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瓷茶交通景观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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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时期浮梁(即今景德镇)的瓷与茶，学术界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在浮梁瓷、茶景观研究方面，近数年来詹嘉、江凌、李松杰等也已取得一些成果。但到目前，学术界尚无人对浮梁瓷、茶交通景观作出较为全面的研究，有鉴于此，特写作本文。

一．唐至民国浮梁瓷、茶在国内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唐至民国浮梁的陶瓷和茶叶生产贸易在国内以致世界有很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浮梁瓷、茶的生产均很兴盛，贸易额巨大，畅销全国和海外，这是形成浮梁瓷、茶交通景观的前提。

(一)浮梁瓷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根据文献记载，浮梁陶瓷生产始于汉代，唐代勃兴，宋已闻名天下。清佚名《南窑笔记》载:“新平之景德镇，在昌江之南，其冶陶始于季汉。……迨李唐继起，陶日以工，……而景德陶之著名，则在于宋。盖因陶工制‘景德’年号于器底，故天下咸知有景德之窑。”(1)到明清，浮梁之景德镇更成为全国瓷业中心，处于天下独尊的地位。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2)清裘曰修在为朱琰《陶说》所作的序中也指出:“自有明以来，惟饶州之景德镇独以窑著。”(3)作为全国陶瓷生产中心的景德镇，同时也成为国内最大的陶瓷贸易中心，商贾云集。清吴允嘉《浮梁陶政志》:“景德镇一隅之地，四方商贾贩瓷器者，萃集于斯。”(1)清乾隆年间任浮梁知县的沈嘉徵《窑民行》诗曰:“景镇产佳瓷，……器成天下走。……中外贾客薮。”(1)清郑延桂《陶阳竹枝词》:“九域瓷商上镇来，牙行花色照单开;要知至宝通洋外，国使安南答贡回。(原注:御厂所制瓷器，大半备以回贡，故大内颁样烧造，然镇瓷通商天下，迄今来镇贩者络绎不绝。)”(5)

(二)浮梁茶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唐代浮梁茶业勃兴，产量很高，成为该县经济的主要部门，销往全国各地以致境外。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唐时的浮梁:“按郡国志云斯邑产茶，赋无别物。”(6)唐杨晔《膳夫经手录》:“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7)(《膳夫经手录》)唐王敷《茶酒论》:“浮梁歙州，万国来求。”(8)唐时的浮梁是东南地区最大的茶贸集散中心，朝廷在浮梁所收茶税数额高得惊人。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9)而当时天下每年茶税也不过四十万贯，也即浮梁一县16茶税达全国的八分之三。为何一县茶税占全国比例如此之高，除浮梁本身茶叶产量巨大外，周边产茶大县祁门、婺源和德兴以致更广阔的区域茶叶也在浮梁集散。唐代茶商多在浮梁，浮梁之商甚至成为茶商的代称。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白云前月买茶去，旧唐史风俗贵茶之名，剑南之蒙顶云云，浮梁之商货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浮梁也。”(10)进入宋代由于其它茶产区的竞争，浮梁茶业在国内的地位逐渐下降，但仍保持区域茶贸中心的地位。到了清代民国，由于销往西方国家红茶贸易的兴起，浮梁茶叶生产贸易重新崛起，成为国内位居前列的少数红茶生产大县之一。民国七年(1918年)修《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江西之茶为国货大宗。……浮梁茶。磻村葛坪山、青龙山，高逾四千尺，产仙芽茶，味香色浓，外人乐购之。……浮梁县。浮梁茶，唐时已著名，今红茶畅销海外，均为国货大宗。”(11)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修水红茶与茶业贸易之改进》:“茶，江西之特产也，……其在我国茶叶所占之地位，概极重要。省内产茶较著者，为修水(即旧宁州)，浮梁，武宁，德兴及铅山之河口等处，……”(12)

