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思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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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寸九世纪初马礼逊来华传教始，基督教在中国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百多年间，她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以“洋教”的形象出现。解放前，传教士被称为“洋教士”，中国信徒也背上“二毛子”的称号，“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成为不少国人对基督教的指控;而中国教会如何完成“本色化，’的任务，也一直成为很多传教士及华人信徒热衷讨论的课题(‘解放后，在“反帝”的政治浪潮下，基督教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冲击;在教会内部展开的‘’净化教会”运动，无宁说明了在政府眼中，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间的密切关系。今天，虽然中国教会在三自的目标下，已达致由中国人自治、自养及自传的目标，但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基督教仍具有相当的“洋教”形象，却是毋庸争议的。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近百年来中国教会在从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期望通过评检过去，从而为今天反省的一个参照。

一、福音的现代化关怀

基督教传人中国之时，适值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一页页充满内忧外患的近代历史一于焉揭开。打从鸦片战争以还，中国屡败于西方帝国主义，受尽屈辱，向来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也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的优异;如何寻求“富强”也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流观念。所谓“富强”，用今天的说法，就是现代化(modernizati()n)的意思。当然，对于中国文化如何步向现代化，朝野间也呈现了不同的体验，但无论如何，大家均相信“变”是必须的，只是在变的程度上，彼此存有争论而已。但是总的来说，随着十世纪末国人危机意识的普遍高涨，在“救亡”的呼声下，国人愈益倾向质疑及批判传统文化的价值，并认定西方文化(即“启蒙，’)在各方面优越。现代化因而成为中国摆脱亡国运，迈向富强的先决条件。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成为基督教的关怀。事实上，在一个非基督教的社会里，基督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其传播委实面对着很多的困难。“我为甚么要成为基督徒?”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考虑阪信时必定发出的疑问。职是之故，在普遍国人正关怀国家文化的现代化时，中国教会遂认定:要是基督教能在中国文化处于变动、寻求更新之际，证明信仰的贡献的话，则基督教便可以找到她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合法性及必须性，这也是福音在这片上地上得以生根的关键所在。另方面，不少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反省，除了是从宣教的立场出发外，也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关怀。特别是那些从儒入耶的信徒，他们在阪信新宗教的时，却不是意味着要对旧有的信仰(儒家统)的全盘否定;因此，反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正是他们寻索中国基督徒身分的表现，并确立其安身立命的基础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华的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便致力于结合基督教信仰对中国文化的关系。扼要而言，他们的工作主要分两方面:第一、是调适与对话的进路，即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同点，调和两者存在的差距，以减少传教时面对的阻力;第一二、是改变与更新的进路，即是说明信仰如何更新中国文化，成为其步向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所在。

二、十九世纪的努力

1.西化与基督化尽管我们现在可以若干客观的标准来界定现代化，但毋庸置疑的是，现代化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具体的指涉就是“西化”(westernization)。因为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西方国家就是富强与进步的象征，也是他们唯一可以学习的对象。这样看来，压根儿就不存在一个非西化的现代化的内容。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廷终于在一八六O年展开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背后的指导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长技”就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换言之，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终于从昔日天朝意像中清醒过来，承认自身在“器物”(teehnologieal)层面的落后。不过，中国在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却又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甲午战败所引发的危机意识，逼使更多国人认定，中国文化的不足，不仅是在器物的层面，更进深至制度(institutional)层面。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推行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因而成功地跃升为东亚强国，正说明改革制度的必要。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检讨时，不少传教士与中国信徒也致力于提供一个基督教版本的连释。这个连释的基本假设，就是建基于西化与基督教的关系之上。绝大多数的来华传教士均深信，西方文明富强的关键，乃根源于基督教精神。换言之，西化与基督化之间，乃存在着某种源于本质的因果关系，基督教信仰是“因”，西方富强文明是“果”。既然西方文明乃从基督教精神中孕育而生，那么现在中国文化正处于去旧迎新，向西方学习之际，传教士便应全力参与其中，好让中国摆脱“异教”的国度，迎向西化的模样之中。传教士相信，“西化”的环境，将更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所以，他们对中国正在从事的西化改革，均抱以极大的期望。不仅如此，他们更全力参与其中，好改变中国的异教上壤，以促进中国的基督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传教士乃调整其传教策略，致力参与中国的教育、社会及文化改革工作。他们认定，此等工作本身已具有“目的”(ends)的意义，而非仅是依附于传教工作的“手段，’(means)。这些传教士包括林乐知、李提摩太及丁题良等，他们的工作自然引起其他“基要派”传教士的激烈反对，并被斥责为偏离了正统的传教路线，有关问题也在一八七七及一八九O年两次在华教士会议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及讨论。在改变与更新的进路上，除了上述的传教士相信西化可以促进基督化外，也有不少中国基督徒从另一个角度来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他们同样认同西方文明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但是他们却确认，中国文化若单凭制度上的革新(西化改革)，并不足以促成富强的实现。例如有信徒指出，一切的“洋务”、“新法”不过是“末技”而己，中国振兴的关键，不在这些“末技”，反倒是作为“根本”的“天道”。若不是先以“天道”改变人心，则任何的新法新学，也不过是以旧人行新法而已!换言之，基督化才是促进中国实现西化的首要条件及充份保证。

