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歌与中国文化论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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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23一27日，美国诗人协会(theAcademyofAmericanPoets)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力会议”(ChinesePoetxyandAmericanImaginationcol血rence)。著名诗人W.S默温在会议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对当今整体的中国诗歌译文负欠，我们深受这些译文对我们诗歌持续的影响，•，一到了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种影响美国诗歌会是什么样子，这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本身的一部分。(l)的确，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对美国诗歌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无论于美国文学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都是无法饶过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重视。美国诗歌大规模接受中国文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新诗运动阶段，第二，二战后的三十年，第三，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第一阶段已有较为深人系统的研究，如赵毅衡先生的《远游的诗神》等;第二、三阶段即一般所指的美国后现代诗歌时期(二战后)。只88是第三阶段的情况大异于第二阶段，并且还在继续发展变化之中，很难做出准确的评判。因此，本文更侧重探讨美国诗歌接受中国文化的第二阶段。

由于和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的历史文化渊源，美国知识分子最初是从欧洲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情况。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美国孔子经书就已有“六、七种文本”。(z)研究证明，美国文化整合时期的代言人爱默生就深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爱默生的著名理论超验主义与孔子思想就有许多契合之处。(3)如果我们承认爱默生是美国文化形成期的代言人，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渗人了美国文化的血液。换句话说，与欧洲文化的剥离、创立自己的文化品格就是美国文化初次接受中国文化的文化语境。上世纪初发韧于英国但在美国得到蓬勃发展的意象派运动被认为是英美新诗运动的标志。而新诗运动的产生，又是因为以庞德为代表的英美诗人认为维多利亚式诗歌的古板、做作、虚夸业已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愿望和生存现实。他们力图寻求一种崭新的诗歌表现方式。庞德曾说:“英国诗歌是一堆可怕的肥料”，而他“碰巧”发现(当然这里也有历史逻辑的必然)的中国诗歌则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找到推动……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希腊。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整套全新的价值。”(4)M.坎里夫在其编撰的《美国文学》中指出，“在中国和日本的诗歌里，〔意象派诗人]找到了完美的含蓄(ret-icence):简约。”(s)应当承认，庞德对中国诗的认识有诸多臆想的成份，但庞德努力背离的文学主流即英国维多利亚末期矫揉造作的诗风正是美国诗歌第一次大规模接受中国文化的文化语境。庞德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和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中国诗歌创作技巧的模仿吸收，使中国文化得以在美国广泛流传并产生深刻影响。但是，随着T.S.艾略特在英美诗坛霸主地位的建立，美国诗在形式上走回传统，在思想上趋于保守，中国文化的影响衰微了。一直到了五十年代，反对艾略特一新批评传统的各种诗派兴起，“中国诗在美国诗的影响又一次出现……但这一次，中国诗的影响延续的时间长得多。”(6)

