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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书写的自然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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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书写的自然主义论文

一、香樟:人与自然关系的隐喻

在喧嚣的世界里,人们为了生活和欲望的满足而疲于奔命,物质的重压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很少有人真正体会到美丽自然之于人类的真切意义,总是荒谬地认为自然界仅仅是被人类征服的对象,其实我们仅需简单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即可解决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蒋祖烜的《香樟年记》向我们说明简单不是奢侈品,人类可以在正视物质的同时享受世界的安静,咀嚼自然的美丽。在作家的笔下,灰喜鹊变成了樟树的花朵。鸟与树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和谐,樟树俨然成了“树林的小女儿”,洋溢诗意的生命是多么的快活、自由和美好:“三只两只喜鹊降临在枝叶间,跳跃着,歌唱着,朴素而清静的林间,有了一种可爱的生气。让人赞叹的是它们羽毛的颜色———灰色又瓦蓝,美得让人揪心。”喜鹊为什么会是这种独特的颜色,作者一语道破玄机:“那是因为生命。在那些轻盈优雅的羽毛上,闪烁着生命的光泽。”现代人在追求舒适生活的同时,希望享受纯净的世界和安静的空间,享受大自然的鸟语花香、湛蓝的天空和碧绿的清泉。而真正的简单生活就是与现实达成默契,去努力感受和寻找窗外落叶随风而动时的优雅,体味四季变迁中的生命凋零和复苏,思考生命轮回的淡定和从容。《香樟年记》不仅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预兆一种简单生活的到来。自然与人的关系似乎总在奴役与被奴役中交替,但这种从被奴役到奴役的置换中没有胜利者,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又为自己埋下了生态陷阱,遭到了自然无情的报复。因此给自然留一寸空间,就是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对自然的敬重有多大,决定你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当斗争和挣扎成为许多现代都市人当下生活的常态的时候,《香樟年记》的作者却在工作之余,卸下精神的重负,把全部心思放在窗外的樟树上。文本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没有像梭罗和笛福那样,称自己为“文明世界的过客”,排斥现代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抗衡,藉此获得一种鲜明而独特的生命体认,以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感官的刺激作为精神的自我放逐。梭罗和笛福都知道个人无法与时代趋势抗衡,但却希望以虚拟的想象为人类构筑灵魂的避难所。《香樟年记》是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凡夫俗子对自然的原生态感受,是在场的,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也许这正是该书的特色和价值所在。与某些标榜“远离都市、拒绝文明”却因抵抗不了世俗的诱惑而最终迷失于闹市中的人不同,作者选择生活在现实中,作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他既不为功利所扰,也不被喧闹所困,而是卸去欲望的重压,舒筋活络,看门前花开花落,静静地思考,恬淡地行走。“在与樟树的对视中,可以逐渐建立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这是作者前行的力量,更是作者的创作诉求:“在树的昭示下为我洞开,对直观感受的捕捉、分辨和吟味,思量和表达,成为我自觉和乐趣无穷的功课”,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进而“演化为生命的态度”。时生了变化,文学创作也有了新的审美需要。作者在《后记》中引用约翰•米切尔的话很好地说明了自己的初衷:“只要你长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只要你观察细节再认真一些,只要你稍稍提高对季节变化的敏感度,……你也能找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凯伦盖蒂花园’。”真正的简单其实不是离群索居,而是作为芸芸众生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正是秉着这样的人生态度,作者在长沙这座快速发展的都市生活中排除杂念,凝视香樟,深刻体悟到人与自然的时代隐喻。

