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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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600多年的幕府统治接近尾声，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国家蜕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直至今天也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之一。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资产阶级在明治维新后才发展起来，其实它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有所发展。在黑船事件后，西方开始了对日本的掠夺，但日本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像中国资产阶级一样被遏制，反而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级。在这之后，日本开始了对外殖民掠夺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一举进入强国行列。文章从日本明治维新入手，分析明治维新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并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李约瑟难题做出回应，以期为我国的发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发展；启示

1868的日本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史称“明治维新”。150年后的今天很多学者都在回顾这场日本历史上的大变革。近几年我国与日本的经贸往来不断加强，据日本海关统计，2016年日本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2521.4亿美元，2016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705.0亿美元，对中国出口1138.9亿美元，2017年日本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3698.0亿美元，其中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972.8亿美元，对中国出口1328.6亿美元。[1]由此可见，中日双方的经贸往来不断加强。综上所述，一方面理论界对日本相关问题较为关注；另一方面两国更加广泛深入地交流也需要我们加强对日本的了解。

一、日本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原因

1.1日本资本主义萌芽

（1）日本的资本主义思想萌芽19世纪末的日本在受到“黑船事件”的刺激后，开始主动地学习先进的科技并向国内不断引进新的技术，因此日本有发展资本主义的需求。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工商业开始发展，商人会和下层武士通过联姻等方式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正是有这样的政治基础，日本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李秀石（1986）认为，日本资本主义思想萌芽，主要产生于农村中的豪农豪商和城市中的町人（日本史学界将商人和手工业者称为町人）阶层。这两个阶层的阶级局限性，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思想虽然较为容易从他们中产生，但也不可避免的常常会附带一些像是封建的唯心因素在内的不正确的思想。不过它们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它们却代表了封建制度无可挽回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不可抗拒的成长这一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总体而言还是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2]而农村的豪农豪商则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他们在封建领主的保护下在农村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封建领主的剥削压迫，所以他们虽然某种程度上想要推翻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以摆脱剥削，但又迫于当前与封建领主的勾结和自身实力的相对弱小而无法这样去做。由此可见，日本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诞生与我国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诞生有共通之处即同样是在官僚的压榨下产生且同样有局限性和软弱性。（2）对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梳理-以棉纺织业为例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一步，“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第二步，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3]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户已非鲜见。例如，1845年尾州起村265户农家中，完全依靠农业生产生活者52户，其余198户为兼业户，67户为脱农户。其中在后两者中，棉业加工生产者86户，医生、理发师等个体经营业者9户，生活杂具手工生产者27户，商贸、旅店、饭店服务业者58户，食品及肥料加工生产者22户，其他20户[4]。说明在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从自然经济开始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杨栋梁（2017）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从棉毛加工业等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开始，幕末日本也不例外。这其实一个普遍规律，绝大部分资本主义经济都起源于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或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庭手工工厂，绝大部分规模不大，大部分家庭的织机数量都在10台以下，很少有超过20台的。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有一些雇主会把织机租给他人使用，并给雇员一定的报酬，最终赚取部分利润。毫无疑问，这已经是我们所界定的劳资关系了，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像这种情况在那个时期广泛地存在于各个部门之中。[5]换而言之，日本在这时已经开始了从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但与中国不同的是，相比与中国商人，日本的商人有着更大的自主权和经济权，在日本，大名是不管理经济事务的，他们认为那是下等的事务，因此召集商人为他们管理经济事务，也就是说在日本，权与钱是分开的，相互制约，而在中国企业是官营的。所以日本官商之间联系很紧密，但中国官商一体化。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且艰难的原因。

