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图景与中国文化安全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世界文化图景与中国文化安全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文化是人化自然的产物，是人类历史中积淀的深邃成分，是熔解在社会机体内的精神血液。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的构成、理念和价值取向都发生着根本性改变，后现代性文化不断地生成、被塑造、又被取代。文化场景的嬗变，使我们必须用多维视野去考察全球文化生成图景。当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局势仍然动荡紧张，地区冲突此起彼伏;而国家、民族的冲突由(显性的)军事战争为转变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冲撞，加之文化消费快速普及，文化逻辑杂乱无章，文化形式异常嬗变，怎样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防范令人眼花缭乱的“颜色革命”，创造一种共生、和谐的文化场景?成为后帝国主义时代文化哲学的迫切诉求。

一、“帝国”秩序的生成与文化霸权

当麦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重拾“帝国”①这一概念对“全球化”进行理论化时，他们试图超越传统帝国主义的简单价值立场，把对新秩序的考察置于全球化视阈之中。跨国界、跨文化的生产、交换使得货币、技术、人员和商品等具备了全球流动因素，它们越来越轻易地跨越国境，而民族国家在对这些因素流动的控制上作用越来越小，能够施加的政治权力也越来越弱化。“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宣告了拥有排他的、统一的、对外拥有绝对主权的国家形式已经不再坚不可摧了，即使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等这些最强力的民族国家，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势力的纷扰，都不再无所不能了，而是有可能瞬间崩溃。但是，在当今的场景转换之中，政治控制、国家的作用以及其调节机制继续统治着经济及社会的生产、交换等诸多领域。哈特和奈格里洞悉了全球治理的新兴王国中总体性控制的新体系轮廓，“这种新体系目前正在取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它由一系列的国家和超国家的有机组织组成，在一个单一的统治原则下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帝国”。回望近百年的世界历史，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反殖民、反霸权、反专制运动如火如荼，世界出现了一个难以抵挡的一体化趋势和不可逆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现象。伴随着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流通及消费活动涌现出一个全球秩序、一个全新的逻辑和结构———帝国———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它有效地对这些全球交流进行控制、主宰，即使那些主权大国也无法摆脱它的控制。与帝国主义构成对照的是，帝国并没有建立权力的领土中心，也不依赖于固定的边界或者屏障，它是一个“去中心的”(decentered)和“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ing)的统制机器，在其开放性的、不断扩张的边界内整合着全球地图，并通过“对指挥网络系统的调整来对混合的身份、灵活的等级制度和多元的交流实施管理”，而原先国家色彩浓重的帝国主义的世界版图在“帝国”的注释下消碎瓦解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帝国”是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所谓“历史终结”的情形下兴起的，它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形式:网络媒体的崛起，无障碍世界市场的形成，金融资本以及衍生产品的全球扩张，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所有这些新的变化都意味着现代主权形式的衰落，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统治秩序浮出水面。但这种秩序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有显著的区别，它不强调权力的地域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域边界，它以非中心和非区域化的方式把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扩张的疆域之中，它没有边界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控制着大众。正如吉勒•德勒茲(GillesDeleuze)和菲力克斯•瓜达里(FelixGuattari)所指出的:“权力中心与其说是由它所能鞭及的范围来界定，莫如说是由它们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或由它们的无能来界定的”［2］。审视形势紧张的中东、北非地区，面对着自由民主意识的诱惑和政治形态的失落，原有政治结构不得不在一种民主化潮流中瞬间瓦解，中东地缘政治带动全球板块的轮动，动荡着世界局势。这种不自觉的文化权力的输出，正是帝国力量控制显现的一个标志，在“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的尘埃之下，文化的逻辑在变相中扭曲，而大众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一种统治形式，却很可能坠入另一种漩涡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文化输出作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掠夺经济利益和资本利润的隐蔽手段或工具。全球化中经济的零散化、跨国公司资本流动的超越国界与民族性，使跨国公司对于文化的需求再也不是满足于过去的文化地方主义了，它们表面上打着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号，这可以为它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合理性与秩序上的合法性，而实际上它们隐蔽的目的是寻求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3］全球化背景下美欧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侵略变得更加隐蔽和多样化，往往借助交往扩大的机会，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对他国进行渗透，诱使其它国家地区文明加入以所谓“自由民主”为框架的话语体系，［4］企图同化、消解当地的文化传统，从意识形态上进行“颜色革命”。

