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农业中的节约及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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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主义农业是节约人力和土地的农业

资本主义农业是什么类型的节约型农业？这还得从什么是资本主义农业说起。马克思说：“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是以劳动者被剥夺劳动条件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被剥夺土地并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农业资本主义的转型就是要形成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农产品生产者对农业资本集团的依赖，在当代表现为农业生产者成为大型农业食品公司的附庸，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均由大型农业食品公司决定。这一过程在19世纪是通过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的圈地运动来完成，在此不做赘述，而在20世纪则是通过农业生产力的变革来推动的。这一变革是若干要素共同推动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农业机械化、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育种、灌溉体系以及生物技术的应用。这些要素的使用是相互联系的。每一种作物的培育要求有一套专门的机械，因此原来大杂烩的多种作物就被单一种植所取代，这进而要求用新的办法来控制各种病虫害和维持土壤的肥力，这就需要引入杀虫剂和人造肥料，而杀虫剂和人造肥料的一些负面作用又推动了后来生物技术的发展。生产要素的相互联系，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其实也意味着相互依赖，因此，谁控制了这些农产品投入品，谁就控制了农产品生产体系。

资本对农业的渗入过程，正是资本控制这些投入品的过程。从20世纪开始，一些大型农业资本集团不断将工业上的技术优势大规模地应用于农业，逐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农业，即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农业。这种农业依靠持续不断的大量的外部投入，使传统的家庭农场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和依靠耕作经验的农业在市场中基本失去竞争优势，纷纷破产。在当地自主的农业破产之后，它们还与很多小农场签订供货合同，使小农场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以什么价格出售等方面都受大公司控制。上述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最初确实带来农业生产力的重大变革，它们的产生对解决人们的生存或者粮食的增产起到巨大的进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在其产生之初，它们可以被视作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从节约的维度看，资本主义农业就是一种以增产为导向的节约人力和节约土地的节约型农业。在资本主义农业产生以前，粮食增产的自然途径当然是增加人力的投入和扩大农田的面积。在人力投入方面，1900年，大约有70%-90%的人在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世界中劳动。在机械化之前，收割要占农业劳动的一半。在农田面积方面，1万年以来，世界农田在无情地扩张，1700年地表土地大约只有2%-3%是农田，到1930年，世界农田总面积是1700年时总面积的4倍，达到1000万平方千米。但如果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就只能停留在农业社会，人们仍无法摆脱养活自己的梦魇，社会进步更是无从谈起。解决的出路自是转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在节约利用农田、节约使用劳力的基础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各种投入品在最初也是为了提高粮食的产量，例如，化肥的功用是增加土壤的肥力，农药的功用是杀死作物害虫或用于除草，育种本身就是培育高产作物，转基因作物本身的宣传就是增加产量。在节约土地方面，化肥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麦克尼尔介绍，“化肥也许让额外的20亿人有饭吃。若不大幅增产，维持现有世界人口大约需要增加30%的耕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

也就是说，化肥的使用或许使世界节约了30%的耕地。而农业劳动力的节约早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后就呈现出来。艾伦•伍德（EllenWood）指出，到17世纪末，英格兰谷物的产量快速增长，成为主要的出口国，而这又是由相对少的农业劳动人口实现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农业在18世纪的生产力与英格兰差不多，但是，他们所指其实是两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总量大致一致，而农业生产总量可以由不同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来完成，换句话说，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其实应当指单位劳动力的产出的增加，即以较少劳动力的使用，生产出同样数量的农产品。因此，稍加分析英格兰农业人口数量和结构就会发现英格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节约。1500-1700年，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英格兰的人口大幅度增长，但主要是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法国的农业人口到1789年仍维持在总人口数的85%到90%之间。到18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0.8%，法国是14.4%。这说明英格兰是以较少的农业人口生产出同样多的农产品，所以在农业上确实节约了不少人力。安东尼•瑞格里（AnthonyWrigley）的研究也显示，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200年间总人口增长了210%，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一半，从70%减少到36.25%，也就是说，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养活剩下的人口。罗伯特•艾伦（RobertAllen）同样指出，18世纪期间英格兰农业劳动数量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却提高了不止一倍，甚至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到了20世纪，农业劳动力的节约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了，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在1920年几乎占了人口的一半，到1990年骤减到只占人口的2%-3%，到2000年，美国农业经济活动人口为3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1.1%，全国农场217.2万个，平均每个农场只有1.4人进行生产、管理和经营，每个农业活动人口经营土地125.4公顷，为世界之最。从全球范围看，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

