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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这世纪之交，人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反思愈加深入了。对80年代的“朦胧诗”冲击波的反思是百年文学反思的重要部分，近年来，这一话题又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论。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作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新诗潮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析出其作为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诗歌的精神实质，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力图做到穷理与资料的充分结合，以期获得学理上的周密与历史的真相相一致，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关键词】
朦胧诗、新诗潮、人本主义、英雄主义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所谓新诗潮，是指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中的一次英雄主义诗歌思潮，这一思潮始发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80年代以后，它在诗坛乃至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给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带来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新诗潮用来定义一类诗歌作品和理论所传达的一种共同思想倾向和思想潮流，是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声；而“朦胧诗”则是指属于这一思潮的一类诗歌作品，它侧重描述的是这类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因此，“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动而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从
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出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便体现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这一运动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神本主义思想统治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也便是人本主义文学对“”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基于此，我们要想对“朦胧诗”作出合理的评价，就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到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人们在对“朦胧诗”的认识、态度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1】，另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2】，有人甚至认为它是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例如，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认为，“朦胧诗”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说：“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最后，他总结说：“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3】接着他在《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一文中进而认为它是“作为五四新诗运动整体的部分进入新诗创作和新诗研究领域”，“它带着明显的修复新诗传统的性质”【4】。老诗人臧克家则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5】孙绍振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6】，程代熙则认为它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而是“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是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脚迹【7】；与程代熙竭力贬斥“现代主义文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敬亚却公开为“朦胧诗”这种“现代主义诗歌”喝彩，他宣称：“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8】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体现了新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与“”以来的神本主义专制主义文学思潮的尖锐对立。所谓人本主义，是指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一种思想。古希腊智者派学者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体现的便是西方早期人本主义思想，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这一思想又被人们用作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工具，恩格斯在评价那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时说：“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人的本质，亦即所谓的人性，就是人的理性和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人因其具有理性而被定义为人，恩格斯所说的“思维着的悟性”指的便是人的理性。所谓理性，是指对某种价值尺度的确认，并根据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行为的一种判断力。而所谓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理解、关怀和爱等人道主义情感需要，衡量它们的尺度就是理性的尺度。因此，人的尺度也就是理性的尺度，人本主义根据这一尺度，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民主反对专制、以自由反对禁锢，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反对教条的束缚。所谓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自我塑造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在对异己力量的抗争中体现出来的本质属性。人本主义始终作为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而存在，它不会随时代、社会的变动而泯灭，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本主义却一直为神本主义专制主义这个异己力量所压抑，然而，能够使这种思想得以延续的，却常常是在文学作品之中。人本主义思想一旦成为文学思潮的主导思想，便形成了人本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文学思潮就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因此，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真正的诗歌传统，本质上便是人本主义诗歌传统，但这一优良的诗歌传统在建国后却被“反右”和“”等运动无情地掐断。后来在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承接起五四这一优良诗歌传统的，就是“朦胧诗”。
毋庸讳言，在
六、七十年代那段“极左”的时期，人本主义思想是受到严酷压抑的，但这并不是说人本主义文学也就此消失殆尽，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朦胧诗”便是其生命的延续。不过这类诗歌作品在当时无法得到公开发表，它们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从六十年代末直到1978年，这是“朦胧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也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萌芽时期，谢冕先生后来曾把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喻为运行在地下的“地火”。由于当时的社会处于“极左”思潮的专制统治之下，历史条件不允许人们对“朦胧诗”的公开倡导，因而这一时期新诗潮诗歌在理论上还处于空白阶段，新诗潮诗歌是首先以一批有力的作品而宣告其诞生的。这一时期“朦胧诗”的重要诗人和作品有：食指（郭路生）和他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疯狗》、《鱼群三部曲》、《海洋三部曲》，黄翔和他的《野兽》、《独唱》、《火神交响诗》，多多（栗世征）和他的《祝福》、《致太阳》、《教诲》，芒克（姜世伟）和他的《天空》、《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方含和他的《在路上》，北岛（赵振开）和他的《回答》等等。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尚处于摸索阶段，总体的来说，它们还未能超出三四十年代诗歌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一大批诗人和他们的诗歌作品却一致传达了人本主义的共同的思想，而其中侧重表达的是，诗人对“”政治神话这一异己力量的抗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以及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思想的否弃和对人道主义的爱的向往等方面。