一言以蔽之，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是通过科技手段、网络技术、大众媒介、话语霸权等潜移默化形式推行文化霸权的。显然，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不是赤裸裸的，而是在人类文明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中，通过科技手段、话语体系把他们的文化(消费)产品巧妙包装以推行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达到文化霸权的目的。然而，当全球文化的张力与内趋力发生抵触时，当多元文明发生冲突碰撞时，激进的文明一元论者往往主张用一种大写的文化掩饰和谐下的断裂。但是，即使对于北欧西欧等现代性文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民族文明全球扩张的同时其本土文化也遭遇移民文化的冲击，这种双向的运转往往引发社会的破裂或骚乱。所以，不论全球文化发展为商谈文化(ConversationalCultural)或交往文化(CommunicativeCultural)，帝国时代的“文化全球化”绝对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秩序。

二、帝国的迷梦和世界文化的生成逻辑

哈特和奈格里所描绘的帝国的基本特征不同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帝国是没有边界、没有尽头、没有极限，它是一个没有时间性边界的政体，“恍恍惚惚，却无处不在，无时不现”，它掌握着大量的压迫和毁灭的权力，操纵着全球的一切生产与消费活动。同时，在帝国秩序下，原先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劳动的支配作用逐渐削弱，“优先权已经让给沟通性的、合作性的和情感性的非物质劳动。”尤其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时期，财富的创造日益倾向于我们所称的生态政治性的生产，表现为一种情感性的服务性劳动。然而，全球化当然不是单线的历史进程，全球化进程本身的解放性力量为我们摆脱帝国的道路提供了可能性。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对帝国的异议和颠覆帝国的斗争，并非是简单地去抵挡这些历史进程，而是要对大众进行重新组织，寻找革命的主体，将他们重新引向新的斗争方位。

大众的创造性力量能够独立地构成与帝国相对应的一种全球流动和交换的政治组织运作，通过创立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生成性”的权力，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超越帝国。也有学者对帝国秩序的形成存在质疑，梅萨罗什在《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中指出，帝国这种秩序不可能产生，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仍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矛盾，虽然资本全球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资本体系从普遍性来说仍无法突破它的结构局限，它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会常被“垂直性”的秩序所抵消。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的现实仍是美国单极世界的霸权主宰的政治经济秩序，仍是帝国主义的话语体系。虽然，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是我们的未来，是未来的主宰形式，对此我们现在就需要开始进行反击和斗争，但是我们首先要防范的是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借意识形态推进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文化哲学家齐泽克谈到:“丹尼尔•贝尔所讲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切中了今日意识形态的病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必需，它正在逐渐掏空资本主义赖以诞生的非凡观念(新教伦理)，今天的资本主义机能日益形同‘羡妒的制度化’。”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文化，可能只是我们“奔向野蛮道路上的一次暂停、一次喘息、一次短憩”。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文化输出给全球持续输出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为此被迫发明出“反恐战争”和不停地充当世界和平卫士和正义化身。然而，它们自身也不得不卷入到帝国的浪潮中，幻想着延续后帝国主义的美梦。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下世界文化的嬗变给予关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分工的不断深化，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也在不断增多，从而打破了各国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克服民族生产和民族分工的狭隘性、片面性，实现交往的全面性。无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还是精神生产领域生产力都得到巨大发展，落后地区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渐消失了。由此可见，全球化影响无疑是全面深刻的，它把每一个民族，而且把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文化都纳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随之而来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强势文化的渗透正在越来越深地破坏和消解着传统的民族文化。

后现代主义者杜威•佛克马认为，人类正在走向一种“新世界主义”，但文化现代化过程不能是文明的撕裂和异质化，而应是在多元文化对话、交流、冲突、交融过程中整个文化的发展逻辑自我修正、完善、发展，人类可以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交往以及人与人的基本生存价值理念中达到共识。另一方面，这种发展逻辑在力量极不对称的语境下会被去表面化。跨国领域的文化逻辑延伸，不仅世界历史的时代体现，也是文化、哲学世界化的表征，我们不能以纯粹哲学的范式为文化的全球创新发展做一种逻辑预设或推演，而应从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审视文化机制生成、发展，把对文化的考察寓于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之中，放置于全球化视阈下世界政治空间的深刻变革之中，着眼于后现代语境下中西文明的相互融合。人类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过程，这种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不断接近过程根植于人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全球文化融合就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文化整合，就是“强调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结着人类整体利益，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从这一层次看，文化的整合不仅要超越具体的价值和目的，而且在整合过程中，还要抵消、同化和融合那些具体的文化价值和目的，使其顺乎人类整体的文化运作而成为一种文化实践合力。”［6］文化的全球化整合是一个包容矛盾的过程，不应是一个文化霸权的强势进攻，不是弱势文化被放逐边缘。一元专制的文化模式在后现代思维模式冲击下也变得不如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7］文化一体化的主导性文化并不能取代多样文化的生成模式，冲突、批判、对话、交融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人类普遍交往的基础之上，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化的整合、确立，消除地区不平等，消弭战争和文化霸权，建构以宽容、友好和对话为特质的文化发展模式，以实现全球调控为目标、和谐理念共同发展的文化场景(mediumofinterests)。

