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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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命题”从提出伊始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在其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韦伯命题”经历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支持者充分肯定“韦伯命题”的学术价值以及开创意义，对于韦伯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推崇备至；批评者则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提出了异彩纷呈的学术观点。以下我将基于现有研究对于“韦伯命题”的质疑以及中国清朝资本主义萌芽状况浅谈对于“韦伯命题”的质疑。

一、清朝时期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基本状况描述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状况从宋朝开始，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宋朝时的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已经呈现出了比较繁荣的程度。这之后，江南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江南地区较早的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新的生产方式不断地出现，新的经济模式也在不断地酝酿之中。众所周知，江南良好的气候条件使得水稻的种植成为了江南地区巨大财富的来源，而从宋朝之后，更为频繁的商品交流使得丝织业在江南的地位逐渐提高。由于经济中心南移，逐渐与北方的政治中心相偏离，南方的社会控制逐渐减弱，也从客观条件上促进了新的经济形式出现。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逐渐出现了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在江南的苏州、杭州和松江、温州等地，丝织业和棉纺织业非常发达，后期才由江南向广东、陕西、云南等地区扩张。这些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出现了与西方相类似的管理制度，出现了类似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虽然确实出现了属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在规模上仍然较小，主要体现在分布地区十分有限，仅仅在松江、苏州、无锡等地出现分布较密集的手工业工场。同时体现在数量上也严重的不足，例如鸦片战争之前松江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仅有14个手工业工场。这一规模甚至远无法与14世纪的佛罗伦萨相比较。

（二）鸦片战争之后的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忽略西方势力的影响。正如之前提到的，松江在鸦片战争之前，手工工场数量十分有限，但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逐渐出现了上百个新的手工业工场，这一变化明显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相关的。而如果遵循英国模式来看的话，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重工业与不断扩大的工业经济也与西方资本有直接关系，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西方列强的直接投资，都是在鸦片战争叩开国门后发生的事情。仔细观察中国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的分布也可以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明显作用。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沿海城市以及长江沿岸的城市逐渐开放，各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在这些地区不断出现。比如，沿海的上海，沿江武汉、南京等城市都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特点的轻重工业。这些企业可以粗略的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产生的本土工业；而另一类则是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直接建设的工业，是比较简单的资本输出。同时，从交通运输的角度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使得西方的交通方式迅速的融入中国的工业发展之中，在鸦片战争之前，东北的煤炭、木材、金属等原材料主要通过海运来实现，但是铁路的建设以及海运装载量的提升，使得本身资源缺乏，不利于建设重工业的江南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系列重工业，如：江南造船厂，江南总局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受到了“洋务运动”较直接的推动，洋务运动本身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正如之前在批驳“日本例外论”时提到的，当时东亚的精英阶级在受到西方猛烈的冲击之后，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全搬西方的模式，从而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洋务派作为有资产阶级特点的官僚阶层，在东西方交流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起了比较积极地作用。可见，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不完全归功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则离不开西方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国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并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西方观念输出的结果。

（三）个案分析：苏州的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宫崎市定曾这样描述苏州：“（苏州）不仅是一个政治城市，而且还是一个商业城市，并逐渐变化为一个轻工业城市”。苏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苏州在清朝中期人口已经达到了100万左右，成为特大型的城市。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人口，据记载，“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同时周围的城镇星罗密布，而且苏州城乡相互开放的社会中，城乡工业联系紧密，特别是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没有绝对的阈限，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不太一致。而当时苏州的工商业十分鼎盛，主要有：纺织业与纺织加工业、丝织业与丝织加工业、成衣业、碾米业、酿酒业、印刷业、榨油业、纸张加工业、砖瓦石灰业、铁器制作业、玉器制作业等。显示出基于发达的有机农业而显现出的扎实的轻工业基础，同时，由于东北、山东等地的煤铁工业原材料的不断输入，炼铁和冶金也成为了后来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总的来说，苏州的城市发展出现了与西方发展路径一致的地方，同时，也不乏与西方发展路径不同，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虽然从表面上看，苏州遵循了由单纯的有机经济，向以纺织业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厂转变，再扩展出更加丰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再然后逐渐在技术条件改良的情况下出现以煤铁工业为基础的重工业体系。但是苏州最具特色的三个特点却与欧洲城市工业发展的路径相悖：其一，市镇工业与乡村工业存在差异，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割裂开来，没有像西方形成明显的阈限；其二，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差异不大，而且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形成职业的工人群体；其三，城市发展与周围市镇的关系相对开放，中心多而散乱。

二、浅谈对于“韦伯命题”的质疑

总的来说，“社会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主要即重工业)和生活资料生产(主要即农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比较传统的简单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所占的比重比较小，而且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所占比例相对稳定，维持在一定的数值上。但是，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特点的话，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较之前会有明显的提高，同时也表现在生产资料扩大的速度大于生活资料扩大的速度。正是因为如此，英国产生了以纺织业为先导，以重工业迅猛发展为核心推动力的工业革命.不是所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走了“英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如荷兰的资本主义不是由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的，也并非是由技术条件的改革来带动的，作为一个本身资源有限，依赖农业经济但是在海上一直享有霸权的国家，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是通过产品出口和原材料进口的利润逐步带来的，这与“英国模式”有着巨大的区别。

那么“英国模式”为何有一定的特殊性呢？这与英国所占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其气候造成农业形式单一有着紧密联系，而这些条件是由英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反观中国，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江南地区具有比较密集的人口，相对活跃的市场，非常便利的交通（主要得益于江河众多）等易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但是江南地区本身缺乏矿物能源，使得虽然江南产生了类似于工业革命前欧洲式的手工业工场，但是却无法大量存在“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当时“华北与东北的重要煤矿——河北开滦煤矿和辽宁本溪煤矿，不仅储量充足，易于开采，同时靠近海边，易于运输。”可以说江南地区在运输条件充足的前提下，也有能力开发重工业。更好的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经济基础较雄厚，可以因地制宜，直接发展重工业，以长江中游的汉阳为例，坐拥大冶铁矿与萍乡煤矿的原材料，在洋务运动时期建成了大型煤铁工业企业。而“辽宁的抚顺、鞍山，两大煤、铁矿藏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铁工业发展地。”但是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匀，资本主义萌芽仍局限于江南地区以及长江两岸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也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比较深的地区），矿物能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很多未能开发出有效的重工业，而经济先进的地区，矿物能源又相对匮乏。再加上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性，国家管理分裂，各资本主义国家辖区发展模式又存在差异，且互相之间利益冲突，缺乏商业合作，使得中国遵循“英国模式”发展最终失败。可见，“英国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韦伯命题”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没有能够产生像欧洲一样的资本主义，很有可能是中国就并不适宜产生资本主义，或者至少无法原版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套路。虽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像英国一样，出现了从农业经济向手工业经济转变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走和英国完全一样的发展道路。更何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极大地受到西方入侵的直接影响，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可能并不具备自发生长的土壤，反倒是西方的偃苗助长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正如梁漱溟所说：“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终有一天可以到达那地点；若走向别一路去，则那地点永不能达到。中国正是后一例。……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已不能进于科学；中国不是尚未进于资本主义，而是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中国不是尚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而是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东亚经济的后发性繁荣提醒我们，中国现有状况和历史因素，借鉴但不盲从，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韦伯在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但事实是也许中国并不适宜产生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也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跳出西方视角来探讨问题，对于“韦伯命题”的解释和质疑将更为多样化。

作者：刘云鲲 单位：武汉大学社会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