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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梳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形态,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它们各自对市场经济调节的形式。同时分别以德国模式、美国模式以及沙俄模式为例,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作为切入点,综合分析了各国调节模式的利弊,以期对当下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所启示。
关键词:
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调节
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
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学术界持有两类观点。一类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有三种基本形态,即国有、国私共有和与国家关系密切的私人垄断资本;另一类把垄断资本主义理解为社会经济形态,认为国家干预调节包含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之中。这类观点目前存在两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的分歧,但两类观点的前者忽略了国家本身在社会再生产中其功能作用的事实,后者却缺乏明晰,有混杂难辩之嫌。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的融合运动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这种融合运动贯穿于生产、分配之中,没有这种融合就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在融合方式上,一类是社会领域内融合,另一类是企业领域内融合。其中社会领域内融合为主要形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垄断时代更加尖锐,如只在企业范围内运动,垄断资本就不可能克服已有的矛盾,它还必须在社会领域内运动,才会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其社会领域内形态,另一个是其企业领域内形态。
二、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的调节
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的调节,列宁做过系统的研究,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现的国家垄断调节社会经济的新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断。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按照列宁的分析,战时各交战国实行的国家垄断调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垄断资本主义下进行全面的经济调节活动,国家的干预调节既涉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即生产、分配、消费等领域,又涉及到交战中各国所有人民的全部经济生活,并且在各国是由统一的中央调节机构按照一定的计划实行调节。列宁提出关于在战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各国被迫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社会调节,以至部分国家采取了普遍义务劳动制的著名论断。如一战时期的凯撒德国,1916年底至1917年初,在德国为了强化战争而执行所谓“兴登堡纲领”,对整个战争经济进一步动员并进行全面严格统制时,列宁对德国此举极为重视,曾先后强调指出:“德国为了一两百个金融寡头或贵族、君主之流的利益,能够做到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指导6600万人民的全部经济生活。”凯撒德国的确是在一战期间实行了全面的严格的国家垄断调节的著名事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德国最早建立了“调节经济生活”的中央领导机构(1914年8月9日在普鲁士陆军部下面设立“战时原料处”,1916年冬为配合“兴登堡纲领”的执行,该处扩大改组为“战时管理局”,改隶于帝国国防部,其调节权力进一步扩大),这类机构由政府官吏和垄断资本联合控制,并对战时经济的一系列部门和领域,实行严格的干预和管制。
二是国家垄断调节首先是针对工业生产,其目的是服从战争需要,片面扩大军需品的生产。扩大国家预算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是实行这方面调节活动的必要前提。迅速扩展军火武器的生产是靠强制缩减民用工业品的生产而实现的。为保证军需工业的生产,德国政府对战时原材料供应(包括原料进口)和劳动力调配实行了强制性的管制。
三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还涉及到其他领域,采取了多种管制措施,包括控制对外贸易、在工业中推行强制卡特尔化政策、征购农产品、管制物价和工资、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以及对大众消费品采取配售办法等等。在战时,经济日益恶化,特别是农业、轻工业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德国政府迅即走上了调节消费的道路。1915年2月,面包配给证在柏林问世(当时每人每日面包定额为225克),从而拉开了大众消费品配售制的序幕。从1916年起,配售制扩大到牛油、脂肪、肉制品、马铃薯、衣服、燃料等消费品上面。配售制不仅在首都柏林,而且在德国各城市及工业区全面实施,配售量还系统地减少,几千万德国人民深深地陷入了忍饥受冻的困境。其他的交战国也有类似状况。列宁曾以较大篇幅描述过战时各国调节消费的情景,指出:“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面包配给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范例,……规定最高消费定额的远不是一切东西,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奢侈品是毫不涉及的,……毫无例外地在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在这个毫无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典型国家里,我们都看见富人经常是不受任何消费‘定额’的限制的。”
四是战时国家垄断调节的异常沉重的负担,归根到底落到了德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上。在占全国男性总人口2/5的1400万成年男子被强制征入德国侵略军队,以及调节消费的同时,德国政府强制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对劳动力的分配和转移进行严格管制,并横暴地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政治经济权益。早在1915年1月,德国政府即颁布命令,禁止军工企业工人转移企业。1916年末,为了配合“兴登堡纲领”的总动员要求,德国政府公布了“祖国辅助服役法”,规定全体17—60岁的男子均须义务服役,服役性质和地点由国家决定,国家有权强制劳动者从一企业转入另一企业,并严禁所有工人罢工。至于反战活动,早已在取缔之列,战时德国完全实现了劳动军事化。美国虽参战较晚(1917年4月),但在此以前已积极备战,在政府内组成了国防委员会,下设军需品总局,参战后该局为新的中央经济调节机构“战时工业局”所取代。除“战时工业局”外,美国政府还先后成立了一系列的专业调节机关。战时经济调节机关的一个特点是,它们无一例外地由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控。这正好验证了列宁的后述论断,即战时“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关于这个情况,美国经济学家伦德伯格也写道:“战时,美国富豪们……觉得有责任把政府行政权力掌握到自己手中,威尔逊总统当时并不反对他们,……绝非偶然,一切关系重大的政府职位,特别是同采购有关的官职,都被留给华尔街的爱国人士了。”在战时,由工业局等机关的统一调节下,美国整个国民经济被转移到军事化的轨道上,军费支出激增(按1860年的美元计算,战费为美国历史上过去五次战争战费总和的4.4倍),军需品订货数额庞大(1916—1918年共达235亿美元),政府从原料、燃料、电力供应到劳动力及运输工具保证等方面,给军需工业公司以优先照顾,导致军火武器的生产得以片面地、大幅度地扩大。美国还涉及到其他领域,如金融及物价管制、发展国有制企业、对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实行经营垄断、管制粮食与燃料生产以及严格实行消费调节等。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剖析战时国家垄断调节时,认为这种调节已具有某种计划的形式,尽管没有“完备的计划性”,但已有一定的计划性。如列宁在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分析中,曾说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其次,列宁明确提出,实行军事化调节的各国战时经济,即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纯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此情况下,为军事订货工作的资本家,可以合法地、系统地、大规模地盗窃本国国库,从而获得惊人的军事利润。列宁说:“资本家为国防工作,也就是为国家工作,显然,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国民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纯粹的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为情况不明的自由市场工作的。为国防‘工作’的资本家则完全不是为市场‘工作’,而是按照国家订货,甚至往往是靠从国家得到的贷款‘工作’的。”列宁又指出:“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库、为战争服务(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是一贯的、取得法律保障的盗窃国库的行为。”列宁的上述结论真是一针见血,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的分析。列宁曾经引述过当时俄国的材料:“与沙皇政府官吏勾结起来的俄国资本家战时大发战争横财,办法是通过军事订货攫取惊人利润,即通过盗窃国库每天赚得500万、1000万甚至更多卢布。德国、美国、英国及其他交战国的情形也同沙俄差不多。”
三、结语
垄断资本主义在被认为是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同时,对经济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列宁在这方面做过相当多的研究。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今天,帝国主义正加强其和平演变的图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不时泛滥,在这种形势下,列宁主义包括其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对我们深刻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及已得到高度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以及其阶级状况与阶级矛盾等方面,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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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大洋 王沙力 单位: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