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与文人的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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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作品站住了,而且,还要站久了,才是正理。一时间站住,长期间的站不住,作不得数;长时间的站住了,而不是永远的站住,也作不得数。别说人心中的文学史,有淘汰率,书架上的文学史,也不等于阿猫阿狗都可以埋葬进去的文学公墓,也是要经常精兵减政,经常裁员缩编的。只有经得住时光的筛选,历久弥新,耐得住岁月的淬炼,永葆生机,这样的作品,才是文学瑰宝。那些为皇上所恩准,为衙门所册封,为市场所决定,为书商所追捧的文学,保鲜期很短,有效期有限,一时间内,经滚雪球式的炒作,上百万印数,上百万收入,上百人鼓吹呐喊,上百次提篮叫卖,看起来挺能唬那些冤大头的。但雪球这东西,虽能滚得很大,但接连几个晴天晒下来,就是一摊黑水加上一堆烂泥,别说新鞋不踩臭狗屎,就是旧鞋也避之惟恐不及的。

李清照,中国文学史上最重量级的女性诗人,近一千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胡适也说过:“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如此肯定的评语,出自此公之口,当更有说服力。如今,崇胡者甚众,与过去打胡者甚众,都是一种情绪上的扭曲和偏颇。不过,若撇开政治,就做学问这点上,他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在“有天才”前,再加上个“最”字,可见对她的推崇。他还说,由于她“才气纵横,颇遭一般士人之忌”,这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人遭忌,是太常见的事情了。道理很简单,谁让你李清照“才气纵横”呢?你一纵一横,四面八方,全是你的天下,那些无才的前辈、同辈、后辈,能不打心里腻歪你(这算好的),反对你(这算说得过去的),打击你(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如此)吗?

所以,天才投错胎,时间不对,空间不对,跌进了小人堆,掉进了恶狗村,那就雪上加霜,不得好日子过了。

李清照的一辈子,过得很坎坷,很倒霉,很不走运,很受到同时代人的垢辱。她又挺爱国,挺爱这个对她很不怎么样的宋朝,所以她说什么也不能当亡国奴,说什么也要跟着这个居然没有被人灭掉的赵氏王朝,从北宋跟到南宋,从徽宗跟到高宗,从光耀于世的诗人,到一文莫名的嫠妇,从海内传诵的词家,到不知所终的的孤魂。究竟,何年何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一概不知,比一条流浪狗的下场更惨。这说明中国的宋朝,是个多么糟糕的王朝,它连本朝最有天才的女诗人,都弃若敝屣,这个王朝,不亡何待?

幸好,中国人记住她的作品,中国人怀念她的精神,她在文学史上凭真实力,凭真本事,所达到的被人推誉为“最”的地位,并不因她悄无声息的死而湮没;相反,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人们对她的理解,她的形象也愈益高大,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愈益不可撼动。

文学史,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摆在书架上的,一种是放在人心里的。摆在书架上的文学史,可以装进成千上万位作家诗人的名字;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一百位。这其中,就有李清照。每个读过宋词的人,都会记起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七字叠句,这些字,似乎并不艰深,似乎并不复杂,但她创造出来,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她深入人心的品牌,凭这,当然也不完全凭这,大摇大摆地走进这部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永远活着。虽然她死得不明不白,不知下落,但人们脑海里总能涌现上来,那早年美丽端庄,文思奇诡的她,那中年奔波跋涉,坚忍不拔的她,那晚年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的她。

也许,她知道,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余性专博,昼夜每忘食事”(《打马赋》序),也许,她知道,历史,从来就是一面筛子,是精华,自然会留下,是糟粕,早晚要去除,一时火爆,不能持久,璞之剖玉,早晚间事。所以,她以自信,以达观,以完美,以一无牵挂的心态告别人世。果然,世事也正是如此这般地演变着,个人生前的不幸,因时过境迁而渐渐淡化,曾经遭遇的痛苦,因斗换星移也慢慢稀释。最后剩下来的,便是她璀灿的文学成就。那些小丑,那些败类,那些构陷,那些污亵,遂像泡沫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殆尽。于是,一个才华出众,成就卓越的李清照,便永存于这部人心中的文学史上。

