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形式公共性意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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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起

后危机时代是一个挑战与希望、危机与契机同生共在的时代。很多学者研究了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现实境遇，概括出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之“机”与“危”。概观学界的讨论，人们通常从世界政治版图多极化、中国模式的成功应对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等方面理解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之“机”，而把中国发展之“危”概括为世界性生态危机、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中国特殊的国情等。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是符合实际的。但深入思考，笔者认为这种宽泛的描述性的讨论并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因为讨论的视角、主题更多地倾向于外部环境而非内部状况，事实上外部环境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起到什么性质的作用，即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动态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发展而言是“馅饼”还是“陷阱”，根本上取决于我国自身的治理状况及其在这一过程中发育而成的中国模式。进一步，“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这是值得追问的问题。2008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我国率先走出低谷，自此“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逐渐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受。有学者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五个层次，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渐进自主有管理的对外开放、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这五个方面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渗透、贯穿于五个方面之中乃至把它们统一起来、整合起来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什么?事实上，只有道出“中国模式”的内在机理，才能透析其在后危机时代的价值。再进一步，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当代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钱尼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文化是“解释或理解当代社会秩序的方式”［2］，是“文化使情况完全不一样”。我国学者也指出，文化是渗透、贯穿于社会运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背后的深层次的机理性的东西［3］。由此，“北京共识”的背后，应该是中国文化模式的共识。中国文化模式同其他文化模式一样，也是多样性的存在，那么中国文化模式中的何种特质承载起中国发展之“机”，使其在这个全球化的生存境遇中不仅能“独善其身”而且能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华文化能否“走出去”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进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其根据何在?对于上述一类问题的解答，无疑有多个视角。本文仅从时代特征切入，尝试着给出一种答案。当今时代，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作为这一“村落”中的“村民”，人们毫无例外地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被投入到一个开放式的生存境域之下，彼此相依，守望相助，生死与共。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欲冷眼旁观，都成为一种奢望。世界的开放性、民族国家的共生性、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全球意识的普遍性、交往实践的主体际性等等，意味着一个公共性时代已经到来。公共性的时代呼唤公共性的文化，同时，也日益彰显文化的公共性。一种文化愈代表公共意志，诉求公共理性，具有公共性的价值关怀，在公共性的时代，就愈能彰显其生命力，获得更大范围的价值共识，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为不同民族国家所公用、共享的过程中为社会发展带来公利、公益。这也就是说，一种文化所承载的公共精神、公共品格，是该文化能否“走出去”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内在根据。

二、中国文化模式的公共性意蕴深入挖掘中国文化模式，我们发现其处处闪烁着公共性的光辉。

1．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公共性

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民族的文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人类最优秀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合理、最科学、最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成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100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保持着它的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4］法国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也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5］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为所有人共享、公用，源于其所包含着的丰富的公共精神、公共理念、公共价值诉求。马克思的回到公共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视界、体现公有公平公义原则的共产主义理想、现代性批判的公共性向度、从以“共同性”为规定的现实人走向理想的“公共人”的终极关怀、以社会共同体为价值本位的价值理念、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公共性转变等，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视域、公共性旨趣［6］。大众的文化，意在强调文化的共享性。所谓共享性是指社会公共产品、公共事物由社会大多数人广泛参与、共同所有，即公共利益的共享，它是相对于个体的私利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少数人专断而言的。中国文化建设强调广大劳动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利益的享受者。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为此，中央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十六大以来，群众文化事业的蓬勃展开，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建设，送书下乡、流动舞台车等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延伸，传统艺术的抢救、保护和扶持以及各种艺术普及活动等，切实传达了文化权利的民主化诉求，保障了文化权益的公有、共享。科学的文化涉及到文化建设中的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注重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对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借鉴，另一方面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注重文化领域的创新。这两方面都内蕴着深刻的公共性。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生成的文化、发展中的文化，取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优秀成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借此把自身从有限性、孤立性的存在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种包含着“他我”的具有普遍性的共在，即其与历史共在、与其他文化共在。此时熔铸于人的思想行为深处的文化心理、民族情感、价值诉求等虽然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出现，其实都包含着在互动、协同过程中形成的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价值。反过来说，以开放的心态、求真务实的精神博采众长，集多种文化优势于一体时，这种“对于他人的、集体的力量的借助，是对于公共资源，包括公共意志、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利用”［7］。公共资源的充分占有、集中乃至利用，就是公共性意识、公共性精神和公共性价值取向的表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而文化创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才是关键。现代社会，人才一定要为知识武装起来。知识是一种公共性的存在。这不仅在于，“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是一个包含诸多环节的复杂结构，离开了公共性，客观有效性便无从探求”，更在于作为知识内在本质要求的客观有效性成为现实，也是“通过可传达性、认可性和可验证性，即公共性环节体现出来”［8］的。知识的公共性赋予为其武装起来的人才的公共性，他们听从理性、真理、良知的召唤，相信有普遍的真理或正义，代表着社会一般的公共利益，为人类整体命运而奋斗。

