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重新认识文化市场的独特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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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79年至今的40年是中国文化市场转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事业体制向文化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有效推动了中国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40年来，虽然文化市场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依然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更要求中国的文化市场坚持以开放为原则，深化体制改革，消除文化市场“二元结构”，使未来的文化市场管理更适应数字时代文化市场发展需要。

关键词:文化市场；文化体制；市场价值；文化

从1979年算起，中国文化市场重启和发展刚好40年。40年刚好是整整一代人的奋斗史，也是能够对一个事物(对象)进行近距离评价的适当时段。40年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对市场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对一件事情的认识是“过去与现在”的双重运动，“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①也如雷蒙•威廉姆斯展望新世纪时所写短文的标题:“倒退着走进未来”。对40年来中国文化市场发展历史及其作用进行评价，是中国学术界的应有之义。

一、40年来中国文化市场发展的成就

中国文化市场的重启与发展，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和全方位的，究其要者，大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将居民潜在文化需求转化为现实文化生产力、经营性文化产业独立发展的平台机制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这四十年中，我国的文化市场经历了不断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综合性市场体系。文化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作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部分，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得以回归，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得到确立，借此建立了文化消费需求与供给的回应和反馈，完成了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重组，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相互配合下，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并赋予了人民群众对自身文化生活一定的选择权。文化市场的突出贡献在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打破了居民文化需求的计划配置的单一性渠道，在计划供给和分配渠道之外，重建了一种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文化产品生产和分配机制，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通过价格信息反馈给文化产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形成了现实的文化生产力，从而形成了文化市场(利益)激励机制，促进了由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文化产品与服务”与市场提供的“经营性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形成分野。正是因为文化领域出现了计划渠道之外的文化市场，90年代初期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和2000年初期出现的经营性文化产品生产单位从宣传文化行业中分离出来，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母体，文化市场才具有了基础载体和现实可行的政策路径。

(二)文化市场的发展，推动了文化领域的逐步开放计划经济体制下确立的文化事业体制是组织居民文化生活的文化管理系统，但它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体制，经费和项目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文化产品和服务层层自上而下逐层分配。文化行业自成系统，公共资源在系统内自我循环，借助于文化事业系统，精英文化完成了对文化消费者的掌控统制，大众文化被纳入国家的文化动员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市场的确立和完善，将公平交易原则引入到文化领域，并且使公平交易逐步发展为社会的基本规范。借助于“公平交易”这一市场意识的保护，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得以分离，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得以迅速成长，使文化创作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同时也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推动了全社会文化精神观念的更新，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迈向精神文明的更高境界，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看到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摇滚乐、音响、蓝色牛仔裤、快餐、新闻网络与电视卫星所蕴藏的力量，比整个苏联红军的力量都大。”①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还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借助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制造业等其他行业的融合，促进了文化行业的开放和创新。40年来，不仅行业系统内的文化机构通过市场的合作机制跨越到了行业之外，进入国内更广泛的市场体系，而且为中国的文化企业提供了借助全球要素市场进入全球文化消费市场的机会(如万达收购美国电影院线)，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实现了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认为，正是由体制边缘领域发动的“边缘性革命”，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洪流。中国要深化改革，必须高度关注思想市场的发展，它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三)文化市场的发展，建立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习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时，指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文化市场的确立和发展，也在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与以往的政府性文化交流形式不同，市场交易是世界性语言，通过确立文化市场的合法性渠道，中国建立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广阔通道。一方面，西方的科技、文化及思想得以通过市场化的传输渠道(如版权交易)进入中国，使中国人民可以真正与世界的文化发展和创新保持同频共振，促进了各个行业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开放的文化市场也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使外国民众深化了对中国的认识、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催化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交流合作。而文化市场带来的这种开放融通，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文化市场发展的局限

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市场在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产生重大作用的同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桎梏。

(一)文化市场发展不充分，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文化领域施行了高度组织化的整合，转向了以计划调配为主的文化生产和分配体系，形成了庞大的文化事业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生长的市场模式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市场是从计划体制生态圈中“植入”的，文化市场从一出生就面临着市场生产要素配置机制与计划体制(思路、政策目标、政策手段等)的关系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与新兴文化市场体系长期并行又互不兼容，计划经济是以生产供给为中心，而文化市场体系则以消费与需求为中心。中国文化市场的重启与发展历史，必然要与计划体制成分的消长相伴随，经历着计划经济弱化与市场经济成长的漫长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期内，文化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要受到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的双重调节，文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功能受到束缚，文化市场的发展仍然处于成长过程中，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就市场主体的建设而言，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大体上仍然保持事业系统内的“单位属性”，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社会的开放性管理和运行模式;事业系统内的国有经营性文化机构(国有文化企业)的产权边界模糊，所有权与经营权在企业管理和运营中难以明确分开，对于经营层的激励不足。民营文化机构尽管产权明确，激励机制有力，但只在一些竞争性专业市场(如网络游戏、动漫市场、信息服务市场)上占据优势，在大多数文化市场领域发展不足，竞争力不强，文化市场结构存在局限。