二．唐至民国浮梁陶瓷、瓷土、窑柴、茶叶的交通运输

由于浮梁瓷、茶生产贸易在国内的重要地位，极大促进了浮梁所产陶瓷、茶叶以及陶瓷生产主要原料瓷土和主要燃料窑柴的交通运输。

(一)陶瓷的交通运输

唐以来浮梁是国内陶瓷的主要产区，明清更成为瓷业中心，陶瓷产额很大并大量外运到全国各地以致海外。清代，浮梁景德镇有100余座大窑，年产600万元(银洋)以上的瓷器。清代每年解运御瓷600余桶，计29000余件。景德镇每年瓷器输出数十万担，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为47万担，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0万担。其中相当一部分出口海外，清同治年间景德镇年平均瓷器出口量为17638担，光绪年间为30644担，宣统为59576担，民国元年至二十一年(1912－1932年)为74003担。(13)唐代以来景德镇瓷外运主要有南路和北路两条路线。南路经昌江入鄱阳湖，经吴城镇(赣江流入鄱阳湖的入口)进入赣江，溯赣江而上翻越大庾岭经北江至广州，从广州将瓷器销售到海外，在清朝广州一口通商时期，这条线路一度是景德镇瓷出口海外的主要线路。北线是景德镇瓷从昌江入鄱阳湖，再进入长江，如运销到国内可通过长江将瓷器运到长江上下游的各个口岸或者沿大运河北上将瓷器运到北方，如欲运销到海外可出长江口将瓷器运至宁波、泉州、上海等沿海港口城市，再将景德镇瓷运销到海外。(14)景德镇瓷的外运主要通过水路，但也有部分是通过陆路输出的。《江西省交通志》:“至明代，……由于昌江本系滩河，下游礁石多，常有覆舟之虞，加之陶瓷的碎片碎屑倾积江中、河道淤浅，行船困难。明代御窑厂瓷器遂采取陆路运输，由景德镇将瓷器装桶，通过肩挑或土车运至安徽建德、池州等地，再逐县交递解赴南、北京。其他商品瓷也是从景德镇先运到建德、池州，然后运销全国各地。”(15)另在民国时期景德镇曾短暂通过公路用汽车运输瓷器，但量很小。“景德镇公路通汽车，始于1934年。……其中在瓷器运输上发生作用的是景湖和景黄公路，一个是瓷器到了湖口、九江，可以入长江改用水运;一个是瓷器到了南昌，可以改由铁路运输。但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交通事故在陆路上频频发生，而汽单容量少，货车缺，运费又贵，所以在解放前，景德解瓷器的运输，主要还是靠水运。”

(二)瓷土的交通运输

瓷土是陶瓷的主要生产原料，景德镇每年的瓷土消耗量是十分巨大的。如民国八年至十六年(1919－1927年)，浮梁东乡和南乡一带每年出产瓷土、釉果2250万块，余干、余江、贵溪、星子、鄱阳、祁门等地年产各种瓷土1700万块，皆运往景德镇。明代以前，浮梁境内所产瓷土基本能满足瓷业生产的需要，到清代因为本地瓷土一定程度的枯竭以及需求量的增加，瓷土开采扩展到外地。浮梁境内瓷土由东河、南河、西河转昌江水运至景德镇;余干、余江、贵溪的瓷土由信江入鄱阳湖，再经饶河溯昌江而上运至景德镇;星子瓷土由鄱阳湖经饶河溯昌江而上运至景德镇;鄱阳、祁门瓷土分别从昌江下游溯江、从昌江上游顺江运到景德镇;乐平、万年瓷土由乐安江转昌江输送至景德镇。明清时期昌江上运送瓷土的船只是很多的，清代一些诗人的作品多有反映。清凌汝锦《昌江杂咏》诗曰:“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舂得泥稠米更凿，祁船未到镇船回。(原注:米运祁门上水，不下景镇下水，故迟速不同。不，敦上声。)”(5)清郑延桂《陶阳竹枝词》诗曰:“天宝桥边水碓舂，麻村老土胜提红。安仁船载余干不，同府同帮货不同。(原注:提红，不名。麻村，在邑东，产老土，向胜提红。今多用余干提红，年以安仁小船载来货卖。)”(5)清龚磻《陶歌》:“在山石骨出山泥，水碓舂成自上溪。要是高庄称好不，不船连载任分携。(原注:唐观察英字隽公图说，所谓取土皆采石制炼。)”(5)