其实,李清照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并不是很多,流传于世的词,不足50首;流传于世的诗,不足20首;流传于世的词学批评,只有区区五百六十字(如果不是别人为了骂她,录以存照,也许早消失了),然而,她却因此成为一位名显于生前,不朽于身后的大家。

第一,她以长短句,雄踞宋词的榜首,那些巾帼们,须眉们,不得不甘拜下风。

历代评家,对《漱玉集》,无一不持正面肯定的评价,而且抱有相当的敬意。清人王士稹在《花草蒙拾》中,推崇她为之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并以同籍自豪:“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即使如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批评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但也不得不承认:“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

宋以后的评家,则看重其超越性别界限的文学成就,认为未可以用一般女性诗人的水准视之。明人杨慎在《词品》中说:“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

清人李调元在《雨村诗话》里,也持这样的观点:“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这就是说,一位作家,作品站住了,而且,还要站久了,才是正理。一时间站住,长期间的站不住,作不得数;长时间的站住了,而不是永远的站住,也作不得数。别说人心中的文学史,有淘汰率,书架上的文学史,也不等于阿猫阿狗都可以埋葬进去的文学公墓,也是要经常精兵减政,经常裁员缩编的。只有经得住时光的筛选,历久弥新,耐得住岁月的淬炼,永葆生机,这样的作品,才是文学瑰宝。那些为皇上所恩准,为衙门所册封,为市场所决定,为书商所追捧的文学,保鲜期很短,有效期有限,一时间内,经滚雪球式的炒作,上百万印数,上百万收入,上百人鼓吹呐喊,上百次提篮叫卖,看起来挺能唬那些冤大头的。但雪球这东西,虽能滚得很大,但接连几个晴天晒下来,就是一摊黑水加上一堆烂泥,别说新鞋不踩臭狗屎,就是旧鞋也避之惟恐不及的。

第二,她屈指可数的诗,其中数首,甚至还是断篇残句,却极具强烈的震撼力,尤其在国破家亡的时刻,简直就等同战斗的号角,催人奋进。

在她笔下,诗言志,词寄情,两者有着严格的分工。她写诗,非常的政治,非常的现实,极具丈夫气概,绝非小女子文学,表现出她内心中英武的一面。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绝非夸张地谈到她当时声望的非同小可,她的诗和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年底,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完以后,传位钦宗,次年的次年,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亡。高宗即位南京(河南商丘),遂为南宋建炎元年。徽、钦二帝都被金人掳去,中原大乱,李清照只好告别山东青州故居,随着这个衰败的帝国南渡。宋高宗赵构逃到哪里,李清照也就追到那里,历经颠沛流离,饱受战乱兵燹的她,提起笔来,与她写词的出发点系于个人情感,绝然不同之处,她在诗里,更着眼于河山变色,社稷危亡,家国倾覆,乡土沦陷。满纸慷慨悲歌,一心恢复国土,我们能够体认上世纪30年代鲁迅提倡杂文,应该如匕首,如投枪那样成为武器,那么,李清照的笔锋所指,痛斥苟安偷生的朝廷,讥讽“酒肉堆中”的昏君,揭露认贼作父的奸臣,唾弃望风而逃的将帅,无不发自诗人的良知,无不传递民间大众的悲愤。在这一时期中,诗成为她惟一的表达方式。她的“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她的“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她的“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她的“春残何事苦思乡,病里梳头恨发长”,都在说明诗人与她的祖国息息相关,与她的民族同声共气,她的责任感,她的使命感,使她不能自外于这个生死存亡的大时代,她呼唤抗战,她呐喊北征,总不能“子孙南渡今几年”地坐以待毙,也是那时与她一起南渡的中原士民的共同心声呀!