这次中国文化对美国诗歌的影响，不像第一次影响那样声势浩大;它悄悄地浸人，渗透到诗人的意识里，却影响深远。可以说，几乎所有美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派别的领衔人物都接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传播过中国文化。雷克斯罗斯(他从翻译第一本汉诗开始就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王红公)是当代美国诗歌第一位重要的诗人。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生中翻译出版了五部中国诗歌，特别是((中国诗一百首》(1955)在美国多次重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还第一个翻译出版了《李清照全集》(1979)。他声称自己几十年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诗，受益匪浅。特别对大诗人杜甫，他更情有独钟。他说，“我三十年来沉浸在他的诗歌中，他使我成为了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伦理的商，一个有洞察力的生物体。”(v)他还将杜甫和莎士比亚等进行比较，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和荷马更优秀”(8)。他前后共翻译了36首杜甫的诗歌，而且在翻译时他参考了中文以及其他七种不同的译文版本，包括英文、德文和法文。这说明他对杜甫在欧洲的传播情况非常熟悉。关于中国诗歌与他的创作的关系，他说，“我认为中国诗歌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诗。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遵循一种‘中国式的原则”’。(9)他所谓的“中国式的原则”是指，在诗歌中要表现出具体的图景和动作以及诉诸五官的意象，创造一种意境。他与“垮掉派”的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史耐德等交往密切。史耐德从王红公那里学到不少有关中国的东西。史耐德约十一、二岁时就接触到中国文化，那是他在西雅图博物馆里看到中国的山水画，他“惊呆了”。后来，他师承名汉学家陈世镶教授，在陈教授的“指导下读原文的中国诗歌，并且越来越喜欢中国诗歌严谨的形式，精炼的语言和复杂的意蕴。所有这些都对我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l0)史耐德阅读了《道德经》等多种中国文化典籍，在自己的创作中常常引用中国文化素材，据区拱统计，史耐德在作品中引用中国文化经典达51处之多。区拱指出，史耐德“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新超现实主义”是垮掉派后美国最有影响的后现代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布莱、詹姆斯•赖特和W.S默温。他们都非常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布莱特别推崇唐诗，他说他及他的朋友“确实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l2)。而且，布莱对中国诗歌的认识比较深刻，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各个层次的知觉能够静悄悄地混合起来，他们不是像冬天湖水那样分成一层又一层，而是不知怎的都流在一起了。我认为古代中国诗仍然是人类写过的最伟大的诗”。(l3)赖特十分喜欢白居易，专门写过一首关于白居易的诗歌《冬末，越过泥潭，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地方官》，诗这样开89头:“白居易，落发纷纷的老政客，/何苦徒劳呢?/我想起你/惴惴不安地进人长江三峡。/纤夫拉着你的船逆流而上，/送你去忠州城里，对昆一个什么官差使……”诗人站在波涛汹涌的密西西比河岸边，想起了遥远的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沿江逆流而上去赴任的情景，而且诗中的描述表明他对白居易的身世背景了若指掌。不仅如此，他的很多诗歌在标题、意象以及结构上都吸收了中国古典诗的风格，说明他受中国诗歌的影响已经深人到了骨子里。

美国后现代诗人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常借用中国古典诗歌的词句、意象或片段，形成韵味独特的“互涉文本”(intertext)。王红公的创作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的《巨能回转》一首诗描写他和女儿夏天同游山间，开篇就引白居易《山游示小妓》一首“本是绮罗人，今为山水伴”两句，并解释说:“多年前我读到白居易中年写的这两行诗，那时我虽年少也为之心动”。他的《山村》一诗的第一节是“野花野草长在古老的庙宇/石阶上。太阳落到青山之间。燕子/昔日在王府/画栋下筑巢/今晚却飞到/伐木工和石匠家。”这显然是刘禹锡《乌衣巷》的改造:“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知道，真正深刻的外来影响总是悄然地融人其本体的血液而不易为人察觉，表现为一种精神气质的影响。史耐德早期深受中国禅宗诗歌的影响，认同寒山和王维，视“清静无为”为人生原则(后来有些变化)，他的诗歌里总是浸透着中国两晋以来山水诗的风格。七十年代初，他应邀选出一首自己最喜爱的诗，再引一首杰出诗作为样板。他选的是获普利策奖的诗集《龟岛》中的((松树之顶》:“幽蓝的夜晚/霜雾朦胧，天空闪烁着/月光/松树/弯下雪蓝的头，消逝在/天空，冰霜，星光之中。/僻啦的靴子声/兔子的脚印，鹿的踪迹/我们知道什么。”整首诗由明月、星光、天空、松树、鹿兔之足迹、霜、雾等意象织成一幅静穆神奇的自然风景画，而且语言十分简练，没有西方传统诗歌的那种知性分析，而是以一种中国式的“呈现”方9O式让读者直接面对自然本身。这首诗歌最引人注目是其“意象叠加”，而这正是美国从新诗运动庞德等开始就努力向中国诗歌借鉴的东西。史耐德最后引的诗是中国苏轼的《春夜》，说明中国诗歌在他心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我们无法一一检查所有的美国后现代诗人，事实上还有很多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诗人没有提到如黑山诗派领袖奥尔森，他就写过一首诗叫《我，孟子，先师的门徒》。他拥有一本庞德翻译并签名赠送的《大学》，他对本书有过深人研究，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孔子。但上面的叙述已说明，美国后现代诗歌不仅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刻的、“全方位”的。那么，在中美两国关系几乎是完全断绝的三十年(1949一1979)里，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如此大规模地深刻地影响美国诗歌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追间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后现代诗人自己对这一奇特现象的解释，如:史耐德认为，“我对大自然和荒野的思考把我带进了道家学说，然后带进禅宗。”‘14)王红公则十分认同杜甫诗中的那种悲呛和忧郁，认为杜诗解决了“人在孤独时如何自处”的重大问题。不容否认，诗人们自己的言论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作为个体接受中国诗歌的因由。但是，我们认为，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一种外来影响产生的真正原因都是民族文学主体意识的体现。美国后现代诗歌接受中国文化也正是美国诗歌发展“历史内需”的逻辑要求。