(三)窑柴的交通运输

窑柴是唐至民国陶瓷生产的主要燃料，分为松柴和槎柴，松柴系指大松树块柴，槎柴指松枝和其它杂枝，前者烧细瓷，后者烧粗瓷。民国三年(1914年)以前，每年由各地船运至景德镇的窑柴达650万担(松柴400万担，槎柴250万担)。(18)浮梁各乡所产窑柴主要通过昌江各支流转昌江运至景德镇。东河、南河、西河、北河、建溪河、明溪河、林村河这七条支流各有若干个窑柴装运码头，少则五六个，多则十余个。山区窑柴经砍伐通过水力、人力运至各码头后再船运到景德镇，民国年间浮梁主要运输窑柴的船只达2000余艘。随着窑柴需求量的增加，窑柴产地逐渐扩展到鄱阳、万年、乐平、婺源、祁门、都昌、湖口、至德等地，通过长江、乐安江、信江、鄱阳湖、昌江等江河湖泊辗转运到景德镇。景德镇昌江河边有窑柴搬运码头18个，主要是朱氏弄、斗富弄、彭家弄、刘家弄、玉路弄、花园弄等，这些搬运码头分别靠近城区的几十座柴窑。(18)清代郑延桂的两首诗歌对景德镇昌江岸边窑柴运输的繁忙景象有生动描述。其一:“码头柴槎各分堆，伙计收筹记数来。窑位客行催更紧，后先三日一回开。(原注:烧窑多以三日为度，柴槎两帮各有挑柴码头。客行把庄催讨瓷器谓之催窑位。)”(19)其二:“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将黄土来。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原注:中渡过河西多有坯房匣厂，又为柴槎码头，争渡者日夜不息。)”(5)

(四)茶叶的交通运输

在浮梁集散的茶叶唐代达每年700万驮，约合全国的八分之三。清末民初浮梁每年茶叶运销量一般在3万担以上，宣统三年(1911年)达最高值6万担。(20)除浮梁本地之茶外，周边婺源、祁门、德兴、乐平、休宁的茶叶也大多在浮梁集散。历史时期交通繁忙的河道昌江，有相当一部分船只是运送茶叶的。清程鸿诏《浮梁县》诗曰:“风送菜花香，江干住客航。买茶人不断，应是到浮梁。”(21)唐至民国浮梁茶的外运线路多次发生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唐到清乾隆年间，浮梁茶的运销线路是从昌江各支流(北河、东河、西河、南河等)运入昌江再入鄱阳湖，从鄱阳湖进入长江，由长江经过大运河或者溯汉江北上将茶运到北方以致境外。(22)第二个时期从清乾隆年间至咸丰十年(1860年)，茶叶运销线路是从昌江进入鄱阳湖，从鄱阳湖溯赣江而上，翻越大庾岭经珠江水系到达广州，从广州出口到海外。为何运销线路发生变化磻主要原因一是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以后，刺激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江西茶叶从主要销往北方转变为销往海外;二是乾隆年间清政府下令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溯赣江而上翻越大庾岭再通过珠江水系至广州成了江西茶叶外销的最佳路线。(23)第三个时期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浮梁茶经昌江、鄱阳湖到达长江沿岸城市九江，再从九江运至汉口或上海，从汉口或上海将茶叶运至海外。为何1861年运销线路又发生变化磻上官俅《江西茶叶之概况》:“鸦片战争以后，九江即已辟为商埠，本省一切输出物产，莫不以此为转运枢纽。于是茶叶输出，亦渐渐转由此地分运沪汉销售矣。大概赣东浮梁一带之茶，多由鄱阳湖水道经湖口转运九江换船，……再换江轮转运。惟初时概系运往汉口销售。在欧战期间，渐有转趋沪上销售之势。”(24)运销线路发生变化实与两次鸦片战争使九江、汉口、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有莫大关系。第四个时期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运销线路变为从景德镇用汽车将茶叶运到鹰潭，在鹰潭上火车通过浙赣铁路运至上海，再从上海运销到海外。(20)运销线路发生变化的原因为到1936年景德镇至鹰潭的公路修通，浙赣铁路通车，汽车、火车之运输较之水运远为方便快捷。

三．唐至民国浮梁极为繁忙的水上交通网

(一)浮梁繁忙的水上交通

历史时期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南河、、西河、北河等呈现交通极为繁忙的景象，浮梁县境内以昌江及其7条支流航道为主要航线的航程共423公里，其中昌江112公里，每日航行船只过万，运输的主要商品为瓷器、茶叶及制瓷的原燃料瓷土、窑柴等。《景德镇市交通志》:“昌江……起自皖赣交界的倒湖，……沿途有杨村河(笔者注:又名北河)、明溪河、建溪河、东河、西河、南河等支流汇入，流域内物产丰富，……景德镇和祁门的红茶、竹木称著，特别是景德镇的瓷器名扬天下。古往今来，昌江为市境经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解放前，祁门、浮梁、余干、余江、星子等10多个县的瓷土，都昌、乐平、鄱阳、余干、祁门、浮梁等县的窑柴，祁门、婺源、浮梁等县的茶叶、木材、农副产品和景德镇的瓷器，均经景德镇港起卸和转运出口。……民国年间，瓷器及原料、燃料的吞吐量每年约二三百万担。”(13)明缪宗周《兀然亭》诗曰:“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工人莫献天机巧，此器能输郡国材。”(5)清郑凤仪《浮梁竹枝词》:“碓厂和云舂绿野，贾船带雨泊草蓬;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1)