中国文学,自古就有小众和大众之分,因此,中国文人,从来就有关在象牙之塔和走向普罗阶层之别。当然,小众文学不是不可为,大众文学却是绝对不可少。大众,即大多数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你无动于衷,你全无心肝,你醉生梦死,你声色犬马,也就莫怪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抛弃文学,告别文学。当“靖康耻”成为全体中国人最抬不起头的污辱时,当赖以安身立命的国家、民族、乡土,故园,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曾经写出过,还将要写出更多美得不能再美的小众文学的李清照,也要发出这个时代里属于她的声音。这就是她的伟大,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失语于自己的时代,是一种失职,也是一种背叛。所以,她的这些诗,就是她的大众文学。

她的代表作《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她诗中的最强音,那种英雄气概,其实更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写照,千古传诵,始终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所以明人毛晋,这位收藏家,出版家,在重刻李清照的《漱玉集》后,于跋中不由感叹:“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

第三,她那五百多字,来龙去脉都不明就里的《词论》,使她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酷评家,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那震动持续数百年。

长短句始于唐而兴于宋,但对于词创作的理论研究,却为数不多,李清照这篇《词论》,可谓先着鞭者。她开头讲了一个唐代歌手的故事,然后讲,词应该是可歌的,然后讲,词的音乐感和节奏感,然后讲,与诗不同,别是一家,再然后,挨着个儿点名批判,直白道来:“始有柳屯田永者,出《乐章集》,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之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却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李清照·词论》)

一网打尽,谁也逃脱不了本小姐的修理!

我估计,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照抄李的这段原文时,肯定是一脸官司,咬牙切齿。他尤其看不惯李清照笔下所流露出来训诲口吻,那从容不迫之自由,居高临下之声势,肆无忌惮的锋芒,毫无怯弱的勇气,让胡仔很撮火。据专家考证,一,没提南宋诗人,应为北宋时写;二,没提周邦彦,应该更为提前。这样算来,此文当系她在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间写就,天!那年她才27岁,约等于当下的考研读博的年纪,也太嫩了一点吧?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敢对扛鼎文坛的大佬们发难,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别看是说三道四,却言之成理,别看是信口雌黄,却无不中的。估计当时整个汴梁城,为之侧目,对这来自山东济南的小妮子,肯定产生惊鸿一瞥,耐不住满街打探的轰动效应。

李清照发表这篇宏论时,胡仔(1110-1170)刚出生,等到他来讨伐这位前辈时,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此人那样大动肝火,殊为不可解之事。他狠歹歹地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看来,胡适所言李清照“颇遭一般士人之忌”,确乎非同寻常。

虽同为宋人,但已经隔代,可历史恩怨之耿耿于怀,宗派歧见之排斥攻讦,至少30年,50年,甚至100年间,仍是那些小心眼,没本事,会捣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众文人,乐此不疲,干得十分起劲的事情。

其实,在文坛上,或者不管其它什么坛,再老的老爷子,再大的大人物,没有什么不可以批评的,但对《词论》的反弹,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人沈瑾假门假势地说:“北宋大家被其指摘殆尽,填词岂易事哉!予素好倚声,读此论后,不敢轻下一语,恐遭妇人轻薄。”清人冯金伯引裴畅语,认为这篇《词论》,“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大不以为然的同时,竟说:“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唉!有什么办法呢?以今观古,这是一种文人通病啊!禁不起年轻人的挑战,受不了年轻人的挑剔,那些胡子一把,年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文坛老人,动不动跳出来棒喝,时不时跑出来镇压,已成一种条件反射,以致丢脸出丑,贻笑大方。宋代那些大佬怎么跳的,余生也晚,是看不到的了,可当代那些大佬,一嘴毛地咬来咬去,却是有幸目睹的。

第四,我认为最重要的,李清照除了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之外,更有其令人景仰钦服的精神高度,那就是她南渡以后,这个单身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坚韧,坚定的人格力量。

应该是她从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到公元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的7年间,她变了一个人似的从柔弱到强硬,从顺应到反抗,从低调到高亢,从躲避到作为,“载书十五车”,驭车千百里,在她独自南下的途中,那绝不认输,更不气馁的品行,那无怨无悔,绝不回头的性格,到底坚持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有过一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7年间,我想她就是靠一股精神支撑,才活下来的。我无法估量,十五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每一车载重几何?人力推,还是牲畜拉?宋代缺马,全靠与邻国互市而来,此刻,自然全部用在战场上,那就只好老牛破车,蹒跚前行。这样一位富贵人家出来的闺秀,书香门第出来的才女,将这批大约数十吨重,至少也要三至五个货柜才能装下的文物,从山东青州,运到江苏江宁。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辗转千里,那该是怎样艰难的旅程啊!