三、直面帝国或新帝国主义———安全

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境遇需要指出的是，帝国强调的流动的、去疆域化的“全球化”以及和这种状态相联系的斗争与反抗，都很容易落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之中。正如齐泽克所言，文化多元主义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多元化、流动性、去疆界……等等很可能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构成了有意无意的合谋关系。人类历史的演进伴随着文明的孕育、发展、侵略(主导中心)、弥散(边缘化)的演化机制，社会的转型往往以文化的跨越为前奏。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全球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形式，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的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文化霸权的出现。全球化背景打断了中国从传统型人格向现代型人格转化的一般性序列，面对着“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双重视野，加上当代社会中国呈现的政治前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的三重特质，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文化哲学加以理论化和历史化。回望中国近现代历史，以为核心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革命深刻地摧毁了整个中国以宗法制血缘为基础的封建文化，为我们缔造人民共和国提供文化基础。而革命时期的“反封建”往往与“反帝”联系在一起，这种历史文化运动的轨迹不仅是推翻国内集权专制，对外抵抗殖民主义。面对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往往显得“不在态”甚至“不在场”，加上我们对帝国语境下全球化的文化逻辑研究还处于浅层，停留在个别语句的简单工具化理解，所以总体看来，从以来的近一个世纪，民主、科学、自由观念的推进和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演变是缓慢推进的。另外，经济运行机制的非理性，政治制度的非程序化，文化规范的价值量度往往遭遇前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双重诱导，社会的多元机制导致整个架构的运作往往使社会进步的凌乱化。在文化上，资本主义理性的力量摧毁了传统文化的一切坚固的“万里长城”，乡村文化、专制文化被解构，甚至文化的主体也渐趋消解。“只有反资本主义运动，才能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真正解放，才能使这个星球和星球上的人类团结、民主，从而实现现代化的美景。”［8］后现代主义者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符号游戏结构中不断批判以达到重建后现代文化的目的，但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策略往往加剧中国社会的断裂，旧的文化体系在批判中瓦解，新的文化信念却没有被确立，迷失、困顿、焦躁等情绪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写照。在认真思考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境遇后，我们不难看出，多元的文化样态结构的断裂是在所难免的，而真正的文化批判精神的确立正是在现代性的启蒙之中孕育的，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进程，是要不断超越的历史经验，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文化发展不可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外而单独存在，当中国大众被后现代主义文化所洗礼，大众文化消费模式的嬗变，价值模式的改变，使得原有单向度的致思难以承载，而只有给予当下中国社会足够多的自由度和包容性，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中国文化模式才能真正由自发走向自觉。这不仅是中国当前文化模式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也是突破传统僵化模式的重要路径，而正是在与传统和前卫的纠结中，一种真正的现代性文化才会出场，公民文化精神才会真正饱满、澄明、彰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9］一方面，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升文化内容的先进性，扩大文化形式的大众性、增强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加大文化任务的基础性建设和保持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道德基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总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文化)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框架内得以解释，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予以说明，而只能从跨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加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把文化批判精神运用到人类实践的不断反思、不断超越的批判本性之上。马克思“始终没有把实践和历史本身的运动机制从现实的历史和实践中抽象出来，提升为外在于历史、高悬于历史之上的普遍逻辑和必然性，而是一直着眼于实践和历史的内在运行机制，结合不同时代的交往方式、生产力、人和人的关系等具体历史情境对人和实践进行分析。”［10］首先，我们不能用抽象的文化去裁剪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是充分用各个民族的在文化上的历史丰富性和现实多样性去填充人类文化的多元范式，使不同文化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实现文明对话、交流、交融、整合，实现各个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和升华。其次，不断去批判业已形成的文化成见，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意识，不断引领新的文化精神生成。最后，反对文化殖民主义，丰富人类文化精神，建构融汇人类共同文化特质的模式，建构通往现代性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