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方位变迁与文化安全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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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方位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中国文化在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在文化安全领域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更好地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探索更加合理的文化发展模式，形成更加有效的发展动力组合以提升文化实力，从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是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

一、文化发展环境的变化与文化安全的挑战

当前，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环境正在发生较大改变，这些变化对于我国的文化安全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外部发展环境来看，中国文化已经实现由封闭型文化向开放型文化的发展，全球化态势对我国文化战略及国民文化心态的影响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化基本处于封闭发展状态，我们一方面看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另一方面也感到“外边的世界很无奈”。对外开放之初，我们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明确提出要抵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侵蚀，既要“打开窗子”又要“关上纱窗”。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文化发展的空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完全处于全球交融的格局当中，我们不仅明确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且大胆向世界宣称“我家大门常打开”。显然，全球化态势对我国文化战略及国民文化心态的影响十分明显。全球化浪潮已经波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颠覆性改造，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同质化与地方性的纷争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矛盾。从一方面看，全球性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信息和交通的全球性网络将不同空间的人们卷入新的时空序列中，“世界性”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地球居民的基本特征，人类生活方式和内容的趋同化成为潮流，统一性的趣味越来越加强，而地方性的色彩逐渐被淡化。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日渐突出。从产生根源而言，文化与具体的民族生活方式相联，主张文化本土化的理论家们对全球化抱以强烈的怀疑和抵制态度，这就形成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整合运动与文化分离趋势并存的局面。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文化力量决不是对等的，当代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而文化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西方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强势力量支撑下，正将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推向全世界。正如雅克•阿达所说：全球化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以全球化为平台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越来越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自觉行动。

