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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症(Aphasia)是19世纪60年代法国神经学家Broca所研究的一个医学症状,指由受伤或疾病引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口语及书面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失语症是生理机能方面的缺陷。[1]“中国文化失语症”则是指在文化认知范围上的狭隘和不足,或者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不能用外语表达母语文化的现象。“中国文化失语症”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中最早的提出者是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他发现有些英语水平很高的博士生或中青年学者,本身也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但是一旦进入英语交流语境,却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表达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且逊于母语交流时所表现出的文化底蕴和修养。在教学中我们也发现,学生能够熟练地说出hamburger、hotdog或CocoCola这类表示食物的英语单词,却无法用英语回答Whatdidyouhaveforbreakfastthismorning?因为他们不会用英语来表示“烧饼”、“油条”或“豆浆”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食物。在学到有关“节日”的主题时,学生能够滔滔不绝地谈论“圣诞节”、“感恩节”或其它西方节日的来源和庆祝方式,但是在用英语谈论“端午节”、“中秋节”等其它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捉襟见肘,甚至连如何准确使用英语表达这些节日的名称都不知道。[2]当然,可以说这些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却很难完成东西方跨文化交流,承担传播祖国文化的重任。
二、产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原因
(一)误解了英语教学中“文化”的概念
英语学习者和教师都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文化,“通过文化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但是,教学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先入为主,认为在目的语的学习和教学中所涉及的文化就应当是目的语文化。作为英语的学习者,尤其是英语专业的学习者,学习英美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或中国通史便是匪夷所思。有的高校也开设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如《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传统音乐》、《书法与美术》、《中国名著选读》、《古诗词选读》等。这些课程对增加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大有益处,但是这些课程绝大多数是选修课,不仅课时少、授课时间集中,而且多数是大班教学,课程本身不受学生的重视,授课教师上课时不用英语讲授。这对于肩负跨文化交际、传播祖国文化重任的英语学习者来说,缺乏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习得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跨文化交流,以致表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
(二)忽略了英语教学中的“社会文化观”
教育者提倡采用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的观点或文化多元主义,即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排斥母语文化[3]81~85,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1896-1934)认为要理解儿童如何认识世界,教师必须对儿童的家庭和同伴的文化有所了解。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师,除少数是外籍教师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他们和学生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是一致的,那么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则可以通过英语交流他们共有的文化知识和信念,通过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达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共鸣和互相认可。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带入课堂比较多的显然是母语文化,教师则不能忽略这一点。虽然学生拥有不同的家庭文化或种族文化,但他们却拥有相同的社会文化。教师不仅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学生的对话和信息的交换,也要促进相同文化中的学生的互相认可和互相尊重[4]。
(三)抑制了“先前知识”的作用
图式理论认为我们的先前知识(priorknowledge)可以促进或增加学习任务的转换,也能够抑制或干扰我们新信息的获得(Leinhardt,1992;Alexander,Kulikowich&Schulze,1994)。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是在基本掌握母语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要受到母语及其他经验的影响。这种来自母语与其他知识经验的迁移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5]前者指汉语语言现象和英语语言现象相异,如“借酒消愁,愁更愁”英语为Drinkingworsensdepression;“以人为本”英语为Peopleareourmatters。后者指汉语语言现象和英语语言现象相同或相似,如“披着羊皮的狼”英语为wolfinsheep’sclothing;“同舟共济”英语为inthesameboat;破土动工”英语为breakearth;“三思而后行”英语为thinktwicebeforeyouact。认知建构主义的学派之一———有意义接受学习(meaningfulreceptionlearning)的论者认为建立新信息与熟悉信息的联结是认知学习的关键(Ausub-el,1968)。我们不应狭隘地把新信息和熟悉信息局限为同类知识中的先行习得和后续习得。[6]121-123换言之,可以理解成英语认知过程的目的语(新知识)和母语文化(熟悉知识),并且构建两者之间的“有选择的联结”(Ivie,1998)。由此可见对先前的母语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十分重要的。