(二)浮梁的船行、船帮及水上交通工具

历史时期浮梁的水上交通组织主要有两大类，船行和船帮，二者性质各异。船行是商业性质，与运输联系很大，各地商人需船运货出口，必须由船行通知船帮，再由船帮安排船只。船帮由把头把持，他们对船只限制较严，东河的船不能走西河，南河的船不能走北河，各种船只都有自己的航行范围和航区。清末民初，有鄱阳、祁门、浮梁、都昌4帮，后来改为6个帮公所，因船民受压迫愤而上告，省政府批准改为18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又改组为10船帮，共有民船3250余条。至于船行，从清末至解放初期的三、四十年间，先后开设过23家。(18)由于资料缺乏，唐至民国各个时期水上交通工具的演变已难以详考。民国时期浮梁的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有竹筏和木帆船两类。竹筏由大毛竹12根编成一排，是浅水运输工具，虽制作成本小，但装载货物不多。木帆船又分为无帆船和有帆船两类。无帆船主要有鸦尾船、小扶稍船、东港船、西港船、北港船、南港船各种类型。鸦尾船是景德镇的门户船，明代开始使用，小扶稍船与鸦尾船相似而体积稍大，东港船主要航行于东河，西港船主要航行于西河，北港船航行于北河，南港船航行于南河。有帆船主要有罗荡船、刁子船、大扶稍船等。罗荡船、刁子船船型大体类似，常年行驶在昌江下游，大扶稍船多由鄱阳湾山、古县渡、磨刀石、莲湖等地人驾驶。另外浮梁河道之上还有来自南昌、婺源、祁门、万载、九江、高安、德兴、广信、余江、余干、抚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外地的沙排子船、麻雀子船、贬咀船、得化船、倒划子船、乌龟子船、巴斗船、刁子船、横板船、土苟船、铲子船、抚船等类船型(13)

(三)浮梁地理位置对瓷、茶两业的重要作用

浮梁瓷业在唐代崛起，明清成为全国瓷业中心，实与昌江临近并沟通了全国的交通大动脉有关。浮梁在唐代成为东南最大的茶叶集散中心，以后历代仍长期保持区域茶贸中心的地位，亦与昌江这条河流有密切关系。“隋凿大运河，江西航路进一步纳入了全国水运网之内，以江西为中枢的海上丝瓷之路逐渐替代了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15)大运河开凿后，大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横贯东西的长江成为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浮梁景德镇处于南北东西交通大动脉中心位置附近，昌江恰到好处起到了与两条交通大动脉沟通的作用。付火水、罗亨江《历史地理学视角中的景德镇陶瓷生产》指出:“明清时期，珠江水系———大庾岭———赣江———鄱阳湖———长江———大运河是当时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而景德镇市明清时期最靠近这条大动脉的窑厂，地理优势得天独厚，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海禁时期、在一口(即广州)通商时期，景德镇几乎可以垄断对外陶瓷贸易。”(25)蔡定益《论明清时期浮梁的茶史茶文化》亦指出:“昌江是浮梁、祁门、婺源、休宁等县茶叶外运最便捷的孔道。昌江源出安徽徽州祁门之大洪山，自东北流向西南，经祁门、浮梁和鄱阳注入鄱阳湖，从鄱阳湖上可进入东西交通的大动脉长江，下可入南北交通要道赣江，昌江周边各地的茶叶只要进入昌江就可便利进入沟通中国东西南北的最重要交通线路。”(23)

