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创造性转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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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工业化的问题上，也许还存在着诸多争议，因为一些学者依然认为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的社会变动是工业社会的延续。然而，在全球化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共识，没有人再对全球化表示怀疑。全球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发展都显现出了明显的全球化迹象，而且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所以，我们的每一项切实可行的策略都需要充分考虑全球化的因素，如果缺乏全球化的视角，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现实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更不用说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了。在全球化得到了普遍认同的条件下，也在学术界出现了泛全球化的观点，即把航海技术的应用、新大陆的发现等都归入全球化的范畴，甚至有的学者追溯到更加遥远的历史时期，把人类社会早期的迁徙和流动也说成是全球化的开端。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在近代早期所发生的是一场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它是由率先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地区对世界的征服，表现为海外市场的开拓、殖民地的建立等。在此过程中也建立起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中心对边缘实施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军事支配的机制。那些率先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地区稳固地站立在世界的中心，而更多的国家则被打入边缘，而且，中心国家并不满足于对既有边缘国家的控制，而是不断地把外围国家引入到世界体系之中，成为它们可以有效控制的边缘。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场持续展开的运动的话，就会把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看作是不可改变的，就会认为既有的剥削、压迫和支配机制不会发生改变。这显然是与全球化已经显示出来的诸种“去中心化”迹象不符的。如果这种错误认识凝固成一种观念的话，就会对实践产生消极影响，就会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逻辑中开展行动。从现实来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极有可能扭曲全球化运动的性质。所以，我们必须指出，全球化是一场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社会变革运动，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在20世纪后期进入了后工业化进程，就会认为全球化是与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也就会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化其实是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相联系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发生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的两场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变革运动。

一、全球化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化

美国新左派作家安德森认为南北美洲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在他看来，正是美洲人的反抗殖民运动促使了民族主义的生成，然后扩散到了世界各地，从而有了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现象。如果说“民族主义”一词所指的仅仅是这种反抗外部侵略行动中的民族意识，也许安德森所说无虚。但是，如果说“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系列现代性观念的话，可能还是传统的理解更为靠谱一些。因为，美洲所遭受的侵略和殖民恰是来自于民族国家的行动，是因为欧洲在此前已经建立起了民族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已经有了资本和市场经济，有了向外扩张的冲动，才在航海大发现中找到了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供给地以及市场。也就是说，在殖民地人民开始反抗侵略之前，侵略者已经拥有了民族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是侵略者把民族主义输入到了美洲，尽管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输出。事实上，民族主义是发源于西欧的，应当视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是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生成的，或者说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民族国家兴亡的一项标志。

在共同体的视角中，民族国家是一种族阈共同体，是工业社会的人群集合形态。在前现代或前工业社会中，所存在的是家元共同体，现代化观念中的所谓农业社会的“民族”，其实是应准确地理解成“家”的，或者说，“族”与“家”只不过是规模上和人口数量上的区别，至多也只是血缘链条上的不同状态，就性质而言，是相同的。所以，家元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在规模上被高度放大了的“家”，这个“家”中的所有人都有着同根的情结，具有自然属性的“血”是把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也许在现代视角中会将家元共同体说成民族，认为在那里也存在着民族主义，但那是错误的理解，正如人们从动物的行为中解读出了爱、恨、情、仇一样是似是而非的。所以，美洲的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现代历史现象，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只不过它与欧洲原生地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而已。欧洲的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是在历史演进的逻辑中生成的，而美洲的民族主义则是在民族国家的征服下产生的，而且，这种民族主义也必然会指向民族国家建立的要求。不过，安德森是在研究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时追踪溯源而发现了美洲民族主义的生成在时间上要更早一些。这是合乎实情的，美洲的民族主义确实与亚洲、非洲等广大地区后来兴起的民族主义走了同一路径。也就是说，兴起于美洲的民族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对抗性因素出现的，所证明的是近代历史的一种矛盾特征，亚洲以及非洲也是在对抗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中生成了民族主义。我们知道，在近代社会的早期，由于地理大发现，也由于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在20世纪后期人类进入全球化进程时，甚至有很多学者是把近代早期的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化误读为全球化的初始形态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殖民地的建立都是以征服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这种征服并不仅是工业品和资本的征服，而是伴随着暴力。正是因为这种征服总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所以，激起了殖民地人们的反抗。原先，在这些地区存在的是分散的家元共同体，缺乏凝聚共识和动员集体行动的思想和理论。