二、自然: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

在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介自然主义文学的著名学者程虹曾在自己的专著中就思想与自然、心灵与土地和文化与田园等多个维度对欧美自然主义文学进行过令人信服的深刻阐释,她认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核心是自然与心灵的交融,追求“宁静无价”的终极意义。“提到美国,人们往往注重它的现代化和高科技。在人们的眼中,那是一片躁动的、急功近利的、崇尚时间就是金钱的国土。”然而,当她以访问学者来到美国时,程虹却发现了宁静的一面:“在我的心中,那里依然有着一片与物欲名利无关的精神之风景,存在着一种植于土地与大自然之中的价值观。”[5]同样的发现在蒋祖烜对香樟的凝视中。在《香樟年记》的扉页上,作者引用了普鲁斯特的话“我曾经长久地凝视一株开花的李子树,贪婪地留恋着其中的真理”,暗示自己对喧哗和骚动之下的“宁静”的发现。真理和自然的关系其实就像人与自己的影子,具有同质性,因为所有的感悟都源于自然,所有的生命都拥有同一种形态。如同普鲁斯特笔下的李子树一样,香樟就是蒋祖烜对宁静无价的渴望与呈现,这种人文与自然本应合一的关系,却被功利的当下人割裂开来,厚此薄彼。很长一般时间,我们的文学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我们赖以自豪和骄傲的人文无非是伟人故居、圣人旧址、历史遗迹这些已经作古的荣光,但是历史的体温早已冰冷,风干的遗迹也不再温润,所有的思想、理念和制度随着历史背景的置换早已香消玉殒,而我们还在仰望这些已经消逝的星空,尽管他们曾经群星闪烁。我们不仅从社会和历史中寻找信仰,更应该把自然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蒋祖烜真切地写道:“每当我手忙脚乱、大呼小叫、血压增高的劳作之后,转头张望窗外的叶子,是那么平和、沉静,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不由得生出一丝羞愧。”在抗生素一类的药物四处泛滥的今天,真正能够医治焦虑和根除心病的却是窗外的一片叶子,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英国作家普里斯特利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的凝视大自然更能使人心灵净化,更能使人健康了。”大自然不仅赐于我们的粮食、水分和各类宝藏,而且赐于我们愉悦的心情、濯尘的心智与健康的心灵,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值得我们珍惜的呢?再看看书中对于野鸽的一段描述吧:“今天一早她就来了,看得出她心情很好。选择在我的这棵香樟上,……细致探望。”接下来作者写这只野鸽与另一只野鸽“激烈的缠绵”,过程曲折,荡气回肠,令人感动与回味,其观察之细、感受之强、用情之深,委实非常人所比。作者试图以“绿色”语言的独特方式,“用最真纯洁和真实的文字”为樟树“立传”,写一部中国式的《瓦尔登湖》,这种书写,没有任何功利因素,仅仅是因为热爱。“热爱自然不需要理由,”因为热爱,他会“尊重一切自然孕育的生灵,尊重那上天赋予所有人及生物的权力”。即便对待一片落叶,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落叶是凋敝的象征,是生命周期的终点,而在《香樟年记》里,落叶不是垃圾,而是一种难得的诗意,是生命轮回的另一种形态,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雨过后,飘零散落在柏油路面上的樟叶……往来的脚步,踏在半焦的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可惜这些落叶被清扫了,刻板的城市容不下散漫的诗意。”这种描写是极具人文情怀的。在蒋祖烜看来,即使在现代人看来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落叶的境况就像农耕社会曾经辉煌过、而今隐身在公历之外的农历一样,它们的价值依然存在,因为农历不仅是农耕社会的纪年方法,而且代表了先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即使在今天,我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依然离不开凝结着智慧结晶的农历。农历不仅是时间的酒杯,更是传统文明的暗喻。与其说作者重视农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毋宁说他重视的其实是对当代人被现代文明异化的担忧。当过度的砍伐和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的时候,大自然却在呻吟中日益走向枯竭,那些不能说话的树,有多少人给予它们应有的关注和尊重?“如果把树的树叶比作人的四肢,……断肢之痛是一种撕心裂肺,”作者想起那些“被残暴砍断了四肢的香樟,”他感觉彻骨的寒冷,可怜得很。面对自然的隐忍和沉默,如果没有了树,没有了脚下的一片片落叶,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三、简单:作为一种生活的态度