2.文化适应

除了改变与更新的进路外，十九世纪中国教会结合信仰与文化的另一条进路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调适与对话的_I_作。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一点，就是儒家思想。尽管儒学传统在十九世纪末受到很多的批判，但毕竟其作为二千多年的正统思想，在中国社会里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之时，不少中国人强调儒学已具自足价值，根本不需信仰基督教;抑有进者，他们更以儒家思想作为反对基督教的理据。职是之故，基督教信仰与儒家传统的关系，遂成为十九世纪中国教会不得不认真处理的课题。扼要而言，中国教会在这方面，主要是在“基督或孔子”(ChristorConfueius)及“孔子加基督”(ConfueiuSplusChrist)之间，展开激烈的讨论。大部分的传教士确信，儒家思想正是基督教在华传播最大的障碍，因此，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因为“天道”与“人道”之间.必须予以严格的界别，不容混淆。不过，也有少部分传教士，以及不少中国基督徒(特别是从儒人耶者)却确信，基督教与儒家之间，不仅有共通的地方，抑且前者可以完善后者，补其不足。“合儒”、“补儒”的理论，由此建构起来。例如有一位名何玉泉的伦敦会长老，在(万国公报》_卜，主张中国六经所载的上帝，就是基督教要告白的上帝。另一些信徒也指出儒家“以五伦为本”，而圣教则属“感化救赎之道”，正可以“补儒者之未发”。这些言论表明，不少入教的中国儒生之阪信基督教，虽然意味着他们对儒家传统有所不满，但仍得留意，他们却并没有完全与之划清界限，反倒是致力于调和两者间的张力。

3.小结

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教会在十九世纪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努力呢?首先，笔者以为，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基督教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十九世纪中国人获取西学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翻译、新式学堂、学会、报刊杂志及出国留学五途。但是，我们得留意，这些途径，绝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纪末才普及的(如学会、新式教育、留学日本及报刊)，在此之前，只有清政府一旱期的幼童留美计划及在洋务运动中从事的官办翻译工作:这些_L作要不是中途中辍，便是把西学局限在“器物”的层面。但与此同时，传教士已经通过为数众多的教会学校及报IjJ大量引介西方思想文化。换言之，基督教成为早期国人获取西学的重要渠道，其贡献不容忽视。其次，尽管中国知识分r在中国文化剧变之际，对西方文明的认同程度愈益加深，但是他们却没有像传教士的预料般，一并地接受了西方文明背后的基督教信仰。中国教会“配套式”的传教乎段，不管是主张西化促进基督化，或是基督化成全西化者，均未能收到期望的果效。抑有进者，当十九世纪末以还，中国人学习西学的途径骤增时，基督教一方面失去其昔日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开始要承受国人从西方引介的无神论思潮的冲击。最后，中国教会在协调信仰与文化的进路上，诚然成为基督教本色化的初步反省。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印象，以为中国教会对文化层面的本色化的讨论，大抵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因应“非基运动”的冲击才开始;但事实上，撇除个别西方传教士不谈，晚清中国基督徒知识分一子大致上在“合儒”及“补儒”论方面，均有颇为一致的集体反省，为日后的工作奠下基础。

