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境与中国文化思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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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在汉语中，文化一词起源于《周礼》:“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其含义大致是指文治与教化。在英语中，文化一词是“c以晚此”，起源于拉丁文的“‘汕初锄”，原指为祭祀而耕作和为生存而劳作。在这里，中西方“文化”的界定已出现了歧义。“文化”一词广而言之，是指人类并他创造的一切。小而言之，是指社会中的历史、文学、教育、法律、哲学等。一论到中国文化，人们又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文化就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即是以儒释道为主流的文化传统。笔者认为:此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和肤浅。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能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绝非是以儒释道为主干的文化传统，而是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特点的传统文化。比如先秦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以及清代的朴学等①。这一些到底哪一种才是正宗，谁也无法说清。那怎么能把中国文化等同于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传统呢?再者“文化”一词不单纯地局限于以知识分子为主流的精英圈子中。除知识分子们所推崇的以儒释道为主流的雅文化外，还存在一种以老百姓为主体的有关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年来节到等的礼仪、民风、民俗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俗文化了，谁也不能把这些排除出文化之外。除主流文化外，还存在一种边缘文化，如雅士们所欣赏的琴、棋、书、画;又加上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所有这些都应归属于文化的范畴。士大夫们所崇尚的“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文化，同时老百姓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是文化。因文化一词的辩析过于复杂，我们也不易在此处兜圈子，多费笔墨。

1.从近代文化史的演变来看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历了几次大的与西方文化的遭遇，并几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逐渐与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融合，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此时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一种多元的局面。在这多元化的过程中，许多文化重新整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已再无法与原来的文化模式相认同。下面我将分别以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后的文化演变为个案来考察一下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强国之梦被粉碎，国人的自尊心从此受挫，进而认识到自己的弱小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抱残守缺已经不合时宜了。坚船和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同时也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不敢再夜郎自大。于是许多人纷纷走出国门，去西方寻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之道，以便像魏源所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此时兴起的洋务运动、都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要求。等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将西方的“德(凌刀耽m叮)”、“赛(:c~)”请进了中国，倡导中国实行科学和民主。此时也兼有反动的历史潮流。比方说当时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后来的“非基运动”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同时西方文明也并非尽善尽美。一九一四年西方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文明遭到了危机，致使一部分中国人提出以东方文化来补救西方文明。一九一六年，辜鸿铭写了《中国人的精神》;一九二O年梁启超从日本回来，写了《欧游心影录》，都阐发了如是观点。接下来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科学论战，其中先是科学是否是万能的，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陈独秀、丁文江、张君励、瞿秋白等都参与了这场论战，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对胡适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导致了胡适与陈独秀立场的分裂。到后来又出现了三次大的论战:一九二七年艾思奇和叶青关于哲学问题的论战;一九二九年，知识界关于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一九三五年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在这些论战中，体用之争、本位之争的冲突相当激烈。在这期间，很多学者，知识分子都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激进派，如陈独秀、、鲁迅等;自由派，如胡适，和提出“全盘西化”的陈序经等;有守成派，如王国维、梁启超、梁漱溟等。在论战中他们都结成同盟，党同伐异，各自提出自己的见解。到底是要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还是国故新知，众说不一。此时知识界的文化呈现一种多元对峙的趋势，不易轻率地否定哪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领导地位。共产党在地位确立后，就用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来改造人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随即成为了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被强力推行。为了适应政治的需求，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改造，进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班。此时的文化上的多元模式被政治上的一元取代。此后中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毁坏颠覆传统文化，肃清封建社会的残余势力。一场全面的反对“封”“资”“修”的运动把中国带人了十年混乱。这次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全方位的冲击，致使整个民族陷入文化虚无主义之中。这次大革命使中国人经受了一切信仰的危机，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再一次经受了人为的无端的冲击。这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陷人迷茫、狂乱、浮躁之中。在这次大型的针对文化的清洗和冲击中，我们一方面口中喊着批倒批臭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又延续了传统文化的糟粕，比如忠字舞、献红心、万寿无疆之类的东西。就实质而言，是文化史上的一次反动。这是中国的一个反文化的时代，到处流行着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不被尊重。“”结束后，中国出现了拔乱反正，哲学上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化上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后中国迎来薇革开放，经济上慢慢地从计划经济转人市场经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厂中大锅饭被打破。经济的一元再一次被打破了，于是文化上的一元也被解构。这标志着中国人慢慢地走向世界。在这之中，西方的经济观念，政治观念，文化观念也逐渐地进人中国。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仍然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被强调，但已逐渐地演变成新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了。新儒家作为一种人文学科被带人知识界，成了部分人的信仰，但这与儒释道传统已大相径庭了。因此，今天的中国文化已远无法认同于原典文化了。因此，要想恢复已逝去了的文化传统已意义不大了。同时西方较新的文化思潮在近几年被介绍到国内来，如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这些学科研究的兴起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再一次加大了中国文化的张力。基督教研究也属于这新兴起的诸多学科中的一门学科。这种文化上的繁荣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化的范围。

2.基督信仰并非是文化

基督信仰不等同于文化。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类社会的产品，而基督的福音是天启的，因此不能将信仰与文化混为一谈。至于许多人文学者从宗教学角度去看待信仰，是因为他们仅仅是研究者，而不是饭依者。他们从外观上永远也不晓得什么是信仰，因此这些研究者的探讨是肤浅的，对于信仰者来说他们的一切研究不过是盲人摸象而已。学者们将神学搞成文化学、人学，而每个信仰者的任务是让神学成为神学。基督信仰更从垂直层面上关注着人的生存，而并非从平面的角度来谈论人的文化。基督信仰更侧重于悔改、阪信，而并非文化上的混合。对于信仰，生存才是重要的，文化是第二位的。因信仰本身不是文化，当然我并不是说信仰与文化无关。基督的拯救所临到的是生存着的个体，而并非是没有位格的文化。因此信仰更关注语境而并非文化。真正的基督信仰排斥混和主义，即把信仰等同于文化，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混和主义倾向，因信仰从天而降来自于垂直方向，而文化自地而生，源于水平层面，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混为一谈。主张本色化神学家们试图调和中国的儒释道传统与基督信仰，实际上他们已经将基督信仰贬低到了文化的层面，这种倾向是危险的。我们也不可假借谈中国文化之名去张扬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自以为自己的文明才是独一的、至高无上的，从而将一个民族的利益驾驭另一个民族之上，到头来势必引起与其他民族间的对立情绪，甚至会引发战争。民族主义与基督信仰原是格格不人的，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人人皆兄弟。因此我用汉语语境一词取代中国文化”也有避讳民族主义的用意。

3.汉语语境

汉语语境是指基督福音所要进入的那种使用汉语的背景。因为福音是超文化的，因此福音没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比方说:在英美国家进行福音宣传就要使用英语，而在中国必须使用汉语。使用汉语的人所构成的语境，则为汉语语境。语境是福音要进入的场所，它不单纯包括文化层面，还含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其它层面，因此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化。以上我们考察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略，因为文章篇幅所限，又加上笔者的知识结构的特点，只能从文化圈内来谈论。(这就是释义学中所说的视域。比方给一个事物摄影，总要选取一个点;作者的知识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他所站的角度，因此，他不能更全面地考察)同时，笔者又界定了福音与文化的区别，当然是站在信仰者的立场，这也是由于个人因素所决定。对汉语语境的辩析过于简短，是因为笔者并非试图用定义来规范汉语语境，套用古人之语，“汉语语境”一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