2从生态文明视角反思资本主义节约型农业

倘若从工业文明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农业，或许意味着节约人力和土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如果从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视角去审视资本主义农业，我们就要重新反思什么样的节约才是真正的节约。一方面，从生态文明中的“生态”视角看，资本主义农业尽管节约了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但换来的却是对其它自然资源的耗费，并造成了大量的环境问题，是一种以利润为导向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过剩型农业。为了追求利润，资本主义农业虽节约了人力和土地，却耗费了大量的能源资源，是一种不全面的节约型农业。节约应该是全面的、整体性的节约，倘若在某方面实现了节约，但这种节约却为其它方面的耗费所抵消，那终归还是无法实现节约。这是因为实现了机械化和科学生产的资本主义农业在制造和运行农用机械、建设和运行灌溉体系、生产农药以及开采和生产化肥都需要大量的能源。给一位美国消费者生产和运送一罐270卡路里的玉米，就要总共耗费约2800的卡路里。要生产含量约为270卡路里的约四盎司牛排，需耗费能量22000卡路里。为了追求利润，资本主义农业虽节约了人力和土地，却造成大量环境问题，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节约型农业。节约只是手段，倘若节约所带来的只是暂时的经济增长或发展，却造成长远的不可持续，那这样的节约是毫无意义的。列宁早在1901年就提出了以人造肥料替代自然肥料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不合理性，他说：“十分明显，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当这种所谓“进步”被一些批评家当作一种新的见解呈现给考茨基时，考茨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人造肥料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人造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降低的可能性，但是，愈来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的必要性，只是给农业数不胜数的负担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农业的这些负担决不是自然的必要性，而是现有的社会关系造成的’。”

确实，化肥可以提高土壤肥力，但是，一味追求产量和利润却造成过量施用化肥，反而造成土壤肥力下降，而且化肥中的多数成分是没有用处而成为环境的污染物。化肥流入地表水（河流、湖水、海湾）会引发富营养化，引起水藻大爆发。水藻爆发使水变绿，阳光就无法进入水底，导致生长在水底的植物死亡，死去的植物成为其它水生微生物的食物，不久水生微生物就会耗尽水中的氧气，阻止积聚在底部的有机残余物的分解。最终，富营养化会导致水生系统所有生物的死亡。为了追求利润，资本主义农业虽节约了人力和土地，却在产量最大化的迷思下造成了农产品的生产过剩危机，导致了大量的浪费。资本的特性就是扩张性，资本主义农业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主要表现为农产品长期滞销，价格持续下跌，农场主收入锐减，农业工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大批中小农户破产，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更加贫困等。在农业危机爆发以后，农业资本家依靠它们的生产优势，不是采取缩减生产的办法，而主要是以提高产量的办法，去加强对农业工人的剥削，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实现有利可图的生产，用以向土地所有者交付地租并弥补因农产品价格下跌而造成的损失。而广大的中小农户为了糊口和缴纳地租，不得不在原有的规模上继续维持生产，忍受危机的打击。因此，在农业危机期间，农业生产的缩减并不像工业生产那样具有急转直下的形势，在农产品大量积存的同时，生产不仅没有缩减甚至有时有所上升。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同农产品市场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造成农产品持续“过剩”。据温铁军介绍，在他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的国际组织提供的全世界54个国家的专家测算出来的权威数据是，如果按照人均卡路里计算的满足健康生存的实际需求量，全球农业生产的总过剩是30%。美国是一个农业生产过剩的国家，在历史上它也采取过措施试图缓和这种过剩，但在利润最大化的引诱下终究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例如，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了《农业调整法》，限制农产品播种面积，对主要农产品（谷物，棉花、烟草和花生等）规定停耕面积的比例，但是这样的政策却导致了难以预料的后果，对播种面积的限制导致耕作者走向了集约化生产，在机械化、化学化的推动下又陷入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正如朱莉•格思曼（JulieGuthman）所揭示的那样，美国农业发展史就是生产过剩的历史。