三、二十世纪的反省

1.救亡压倒启蒙

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问题方面的困扰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而得到解决，反倒是局势的变化，使他们在思考与反省时，愈趋走向一条激进之路。他们感到困扰的问题是:共和政体的建立，表明中国人在制度层面彻底改革的决心，但是，中国的问题却并没有随着帝制的结束而改善过来，相反，却是内困于袁世凯及军阀割据之苦，外侮于西方帝国主义及日本军国主义之侵。救亡图存的心态，逼使知识分子更多地以“一元”的思想模式来思考“救国”的问题。他们急于为中国面对的困局寻找出路，并将复杂的国家、社会、文化问题约化为一个终极的“根本”问题(如民心、帝国主义)。然后再希望能够迅速地找到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出路;唯有这样，则中国人才能从亡国的阴影中得到解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2.“基先生”与救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在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进路上，显然也不能豁免于整体时代的趋势。由于此时儒家传统也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备受批判，失去昔日正统权威的角度，所以儒家作为本色化的对象的进路，显然已不是此阶段的重点所在。例如吴雷川在二十年代初期，尚致力于调和儒家与基督教，但到三十年代，也扬弃了这种方‘法，改以现实处境作为结合信仰与中国的进路了。毋庸置疑，在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救国成为国人普遍的终极关怀之时，基督教要是要说明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证明在国家社会的问题上，她可以提供的出路了。正如前述，此时国人正急于诊断中国的问题，并寻索根治的良药。于是，“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马先生，’(马克思主义)、“美小姐，’(美学)、“孔夫子，’(新儒家)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企图向国人证明其救国的能力。正当百家争鸣、群雄并起之际，“基先生”也代表中国教会参与竞赛，期望基督教能够成为根治中国问题的良方妙药，从而达致“中华归主”的宏愿。尽管中国教会认定基督教是拯救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案与“独家出卖”(王治心语)，但是，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之间，对基督教如何救国，却有着殊异的理解。换言之，“基先生”也以不同的形象，呈现在国人面前。扼要而言，二十世纪前期在中国出现的耶稣基督，一共有四个形象。第一、是作为道德人格重建者的基督。主张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端在人格、民心的更新，而耶稣的人格，正是理想完美人格的典范。他的爱、牺牲、舍己的精神，恰好是医治中国道德及精神问题的良药，也是社会重建的文化基础。余日章、赵紫哀等即持此论。第二、是作为社会改造者的基督。他们相信，中国的问题，端在于社会的种种缺漏。因此，基督徒应致力参与不同层面的社会改革(如教育、农村建设等);而耶稣在世的最大使命，正是鼓吹改革社会的意识，从而实现天国降临的基础。第三、是作为社会革命者的基督。持守这个形象的基督徒强调，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单靠个别层面的改革，因为这里涉及根本及全盘的问题，唯有以革命的手段，另建新的制度，方能完成救国的使命。耶稣的榜样，便是典型的革命家，至于怎样的革命才符合基督教的理想，又因着不同的革命立场而异;是故耶稣既可以支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也能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吴雷川、吴耀宗、王治心等便是这类的典型代表人物。第四、是作为灵魂拯救者的基督。其实，持守这个立场的基督徒，基本上是反对信仰与国家、社会和文化间，存在任何的关系。他们深信，教会在地上唯一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拯救罪人的灵魂，舍此别无他求。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改革，因为世界最终的命运是接受上帝的审判!换言之，基督是救人”而不是救“国”的。大多数中国的基要派教会领袖便属此类。总的来说，在中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中国文化又在剧变之时，中国基督徒为了证明基督教乃救国的唯一法门，乃致力将之诊释具有强烈群体救赎意义的信仰。这样，耶稣不仅变成“世俗弥赛亚”，失掉其神性的本质，抑且，更成为不同的世俗救国方案的附属品;耶稣的不同形象，恰好说明中国基督徒是首先确认中国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再寻索根治有关问题的药方，然后用基督教包装此等方案。归根究抵，基督教只扮演合理化或神圣化这些世俗方案的角色，而非如他们原先所言，舍基督教以外无法救国。耶稣基督在二十世纪前期在中国的不同形象，正好反映出中国教会在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时所面对的困局。

四、结论

上文简单的讨论，可见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会在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方面，曾经走过的道路。如果我们说历史的经验，可以让后人有所借鉴的话，那么，当今天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仍然是华人信徒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实在有必要从历史中吸取一些教训了!当我们要问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或者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可以扮演的角色时，必须扬弃昔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元”思想模式，以及整体的思考方向。我们不要在把中国的问题简单化的同时，又将答案神话化或绝对化!作为基督徒，更应提醒自己，切忌抱着基督教拥有一切根治中国问题的答案的心态，将任何的理念神圣化。事实上，国家、社会、文化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我们真的可以找到一个根治问题的“灵丹妙药”吗?真的存在根本的解决办法吗?基督教又是否拥有解决一切国家社会文化问题的答案吗?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深思后省的。我们明白，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激进化，与当时普遍存在的亡国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问题是，今天中国是否仍处于亡国的边缘?中国无疑仍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这也是八十年代后期有人提出中国将被开除“球籍”的原因。但是，我的问题是，这只是因着落后而引发的危机感，与当下生死存亡而挣扎的亡国意识迥异。要是我们能摆脱这种亡国的意识，那么在面对中国的问题时，便不用急于寻找根本的问题及灵丹妙药了。这样，我们也不会单单神圣化自己的理想，而无视其他方案的价值及意义。唯有当我们接纳基督教并不是“全能”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为基督教设定一些超出本身能力与角色的假设;否则，“基先生”只会沦为“基菩萨，’!我深信，在中国文化迈向廿一世纪之际，基督教信仰确实有其可以贡献的地方，但是，我们得留意，她不一定是唯一的贡献!告别二十世纪，也要与追求“灵丹妙药”、“根本解决”的心态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