四．唐至民国浮梁瓷、茶交通形成的聚落

由于瓷、茶交通的促进作用，在浮梁水运交通网上形成了景德镇、湘湖、湖田、瑶里、东埠、勒功、峙滩、港口、桃墅、江村、磻溪等聚落。

(一)景德镇

唐至民国浮梁境内的景德镇逐渐演变为最大的聚落，宋代就已和樟树镇、吴城镇、河口镇并列为江西四大镇，明清进一步与汉口镇、朱仙镇、佛山镇一起成为中国四大镇。明岑万在《兀然亭》诗中已把景德镇称为“万家镇市”:“万家镇市红尘合，……征人舟楫几时回。”(5)明王世懋在《二酉委磻》中描绘景德镇为:“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1)(第64页)清唐英《陶冶图编次》:“景德一镇，僻处浮梁，邑境周袤十余里，山环水绕，中央一洲，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藉瓷资生。”(26)清蓝浦《景德镇陶录》:“景德镇属浮梁之兴西乡，去城二十五里，在昌江之南，故称昌南镇。其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嘴，前、后街，计十三里，故又有“陶阳十三里”之称。”(27)景德镇成长为浮梁最大的聚落，明清全县瓷业几乎均集中于此，这与该地所处的优越地理交通条件密切相关，景德镇位于东河、南河、西河汇入昌江的中心地带。元以前景德镇城区基本还主要是全县瓷器集散贩运的场所，地位与生产瓷器的湘湖、湖田等地类似，从唐到元，窑场分散在周围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到了明代，随着瓷业的发展，各工种分工合作的需求越来越强，愈益要求高度集中，景德镇处于浮梁水运交通网的核心地带，能够便利获得全县以致外地的瓷用原、燃料，于是明代开始景德镇便成了以制瓷业为主瓷窑林立的工商业集中场所。(28)清佚名《南窑笔记》记载了由于交通原因瓷业向景德镇集中的情况:“至景德镇之相去二十余里，旧有湘湖、莹田、湖田等窑。……继以三窑处于山僻，挽运维艰，故不旧传。惟景德舟车物力通便，为两江都会，而业陶者多于是居焉。”(1)

(二)湘湖

湘湖位于昌江支流南河的中游北岸，交通较便利，能方便获得周边丰富的瓷土、窑柴，所产陶瓷可从南河入昌江外运，促进了宋元瓷业的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聚落。清蓝浦《景德镇陶录》:“湘湖窑。镇东南二十里外有湘湖市，宋时亦陶。”(27《)景德镇市地名志》:“湘湖街。……北宋，由于陶瓷业生产发展，逐渐繁衍成商业集市。是浮梁县四大名街之一。……历史上时陶瓷生产基地之一，现存有古瓷窑遗址。”(29)明代由于瓷业向景德镇集中，湘湖趋于衰落。

(三)湖田

湖田位于南河下游南岸，交通便利，加之南河流域丰富的瓷土和窑柴，因瓷业的发展而成为相当规模的聚落。据《景德镇市交通志》:“(湖田)从五代到明清，均为景德镇的陶瓷烧制区，有古瓷窑7处，是瓷器集散地。元代，蛤蟆石码头建立之后，常有数百只大商船泊此运输瓷器，还有渡船方便瓷匠过河，贸易发达，运输繁忙。”(13)《景德镇市地名志》:“湖田。……南河南岸，南山路东端的平畈上。从五代到明清，均为景德镇的重要陶瓷烧制区，有古窑多处。并发展成为集市，曾称湖田市和湖田都。”(29)

(四)瑶里

瑶里位于东河上游南岸，所产瓷器可沿东河到达昌江，周边瓷业生产的原燃料丰富。《景德镇市地名志》:“瑶里，古名窑里。远在唐代中叶，这里就是生产陶瓷的手工业作坊，因瓷窑出名而得名。……瑶里盛产瓷土和釉果，历史上是景德镇市陶瓷生产的摇篮。宋代初期，为瑶里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当时有瓷窑80座，水车200乘。随着各地瓷土矿藏的不断发现，制瓷业转入人烟集中，交通方便的景德镇，瑶里才以开采矿石，舂制瓷土为主要工业。……解放前是个小集镇，人口稠密。”(29)

(五)东埠

东埠位于东河中游，是由于装运高岭瓷土而形成的集镇聚落，瓷土沿东河可船运到景德镇。东埠码头明清时聚集大量船只，载运量很大。东埠街码头乾隆四十五年“奉勒石永遵”碑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东河瓷土不分婺浮船只，听客雇载，……船只鹜集，载运纷上。”(30《)景德镇市地名志》:“东埠。……至明代，运销瓷土船只多在此东河边停泊，商业繁荣兴盛，成为一埠头集镇。”(29)