另一方面，从生态文明中的“文明”视角看，资本主义农业虽然节约了人力和土地，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农业所取得的进步却是以农民和原住民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为代价的，资本渗入农业的过程伴随着农业资本集团的野蛮行径。首先是农民失去土地。资本主义农业对农业劳动力的节约，从另一面来看，其实也表现为农村空心化、农民流离失所、原住民失去土地的过程。1950-1990年，世界农业劳动力减少了33%，其中第三世界减少了40%。1880年，世界98%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到1950年，世界总人口的70%，第三世界总人口的82%住在农村地区，1950年，特别是1970年以后，世界农村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到2000年，55%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其中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是27%，中东和北非是45%，最发达地区是25%。［11］（P145-146）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伴随的是农民失地问题。全球估计有10亿失地农村人口。在哥斯达黎加，2000个最富的牛群所有者占有超过50%的可耕地，55%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在菲律宾，1000万人口的农业劳动力中有650万人口是没有土地的工人；在巴西，1%的土地所有者拥有45%的可耕地，底层80%的人口只拥有13%的土地，500万家庭没有土地；在墨西哥，每年有100万农民丧失土地。其次是原住民被迫离开家园。为了发展作物燃料，大量的原住民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指出，全世界约有6000万人由于作物燃料种植面积的扩大而面临被驱逐家园的命运。在巴西，20世纪70年代为了种植制造食用油的大豆，250万人被迫迁移；在南里奥格兰德州，相同的原因迫使30万人离开家园；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东部，PTCitraMandiriVidyaNusa造成10800户家庭被迫流离失所，军队为了TanjungKatungSejaktera公司和PTDasaAnugeranSejati公司的利益插手将人们驱离自己的土地；在柬埔寨，MongRethihy棕榈油投资公司迫使农民迁移，2年后他们仍没有得到新土地；在哥伦比亚的玻利瓦尔省南部，非洲裔社区成为被驱逐的对象；在缅甸，2006年YanMaingMyint公司在军队的协助下驱逐了少数民族居民。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

再次是城市贫民窟的形成。这样的劳动力“节省”所造就的是全球特大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贫民窟的形成。1950年，纽约是世界唯一的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1995年，世界有14个这样的特大城市，其中有10个是在第三世界国家。1950-1995年，全球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增加了252%，在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比例达到447%。1950年，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第三世界国家占据了41%。1995年，这一比例达到63%。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大都住在城市贫民窟，许多国家的城市都形成了棚户区。雅温得和亚的斯亚贝巴住在棚户区的人口有90%，波哥大、墨西哥城、阿克拉有60%，达卡和卢萨卡有50%，马尼拉、内罗毕、伊斯坦布尔、德里有30%之多。据世界银行报告，1981-1990年，42.5万人成为银行金融城市和基础设施项目的牺牲品。每年，全球有1000万人死于住所短缺和极差的居住条件。最后是重新回到饥饿的老问题。为什么在粮食生产过剩的年代还会存在饥饿问题？这是因为粮食的使用价值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了，即由原来人类生存的基本品转变为获取利润的工具。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土地上更多地种植经济作物而不是粮食作物，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大力发展出口作物型农业而不是地方生存型农业。全球粮食的商品化是全球农业商品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贷款政策发展出口作物型农业。因此，巴西和泰国就把大部分有生产力的土地用来生产大量的大豆和木薯，用来养活北方国家集约型畜牧业生产中的牲畜。同样地，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命令下，津巴布韦，一个所谓的“结构调整”国家，为了培植西红柿，将谷物耕种面积从89.5万亩减少到24.5万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下，津巴布韦卖掉了大部分粮食储备以换取现金。结果，原本作为非洲谷仓的国家，津巴布韦现在到处是饥荒。在哥斯达黎加，在“结构调整”的鼓吹下鼓励种植花朵、甜瓜、草莓、辣椒用于出口，而不是种植大米、玉米、菜豆。此外，肯尼亚和博茨瓦纳成为出口牛肉到欧洲的国家；莱索托成为芦笋的出口国，人民却遭受严重营养不良。