长期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始终未变，他们以媒介霸权为技术基础，通过话语控制疏通文化渗透的关键环节，将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向我国渗透，这种文化渗透通过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层面展开，以实现其文化殖民的目的。随着时代特征和国际文化发展形势的变化，境外文化势力在渗透方式、途径和特点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注重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渗透手段更加具有欺骗性、隐蔽性与虚伪性；二是核心价值观由幕后走向台前，更加注重渗透效果的现实化、具体化与应用化；三是传统途径与新兴媒介并行，注重渗透渠道的立体化、深入化与平民化；四是借助热点、焦点问题炒作，注重渗透时机的准确性、集中性与针对性。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渗透、国家文化安全、国际间文化竞争以及文化软实力较量等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注重提升文化自觉，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有可能在全球文化激荡中处于下风，导致国家文化安全面临严重危机。从内部发展环境来看，中国社会正经历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性不断加剧。新时期改革开放带动我国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系统性的社会转型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以及国民心态，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一方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结构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信。具体而言，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对此制度本身的颠覆和中断；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是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离开党的领导搞“休克式”的改革；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下进行的，是在科学把握和深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些特点，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一些人将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归结为党和政府的“不作为”，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灵”，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去信念，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对改革开放失去信心。由此，颠覆优秀传统价值观、消解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现象开始出现，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在社会上流行甚至泛滥。一些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加赞赏并奉为圭臬，引进“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以此作为标准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大加嘲讽，按照西方价值观理论框架提出一系列所谓“理论”或“主义”，企图“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造”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就是其代表，、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享乐主义、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等也颇有阵地。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给信仰领域带来了严峻挑战，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信仰体系在市场化冲击下迅速溃退，初步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了巨大冲击，社会诚信体系出现危机。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但是，市场决不是万能的，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不加限制地推行市场化，会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严重不良后果。然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从西方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实用主义伦理学作为理论基础，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存在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经济社会发展演变成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离开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而走向片面的发展观。发展观中出现的失误与偏差将价值判断带入误区，单纯以物质积累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以财富多少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势必导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获得发酵的土壤，给整个社会信仰体系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社会的物质化往往导致人们精神世界的枯竭，信仰往往由此而失去其存在的空间。物质主义不断膨胀并逐渐演变成一些人信奉的价值观，而缺乏信仰规约的物质主义很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精神根源。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敌对势力通过对资本的控制和思想上的诱导，力图控制我国文化领域中的一些机构和新媒体。由此，我国的文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二、文化方位的历史性变迁与文化体制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扩大文化对外开放，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文化发展方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文化类型上看，我国文化正在由乡村型文化向都市型文化转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总体上属于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是一种建立在生存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形态，其中的个人身份是家庭成员，是人格依附、宗法依赖、关系本位的人。中国乡村社会文化伦理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精神，它起源于父权制社会条件下家庭伦理的基本逻辑，展开为社会道德体系、政治伦理体系和社会控制体系，构成了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宗法依赖、等级名分、稳定秩序、服从整体。这种核心文化伦理之外则是形式多样的民间通俗文化，它们反映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产生并流行于民间，具有日常生活性、直接生动性、浅显易懂性和通俗趣味性等特点，乡村、农民、儒家文化伦理和民间通俗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生活方式正成为主导型生活方式，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开始发生，这是中国社会一次强烈的社会转型运动。都市社会是一种以居住区为组织基础、以利益为纽带、以工业化劳动和商品经济为支撑、以现代都市为主要范围的社会结构形态，都市社会中个人身份是城市居民，是具有人格独立、能力本位、利益依赖等特征的人。都市社会所带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具体表现为多方面的社会轴心转换：从血缘纽带转换为利益纽带，从生存自足转换为利益攫取，从受动控制转换为参与合作，从教化和监管转换为消费和服务。由此，城市文化正成为主要文化类型，引导全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建立在乡村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传统民间文化日益缩减，而现代都市娱乐文化大为流行，张扬个性、开拓创新、独立自信等文化取向日益突出，文化民主化、大众化、市场化、娱乐化、消费化在成为新的发展趋势。由此，深入研究和把握现代文化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式，确立文化发展的正确导向，引导文化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健康发展，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从文化层次上看，中国文化也正经历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的过程中。乡村社会时代中的社会文化是贵族化的，由文化精英掌控和监护并在其内部传播和欣赏，社会大众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只能被动地接受文化精英的教化。一元化的文化作为政治社会的统治机器，单向度地从政治上层和文化精英向社会大众传递，其目的是教化和控制社会大众的思想，使其同现存社会秩序保持一致。可以说，乡村社会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轴心基本是教化和控制。进入都市社会后的文化轴心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大众的自主性文化消费和文化精英的文化服务成为该时代的文化发展轴心。一方面，社会大众的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享受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动选择而不是单纯被动接受，文化创造和传播不再是单向度从创造者到接受者的过程，而是在创造者、传播者、消费者之间的多元互动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功能超出了单纯的教化控制功能，其娱乐、消费、享受等多方面功能日益凸显，文化贵族化格局的打破也促使文化精英逐渐从“文化牧师”转变为“文化服务者”的角色，文化民主化正成为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趋势。人民群众不仅需要富足的物质生活，更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由于人们对高质量文化的欲求日益增强，文化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换，文化单一性格局被打破而多样性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公共文化产品匮乏的问题，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由此，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全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迫在眉睫。