美国作家约瑟夫•W•鲁奇说:“梭罗自己所习得并愿意与大家共用的智慧可以浓缩为一个词,那就是简单。”《瓦尔登湖》是对美国现代文明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反思,梭罗崇尚简单,标举“极简主义”,这种生活方式是对消费主义的对抗和反拨,而消费主义则以攫取财富为目的,以物质消费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以享受舒适的极致化和欲望满足的最大化为旨归,为了获取利润的最大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不断制造新的需求。幸福生活被定义为消费水平,消费不再是满足某种需求的特定行为,而被贴上了幸福的标签,成为展示名牌崇拜的话语平台,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的宁静被贪婪的躁动所取代。毋庸置疑,生命是精神与物质的和谐、灵魂与现实的统一,人们经常置精神和灵魂于不顾,在物质的追赶中遗忘自我,在财富的堆叠中消泯人性,异化与消费主义成为了与生俱来的孪生兄弟,信仰缺失、人性泯灭等现象时有发生。只有回到简单,以明净的视角和高远的智慧洞悉人生,让“简单”成为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把握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这是蒋祖烜品读《瓦尔登湖》印象最深的地方:“首先是考虑了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只要能持续生存便足够了。决不为了贪得无厌地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去耕种超出需要的所得,去像牛一样或同牛捆绑在一起。”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文明突飞猛进,各种现代“都市病”、“文明病”初现端倪,财富阶层的消费能力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种消费基本上以符号化的奢侈品和声色犬马的享受为主,消费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LOGO所代表的符号意义,以此作为身份的象征和炫富的资本,消费结构中的文化消费比重较低,交响乐、歌剧和话剧等高雅艺术曲高和寡,公共图书馆门可罗雀。在欧洲,很多人终生没有消费一件爱马仕或者LV,而在收入水平逊色很多的中国,则有一个人口比例不高却数量庞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当然,蒋祖烜的生活哲学和梭罗的极简主义有一定的差别,梭罗认为葡萄酒没有泉水好喝,乘坐汽车没有步行舒服,蒋祖烜显然没有让这种态度成为信仰,在《香樟年记》中,作者经常从办公室的窗外看着伫立的香樟树、品味青草茎叶断面的淡香,体会简单的生活带来的心灵慰藉。安妮•林登柏格在《大海的礼物》中写道:最先舍弃的自然是衣物,我发现生活中少了那些原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种种对象,其实是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大海不会馈赠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为功利而来不仅暴露了焦躁与贪婪,还有信仰的缺失。人应如海滩一样,倒空自己,虚怀无欲,等待大海的礼物。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却由简单生活上升到精神创造,他郑重其事地指出:“人们需要长长的历史才能产生出小小的一脉文学。”如果说,物质的堆积是GDP的增加和财富的增殖,那么,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成长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社会文化尤其是精神产品领域的发展与经济并不同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30年仅仅是历史上的短暂的瞬间,而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从勉强满足温饱,演变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奢侈品消费国;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发展为全球最主要的贸易国;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过渡到市场经济机制基本确立的现代社会;这种大转变在经过三次工业革命洗礼的欧洲用了400年,而在中国,却仅仅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如此突然,人们想停下来思考一下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故我的地理风貌,一夜间夷为平地,之后迅速以现代建筑的身份来到人们面前,容颜不曾老去,一切却已沧海桑田。物质生活的丰富仅仅是文明的一个维度,它并没有从根本上重构国人的心理定式和思维特征,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寓含着更多的不变,亿万富翁坐着飞机去拜佛烧香,人们身临江河却无处寻觅一瓢干净的可饮之水,公众衣食无忧却换不来宁静的内心,欲望的炙烤让失去了精神灯塔的人们备受煎熬。我们回过头去,在遥远的时间之轴,在传统的思想大厦里寻求心灵慰藉和精神资源,但那些带给无数人宁静内心世界的思想,毕竟只是农业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花朵。我们需要时间,让时间的流动浓缩为作家笔下闪耀的珍珠,毕竟,伟大的叙述和深刻的思想不仅是历史的艺术再现,更是时代断面的生动展示,只有时间的沉淀才能生长出文学的绚烂之花,由此,长长的历史才能产生小小的一脉文学,以及这脉文学对于人们的精神日益匮乏的重要。优秀的精神产品如同思想的火种一样弥足珍贵,它既是历史沉淀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作家生命体验、哲学观照和艺术才情的凝结。蒋祖烜以半生的经历凝结成《香樟年记》,承接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也注定能够给忙碌奔波的当下人以思想力量和精神慰藉。在“雾霾”、“沙尘暴”等等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香樟年记》的出现,敲响了现代社会消费无节制和享乐无度的警钟,作者呼唤以简朴的生活和宁静的思考铺就崭新的精神复苏之途,应视为当下社会泛滥的消费沉疴的一剂良药,这对于新世纪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人们总是希望在物质的消费中证明存在的价值,实际上,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蒋祖烜在简化中找到完整的心灵,以及内心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和谐:“那群熟悉又有点陌生的樟林,给我亲切、信赖、宁静与宽容,种种与家联系着的纯真的情感。那是我的香格里拉。”对故乡的依恋和追忆成为蒋祖烜对抗都市躁动症的防火墙。在他看来,现代文明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革命性进步,但自我精神的世界却并没有得到更加合理的建构。人类在追逐物质财富的道路上忘记了沿途的风景,真正的人生不是以终点的高度作为评价成功的唯一标准,不是因为追赶终点而脚步匆匆,而是为了欣赏人生而信步从容。只有简化生活,才能找到个体的存在意义和物质世界中个体存在的精神性,让无限的个体消费欲望让位于澄澈的内心世界,让乡愁的美丽和诗意的清辉永远悬置在都市的天空之上。