当资本主义世界化把暴力施加于这些地区时，为了在适当的范围内动员起反抗力量，为了团结那些分散的人们（群），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想甚至理论。这就是大致与美洲相同的各地区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虽然这种民族主义产生于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却不意味着它必然以现代形式出现。一般说来，这种民族主义在反抗殖民征服的过程中并不是以欧洲地区的民族主义那种形式出现的，而主要是一种较为粗糙的民族意识，所发挥的是聚集起反抗力量的作用。事实上，也能够在得到坚持并唤起了持续抗争斗争的过程中赢得民族独立的结果。从美洲、亚洲、非洲等地的情况看，在获得了民族独立后，基本上都会对民族意识加以改造和重塑，建立起具有现代属性的民族主义，以使其适应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运行的需要。所以，在反抗殖民统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主义基本上都是在民族解放的目标达成后而获得现代性的。当然，也有少量的异例，那就是在民族独立后建立起了民族国家却没有实现意识向民族主义的转型，以至于反抗斗争中的民族意识因为缺乏现代性而成为封闭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力量，或者说，成了裹在民族国家外层的厚厚茧壳，从而把新兴的民族国家导入困境。其实，20世纪下半叶之所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各地出现了一波民族国家的对外开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了走出狭隘民族主义阴影的努力。因为，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都长期受到狭隘民族意识的困扰，尝尽了自我封闭的苦果，从而希望通过开放的途径去对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民族主义。可是，许多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在它们准备改造其自身的民族主义时，也就是说，在它们准备形塑出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时，人类历史却开启了新的航程。这样一来，作为工业化代名词的现代化受到了质疑，前进道路上的路标都被拆除了，并出现了在哲学以及文化诸领域被称作为“后现代”的思想运动。虽然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与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运动之间并无可以得到认证的联系，但是，对工业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态度却是相似甚至相同的，无论是在批判、超越、解构等诸多词语中选择了哪一个，都包含着扬弃工业社会的各种建构物的要求。不过，后现代主义者如果能够自觉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去完成自己的叙事文本的话，我们相信，在作为一种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后工业化进程之间是可以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的，也许可以建构起像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的那种“形”与“神”的关系。那样的话，后工业化就是反映在历史表象上的社会转型形式，而后现代主义将成为一种包含在后工业化运动之中的“神髓”。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设想，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求亲的举动。

如果说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社会运动的后工业化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那么，全球化与后工业化则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是同一场社会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首先，全球化发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其次，后工业化是通过全球化去开辟道路的；第三，全球化是后工业化的空间形态，而后工业化则是全球化所指向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场新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如果说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化意味着农业社会的解体和工业社会的生成，那么，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则把人类引向一个更为高级的历史阶段。其实，后工业社会正在向我们招手。吉登斯在工业化运动中看到了“脱域化”，即指出工业化运动是人们走出千年生活地域的行动，其实，脱域化的另一面也就是来自一个地域的力量对另一个地域的征服，总之，是走出了原先的地域。从历史上看，在“脱域化”的过程中，人类找到了或者说发明了民族国家，从而使陌生人结成了共同体，可以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创建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受到侵蚀，走向消失已在所难免。这是否意味着人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需要作出新的选择？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将是共同体再造的新机遇。鲍曼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拥有民族—国家这种资源的‘社会’可以权衡利弊，并为需要实施他们自由的社会成员提供保障。然而，在我们快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情况不再是这样，因为权力正在脱离政治，并且，影响个体生活条件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不再仅仅受控于现代民主历史上被发现或被发明的担当集体行动的机构。”也许人们还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乐意于探讨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并在各种方案中围绕选定哪一种而争执不下，但是，社会自身已经出现的新的变动，正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行进着，宣告人们当前许多无谓的争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的历史进程果真在主观追求与客观进程渐行渐远之中展开的话，人类的境遇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像鲍曼那样努力捕捉我们社会中出现新的变动的踪迹，并提醒人们予以关注，是非常有意义的做法。我们相信鲍曼所描述的情况，那就是，在全球化运动中，“把希望和努力放在传统的、完全地域性的共同行动上，这似乎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他最好移动行动发生的地方：这种新地方的名字就是不存在的地方，不存在的土地，不存在的领土。如果说传统的主权世界是有着固定边防线的民族国家的世界，那么，新的跨国的全球空间是‘完整而统一的’，换言之，它没有明显的边界，它充满了不固定的流动的意义，并徒然地寻求固定的位置。新的力量恰恰存在于这样的世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体制以及运行机制都需要得到重新审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宣布某种既存的是“好的”或“坏的”。全球化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或者干脆说，人类在全球化运动中将走向后工业社会，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作出积极准备，要运用我们的创造力去为新的制度安排作出各种各样的大胆构想。