从发展方式上看，我国文化正从数量扩展型向数量扩展与质量提升并存发展转变。处于大都市圈中的一些城市距离文化强市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而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尚未完成文化数量扩展的任务，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仍然任重道远。文化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亟待提高，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远没有达到支柱型产业的水平，文化作为城市发展引擎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总体而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仍然比较滞后，与我国各方面发展要求与发展趋势还不相适应，文化管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尚未彻底完成，尚未完全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运行机制。文化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导致管理机构设置重复，职能交叉，有的文化部门职能不明确，兼有文化行业管理、发展文化事业和促进文化产业的三重职能，存在政资、政事、政企不分等现象，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和运行规律。文化管理体制衔接不畅、工作机构不对接，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效率，也使一些文化市场主体没有完全纳入政府文化管理的范围。因此，只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才能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文化国际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今时代，文化的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推进国家文化产品和品牌走向国际舞台，不仅影响着文化品牌建设而且直接影响到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文化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还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这主要体现在内在性制约、西方标准垄断和文化交流不对称三个方面。中国文化国际化发展存在内在制约性因素，主要包括主体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和国际化意识不足等方面，其主要表现：一是人才短缺，缺乏发展的主体动力。文化人才的培养和积累严重缺乏，现有高水平生产人员和从业人员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对外发展的能力；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人才使用和发展机制，中国本土培养和产生的少数优秀文化制作和生产人员，也都希望到国外发展，以便能够获得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从而造成原本就严重缺乏的人才大量外流。二是观念陈旧，缺乏内在的创新力量。我国文化在参与国际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过分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限制了文化自身发展，包含了太多道德戒律因素限制了文化走出去之路，传统文化的限制因素也阻碍其走向国际文化市场。三是长期封闭，造成国际化意识不强。由于封闭，中国文化人缺乏对国际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缺乏对国际文化市场规则的了解，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思路，使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缺乏国际化发展意识。中国文化国际化发展存在的外在制约性因素，主要是面临西方国家文化标准垄断与中国文化标准权缺乏的严重问题。现在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他们在全球化中处于主动与决定性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往往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不平等的国际交往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落后国家必须获得西方发达国家认可才能实现国际化发展，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当今文化“全球化”，并不代表全世界的认可或全人类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强势文化操控下的一种主观审视。中国文化向外发展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文化标准、文化观念的制约，不得不陷入西方标准的限制当中，不得不应对西方强势媒体效应下的话语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文化国际化发展的成功是以对西方文化标准被动迎合与自身主动转型为代价换取的。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国际化发展中是不对称的，这更增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发展中的困难。一是发展时间上的不对称。中国文化真正走上国际化发展之路只有短短30多年的时间，当中国文化开始谋求国际化发展之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国际化发展已经走向成熟，造成两者在发展时间方面的不对称。二是文化资源上的不对称。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一般主导着文化的传播工具和途径，这就导致我国的文化产品必须和西方发达国家操控的媒介进行合作，其中当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三是社会制度上的不对称。社会制度方面的影响也是必须考虑的，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方向也不同，我国文化走向世界必然会遭遇更多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方面的压力与阻力。文化标准权是国际文化交流以及意识形态碰撞中的核心权力，中国扩大文化开放必须确立文化的自主标准权意识，在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两方面都要加强标准管理，以标准权带动主动权。一方面，可以借助、承认和接受西方文化标准中的合理性内容，适应这些标准扩大进入世界文化市场的机会；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标准中的有关歧视性内容必须予以反对，不能为了进入西方文化领域而丧失民族尊严，一味地去迎合西方文化霸权。如果忽视了文化标准权，就极有可能在文化安全领域中出现严重问题。

四、文化发展模式与文化发展合力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文化生产方式决定着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对诸多因素之间关系的调整，形成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在文化发展诸因素中起着关键作用，文化发展方向的确定、重大决策的实施、设施的建设及活动的举办等，主要依靠政府推动，而市场、文化生产主体、文化消费主体等因素则起配角作用。政府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实现付出了积极的努力。然而，政府作用过于强大也给文化发展主体、文化产品内容、文化管理体制等带来了诸多限制性因素。政府对文化包办过多会成为文化保姆，对文化部门的指令性任务过多会成为文化工头，从而导致文化部门缺乏竞争力和自我生产机制。政府包办文化的体制显然不符合现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时代要求。二是精英引导模式。文化精英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规范、引导作用，政府、市场、受众等都受到文化精英的引导和制约。这种模式在发挥文化精英主体创造性的同时，却限制了群众文化的发展，无法更好地满足现代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甚至由于强调少数文化人对文化创造、欣赏、参与的垄断权而剥夺了社会大众的文化权利。精英引导模式不符合现代文化民主化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发展，精英文化的边缘化使得精英引导模式也逐渐失去了地位。三是市场驱动模式。作为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而兴起的文化发展模式，市场驱动模式在文化发展的诸因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生产主体、发展资金、消费受众等各种要素配置的基础平台，对文化发展起着导向、调控和制约的作用。市场驱动模式适应了文化与经济密切联系的发展趋势，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资本运营，促进了文化人才的合理流动，为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模式过度渲染商业化取向，冲击了高雅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对其人文精神和文化品位构成很大威胁。

无论是政府主导模式、精英引导模式还是市场驱动模式，都各有侧重，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必须加以整合形成更加合理的文化发展体制和模式，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因此，应该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时代的特征与发展实际，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吸纳各种发展模式优势，探索一条“多种要素合理组合、多元动力良性互动”的模式，实现“目标一致、各有侧重、要素联动、优势互补”的动力组合。首先，公民文化权利实现应该作为核心任务和根本目标，把民众的文化创造、参与和享受程度作为衡量尺度，一切文化活动都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其次，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及意识形态发展方面的职能，为文化发展提供方向指导。再次，突出文化精英在高雅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方面的作用。最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多种要素合理组合、多元动力良性互动的文化发展模式，就是要求文化发展的各种要素都围绕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中心目标展开，真正使政府成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文化方向的把握者以及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者，文化精英成为文化精神的引导者和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市场成为文化产业的推动者、公益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参与者，产生文化发展的强大合力。