(六)勒功

勒功位于昌江支流北河上游南岸，是茶叶和窑柴的转运地，周边茶叶、窑柴先集中于勒功，再从北河入昌江。《景德镇市地名志》:“勒功街。……古时，为粤、闽、赣诸省北上以及苏、浙、皖南下经商的要道。明朝初，已形成一条长街。……开设有酒坊、油坊、屠店、豆腐店、茶号、布店等10多家店铺。还有4个船泊码头，装运窑柴的船经此者多时每天有300余只。”(29)

(七)峙滩

峙滩位于北河下游汇入昌江处，周边茶叶、瓷土和窑柴先在此聚集再转运出去，因而形成聚落。《景德镇市交通志》:“峙滩码头位于市区峙滩村东面的北河上，距市城区50公里，为昌江上游航线之中转码头。明末清初，峙滩镇是窑柴、木炭、农副产品的集散地，码头舟楫云集，祁门茶叶、瓷土和附近各乡土特产品皆运此成交，……是旧时有名的港口码头，商业繁荣，是祁门瓷土、浮梁窑柴和日用品的水上交通运输要道。峙滩镇历史上为一商埠集镇。”(13)

(八)港口

港口位于北河上游两条支流的汇合处，附近茶叶、窑柴集中于此再沿北河、昌江水路转运出去。《景德镇市地名志》:“此地为杨村河(笔者注:即北河)上游两支流交汇处，……此河上通徽州，下达饶州，是一个水陆码头，逐步形成浮北的四大集镇之一。民国初期，有茶号七家，运载窑柴船三百余只。‘前街豆腐中街酒，五股弄里撑船的家家有’民谣反映了当地商业、运输业的繁荣景象。”(29)

(九)桃墅

桃墅是北河上游因茶叶集散而形成的聚落。早在唐代，桃墅就成为浮梁最大的茶贸中心，而瓷以昌南镇为主要集散地。(31)一直到民国时期桃墅仍为浮北最大的市街，市场范围约70平方华里，附近20里以内村庄所产红茶大都运到桃墅出售。(32《)景德镇市地名志》:“桃墅店。……堂舍建筑华丽，店铺甚多，……尤其是茶号，有十三家之多，故名桃墅店。……曾经设镇，名桃墅市。为浮梁县北乡四大名街之一。”(29)

(十)江村

江村是北河支流林村河畔由于茶叶转运而形成的聚落，周边茶叶集中于江村后通过林村河、北河、昌江水运而出。《景德镇市地名志》:“(江村)乡境自古就是种茶的地方，江村是‘大户三千庄八百’的集镇，清末有茶号13家。……有‘一桃墅，二江村’的说法，是浮梁北乡第二大集镇。清朝，此地店铺和茶号甚多。”(29)

(十一)磻溪

磻溪是北河上游因茶贸而形成的较大聚落。《景德镇市地名志》:“磻溪。……民国初年，有男丁八百，为一集镇，有杂货店、烟店、药店、百货店、米行和屠店等。茶叶运销上海、汉口、九江等地，颇负盛名。农民的茶叶收入占总收入的80%。”(29《)磻村汪氏宗谱》:“海通以来，磻溪以茶输出外洋，……挟巨资联翩沪汉之滨，与中外名流硕彦相往还，……阅数年辙一，至其户口增长之数，月异而岁不同，今则且倍，财赋则倍，且从事初时，预觉其村居之中，尚有湫隘者，继则轮换一新矣。……而其于茶也，农诵杜育之赋，工通陆羽之经。”(33)

五．唐至民国浮梁的交通信仰景观

历史上浮梁是一个宗教事业发达的地区，即使到民国年间，较大的庙宇仍达145处。(20)(第237页)浮梁在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交通信仰景观有天后宫、真武殿、三闾庙、杨泗庙、汪王庙等。

(一)天后宫

天后宫，建于清康熙年间，祀天后娘娘，与福建会馆是合二为一的。天后娘娘为海神，为何处于内陆的浮梁景德镇会有天后宫，这是因为景德镇有大批来自沿海省份福建的瓷商，天后娘娘成为了福建瓷商信奉的水上交通保护神。(34)景德镇天后宫内的装饰布置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天后作为水上交通保护神的特征。该庙宇殿堂图案以外海、海浪、帆船为主体，有大量的海怪水兽以及航海景观，这在景德镇地方性古建筑上极为少见的，反映了福建沿海人民与海的密切关系，明显地有别于景德镇其它庙宇，会馆的人物、鸟兽、花卉的雕刻图案。天后宫正殿供有天后娘娘，后殿放牌位，并有‘顺风耳神’与‘千里眼神’。(35)清康熙年间在景德镇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曾叙述过天后宫的来历:“有一位富商曾漂洋过海出外经商，据他说有一次正当暴雨最猛烈时，天后向他显灵了，他认为天后保佑才使他幸免灭顶之灾。为了还愿，他新近倾其所有为天后造了一座庙，其宏伟程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庙宇。”(36)