(二)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与文化市场发展速度不协调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领域“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双轨过渡的基本特征，使得文化市场的发展对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存在严重的依赖。文化市场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技术创新的推动，另一方面要依赖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推动。20世纪90年代以前，得益于“”后居民中蕴藏的巨大的“补偿性消费需求”的推动，文化市场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制度创新的成果大体能够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需求;进入21世纪，数字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数字信息技术作为“平台技术”穿透了文化行业的体制壁垒，使得文化市场中的新兴业态不断突现，文化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文化市场的影响进入文化事业系统的内部，受到行业既得利益的阻碍，使得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逐步放缓。由于我国文化市场特殊的生成轨迹，国际上又缺乏类似案例经验，我国在相关制度设计上存在滞后的情况。政府管理体系与文化市场需求不完全匹配，文化市场管理的权责不清晰。同时，部分计划管理政策和措施的遗留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文化市场管理者思维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文化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落后于现实实践，无法适应当前文化市场发展的需求。

(三)“二元结构”对市场公平竞争的保护和激励不足，抑制了文化市场体制内在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的“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双轨过渡，形成了中国文化领域的“二元结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命令、计划调配”与市场体制下形成的“价格信号、市场配置”，都在文化市场上起作用，引发文化企业(市场主体)在政策红利和市场红利之间来回“摆渡”，形成了文化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不良博弈”。这种市场体制导致了对公平竞争的保护不足。在二元结构市场上，由于存在起点(国有与民营企业、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不平等，且受到强制性行政命令的约束，一些文化市场形成了行政性市场垄断(如书号控制等)，致使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无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市场的积极性下降，反过来国有文化机构加重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客观上阻碍了市场化的发展进程。由于政府管理大量的国有企业，无法完全摆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困境，无法对所有市场主体提供让人信服的评判，深刻影响到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中国文化市场发展的展望

尽管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局限，但40年前开启的中国市场体制改革之路，业已让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进程形成不可逆转之势，并且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第一，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化范围拓展、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当下，平等交易作为世界普遍认同的原则，会不断强化与巩固文化市场在对外开放、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化市场与世界文化市场的联系将会更加密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在不断改革中呈高速发展态势。第二，数字信息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将突破行业壁垒，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文化企业将面向全球竞争，文化市场的“二元结构”也将逐步消减。5G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国际与国内文化市场的边界将进一步模糊，跨国交易和跨界交易将得到飞速发展，文化领域的实体店已经不具有竞争优势，版权等无形资产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复制在全球市场上流通和交易。与此同时，获得先发优势的平台型企业借助于网络效应往往能带来丰厚的收益，并占据市场集中的优势，促进文化市场垄断的形成。第三，文化市场的结构将围绕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结构重组”，“颗粒度经济”时代的到来将重新定义内容生产者工作的内涵和形式。基于文化消费的个性化和文化创作的主体性特征，文化领域的个体就业者将与平台进行连接，在线自由职业者平台将数千万自由职业者和文化市场需求进行匹配，将显著提升平台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效率。一些明星企业(平台)将快速崛起，并由于存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反垄断法律的定性困难，明星企业往往会形成对其他同类企业的挤压排斥，一方面加强了自由职业者对于平台企业的牢固依赖，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初创内容生产企业、小微文化企业对平台企业的强依附，文化市场将形成平台企业占据金字塔尖，众多小微文化企业和自由职业者作为塔基的两极分化形态。第四，数字技术进步将穿透行业体制壁垒，传统文化市场的管理模式逐步瓦解，包容各种社会力量和多种形态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将逐步形成。为适应文化市场变化对于政府职能的新要求，新的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将更加重视将各类文化主体纳入到市场体系中，着力营造鼓励公共竞争、公平创业的环境，并鼓励文化事业单位引入市场机制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未来的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将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之上的扁平化综合服务系统。

作者：傅才武 单位：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