3构建以生态和民生为导向的节约型农业

从生态文明视角对资本主义节约型农业的审视与反思，为我们寻找一种超越农业资本化（农业资本主义）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潜能和实践探索，其结果就是构建一种以生态和民生为导向的节约型农业以替换原有的以增产获利为导向的节约型农业，生态导向意味着以不破坏环境的方式进行生产，民生导向意味着农业的进步不以牺牲少数人，特别是农业生产者自身的权益为代价，那么，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异于资本主义农业体系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体系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在实践中的必要性。从理论层面看，构建以生态和民生为导向的节约型农业的合理性不仅体现在它是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视角，而且至少体现在它与生态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契合性上。生态文明要求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充分尊重。生态系统包含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方面，它要求我们珍视每一种生物（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在生态平衡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农业就是要改变单一种植所引发的生态脆弱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生物（豆科植物、覆盖作物、动物粪便）的相互作用，从而在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下保证作物的生长、产量的维持和质量的保障。人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亦可指文化的多样性，它要求我们珍视并保护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传统，而不应从经济的单一向度将文化区分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然后强迫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进行文化转型。近年来，不少人就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走西方农业资本化、现代化的道路，建立完全私有化、追求最高利润的企业化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制度，“让有志于农业的大资本和现代企业深入覆盖农村和农业地区，把农业经营体制转变为资本与企业雇员共同面向市场的关系，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最好出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只有农业大企业化资本化一条路。”

为什么就一定是最好出路呢？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呢？从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似乎在强势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下走过了一条高能耗、高污染的农业发展老路。当工业化农业的各种增产技术出现后，我们就迅速采纳，这也确实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且与资本主义节约型农业一样，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生产节约了不少劳动力，但其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同样也没能避免。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多样性要求我们谨慎对待走农业资本化这样的道路。其实任何的生存、生活、生产方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都是应自然而生的，断然否定、改变某种方式将有可能招致自然的“报复”，特别是盲目改变顺应自然规律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尊重历史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新看待以现在的标准被视为落后的、低效的农业模式就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刀耕火种”在以前被认为是破坏生态的，但其现在也有一定的生态价值；再如，“人们不应简单地认为游牧是一种过时的传统。相反，在很多干旱地区游牧可能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唯一可行方式。”

因此，一种异于农业资本化的继承前工业文明时代环境友好方式的农业生产模式依然值得重视，而不能一概否定。理论层面的合理性还体现在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契合性上。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之所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即在当时无产阶级代表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是现代以机器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的代表。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其实是指站在先进生产力、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立场上。时至今日，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就转化为当今时代农民阶级，特别是广大的小农，是否是先进生产力、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代表。显然，我们现在要的农业生产力不仅仅是只能增产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如果说农业的资本化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的话，即使现在还在某种意义上起进步作用的话，那在未来至少将成为破坏生产力的力量，因为它将破坏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自然基础，而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需的必定是一种合生态的农业生产方式，就此而言，农民，特别是小农，而不是资本家的农业经营方式，尽管在历史上是一种保守甚至落后的生产方式，但仅从其遵循自然规律的这一特性上看，其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待未来农业的发展问题，同样不可忽视一种异于农业资本化的以生态和民生为导向的农业发展模式。从实践层面看，构建以生态和民生为导向的节约型农业需要回答的是：与资本主义农业相比，能真正节约能源资源吗？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吗？在现实中有范本吗？资本主义农业高度依赖不可再生资源，是一种节约人力但耗费资源的农业生产模式。那么，转向以生态和民生为导向的节约型农业，能否实现节约呢？大卫•皮门特尔（DavidPimentel）介绍了生态（有机、可持续）农业所带来的土地、水资源、肥料等方面节约，指出采用豆科覆盖作物、有机质的投入、粪便等有机耕作方式能减少能源投入，让农民以更少的能源投入生产足够的粮食。