三、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加入中国文化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由此可见,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之一是让学生能够成功地用英语进行信息交流。在广阔的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交流的信息多种多样,有政治、经济、科学方面的,当然也包括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我国的大学毕业生在交流后两个方面的信息时,大都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他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西方文化,甚至优秀者能够用英语进行补充,但却不能用英语表达中国的文化,很显然就造成了文化交流的“逆差”。这种交流过程中所涉及的信息的内涵绝对不同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所提及的信息。鉴于教材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加入中国文化,实现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可以平衡甚至逆转这种文化“逆差”现象。
(一)在教科书中增添中国文学及文化作品
教材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教材就是教科书,教科书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在文化信息交流时,有两个环节,其一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其二是民族文化的输出。但是,现在的大学英语教科书,大都以国外的时文为主要材料,有的教科书引进了国外原版的语言和文化材料,选录的都是西方的评论、故事及其它体裁的篇章,使学生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西方的语言和文化,较为细致和真实地理解了它们,成功地完成了西方文化输入。但是学生在介绍自身民族文化时,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很难用英语准确地表达出民族文化,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的输出。鉴于上述原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增添中国文学及文化作品是必需的。当然,被引入的中国文学、文化作品本身就应该是经典文学,其译文也应当是经典的,同样是优秀之作。比如:四大名著的英文译本中的篇章、当代文学作品中钱钟书老先生的《围城》的译本等等。这些作品在选入教材时,可以采用全英文式的,也可以采用汉英对照式、笔者认为,也可以编撰出这样一本有关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的英语教科书以供学学英语的学生阅读和学习,并纳入考试、考察体系。这本教材的编写者应不仅包括英语语言学家,还必须有汉语文学家、汉语文学作品的译者、外国文学家、比较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专家,群策群力,合力编撰出这样一本既能提高大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又能学习中国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能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中国性、民族性的大学英语教科书。
(二)在听说课堂教学中引入中国化的材料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来,大学英语教学整体偏向语言技能训练,尤其是听说能力。这对大学英语听说课的教学材料的选择无疑是一个考验。笔者在这里所提及的“教学材料”是指除教科书以外的书面或口头的教学补充材料。毕竟,编撰出一套具有中国性、民族性的大学英语教科书需要专家的论证和大量的投入,但是大学英语课教师,尤其是主讲听说课的教师可以灵活地选择一些和单元主题相关、预构成语料块(杨惠中,2006)相关的中国化材料,展开听说教学。20世纪70年代语言交际运动的发展,对外语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真实性材料”(authenticmaterial)被有些人看作是解决外语教学问题的良方。[7]语言学家DavidNu-nan和BrianTomlinson曾对此做出过各自的定义,但到目前为止,比较认可的定义是“真实性材料”是指“在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下使用的语言材料”。但是,课堂教学中如何引入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这是一个难题。我们不可能在课堂教学中,开展真实的买卖、餐厅服务等场景,更多是使用Let’ssuppose...导入一个虚拟的情景。H.G.Widdowson认为“真实性”是“材料与读者关系的一个特征,必须与合适的反应有关”(Widdowson,inSkehan,2002)。能够引起学习者的合适反应或者使学习者构建对这些材料的积极感知,应当是合适的教学材料。[8]156~159杨治中教授曾提及他本人的一个教学案例,让学生用英语讲述寓言故事《中山狼》,但分别要从东郭先生、农夫和狼的角度用第一人称进行讲述。笔者在杨治中教授的启发下,在自己的授课中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要求学生改编寓言故事《中山狼》为小品,并且用英语进行表演。两种模式都收到了很好效果,学生积极参与,努力构建场景,反复推敲语言。这个寓言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学生们非常熟悉,英语表述或表演容易和汉语故事产生共鸣。由于这个寓言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亦即预先存在于学生的脑海里的,因此应该算做一个“真实性材料”。在扬州大学首届和第二届英语短剧大赛上,外国语学院分别选送了《阿Q歪传》和《武松》参赛,虽然导演改编了《阿Q正传》和《水浒》中相应的片段,但两部短片都取得了惊人的舞台效果,笔者也曾在授课中要求学生自导自演这两个片段,都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由此可见,在大学英语听说课上,将中国化材料和学习者的动机目的紧密结合起来一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四、结论
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至关重要,对于学学英语的学生来说,汲取西方语言和文化固然重要,但是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责任和义务。此外,在认知英语语言的过程中加入中国文化,完善了长期以来大学英语的教与学中的文化的片面性,增加了我国当代社会文化观和传统文化观,并且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中国大学生长期建立起来的牢固的汉语语言知识作用。综上所述,在大学英语教材中加入中国化、民族性的文化,不仅克服了大学生在用英语交流信息时产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符合了跨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且在有效地排除母语的“负迁移”作用后,更有利于对英语语言本身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