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世界化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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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可能性

在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异域宗教也都曾被传至中国，只有佛教被彻底中国化，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恐怕与佛教所宣扬的以其众生平等和因果报应的教义容易被一般老百姓接受有关。而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为其走向国际化提供了可能性，西方社会现实的需要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机遇。

(一)中国“和”文化的普世价值

佛教教义本身具有的包容性使得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历经磨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中国“和”文化的普世价值为中国文化走向国际化提供了可能性。其一，以“和”为贵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之特殊性。中国文化是尚“和”的文化，素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贵和尚中”、“仁爱”、“无我、克己和义以为上”等谦和的思想著称于世。英国学者罗素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同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当前世界竞争激烈、冲突不断，要想化解各种危机，缔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分需要中华的“和”文化。其二，中华文化的和谐思想得到不同文化的认同。“和谐”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智慧和追求。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并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得到广泛呼应。这是因为“和谐”观念具有普世价值，在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都有其根据，这为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共存提供了重要启示。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总之，中国“和”文化的普世价值，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如何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西方社会现实的需要

纵观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佛教之所以在东晋南北朝是得到大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东晋至南北朝结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时期，人民倍受战乱和离乡之苦，渴望生活安定，希望精神上有所寄托。佛教的传入适应了这一要求，使下层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佛国，同时寺院也给无家可归和逃避劳役者提供了避难所。当前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现代化的弊病暴露，使世人对西方价值观产生了困惑，此时，西方世界急需一种全新的理论来填补西方的道德危机，从而满足西方社会在金融危机后的现实需要。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具有众多普世内容，人们期待中国文化积极参与全球价值观的构建。里夫金(JeremyRifkin)曾预言:“正在廓清的欧洲思想框架同中国思想框架之间的交融，将会对全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全世界，是当前弥补西方文明面临困境的现实需要。

二、对中国文化世界化的思考

(一)政府专门机构的支持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官方的译经机构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些机构汇集了语言学家、高僧大德和著名道人等，他们在使佛经更好地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该应该借鉴佛教中国化的这一优点。尽管2002年7月中国第一次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到现在已过去十年了，但我国文化产业实力薄弱和文化逆差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指出:“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图书为例，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版权贸易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文艺演出也有类似的状况。”排除其他因素，是不是我们的作品或是演出不符合当地人胃口，也值得我们反思。借鉴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优点，政府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扩充中央编译局或建立专门的机构，汇聚精通各种宗教、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和文化理论的名家。充分结合中国文化特点，用尽可能“国际化”的语言、符合国际习惯的方式来翻译、阐释中国文化，推进中国文化国际化的进程。

(二)对外文化交流切入点的选择中国文化要想世界化必须有让世人接受的内容和形式，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昭示了这一点。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几百年的传播与中国文化的激荡，到隋唐时期，出现

了诸多的佛教宗派。那些对成佛途径的解说简明通俗符合中国价值取向的宗派，为中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如禅宗、净土宗等。而语义深奥、仪式繁琐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印度宗派相传几代便渐趋衰弱，比较典型的就是唯识宗。当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要求我们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研究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有针对性地推出既体现中华文化特点、又受外国公众欢迎的中国文化产品，有针对性地在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上贴近目标国的民俗习惯和文化现状。这样，我们开展的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才更容易受到欢迎并取得实效。

(三)对外文化交流人才的培养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理论家，他们为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僧肇、道生、慧远、慧能、玄奘、昙鸾、马祖、百丈等，其中主要是义学高僧，当然也有世俗中人。他们浸润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使他们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选择、消化、吸收和转化外来的佛教文化的代办人，不断推动佛教基本教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当今为了使中国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我们要着力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对外文化交流队伍，加大涉外文化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培养文化人才的经验。重视造就一批既了解国外文化历史又熟悉国际文化交流现状，既懂得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又具备良好外语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总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无论是发展文化产业还是发展对外文化交流，都必须以人才为基础，中国文化走出去才有坚实的人才支撑。

(四)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在解脱生死、成就佛道的最高宗旨上，却保留了佛教最本质的部分，殊途同归，显示了极为强烈的出世性。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氛围中，中国文化世界化的过程中也要树立文化的民族意识，始终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对于维护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自觉的保持民族特色的文化就会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竞争中被淘汰，被同化甚至消融。张岱年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提到:“民族主体性就是一个民族在延续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中心，它包括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三个方面。独立性能够肯定自己的独立存在;自觉性即具有自我意识，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主动性亦即具有改造环境的能动力量”。因此，在中国文化世界化的过程中我们应从文化对话、文化融合、文化自觉等方面进行努力，始终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