(二)真武殿

真武殿，祀真武，明清两代皆为御窑厂内供奉的三神灵之一。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记述了明代的御窑厂:“厂内神祠三，曰玄帝、曰仙陶、曰五显。”(卷七《陶书》)玄帝、仙陶、五显分别指的是真武、童宾、华光。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则记载了清代御窑厂内的神祠:“厂内神祠三:曰佑陶灵祠;曰真武殿;曰关帝庙。”(27)真武在明清时期是浮梁景德镇被广泛信仰的水上交通保护神。真武，本称为玄武，北宋时为避讳改为真武，又被称为真武大帝、玄天上帝等，为道教大神之一。真武在宋以后逐渐成为地位很高人格化的水神，其崇拜本源于星辰崇拜(北方七宿)和动物崇拜(灵龟)。因北方属水，龟为水母，所以真武崇拜从产生时就开始有一定水崇拜的性质。明清景德镇作为全国的瓷业中心和人员物资往来极为频繁的工商业城市，其对外交通、贸易主要依靠水运。水运对保证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兴盛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需要一位专门的神灵来护佑风波险恶的水上交通运输，真武作为法力高强的水神因此被特别信仰，从而成为景德镇瓷业的行业神之一。

(三)三闾庙

三闾大夫庙，简称三闾庙，又名忠洁侯祠，祀屈原、许真君、杨泗将军、催生娘娘。相传其庙始建于唐，位于浮梁景德镇西河汇入昌江的南岸，附近街道因三闾庙而得名，三闾庙街是明清时期景德镇商船云集、人声喧哗的水路码头。为何景德镇会有祀奉屈原的三闾庙，主要原因在于宋以来屈原逐渐成为保护水上交通的水神。元人所撰《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江渎，楚屈原大夫也。”(37)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岁令一》亦曰:“江神即楚大夫屈原。”(38)另外景德镇三闾庙内同时祀奉的许真君、杨泗将军也是当地民众信仰的水上保护神。

(四)杨泗庙

杨泗庙，祀杨泗，为浮梁西河船民信奉的水上交通保护神。杨泗即南宋初领导了洞庭湖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杨幺，因曾率水军与官军大战，被奉为水神。据《景德镇市地名志》:“杨泗庙。在康乐山西北1公里，西河东岸平畈上。……西河船民为祈求‘神灵’保佑航行安全，集资在此建杨泗庙，故名。”(29)

(五)汪王庙

汪王庙，祀汪华，为浮梁北河船民信奉的水上神灵。汪华隋末唐初曾据有歙、饶等六州，为当地民众敬仰，逐渐成为北河水神。《浮梁民俗》:“浮梁船民信奉龙王、汪王、河伯、孟婆等，认为行船安全与否均和这些神灵有关。”(39)

六．民国时期浮梁瓷、茶交通近代化的努力

因为有了昌江这条沟通全国水运网的通道，在古代浮梁的瓷、茶交通外运是较为便利的。但到了近代，由于海运、铁路新的交通方式大规模兴起，浮梁地理位置不在全国主要海运和铁路交通线路附近，开始显得偏僻，相形之下交通愈益困难重重，甚至瓷运从景德镇到九江比中国到欧美更费时，茶运从江西到上海比印度至英伦花费更大，交通成了制约浮梁瓷、茶两业进一步发展以致导致其衰落的重要因素。江思清20世纪30年代在《景德镇瓷业史》中述及了景德镇交通的困难以及对瓷业的阻碍:“景德镇的交通命脉，就是昌江。昌江夹在万山之中，自然一面是水流急湍，一面是沙滩最多，因此景德镇的运输，是十分困难的。在轮船火车交通的今日，而景德镇还只有小帆船来往其间，并且时时发生危险。……似这种运输手续之烦，运费之大，姑且不谈，而费时之久，恐怕比由中国坐海轮到欧美还要多吧磻……如釉灰如松柴等原料，都取之数百里之外，以运输不易的关系，都增贵数倍，成本既贵，瓷价不得不提高，这与瓷器销路自然也有影响。同时因为交通不便，风气也因之闭塞，在瓷业改良方面，很难着手，江西陶业学校之设立于饶州，就是例子。”(40)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所编《江西经济问题》亦认为交通不便是导致包括浮梁在内的江西茶业衰落的重要原因:“茶业衰落之原因可得而言者，……至于运输交易方面，则运输困难，贸易周折及洋商操纵，实为主要弱点。运输上，产在崇山峻岭中之茶，贩运以达于市场，肩挑背负，已觉费力，再由市场转运他处，沿途又多勒索。加之年来治安不良，道路荆棘，运输之困难，不可言喻，赣茶运至上海，竟较印度茶运至英伦之水脚，所费为大。”(41)