四、为香樟立传:自然主义的中国书

在欧美自然主义作家笔下,创作的审美诉求“不再把兴趣放在依据某些规则来精巧并展开的一个寓言方面”,而是从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入手,用“体验”的“意象弥漫”取代“观念”的“主题演绎”,用“体验”的“合理虚构”取代“观念”的“说理杜撰”。作品是对人和自然的强有力的追述,其动力源于作者的体验和观察,感知来自观察,书写始于感动。自然主义文学强调体验,这种体验不但带有鲜活的“个人化”属性,而且强调“当下”的“瞬间性”。左拉提倡创作上的实证主义,即是把自然法则作为文学创作的支配性力量。蒋祖烜所推崇的自然主义文学,并不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和概括,而是截取生活的片段,还原自然的本真状态,其作品在与西方自然主义相通的同时,也是接中国地气的。中国传统文论强调“言是心声”,叶燮在《原诗》中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气必苶,安能振其辞乎?”当然并非所有的“诗”都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叶燮所说的“诗是心声”是对自己的要求,而非文学的标准,谨小慎微者可做浮夸之辞,苟且营生者也可奏大雅之声,因此文学与人品并非各安其位。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技巧,需要高水平的艺术表达能力和艺术形式的精雕细琢,更重要的是真挚的情感,这才是言是心声的意义所在,那些堆砌的句式和华丽的骈辞必将被历史所遗忘。可贵的是,《香樟年记》的书写,质朴的情怀随处可见,真情的流露比比皆是:“昨晚,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樟。一只毛虫钻进我的心里,起初是痒,接着是疼,钻心的疼,几乎让人痉挛以至休克。我不能把它甩掉,也没有人帮我撵走这讨厌的家伙,汩汩的树汁,血一样从创口流溢。”作者观察香樟久了,竟梦见自己变成了樟树,并且由树及人,进行深刻的反思:“人类的打斗不止,争执不休,而树不能。”面对伤害,作为一棵树,它能做什么?它“不能呻吟,无法喊叫,没有外援,最多只能摇一摇树叶,缓解那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多日子过去,创口已经结痂,隆起一个粗硬的树疤,记述着岁月的伤痕。与人类相比,那是多么伟大的坚忍。”这样的赞美,表面上看是针对一棵树,实际上是对默默生活在底层、有伤自己舔、像树一样坚忍的弱势群体之礼赞!自然主义文学特色还表现在艺术表达上,《香樟年记》做到了简洁、朴素、真切、自然。《香樟年记》虽然运用了诗歌、信件、日记、书评、札记等各类表现手法,却井然有序,错落有致,文本中很难见到作者刻意为之的修辞和句式,很难找到多余的形容词和副词,偶有议论和抒情,也十分节制和内敛:“一年之中,固定地与这棵香樟、与整片香樟树林相对相伴,逐渐建立了一种默契。我肯定是更多地理解了这群无言的兄弟。”这样的书写,与作者在散文中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简洁的语言和简朴的生活就构成了《香樟年记》的形式与内容,两者和谐统一,具有内在的同质性。“城市的水泥森林和人流物流的多路纵队,这时刻,似乎是可以忘却的彼岸,遥矣远矣。”长短句式的交错丝毫没有矫饰的痕迹,一如王荆公“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总之,《香樟年记》这是一本值得在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细心品味的床头书,简洁透明,从容淡定。香樟因长沙而枝繁叶茂,长沙因香樟而暗香袭人。虽然,“给这种普通的植物写一份文学年鉴,其价值是很有限的。”但作者因此获得的是一份“深刻的生命启迪”,读者获得的是精神世界的一泓清泉,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该书的价值所在,也是该书值得推崇的原因所在。

作者:聂茂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