总的说来，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化同步的，从逻辑上看，首先是因为少数民族国家建立了起来，然后实施了海外殖民和掠夺的战争，走上了资本主义世界化之路。一些率先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成了后来国家建设的模板，特别是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以，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能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之外或之前的另一场独立的民族化运动，而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现代化的产物，而资本主义世界化则是催化剂。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运动是有启发意义的。根据我们的判断，并不能单纯地把民族国家的去势看作是全球化的结果，而是应当在全球意识的生成、经济以及文化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交往跨界活动的日益增长和互动中去认识这场运动，任何盲目削弱民族国家的举动都不能视作为全球化的促进因素，反而极有可能不利于全球化。同样，任由全球化肆意践踏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是不合适的，因为，那只能在当前的人文背景下增强民族意识，从而阻挠全球化的顺利进行。

二、全球化运动中的民族国家

在欧洲中世纪后期的王权与神权冲突中，王室出于摆脱罗马教庭控制的要求，有意识地激发治下臣民的民族意识，从而使欧洲形成了以地理割据为特征的不同区域。在走出中世纪后，近代国家的建立将此作为既成的事实接受了下来，从而使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以民族国家的确立为标志。在随后的岁月中，每当阶级矛盾出现激化的迹象时，各国的治理者也都会通过强化民族主义的方式而把国民的注意力引向外部。在此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强化了民族国家意识及其民族主义。近代民族国家的这一发展路径在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到了复制。一方面，欧洲建立起了民族国家榜样，使后发展国家可以效仿；另一方面，欧洲率先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在海外征服运动中促成了广大后发展地区的民族意识觉醒，要求在民族意识的确立中聚集起抗击力量。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后发展地区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已经显现出了消极效应，也在事实上妨碍了全球性合作体系的确立，甚至行为意义上的跨界合作都会受到民族国家意识的干扰。但是，在后发展国家中，指出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后发展国家中弥漫着感性化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这种情绪总是能够积聚起制造非理性暴力冲突的力量，如果有人对民族主义情绪表达了不认同的主张，其生存权利甚至都会受到威胁。

一方面是存在于公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则是治理者所掌握的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技巧变得更加娴熟，可以纵容民族主义并保证其有利于自己对整个社会的驾驭。这必将对全球化运动形成极大的制约，会阻碍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脚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模式依然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时，全球化也许会被用于增强某种既有的霸权，因为，“支配一个地区并不需要领土入侵，也不需要派兵占领和监管被征服的领土，以及设置永久性驻军和设立行政办公室。同一在可用的新方法相比，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是笨拙、麻烦、令人讨厌和代价高昂的。如今，真正的强国有能力避免这种过时的策略。”在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当全球化被中心国家所利用的时候，就可能使国家本身变成一个廉价商标，虽然边缘国家、弱小国家等可以在强国、中心国家面前申明自己的主权，而在实际上，它的主权已经沦落为“股权”，甚至有可能不是控股权。从主权的完整性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是受制于强国和受制于霸权的结果。但是，在这之中却包含着某种哲学内涵，那就是国家与主权的分离，它意味着近代以来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运动发生了逆转，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主权正在脱离它。这一趋势指向的方向肯定是国家主权将受到淡化的趋势。虽然国家的主权在强国那里能够得到较好的维护，但强国在干预和扰乱他国主权的同时，却极有可能产生一种淡漠主权的态度，比如，当一些国家把人权放置在高于国家主权的地位上，它们在何种意义上还拥有主权的观念？可能就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才能作出回答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类做法都是对主权意识的侵蚀，最终将使支配与依附的两极都失去主权意识。这就是全球化运动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在使主权与国家逐渐分离的过程中让主权失去依托和失去承载物，并最终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今天，虽然资本主义世界模式的观念和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但是，可以相信，随着全球化运动的持续展开，其客观结果必将既有的世界体系观被抛弃，因而，由资本主义世界化所建构起来的这个世界也将被否定。