要挽救衰落的浮梁瓷、茶两业，必须实现交通的改良，使其近代化。20世纪30年代国家在浮梁交通方面已逐渐推行一些措施。在陶瓷交通运输方面主要措施有修建公路并建议修建铁路、瓷业外迁至鄱阳九江等地;在茶叶交通运输上主要为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实行茶业统制。30年代黎浩亭所著《景德镇陶瓷概况》描绘了浮梁及周边修建公路促进了陶瓷及其原料运输的情况。“近日之交通，日见便利，已通车之公路，有景黄及景湖路之景鄱段。景黄路可直达南昌、余干及黄金埠，瓷土已可由此路运往景德镇。此二路每日均有客货车往返，景湖路之全线，亦已完成通车。已开工者有景祁路，不日亦可完成。此路完成后，则祁门瓷土，明沙高岭、寿溪釉果等原料之运输，亦甚便利。”(42)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江西省政府委派杜重远在景德镇调查，他建议在浮梁修建铁路以解决交通困难。“近闻景湖公路(景德镇到湖口)业已修好，不如改公路为铁路，只铺以轻便铁轨兼购一小机车专为运货之用，非特瓷器遍于运输，即婺源祁门之茶，亦找到出路矣。”(43)

由于景德镇交通的不便，清末开始就已有一些人主张将瓷业外迁到交通便利之处。官方背景宣统二年(1910年)创办的江西瓷业公司虽总厂仍设于景德镇，但另设分厂于鄱阳，同时在分厂附建江西陶业学堂，已有将瓷业外迁的趋势，交通的考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17)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景德镇成立的江西陶业管理局最重要的内容是计划创建江西光大瓷业公司，地点却选在九江，原因是“九江交通运输既便，采取原料亦较近;且为通商口岸之一，将来产品推销各埠自较便宜”。(17)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也主张景德镇瓷业外迁。“吾欲于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建设一鄱阳港，……江西省每县均有自然水路联络之，若更加以改良，则必成宏伟之水路运输系统。……景德镇磁器工业应移建之于此地。盖以运输便利缺乏之故，景德之磁常因之大受损坏，而出口换船之际，尤常使制成之磁器砸损也。……盖此地收集材料，比之在景德镇更为便宜也。”(43)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皖赣两省成立红茶运销委员会，进行红茶统制，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为解决皖赣两省红茶交通不便、转运繁琐的问题。红茶运销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统制交通运输，其中浮梁红茶由官方组织沿景南路用汽车运到鹰潭，再沿浙赣铁路用火车运到杭州复转上海。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皖赣红茶总运销处工作报告》:“查以前箱茶均循昌江至鄱阳，经九江以达上海，转辗既多费时恒在一星期以上，况鄱阳湖浩荡无际风波难测，本处为策安全求迅速轻成本起见，故于宁茶之外决舍水道而就陆运”(44)。同年《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设立经过及其成绩》:“浮梁茶箱，以汽车运至鹰潭，转交浙赣铁路径运上海，由该会设景鹰运输事务所司其事。”(45)

民国时期浮梁瓷、茶交通近代化的努力虽多少有些成效，对瓷、茶两业也有些促进作用，但作用极为有限。浮梁及其周边的公路路况差、汽车少、运量微，而且由于战乱公路和铁路之交通也是时断时续，至于在浮梁境内修建铁路并将瓷业外迁至鄱阳或九江的建议则根本没有实现，昌江这条小河仍在勉为其难地发挥着交通主干道的作用。浮梁瓷、茶两业交通真正完全实现近代化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