这时候,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少女时代那“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天真烂漫,找不出新婚时期“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的娇慵疏懒,而是“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一路拖累下来,再也无力振作起来的疲惫心态。那是要用多大的力气,多强的意志,才能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呀!

直到建炎三年,她大病一场,因时势日迫,只好将文物器皿再往江西洪州转移,尽管一路上被盗,丢失,“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全部家当以及背后所承担对于丈夫的诺言,对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真是不堪重负,然而,她不能停下来,不能就此罢手,继续一路追随高宗,由杭州、越州、明州、温州、台州……走下去。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后面是紧追不放的金兵,放眼是破碎的山河,周围是与她一样逃难的百姓。中国之有客家这一族群,是从北宋末年这次全民大迁徙开始形成的,无数中原士民都逃离金人的铁蹄而南渡求生。凄风苦雨,泥泞道路,兵荒马乱,食宿难求,行程之艰辛,生死之莫测,器物之沉重,前途之渺茫,难以用语言形容她的可怜,然而,她不倒下,也不能倒下,拖得沉重的脚步赶路。

李清照的一生,一个是文学中的她,一个是与丈夫赵明诚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文学中的她,是幸福的,快乐轻松的岁月,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何其短促?收藏中的她,这悲伤痛苦的日子,却是难逃难躲,难熬难耐,永无尽头。在《金石录后序》里,她这样写道:“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有矣。”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帮地,尚锁书册什么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误忘也!’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凄凉驿路,孤灯残烛,李清照的这篇充满血泪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愁肠,那份追思,犹令人砰然心动。

可李清照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她,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奔下去。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赓续吧?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具这种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中国士子,从启蒙那天起,就种下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骨头并不十分坚硬,但到了异族进犯,列强侵略,帝国主义要亡我中华的时候,文化道统的自尊,悠久历史的自豪,也会大义凛然,挺直身子为家国效力。李清照明知那一无所有的结果,明知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起来,几乎变卖了自己全部资财而得到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这炷文化香火,断送在自己手中。

李清照,在前路渺茫的的奔波中,在生离死别的苦难中,能够笔直挺立,能够铁打不倒,就是凭借着这股精神上的力量。

然而,这所有一切,对她来讲,宝藏也好,珍爱也好,包袱也好,祸祟也好,最后的最后,“得之难而失之易”,统统都付之东流,失之殆尽。

她怎么说?你简直想象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大明白,大智慧。“呜呼!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这是一个何等豁达的心胸,这是一个何等高蹈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如何不让人高山仰止的中国最有天才的女子啊精神这东西,其实是很虚的,很空的,很泛泛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是极物质的,极实在的,极能起到作用的。尤其在遭遇到类似天要塌下来的紧急状况,岂止需要一点精神,甚至全部,而且舍精神外别无其它。在这一刹那间,你一无所能,你别无他法,但是,你不想被压死,你不想被掩埋,而且,你不能坐着等死,你不能就此拉倒,因为,你不甘自暴自弃,你不甘一死了之,于是,当你面对着这倾刻间就要塌下来的天,你必须站得笔直的危殆时刻,倒数计时,眼看完蛋,能支撑着你的,也就只有精神了。

没有这精神,你早就成为一摊泥,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有了这精神,你就是一个站着的人,一个即使身体压死,精神也会不死的一条汉子,这就是历史上和文学中的李清照。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作为文人,也许更加需要。但时下,那些一头扎进钱堆里的文人,像驼鸟那样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漠里,肥硕的屁股上,却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吾乃清流是也”以标榜自己。

睹此不雅,我也说不好,这该是一种什么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