当然，从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看，也许国家在失去主权时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它已经不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我们正准备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新型社会治理框架。这种国家因为主权的淡化而变得开放，在对外的向度中，由于抽象的主权已经为具体的利益所替代，因而不会再频繁地出现那些空洞无谓的争执，即使出现了矛盾和冲突时，也会主要反映在利益方面的争执上，是一些解决起来较为容易的问题；在对内的向度中，由于主权的淡化甚至消失，使得与民族国家相关联的公民权也从人们的视线中移除，结果，国家变得具有包容性，至少，不再用公民权的标准把国民区分为不同的人群和加以区别对待，即不会把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国度的人区分为公民、持绿卡的人和墨西哥人，因而，也就不会有针对特定人群的歧视，进而，政治也就会变得更加开放。也许这个时候会因公民的消失而使选举变得困难，那我们就干脆放弃选举吧！如果你要坚持选举，那就让所有人都参与到这项游戏中来吧！而不是在甄别出公民之后去决定谁有选举权和谁就被排除在选举游戏之外。也许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来自于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各种游戏以及游戏场所都依然存在，似乎也在发挥着作用，但全球化已经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势，那就是使既有的游戏以及与这种游戏相关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显得虚幻，最终移出我们的视野将是不可避免的了。总的说来，虽然全球化的影响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或者说民族国家的外在形象并没有发生改变，而在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已经使绝大多数国家受控于商业资本家，至少，我们原来所信奉的那些民族国家主权原则已经不见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坚信，民族国家的主权是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这些主权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独立自主，也被表述为民族的自决和自治。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几乎没有民族—国家可以说是自治的，更不必说是自我维持和自给自足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或者文化上，莫不如此。几乎没有现存国家能经得起严格的国家地位的考验。”