1.2日本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

（1）幕藩体制下幕府的统治在幕藩体制下，将军是日本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幕府是国家最高的政权机关。幕府统治全国各地的藩国。各藩的统治者是大名，效忠于幕府。尽管如此，大名仍拥有一整套独立的权利机构体系，其中就包括司法、行政、税收等。而日本的资产阶级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期，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商人地位是最低的，这可以类比清朝末期，此外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也曾提及，有些发展起来的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通常会选择招下级武士做上门女婿。[6]由于幕藩领主设置的封建身等级制度成为了商人们提高社会地位的阻碍，因而他们也是推翻幕府统治的潜在力量。同时由于领主向下转嫁财政困难在士族内部也造成了一个怨敌，即满腹不平的下级武士[7]。反叛的下级武士和豪农、豪商成了后来“倒幕运动”的基本推动力量。德川幕府的统治本身也有问题，对内，德川家康以巧妙策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使幕府政治组织达到最高峰。但在集权的封建制度形成之后，武士们向都市集中也为消费注入了新的活力，消费的刺激带来了都市和工商业的繁荣，政府向农村召集富余劳动力，并不断对其进行压迫，逐渐使农民成为被压迫阶级，阶级矛盾严重，招致幕藩体制的瓦解。对外，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禁止对外贸易和相关书籍的出口。这种锁国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更好地获取利润，因此倒幕运动的开展也不难理解了。（2）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诸要素中，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劳动力不仅在于数量，而且在于质量。幕末人口超过3千万，相对于其国土面积，处于人口稠密、劳动资源过剩状态，从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内容看，其人口质量在当时的东亚地区具有优势，这为日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奠定了基础。而在黑船事件后日本的国门被打开，外国资本流入日本，但日本与清政府不同的是日本主动开放了箱馆、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5港口与外国通商使外资大量涌入，在拥有资金和优质劳动力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签订通商条约后的10年间，日本对外贸易额直线上升，从贸易额的变化来看，1860年至1865年，出口由471万日元增至1849万日元，进口由166万日元增至1514万日元，6年间分别增长约4倍和9倍[4]。由此可见，日本在受外国资本掠夺后做出的改革，使日本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

二、日本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如何摆脱西方掠夺成为独立的阶级

2.1地税改革

（1）地税改革的具体措施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地税由当地的大名制定，因此有很多地方的税收很重，官僚阶层和社会底层人民的社会地位相差很大。有一个词叫“试刀杀人”指的是日本的武士在得到新刀时，他们可以任意用刀伤害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如农民、商人，之后只要缴纳罚款即可。由此可见，在明治维新前，社会的阶级矛盾十分严重。因此明治政府对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洪春（1999）详细描述了日本地税改革的大致过程，他把地税改革分为如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在1869年实行“版籍奉还”，紧接着于三年后推行“废藩置县”，这一政策使得以前那种土地与人民都被不同的藩所割据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即新成立的政府将全国的土地与人口整合起来，从而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而在1872年，政府又颁布了一项重大法令，那就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就标志着在土地这个重要领域内私人财产所有权的确立。与此同时税制改革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首先是在1871年统一了货币地税，紧着着两年后又对地税做出了修订，修订后的方法是：在对土地进行详实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土地的耕作权和人会权确定土地所有权和地价，发给地券；根据地价的3％征收地税（1877年后改为2.5％）；地税用货币交纳，由土地所有者支付；决定地价每5年改订一次。1881年，改革在全国最后完成。[8]在这种财政方针下农民的阶级分化加快，地主制确立。（2）地税改革的成效和后果付际红（1995）对地税改革的主要影响进行了概括。它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了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希望。但与此同时，地税的货币化又使农民卷入商品经济的洪流，使得在农民之间迅速造成了两极分化，大量底层农民被迫涌入城市，充当资本主义企业的产业后备军。[9]。日本正是在产业革命进行的同时，通过地税改革和对外掠夺达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目标。虽然最后形成的是地主制，但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引起农民要求租税共议权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成自由民权运动具有农民性质的基础。

