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禁军粮食供应及漕运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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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中记有时任翰林学士张方平（1007-1092）对宋仁宗上奏，其中有：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葱韭不得入营门，岂知鱼肉之味。每请月粮时，营在城西者，即于城东支，营在城东者，即于城西给，不许雇车乘，须令自负以劳役之。令行禁止，军士亦以足用。今则异矣。1这是张方平对宋太祖时禁军军规的追记。该军规在宋代典籍中多次出现，史源大都出于此处，体现了太祖对京城禁军在衣食方面的严苛。而在京禁军的粮食供应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所谓“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故于兵食为重”。1本文即从太祖对禁军的军规出发，对北宋开封禁军的粮食供应及其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揭示太祖时（960-976年）这一问题的几个侧面。2

一、五代以来禁军与漕运的趋势

宋初，太祖沿袭五代后唐明宗以来的对禁军发展的方针，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3具体表现为强化最可信赖的侍卫亲军，逐步解散和重编其它各军队，其实质就是将国家主要暴力机关———军队一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五代后唐时即已开启。4而根据宋代文献的追记，后晋、后汉兵力不下“数十万”，5后周兵力也有“十二万”6。可以此管窥诸代的禁军数量。禁军作为中央直接掌握的正规军，大部分驻扎于京师之地，而紧随禁军扩大而来的是对其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使得更能依仗漕运粮食的开封，成为后晋以后乃至北宋的都城。史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正是这种优势的体现。7以往论及开封成为都城便利的漕运条件，往往首先归结于汴河的流通。但五代时，汴河的运输因天灾人祸而不能运输：一来是“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8二来由于五代时国家的分裂，能够提供汴河漕运谷物的大部分地区在与中原政权相敌对的吴（后为南唐）的控制之下。至周世宗时，开始着手恢复汴河：“上谋击唐，先命武宁军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9这是为亲征南唐所做的准备工作。同时，世宗还命周景疏浚汴口。10本打算“汴口既浚，舟檝无壅，将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但“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后，11淮南却因连年征战，加之遭遇饥荒，使得该地区并无粮食能够运抵开封，反而需要借用调动国库粮食赈济，1而此时的漕运主要依靠齐鲁，显德四年四月，“诏疏下汴水一脉,北入于五丈河,又东北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2但世宗恢复汴河漕运的目的可谓明显。可见，五代以来发展禁军扩展中央集权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遇到漕运粮食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使得漕运便利的开封成为首选。五代政权为稳固政权，开始了整顿漕运的努力，这些政策都为宋初所沿袭。

二、宋太祖时漕运的情况

回到文首所引的张方平奏言，此奏言之所以引起笔者的注意，首先在于“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葱韭不得入营门”———这一对禁军士兵衣食看似不通情理的规定。关于宋初禁军着装长短，河南巩义宋陵西村陵区永安陵（追尊为宣祖墓）、永昌陵（宋太祖墓）的神道控马、仗马官就可能代表当时皇城禁军军士服饰，其制大多确未过膝。3而对葱、韭的限制，则更为不通情理。葱、韭本是常见菜蔬，葱且不言，韭菜却是宋初诏令申明延续后周诏令的男女必种之物，且将此举作为官吏考核的一项措施。4况且根据宋太祖时修订的《开宝本草》记载，5韭菜“可久食”。6而太祖虽严令诸军“葱韭不得入营门”，却仍有多次赐予军队与葱韭同类蔬菜姜的记载。7与此军令类似的是《梦溪笔谈》的记载：“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8可见，这两条规定———严令禁军士兵着装不得违制、葱韭不得出现在军营，都可视作太祖为避免士兵染上骄横奢侈的风气而采取的措施。奏言还阐述了太祖对开封城内禁军驻扎地与粮食仓库分离的现象，而这与漕运河流所辐射的漕运区域存在着关联。根据漕运河流的不同，供应区域也不尽一致，黄河也在宋初用于漕运。9通过《宋史•食货志》，我们可以划分出五丈河和蔡河漕运粮食区域的不同：五丈河为京东路十七州的粟帛，蔡河为淮北六州的粟帛。京东路设立于开宝元年（968），10十七州设废时间不一，但京东十七州和淮北六州本就是北宋接手的后周以来的地域，供应区域的沿袭也是必然。宋初王曾（978-1038）《王文正公笔录》则更加明确记述当时漕运情况：国初，方隅未一，京师储廪仰给唯京西、京东数路而已，河渠转漕，最为急务。京东自潍、密以西，州郡租赋悉输沿河诸仓，以备上供。清河起青、淄，合东阿，历齐、郓，涉梁山泺、济州入五丈河，达汴都，岁漕百余万石。所谓清河，即济水也。而五丈河常苦于浅，每春初农隙，调发众夫，大兴力役，以是开浚，始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属意。至岁中兴役之际，必舆驾亲临督课，率以为常。先是，春夫不给口食，古之制也。上恻其劳苦，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1由此可知，宋建国之初，开封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唯京西、京东数路”。上述史料详尽地描述了从京东诸州到开封五丈河的漕运路线。而此路线能“岁漕百余万石”，可见京东诸州漕运粮食之多。2同时，太祖在五丈河流经的京东地区设置了发运使，亦可见京东地区在宋初漕运地位的凸显。3同时，上述史料还反映了太祖对于疏浚漕运河流的重视。正所谓“汴都仰给漕运，故河渠最为急务”。4太祖自建国之初就对汴河、蔡河、五丈河的治理事宜极为重视，多次亲临治理工地，并曾夸耀这三条河流是自己的“三带”，可见三条漕运河流在太祖心中的地位。5关于当时开封附近河流，可参看下图：关于宋初整顿漕运河流的分析，前人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7值得注意的是汴河的漕运。汴河在宋初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航行的，8虽然史料直到开宝五年（972）才出现来自淮南的漕运谷物到达京师，9至太祖末，两淮运到京师的粮食已有百余万石。10可见，汴河运输到京师的粮食数量已日渐增长，这也与太祖晚年禁军数量增加的趋势一致。综合各种史料，太祖时禁军的兵力是受到控制的，驻扎开封的兵力大概始终在十万左右，1尽管时有拣退老弱、以州军补阙禁军，乃至补充开封禁军之举，但可能是因消灭十国割据政权过程中，因军力不足而采取的措施。2故总体而言，太祖时的禁军驻扎京师比起后世的太宗至仁宗时却是较少的。即便如此，太祖晚年仍“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3这是太祖并不过分倚重汴河的漕运的症结所在，也或许是史料中汴河漕运相对不显的原因。

