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思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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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第一次在其文章《新民丛报章程》中提出“公德”一词，该文第一章第一条即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公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普遍薄弱是事实，究其原因在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自古以来“重私德，轻公德”，形成这种特点有其历史必然性，它与我国经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能够提供给一家人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们几乎很少需要与除了家人或者家庭之外的人或场所发生联系，而市场经济却与构建公共领域具有共生互动的性质，即便在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这种公共领域的萌芽也因各种原因没有正常的发展下去。因此，中国从未真正形成一个“公共领域”的大社会。

其次，从社会结构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种社会结构的形成往往取决于一定的经济条件。因此，家庭和家族不仅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农耕的生产方式也确立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冯友兰先生曾对此做过精辟阐述，认为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只能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所在的地方，地主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中国的家族制度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的最好的制度之一。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于是，中国先哲们将基本的物种人伦关系定义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在“五伦”关系中，除君臣之外，父子、兄弟、夫妇都是家庭成员，然后是与家庭成员关系最紧密的朋友，基本为私德。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界线清楚的团体，而是以个人为核心放射出去的关系网，在网内，与核心距离的远近决定于核心关系的深浅，这种结构被人类学家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这种格局所要求的道德观念也是有差别性的，以亲己之人事为重，以疏己之人事为轻。在这种文化里，与个人无特殊关系之人的利益自然容易受到忽视。最后，从意识形态来看，为了封建帝王专制的需要，古代学者们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伦理政治理论构建，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从内在的得知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是知识分子理想的人生进阶过程，要求人们从自身做起，推己及人，以道德的力量、教化的力量去影响其他人，这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辐射过程，却典型的缺乏频繁的公共交往活动和公共生活。古代知识分子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之前的每个条件为之后成就的前提，存在着递进关系。而齐家和治国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往往仅仅走到齐家这一步，就很难有人继续去治国、平天下了。正是这种伦理思想的宣扬，统治者就把人们牢牢控制在“家”的范围内，让生产者安心努力的干活，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与此同时，民众也被变相地剥夺了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国家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除了纳税、服役之外没有任何干系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家庭和抽象的国家之间并没有一个介乎于二者之间的“社会”将两者有机地连接起来。公德的建设也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公德”观念不仅限于个人与社会集体利益的关系，也包括了个人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虽然传统中国并不缺少“公”的观念与价值，诸如“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耳熟能详的价值取向。然而实际上，笔者认为这里“公”其实是一种宽泛而抽象的概念，仿佛指的不是除己之外其他社会成员。当损害他人利益时，损他人者并不会认为自己损害了除己之外的、活生生的陌生人，很多人将诸如此类的成语作为人生信条，但“公”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什么样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私德发达，公德匮乏，所以中国人并不知道作为社会的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也不知道应该对那些偶然与自己发生联系的陌生人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在内心里，普通人通常只关心与他们有最密切关系的家庭和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古难视而不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即便是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时，国人对自己的同胞和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冷漠和麻木也令人感到十分震惊和凄凉，这种自私和冷漠，使得中国国力更加衰退，更加落后，更易挨打。

梁启超明确举起中国近代提倡国民公德教育的第一面大旗后，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在内的思想家们，始致力于将公德的培育和国民性的改造结合起来。在痛揭国民的劣根性的同时，力图通过培植公民的爱国心、责任感和公德意识，来造就和培养不同于旧时代的新国民。遗憾的是，这未在中国发展出具有公共理性和终极价值关怀的体系来。此外，民族的思想觉悟、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等文化内容的发展，很容易受到历史惯性的极大制约，导致民族文化对其成员的影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改变。因此，中国道德文化中的“公德”仍未能占到像“私德”一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