2．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针的公共性

在文化发展方针上，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中国文化的发展实践表明，这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原动力，为“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存在格局，设计了一个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9］。为此，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必须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落实，就构筑了一个诉诸理性进行平等对话开放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其一，“百花齐放”是多样性文化的共在，是不同文化主张、不同思想观点的对公众敞开，这使得隐蔽性的、私人性的东西成为“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的非私人化、非个人化的存在而“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其二，“争鸣”顾名思义就是立足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基础上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博弈，其蕴涵了在文化领域实行民主。“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是指“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或“人民共同治理国家”。但这仅是民主的一方面，诚如列宁指出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0］。这就是说，民主又与公众性、公开性、共同性联系在一起。恰如黑尔德所说，“公共性格是民主的一个必要特征”［11］。这样，我们就由争鸣中的民主，看到了其内蕴的公平、平等、自由、公正的价值理念。其三，在知识经济背景下，“齐放”的“百花”与“争鸣”的“百家”所诉求的不是感性、直觉而是理性，不是理性的私人运用而是理性的公共运用。因为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他们必须独自沿着相互合理沟通的道路去寻找、讨论和表述”［12］。这意味着，在公共领域、公共论辩中，各种文化形式在陈述自己的立场、主张，并为自己的立场、主张给出理由的时候，必须通过公众可以理解的方式予以论证，必须从自己所理解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立场出发，而“需要暂时将自己的利益用括号括起来”［13］。

3．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公共性

在当代中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重。中国文化的发展，主要通过公益化路径和市场化路径的有机结合。而无论哪种发展路径，都是通过文化主体的“统一战线”来完成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要，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一个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各方共同参与、协商对话、形成“合力”的文化建设主体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报告还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就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这一产业格局同样确立了多元文化主体形式共同参与文化建设的“统一战线”。文化主体的“统一战线”内部，不同的主体形式各有其不同的轴心原则、价值定位、存在方式、道德主张。但作为系统中的“因子”，在公有制主导、政府责任的强有力作用下，为了赢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让渡自身的主张于共同体。这样，不同主体形式在保持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个性化”的意志、需要、利益、价值又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体现着责任政府主导下的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公共价值，这就是“差异性共识”或“重叠共识”。“共识”是公共性的显著标志，而不同主体形式的差异性共在，也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无限扩张的单一共识对公共性的湮灭，进而又成为公共性的有力保证。由此可见，文化建设主体的“统一战线”科学地处理了“一元与多元”、“差异与共识”的矛盾，从而体现出深刻的公共性意蕴。

三、中国文化模式的公共性之缺憾

前面我们从理论理性层面分析了中国文化模式的公共性，中国文化模式不是沉浸于书斋中的理论，它牢牢扎根现实，并致力于对实践问题的解决。回归生活实践，我们发现，内蕴着丰富的深刻的公共性的文化模式在对象化过程中，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这主要表现在公共性的两重“着力点”上，即“向内的”着力点的外向化和“向外的”着力点的内向化。公共性的“向内的”着力点的外向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关公众的”、“通过公众的”、“为了公众的”［14］的公共性的文化建设中公众的缺位。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众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动员参与文化建设。这种“被”参与直接导致人们公共价值观的迷茫、文化认同感缺失、公共观念不强、文化归属感缺失。二是文化建设中外在塑形有余而内在价值建构不足。在公共文化建设中，人们过分注重参与者在量上的积累，过分关注文化的物化形态，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在质上的内在一致性和历史同一性缺乏足够的关注，形式化严重而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不足，其结果是文化逐渐丧失公共性品格，难以获得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共识，进而导致普遍的精神漂泊和深刻的意义危机。正因为如此，有人才发出了“目前的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是否就等同于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的质疑。三是文化取向的商业化带来超越现存世界的公共理想的湮灭。新千年初启动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是围绕着市场化、商业化方向展开的，改革强调的不仅是让一批从事文化商品生产的经营性机构成为真正的“市场微观主体”，“公益性事业单位”也被要求按“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思路深化内部机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在极大地激活了文化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保护就是收益”的遗产保护、“文化旅游”的过度开发、以“票房收入”论成败的影视作品、以赚取眼球为目的的文化创作等，一言以蔽之，大众文化的商业化驱动。这种以物质利益为价值诉求的文化建设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失重。前面我们说过，文化主体的统一战线已经注定了文化之共识是内涵差别的、多层次的共识，而文化的经济取向的无限扩张则导向了单一经济效益共识对超越性的公共理想的湮灭。

中国文化模式，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民族的又有公共的。中国文化模式的普遍性、公共性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基础。可是“走出去”———公共性的“向外的”着力点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虽然近几年，我国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感知中国”、文化交流、孔子学院等多种形式，向世界展示“活力中国”，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舞台上不仅影响力有限，而且在国际文化市场所占份额过少。有资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其余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非主流地位与中国文化模式内蕴的公共价值、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极不对称。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影响力还远未达到其应该有的状态，未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与其内在价值相一致的贡献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中国文化之公共性的意义、价值还局限在内部的、有限的范围内，故称其为“向外的”着力点的内化。由上可见，中国文化模式内蕴强大的公共性。中国文化模式中的国际化的视野、公共性的价值关怀、共议性的文化发展平台、差异性共识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摆脱危机、把握时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角色的希望与根据，但公共性的缺憾又是其“走出去”的内在障碍。如何突破文化公共性发展的“向内的”和“向外的”瓶颈，化“危”为“机”，这是我们不能不慎重考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