众所周知，英美现代派诗歌是对浪漫主义传统的反拨。现代派主帅T.5.艾略特否定了华兹华斯对诗歌的定义。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来源于在平静中回J忆起来的感情”。艾略特却认为，诗歌“既不是感情，又不是回忆，更不是平静”，诗歌是“一种集中”，是“把一大群经验集中起来”，这不是“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而进行的”。(’5)艾略特在反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滥情的同时，希望美国诗歌回归“欧洲传统”。他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之中，反复强调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是“正宗”。他指出，创作中不应表述个人的情感，“非个性化”成为了艾略特一新批评传统的第一原则。但是，艾略特要求美国诗歌阪依英国文学传统，否定诗歌表现个人独特情感的思想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包括他的老师庞德在内的很多诗人的反对。庞德曾说:“他(艾略特一笔者)不愿在一本论文化的书中看到中国人和黑人。这正是这个唯一神教徒可憎的愚昧之处。”‘’6)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写作《柯拉在地狱》时，读到了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他“强烈地感到了艾略特出卖了他所信仰的文学理想(见<想象>新方向版第四页)。他的信仰是:建立美国式的新诗的新传统。他认为艾略特在向后看，而他自己在向前看’，。(17)威廉斯说，艾略特的《荒原》流传是一个“灾难”。他极力“反对在诗歌中写入泛泛之论或表达抽象概念，……如庞德或艾略特在作品中表现西方文明之衰落那样”。(18)威廉斯主张写身边平实的生活，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在语言上摈弃艾略特那“贵族般”的语言，而用日常口语人诗。他还主张废除英国诗歌几个世纪以来的形式框框，不用尾韵和抑扬格，以句子重音求得节奏。他的著名论断:“没有思想，思想只是寓于事物之中”(他的长诗《佩特森》里的一句话。)，即可概括他的理论主张。

二战前后，西方思想界发生了剧烈变化，从强调结构到强调解构，从强调一个中，合到消解中心，从尊重传统到反传统，从传统的西方逻辑中心到反逻辑中心;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美国青年诗人的创作思想。他们厌烦了艾略特一新批评传统所把持的学院派的沉思玄想，希望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诗。五十年代后期，美国诗歌发展转向了庞德一威廉斯传统，威廉斯“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有影响的当代美国诗人”。‘’9)当然，这一转变也经历了艰苦的斗争。五十年代中期，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新超现实主义等大大小小的“边缘”诗歌流派向艾略特代表的现代主义传统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有一时期两派对立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助反学院派举起了威廉斯的大旗:表现普通人，抒写地方色彩，描绘自然地理，选用朴素语汇，如奥尔森的《马克西马斯》，金斯伯格的《嚎叫》都可视为这方向的努力。