三、宋太祖行幸与禁军的粮食供应

再来看奏言中“每请月粮时，营在城西者，即于城东支，营在城东者，即于城西给，不许雇车乘，须令自负以劳役之”，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先生根据对开封的禁军的这项政策认为驻扎开封的禁军大多位于开封城西。笔者受此启发对太祖时禁军驻扎开封的一些细节展开分析。本军规在宋代史料出现颇多，下列举几条与张方平奏言小异的史料：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佣僦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4国初，诸仓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给粮于城东，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担之勤。5太祖制定此军规的目的在于“使之（指禁军士兵）劳力，制其骄惰”，进而“安辛苦而易使。”然而通过上述两条史料发现，禁军不但需要东西奔波，“南北亦然”，而这似乎代表了当时开封的南北方向也有禁军军营的分布。驻京禁军是东京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周世宗扩建开封首先提到拓展禁军驻扎地的目的，所谓“诸卫军营，或多窄狭”。进入北宋，尽管太祖实行“更戍法”，但仍有相当数量的禁军驻扎京师。相比较于后世诸君，作为创业之主的太祖，对军队是最为用心的，这可以从太祖的行幸中加以蠡测。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先生从开封城市的空间角度，对北宋历代君主（除钦宗）的行幸进行了揭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太祖、太宗、真宗是北宋皇帝中，行幸较为频繁的三位皇帝。1从行幸次数总数和在位年加以考虑，太祖在位17年间于开封城内行幸共242次，平均每年14次强，是所统计的北宋八位皇帝中年均行幸次数最多的。从行幸各处的次数来看，作为军人出身的太祖，对军事的关切是显而易见的，视察军事训练有50次之多，年均近3次。其中，幸造船务和教船池（开宝六年改名讲武池2）观习水战的次数分别为9次和18次。3毕竟，北方士兵不惯水战，水军是用兵江南所必需。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推测，造船务和教船池大体都位于开封城南、蔡河附近，4而这似乎暗示太祖时的水军军营大体位于城南之地，这也与史料所谓的“南北亦然”相吻合。通过太祖皇帝在位17年间的行幸，我们可以发现禁军屯扎开封粮食供应的另一隐情。其中为人所注意的是，太祖有11次行幸了开封城内数处被称为水硙的设施。水硙是将麦类磨成面粉的设施，可以推断它是加工军粮的重要设施。查诸史籍，我们还发现水硙的痕迹，《长编》卷四载有：先是，诏募诸军子弟数千人，引五丈河造西水硙，以八作使赵遂领其役。戊寅，硙成，上亲临视，赐丁夫钱。（本志称乾德三年，误也。）5就反映了开封利用五丈河建造水硙的史实，东水硙附近可“观鱼”，城北也有水硙，这些水硙的动力来源或皆来自开封城内的几条河流。6作为一种加工器具，水硙的主要用途是碾碎麦粟、制造谷粉，其主要原料是北方主产的麦和粟。唐代以来，粟在全国广泛分布，并成为租税的主要征收作物，其种植地域尤以华北平原、黄土高原最为密集，而麦也在北方得到普及。7宋初继承的就应是唐代的作物布局。8从上述黄河、蔡河、五丈河漕运区域来看，京东十七州、淮北六州等尽在产粟、麦之区。可以想见，水利碾硙的用途之一就是为了碾碎这种北方作物，以供军粮。水利碾硙在唐代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使用，对此日本学者西?定生先生曾就唐代的碾硙进行了细致考察，他概括了唐代碾硙的几个特点，其中认为“碾硙是利用水利的大规模设施”“，以加工小麦粉为主”。9这与宋初开封的碾硙利用也是相似的。