“”时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的文化恐怖时期，大批的进步文化思想及其优秀成果都被当做“毒草”而加以无情地摧残和蹂躏。之所以人本主义文学思想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得以延续，之所以“朦胧诗”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得以产生，其原因在于，首先，人本主义作为人的精神现象，并不会因为某种异己力量的压抑而消失，相反，压抑的激化只能使它更加顽强地凸现出来，并使之形成一股思想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潮诗歌就是这种压抑激化的产物；其次，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和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滋养了当时的那一批青年诗人，尽管当时绝大部分进步文学书籍都已被列为“禁书”，但正是那些被查禁的“黄皮书”却在70年代初的一些青年中引起了“地下阅读”热潮，当时的青年诗人从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及一些西方现代派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学到了大量崭新的表现手法，这是“朦胧诗”的艺术源泉；第三，之所以新诗潮诗歌能够实现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其直接原因在于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一批知识青年的觉醒，他们对自我价值追问和对一代青年命运的关怀为新诗潮的萌芽提供了机缘，这便是80年代中期文学论争中所谓的主体性的觉醒，正是由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诗人主体性的觉醒，才使新诗潮诗歌选择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然，特定的时代也迫使诗人选择了特定的方式，诗人为了自由，为了自身及一代青年的权利，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就必须与当时的专制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与当时的“极左”思潮决裂并对之批判，便成了新诗潮诗人的使命。这样，也就决定了新诗潮诗人只能选择英雄主义的方式，以诗歌来证明自身的力量。所谓英雄主义，是指为了崇高的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一种思想，它具有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的特征。英雄主义只是为了实现人本主义理想而选择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倾向，但新诗潮诗人把它带进了新诗潮诗歌，使之成为了“朦胧诗”的思想本质，所以，新诗潮又是一种英雄主义文学思潮，新诗潮诗歌也因此呈现出了鲜明的那个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感。
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朦胧诗”中可以得到广泛的明证。诗人黄翔写于1968年的《野兽》一诗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批判那个黑暗年代的英雄主义诗歌：“我是一只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9】。刘登翰先生在谈到“”那个黑暗年代时说：“在十年浩劫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一种抽象的‘阶级关系’；而‘斗争哲学’又被视为处理人的关系的唯一准则。革命不是在关心人和发展人的个性的轨道上推进，而是把所有尊重、关心和爱护人的美好情感统统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打倒，代之以封建专制的兽性。”【10】“”十年是失去理性的十年，是疯狂的十年，人在失去理性之后，剩下的便是疯狂的兽性，其间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罪恶暴行均已为历史所铭记，而黄翔的这首《野兽》正深刻揭露了当时的失去人性的暴行，体现了诗人对那个时代的憎恨和坚决与罪恶年代抗争到底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而对那个罪恶年代的批判和控诉的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主义诗歌作品是北岛的短诗《回答》，这首诗写于“”后期，后来被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在1979年3月号《诗刊》上，谢冕先生说，《回答》是一首“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11】。诗的开头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卑鄙者因其卑鄙而得以在那个时代通行，高尚者因为高尚而只能走进坟墓，这就是“”年代的特质，而诗人用以“回答”那个罪恶世界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这些诗句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抗争精神。但谢冕先生却认为这首诗的“经典意义”并不在于它的抗争精神，而在于它的“怀疑精神”，他说：“《回答》最早表达了对那个产生了变异的社会的怀疑情绪。”【12】当然，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怀疑精神”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怀疑精神”也是抗争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抗争精神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而“怀疑精神”却不尽然，而这首诗更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例如诗中“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等诗句，都深刻地反映了诗人要为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承担一切苦难的英雄主义气概。
对人的美好情感，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爱和关怀的需求、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向往，是人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期“朦胧诗”的重要主题。十年动乱，使人的美好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无情的破坏，人的权利与自由受到恣意的践踏，人们长期为一种当时所谓的“革命激情”所欺骗。最早从那种“革命激情”中觉醒的，是一部分知识青年，而催促他们觉醒的，则是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诗人食指是他们当中觉醒的最早的一位，也是新诗潮诗歌最重要的先驱者，他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中记录了他在“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即将离开亲人，即将失去亲人的爱和关怀时的心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13】这是“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时的普遍心情，他们失去了亲人的呵护，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活毫无准备，而车辆将要把他们的命运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无从把握。所以，在车辆开动的刹那，诗人终于觉醒了。他们呼唤着亲人的爱，同时，他们也开始了对自身价值的追问，对残酷现实的怀疑。这时诗人唯一能够“相信”和寄托的，却是不可知的未来。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冷酷的希望》等诗篇都传达了这种思想和情绪。然而诗人后来不得不面对的，却是失去了权力、失去了自由的社会现实，剩下的便是他们为争取权利、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食指的《鱼群三部曲》描写了冰层下的鱼儿“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而猛烈地撞破“冷漠的冰层”，又冲破了渔夫的网绳，最后死在了冰块之上。但“鱼儿却充满献身的欲望：／‘太阳，我是你的儿子，／快快抽出你的利剑啊，／我愿和冰块一同消亡！’”【14】这群为了“自由呼吸”而抗争的“鱼儿”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也是属于“朦胧诗”的那一代人的写照。这样的诗篇在新诗潮诗歌中数不胜数，它们所体现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思想和精神，向上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统，同时，它们也成了推动70年代末文学界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初文学启蒙思潮的有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