五、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模式探索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增强文化的综合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体现在先进的文化价值观中，这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精神引导力。文化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蕴含着国家发展的未来方向，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引导力。能否形成积极向上、科学合理的核心价值观，反映着国家文化发展的程度，同时也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当前，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兴国的思想武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价值寄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指导个人道德实践的明确标准，形成整个社会的精神引导力量。

国家的文化实力体现在深厚的思想积淀当中，这是国家文化的思想凝聚力。文化特色是国家文化的魅力所在，一个有文化力的国家必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性，根据自身的特点形成文化感召力。国家的文化特色和品性来自于国家自身的历史，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元素，这些元素已经浸润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当中，成为当代中国人潜在的“集体无意识”或“性格结构”。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我们应该把这种思想文化积淀转化为思想创造力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内在张力。国家的文化实力体现在较高的国民素质当中，这是国家文化的主体创造力。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人改造自然和自身精神的成果，文化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为人自身服务的，离开了人自身的文化既不可能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文化为人服务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提高人的素质，人的文化品位主要反映在素质和修养上，而国家的文化品位通过国家民众的总体素质体现出来。现代化尽管可以从不同的指标上来界定，但是如果民众文化素质都非常低下的话，无论如何是谈不上什么现代化的。由此，文化建设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全面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学习型社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

国家的文化实力体现在合理的文化结构中，这是国家文化结构的整合力。文化力与文化结构紧密相关，科学合理的文化结构是文化功能充分发挥的重要前提。依据当前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我国文化在功能上应形成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格局。其中，主导意识形态文化体现着国家的总体形象，领导着国家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具有决定和支配地位，当前我国主导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能够产生巨大的信仰导引力量；大众文化因其通俗性与大众化满足了人民群众普及知识、娱乐消遣的需要，规范发展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能够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并产生巨大能量；精英文化主要包括学术文化、科技文化、高雅艺术等，它适应人民群众提升文化品位、提高个人素质、增强实践能力、陶冶道德情操、强化审美修养的需要，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国家的文化实力还体现在文化产业发展当中，这是国家文化的产业发展力。文化力反映了国家的文化档次和发展程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化数量和规模基础上，必须依托生产、商贸、鉴赏、娱乐、消费等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方面依托于丰富多彩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另一方面依托于文化产业的兴旺发达。文化精品和文化品牌都是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文化精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高尚的艺术品位，文化品牌以其较强影响力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强大的促进和带动效应，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提升和文化形象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现在世界性文化交往中，这是国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发展必须适应全球化基本趋势，具备全球性视野与国际化发展意识，积极参与全球文化竞争和各种国际性文化活动以扩大影响力，从而确立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并形成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就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实力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发展力的坚定信心。坚定的文化自信是文化走出去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要树立一种“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相结合的文化观，既丰富本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积极参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在两者互动中提升国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基于文化软实力的这种基本构成，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环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是通过发展主导性文化壮大国家先进文化牵引力。主体的创造力是国家发展的根本，要不断培育更多高素质的现代劳动者并充分发挥其创造能力。国家凝聚力的源泉在于文化，人们之间能够通过文化获得沟通与认同，能够在认知、心理、情感上得到交流、共识与互动，这种凝聚力离不开先进文化及其在对国家、民族精神引导中所产生的强大的牵引力。由此，必须发展主导文化形成巨大的引导力量、塑造民族精神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提升国家品牌带来深厚的认同力量。二是通过发展公益性文化形成国家公共文化牵引力。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参与、文化创造和文化消费构成了大众文化权利的核心内容，而文化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公益性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公共文化牵引力。由此，必须发展公益性文化以推动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必须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政府的文化引领作用；必须要推进体制改革以激发文化创新力的释放。三是通过发展经营性文化形成国家文化产业的牵引力。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此，必须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作者：金民卿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