同时，太祖于开宝三年（970）设置水磨务“，掌水硙磨麦，以供尚食及内外之用。东、西二务：东务在永顺坊，西务在嘉庆坊”。东西务各设有监官二员，匠共二百零五人。10可见需要耗费相当的劳动力，当有大量产品出产以供食用。与此相应的，根据久保田先生的统计，太宗也有9次行幸水硙，这看似与太宗朝总兵力比太祖朝增长了76%密切相关，但真宗朝相比太宗朝又增加37%，相比太祖朝则增加141%；1虽然增加的兵力并不一定都部署于开封，但真宗朝京师兵力在20万左右当毋庸置疑。2然自太宗以后，北宋诸帝就再无行幸水硙的记载。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从太祖到真宗期间漕运粮食数额制成下表，以窥端倪：归纳上表，自太宗朝以后的供应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漕运粮食明确数额在五百万石以上；供应区域也日益集中到江淮地区；供应的粮食种类以米为主。太宗朝中后期到真宗朝江南漕运米粮数额的维持在五百万石以上，与太平兴国六年所定岁运总数相差不大，江南漕运而来的主要谷物为米远远超过北方主产的麦和粟的数量，成为禁军的主要消费粮食；而太宗7次可确定时间的行幸均发生于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4两相结合似可推断，水硙对米的加工远逊粟、麦，导致统治者对水硙的重视程度减弱，导致太宗以后，北宋诸帝就再无行幸水硙见诸史籍。这实际上反映了供应粮食品种和区域的变化。可见，宋初对禁军的供应与军事政策、漕运、谷物加工，乃至禁军在开封的驻扎方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四、几点认识

通过后世对太祖时对禁军供应军规的追忆，我们发现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宋太祖继承了五代以来的“强干弱枝”政策，使得对于禁军供应的漕运成为统治者所重视。但由于太祖时内外局势，使得对禁军的供应具有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体现在：一、国家大部尚未完全统一，宋太祖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必须倚仗军队，禁军是军队的主要组成和战斗力最为强悍的部分，所以对于禁军的供给，成为当务之急；二、国家的尚未一统，使得大部分时间内，宋太祖时期的供应不能像后世那样，主要依靠汴河，汴河的作用则被黄河、蔡河、五丈河所分担；三、宋太祖出身军旅，对军队的亲近之心毋庸置疑，但他也深知不可太过骄纵军队，因此他对军队的态度可谓微妙。他既严令诸军，避免驻扎开封的禁军生活腐化，又多次视察军队，以显示其对禁军的重视，这似乎成为中唐以来军事统帅的一个通性；四、太祖继承五代，宋代的漕运政策、军队驻扎政策2、而其中又有太祖某些个人的偶然因素，这体现出政策因时事变异而渐趋制度化的微妙过程。应该看到，宋太祖出身军旅，加上统一战争的需要，固然已开始明令降低禁军的待遇，但对军队及与禁军供应的漕运仍十分重视。太祖时的漕运继承了五代以来的漕运体系，处于进一步恢复的草创阶段，漕运数量还没有固定，从有限的几个太祖时诸河漕运的数据看，漕运到京师的粮食即便是重复累加也不过两百余万石左右。3太祖极力控制在京师开封的禁军人数，使其维持在十万左右，这与太祖为避免士兵染上骄横奢侈的风气、对禁军“使之劳力，制其骄惰”的精神相吻合。而宋太宗即位后，奉行的禁军扩大政策与其兄大相径庭，并为后世的真宗、仁宗所沿袭。开封漕运的地位日趋重要，进而奠定了开封作为都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