才是真正符合客观现实的逻辑,而否定中国文化所遵循的环性思想。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为了适应复杂环境,能够在无意识努力的情况下发现生活、生产和实验任务中隐藏的规则或潜在结构②,并且能够对复杂关系结构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③,这就是内隐学习。比如,出生几个月的新生儿就可以内隐获得复杂的概率性刺激结构和语言结构④。自动内隐地探测环境中的复杂规则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方面,文化的熏陶可能正基于此。当然,这里并非意指外显学习对文化的培养不重要,而是强调无意识的内隐学习对文化形成的至关重要性⑤。其实,无论中西,无论人类还是动物,终其一生,都内隐地习得了自己文化环境中的潜在深层结构⑥,其中不但包含线性结构,也必然包含环性结构。因而,中西文化差异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意味,都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以往研究表明,人类和动物都存在非线性传递的现象⑦⑧。该领域的研究大多使用诸如英文字母、日文或者实物图形等抽象刺激作为实验材料,以“非形式逻辑”关系学习的实验框架为主﹙见下页图1﹚。比如Sidman和Tailby﹙1982﹚⑨的实验,首先是学习阶段,通过刺激-反馈﹙奖励或惩罚﹚模式,训练被试形成A与B、B与C等刺激间的联结。接着对未学习过的四种关系﹙BA、CB、AC和CA﹚进行测试,检验被试能否自动形成这四种关系的联结。其中,AC联结是线性传递关系形成关键;而等价关系CA的联结是环性结构形成的关键﹙见图1﹚。实验主要目的是:检验具有丰富自然性的动物和具有社会性的人类被试能否自动形成等价关系。根据这一范式,其他心理学家对人类、黑猩猩⃝₀、鲸鱼⃝₁和海狮⃝₂等动物被试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人类和动物都能够习得线性结构。然而,等价关系则只有人类和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动物﹙如猴子﹚才能获得,低社会性的动物则无法习得,即图1Sidman和Tailby(1982)的非形式逻辑关系注:黑色箭头指外显学习的关系;灰色箭头学习后可能出现的关系。Symetry-对称性关系;Transitivity-传递性关系;Equivalence-等价关系。使让它外显地学习,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等价关系直接关乎环性结构的形成,而研究表明只有人和高社会性动物才能习得。这给我们一个启示,环性结构可能与社会性程度有关,是社会认知的关键特点,与自然认知相区别。毕竟,动物更多面对的是自然界“物”的环境,而人类更多面对社会的、互动的“人”的环境。这一差异给人类和动物提出不同的认知要求。对于中西文化线性和环性差异而言,可以推断: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主义,强调个体对自然界的改造;而中国文化重视集体主义,强调对社会和人本身的实践,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等都是强调群体关系或人际关系的社会性价值取向。中西不同的文化选择很可能造成了线性和环性认知结构的差异。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西方文化中的人们不具有环性结构的认知能力,而很可能是中西文化被试对线性与环性结构的敏感性或偏好存在差异。其实,只要想到直刺苍穹的教堂和环抱大地的天坛、直挺挺的芭蕾和弯曲环绕的孔雀舞,就不难看出:在日常生活、建筑和舞蹈等各个方面,两种文化对线性和环性的不同偏好的确广泛存在。①
(二)展望
就心理学而言,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更深层次的实验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如何模拟中西文化被试学习各种关系结构偏好情景呢?提供一些线性和环性认知结构有关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上文阐述的抽象材料和实验程式之外,笔者认为,如果运用更加生态化的具有概率性质的骰子博弈游戏,将是一种有益尝试。其合理性如下:首先,复杂概率规则的内隐学习开始研究。比如Hunt和Aslin﹙2001﹚提出以概率序列代替确定序列进行内隐研究②,因为概率规则不易外显,且更接近现实情境。虽然生活中不乏确定性规则﹙如音乐﹚,但大部分事件都是概率的。其次,生态化的游戏已在心理学研究中广泛使用,而骰子博弈游戏具有该特点。如Herey和Velani﹙2010﹚的研究,要求被试与电脑仿真头像玩锤子-剪刀-布的博弈游戏③。结果发现,被试在游戏中内隐地利用了对手面部表情的变化规律。最后,从数学变量思想看,离散骰子是一种专门研究互反关系的抽象工具,骰子的面和面上数字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取值,从而形成各种结构。就科学研究而言,离散骰子是大部分社会性概念的恰当表示工具④。列举三枚六面骰子:A=﹛3,3,3,6,6,6﹜,B=﹛2,5,5,5,5,5﹜,C=﹛1,4,4,4,7,7﹜。骰子代表某事物,各面代表事物的各属性,数字代表属性的量。在博弈中,骰子间的输/赢关系是概率的,反映事物间的制约关系。这种设计可以展现包括线性和环性的各种传递结构,如上面三枚骰子间的大小关系就是一种环性结构﹙A>B>C>A﹚。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的线性和环性差异有其深刻的环境和认知基础,从根本上表现为自然认知与社会认知的本质不同。目前,心理学针对线性与环性文化差异的实验研究还是很缺乏。本文认为,若把内隐学习范式和离散骰子的概率传递模型⑤相结合,研究中西被试对线性和环性结构的认知差异是可行的。其基本实验逻辑是:要求被试与电脑头像进行骰子博弈游戏,每次结果都进行反馈。如果被试在游戏过程中,“赢”的概率逐渐上升,但又不知道骰子间的正确大小关系。由此推断,被试为了赢得游戏内隐地获得了骰子间潜在的线性或环性结构。这将为中西文化差异提供强有力的实验支持,成为最终确定中西文化差异的心理学基础。
作者:赵广平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