2.2封建俸禄制度改革

张季风（1990）的研究表明，明治政府先后采取了四个步骤，逐步取消武士的俸禄，首先，政府大幅度的削减了武士的人数；其次，政府给武士发产业资金，这个资金中一半是现金而另一半则是政府发行的公债；第三步，将俸禄改为货币；最后，将货币俸禄的现金支付全部改为发行公债、一次付给、30年内分期偿还。随后，政府积极引导持有公债的人将手中的公债投资于银行及工商业，以期使巨额公债转化为实现近代化所需的资本。其实不难发现，明治政府所使用的以政府公债代替现金的模式大大地将财富聚集到自己的手中，并在后期积极鼓励大家将资本投资于各个产业，从而盘活行业，为各行各业提供初始资金。[10]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将官僚阶级和世家贵族的资产进行变向收缴充入国库，并且大量印发钞票，稀释财富，为生产注入了大量劳动力。2.3扶植资本主义企业和实行保护制度保护和扶植特权商人，廉价处理官营企业给私人，这也是明治政府对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在初期大力扶植一些有权有势的财阀或者说是巨头企业，比较典型的是扶植三井家族创办三井银行和三井物产，扶植岩崎弥太郎创办三菱公司。此外，从1880年起，明治政府开始将大部分官营企业廉价卖给一些有权势的大商人，不仅如此，还允许他们分期付款。这就体现了政府对于本国企业的扶持，对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常见的。

三、对外殖民掠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

进入19世纪9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但并不能解决其工业发展与狭小的国内市场、贫乏的资源之间产生的日益尖锐的矛盾。明治政府通过对外进行殖民掠夺快速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目的。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并且与中国、朝鲜签订了如《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条约内容大多涉及到赔款，给予日本特权等，其中在赔款最多的《马关条约》中向清政府索要白银多达2.3亿两。通过诸如此类的赔款使日本得以快速的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增加了日本发展资本义和进行产业革命的资本。

四、对李约瑟之谜的回应

李约瑟之谜描述的是近代为什么资本主义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率先在中国发展起来。很多学者都认为使用斯密动力来解释这一现象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而同处儒家文化圈下的日本则经由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科技强国的行列。本文拟从斯密动力的视角对明治维新做出探讨，以期对李约瑟之谜进行回应。按照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见解,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专业化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说到底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是一回事。其实，当我们把眼光投向遥远的过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生活水平的增加总是伴随着交易的扩大，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当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交易行为也会更为普遍，因为交易可以使得人们接触到更加多样化的商品，也就能增加人们的效用；而交易的不断扩展也刺激着人们对更好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所以我们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两者总是相伴而行的。进一步地，人们在市场上的交易源自不同的劳动分工,而交易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又会促进劳动分工，此外，分工的程度与市场的规模成正比。市场扩大会刺激劳动分工的细化,从而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实际上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即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种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就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反过来再看日本，易得之日本得以产生强斯密动力的原因在于：第一，日本对本国产业进行大力扶持，使本国产业快速发展，导致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量迅速增大，因此需要加速和深化劳动分工；第二，日本在近代进行了大量的殖民掠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第三，日本的民族资产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取得了独立性，因为在它诞生时就已经击退了帝国主义，不是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半殖民地基础上开启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本家的财产权利与资本运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获得了充分的保障。

五、文章小结

梳理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就已经存在了的资本主义思想萌芽，以及明治维新期间采取的相关政策。本文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摆脱李约瑟难题，一举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强国行列的原因就在于其在明治维新期间产生了强斯密动力。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本文发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巨大。因而我们要不断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2017年日本海关网。

[2]李秀石.略论日本资本主义思想萌芽[J].历史教学.1986

[3]《列宁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4]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M].中译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1

[5]杨栋梁.论日本明治维新前夕的社会经济发展[J].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

[6]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南星越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

[7]区建英.近代化综合比较研究的尝试—评马家骏、汤重南合著《日中近代化的比较》[J].日本问题.1990

[8]洪春.明治政府地税改革与资本原始积累新论[J].历史教学问题.1999

[9]付际红.略论日本产业革命的条件[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5

[10]张季风.浅议日本资本原始积累及其特点[J].外国问题研究.1990

作者：张名轩 单位：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