如此节约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吗？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如前所述，现在的粮食危机、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不是由于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追求利润的农业资本家转换了粮食的使用价值造成的，所以，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时代，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粮食的产量是足以供应给每一个人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改变现有的粮食生产体系，转向生态（有机、可持续）农业体系，这样一种转换还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吗？相关研究表明，以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产量比资本主义农业来得高。来自英国、泰国、斯里兰卡、墨西哥和英国的科学家，研究了57个贫穷国家286个项目，在这些项目里农民引入了可持续的耕种方法，比如更高效地利用水资源，改进土壤的有机质，减少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结果是产量平均增加了64%。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者伊恩•安格斯（IanAngus）认为，最重要的研究来自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INRA）和农业发展研究国际合作中心（CIRAD）2011年1月的关于Agrimonde的项目报告。该项目的研究目的一是确定到2050年，世界是否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供应给90亿人口，二是确定到2050年，如果全球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向生态可持续的方法和技术，是否同样可以养活90亿人口。研究者比较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AgrimondeGO，即“一切照旧”情形，经济和农业会和往常一样发展，环境问题不是有计划地去避免，而是采取事后处理的方式去加以解决。另一种情形是Agrimonde1，即最大限度地采用生态系统的生态机能去增加产量，并且推动更加平等的全球粮食分配。研究将全球划分为7个地区，149个地理单位，考虑了气候变化、化石燃料的短缺、土地用途的变化、社会与文化因素、技术变革等多种影响要素。结论是两种情形到2050年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但是，在AgrimondeGO情形下，农业生产会导致环境的退化。

而在Agrimonde1情形下，生产可以以可持续性的方式扩大，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工业化国家主流的粮食生产模式不得向其它国家扩展，并且这种模式必须加以改变，包括削减各方面的浪费，减少消费牛肉，人体能量的摄入保持在健康水平。第二，农业必须采取更加生态友好的、更高效地利用化石燃料的方式进行生产，农业实践必须同时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和传统的农业知识。第三，每一个地区的粮食生产首先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只有当有剩余的时候才出口，有不足的时候才进口。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下，粮食既可以轻易的流动，又可以为了推动发展和保护环境而采取恰当的保护主义措施。在现实中我们就有由原来高度机械化、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依靠生态农业养活人口的典范，这就是古巴。在转型之前，古巴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典型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古巴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比其它拉美国家都高，农业生产的特征是单作、对进口农业化学物品、杂交种子、机器和石油的高度依赖。1989-1990年，当古巴与苏联的贸易中断，情况开始恶化。1991年，政府宣布进入“和平时代的特殊时期”，经济进入紧缩模式，石油进口减少了53%，用于人类消费的小麦和其他谷物的进口下降幅度超过了50%，其他粮食原料下降得更多，化肥和杀虫剂的下降超过80%，能源来源下降50%以上。到20世纪90年代初，古巴人每天的能量和蛋白质摄入比80年代减少了30%。面对危机，古巴政府发动全国人民努力将农业从高投入农业转换成低投入、自我依赖的农业。由于可获得的化学物品的急剧减少，古巴迅速以地方化生产取而代之，而且是以生物性的投入品替代。这意味着以生物性的杀虫剂（微生物产品）和天敌去对抗害虫，使用抗病品种、轮作和微生物产品去对抗植物病菌，以更高层次的轮作和覆盖作物去抵制杂草。人工合成化肥被生物化肥、蚯蚓、堆肥、其他有机肥、天然岩石磷酸盐、动物粪便和食草动物替代。在拖拉机无法获取的地方，就用动物牵引。渐渐地，像利用残余物和粪便这样的生物分解处理技术（蚯蚓堆肥）等一系列方法在全国得到推广。到1995年，粮食短缺得以克服，大量的人口不再面对基本粮食供应的急剧减少。1996-1997年的种植季节，古巴13种基本粮食作物中有10种的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产量的增加主要来自小农，蛋和猪肉都来自自家后院的生产。这样一种生态农业模式能否在全球得到推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古巴是在特殊时期做出的被迫选择（古巴不大可能在其他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然而，对许多国家来说，这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相对小规模的农业，甚至使用动物牵引，在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土地更具生产效率。大规模农业不可能有生态合理性。虽然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国家要发展工业，种植自己的粮食，农业机械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认识到，适中规模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使用适中的设备能带来生态合理的实践，增加劳动生产力。

作者：蔡华杰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