同时，美国后现代诗人们由于“对于西方文明的忧虑，引起了他们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兴趣。老庄、禅宗成了中西部的詹姆斯•赖特和罗伯特•布莱一派新型田野诗人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哲学因素”。(21)美国后现代诗人们既走回威廉斯，又向往远方的中国文化，这矛盾吗?不。因为威廉斯的创作很早就“有了庞德所译的中国诗歌那种清朗一这种风格，庞德以及其他诗人都在自觉地使用，而且用得很成功。”(22)换句话说，威廉斯所追求的那种不施雕饰、不求华典、文风朴实的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淡泊、简练、自然有相通契合之处。例如威廉斯著名的诗《南塔刻特》:窗前的花/淡紫、嫩黄//被白窗帘变换色调—/清新的气息—刀向暮的日光—/玻璃水壶刀在玻璃盘上，酒杯/翻倒，旁边//放着把钥匙—还有/洁白无暇的床。八行诗里只用了一个动词，这在传统英语诗歌里是很难想象的，它在意象呈现上与中国传统诗歌有惊人相似之处。威廉斯特别喜欢中国诗歌的简隽，他说，“(中国诗歌)有时只有短短几行，却是坚不可摧”。侧威廉斯在晚年为王红公所译的《中国诗一百首》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透露出他对中国诗的热情”。(24)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美国后现代诗歌不仅大规模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接受也是美国后现代诗人自己的主动选择和美国诗歌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这与第一次美国诗歌大规模接受中国文化的情况十分相似。不过，与第一次比较，这次接受有了本质的不同，即这次接受更为广泛、深人，接受者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准确和理性的把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这是接受语境不同的缘故。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里，中美关系处于隔离状态，美国后现代诗歌接受中国文化(第二阶段)的主要媒介是9l翻译。自从英美二十世纪新诗运动以来，英美有一百多种综合性的中国诗歌译本出版(这还不包括各个朝代或诗人的个人专集)。阁中诗英译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l)范围广大。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到现代，重点朝代和重点诗人几乎都有了译本或选篇;2)出现了经典译本和翻译名家。有些译本出版后风靡英美，多次重印，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韦利译的《中国诗歌一百七十首》从1918年首次出版后，重印十多次;l946年韦利选编并自己翻译的《中国诗歌》在以后的三十年里重印了七次;韦利个人翻译多达十余种;哈特翻译的《百姓))(中诗英译)1933年出版后，分别于1935，1938，1954，1968年四次重印;3)译者人数众多，包括一些华裔如柳无忌，我们很难准确统计究竟有多少译者，但能查阅到的就有一百余人。华裔译者柳无忌与罗郁正合译的《葵哗集:中国诗词曲选集》(1975)获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不到半年就销售一万七千多册。4)很多译者在翻译的同时，注重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如韦利的((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模式》(1939，1940，一956，rgsZ)等。•另外一个更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大批的文化经典和文学理论经典如《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文心雕龙》、《文赋》等在美国有译本出版，而有些经典是一印再印，例如:‘易经》在美国从1950年到1985年已经重印了二十一次(王晓路统计)，成为了仅次于《圣经》的普及读物;《道德经》到六十年代译本已经达到四十多种(据赵毅衡统计)。

上述罗列的显然只是中国文化文学作品在美国译介的极少一部分，但已经足以说明:大量的中国文化作品的译介为美国诗人接受中国文化创造了新的文化语境，美国后现代诗人们有机会阅读大量的中国诗歌、文学理论和其他的文化经典。很多诗人正是通过阅读译本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史耐德第一次阅读中国诗歌译本才十九岁，他说:“我最早是通过读庞德、阿瑟•韦利、威特•宾纳以及其他一些人翻译的中国诗歌而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困王红公是在宾纳引导下读中国诗歌的92译本，而王本人翻译的中国诗又成为其他诗人接受中国诗影响的媒介，默温就非常喜欢他译的中国诗，说，“这本书(指王译《中国诗歌一百首》—笔者)我已读了很多年”。〔27)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前后仅一百余年，但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中美文学分属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们之间的碰撞、拒斥、吸收、借鉴、融合对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的迁徙和杂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