尽管人们陶醉于商业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带来的繁荣，但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放弃了对主权完整性的捍卫。的确，主权完整性是一种已显过时了的陈旧观念，人们也没有必要纠缠不放，但人们需要自觉的是，当放弃了这一旧观念时，应当代之以什么样的新观念来迎接全球化和适应全球化？这却是一个悬移不定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进入新世纪后，才会出现那么多从任何角度看都缺乏逻辑性的、相互矛盾的行动，无论是在依然屹立的民族国家的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中，都遍布着盲目的行动。走出这种状态的唯一可行的道路，无疑是正视全球化的现实。既然全球化已经在实质的方面肢解了民族国家，那么，承认事实比什么都重要。也只有承认这一事实，才能使人们摆脱旧观念的束缚，才能避免各种各样无谓的冲突。当然，我们今天还处在全球化运动的初期，民族国家的开放性不足事实上是平等流动的障碍。或者说，国家选择了一些人，让他们有权流动，而更多的人的流动权利则受到限制，“追求利润的旅行受到了鼓励，而追求生存的旅行受到了谴责。”因而，存在着所谓“非法移民”的问题。国家边界上的障碍，成了走私分子、“蛇头”获利的设置，或者说，国家边界已经变成专门为了让走私分子、“蛇头”获利而设。当“非法移民”窒息或溺死于大洋中时，人们就开始谴责组织偷渡的“蛇头”，可是，人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是什么因素派生了“蛇头”？那些让“蛇头”获利的设置难道不应当首先受到谴责吗？如果全球化不是让国家边界向有限的和被选择的人开放，而是让一切特权都消失，那就应当把公平的尺度交给每一个人，特别是对于那些仅仅出于谋求生存机会的人，更应当提供必要的方便。也许一个国家会考虑自己的承载能力，会宣称这种流动会使它的富裕生活受到破坏，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你的富裕生活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如果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通过掠夺他国、他地区的财富而建立起了今天的富裕生活，在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遇到了生存问题时，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提供生存机会呢？也许一个国家是通过自身良好的治理、国民的勤奋而创造了富裕生活，那么，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存在着如此众多的为获得生存机会而挣扎的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把那些人纳入到自己的良好治理之中，让他们在人人都懂得勤奋的氛围中学会勤奋。所以，全球化决不应是特权和歧视的再生产，而应是走向全面开放社会的运动。正如鲍曼所指出的，“对全球化的有效反应只能是全球性的。并且，这种反应的命运取决于全球政治舞台（它有别于‘国际舞台’）的出现和巩固。眼下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舞台。现存的全球性选手不愿意搭建这样的舞台。它们明确的或潜在的对手似乎既没有所需的能力，也没有必要的资源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使用的外交手段越来越陈旧，越来越无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重建和复兴同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公共舞台，而且，这种公共舞台的搭建必须绕过上述两种类型的选手。”这显然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旧的民族国家观念却束缚了人们的手脚，让人无法通过行动去回答这一问题。20世纪后期以来，虽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而且各国的政治首脑也变得开明多了，愿意给予经济以更多的自由，但在全球政治方面，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改变，一些较有实力的国家反而是把全球化理解成强化国际霸权的机遇，牢牢地控制着国际舞台，而且在层层加码。这显然是与政治全球化相背离的，是反全球化的行动。鲍曼说，“世界正在忙着把民族等同于国家，把国家等同于主权，把主权等同于严格控制的边界……200年来，世界似乎致力于把控制人类运动视为国家力量的唯一特权，致力于建立各种关卡来防止其他的——不受控制的——人类运动，并在这些关卡配备了警惕的、装备良好的哨兵。护照、签证、海关和移民控制，——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政府的发明。”而全球化恰恰是要打破这些控制，因而也就把冲突推到了前沿地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内与外之间的神圣区分再也不存在了，尽管它曾经绘出了生存保障的领域，为日后的超越指明了路线。我们都在‘内部’，没有什么被保留在了外面。确切地说，过去在‘外面的’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进入了内部；而且，他们在没有获得准许的情况下就定居在那里。全球问题的区域性解决方案受到了怀疑，区域隔离的欺骗性被揭示了出来。”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生存条件的改变，犹如我们没有为变化本身做好准备。”

相反，我们在遇到所有新的问题时，总是在近代构筑起来的工具库中去进行选择，即使我们希望对工具加以改进，也只是使那些工具变长变短，或者满足于使其变得更加锋利、更加顺手一些，至于根本上的改变，却不愿意去做出尝试。比如，在海关那里，努力加以改进的只是手续更为简便、通关更为方便，关于海关能否拆除的问题，从来也没有人想过。再如，当经济主体越过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解决方案总是集中在利润汇出汇入或避免双重征税等问题上，至于跨国经营与那些在国内经营的企业间的性质不同，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在这里，我们想就跨国经营提出一个设想，既然企业已经走出了国界线，我们是否可以将其归入全球性企业的类别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否将课税纳入到比如一项全球和平与发展基金中，用来解决那些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恰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为民族国家尚存，而全球化运动业已兴起，以至于地球上的事务和问题可以分成全球性的、地域性的和国内的，并根据这种区分而加以解决。其中，在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处理不同类型的事务时，所需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也就可以由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来加以提供。这样的话，大国、强国也就要承担起对全球事务的责任。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肯定会首先遭到大国、强国的反对，因为，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中形成的思维以及国家对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模式，决定了大国、强国宁愿接受全球风险和全球性的危机也不会愿意放弃跨国企业为它们带来的利益。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即便是在中国采用一个极其保守的建立“亚投行”的做法，也会受到美国的反对甚至千方百计地阻挠。

三、在全球化运动中构想合作治理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民族与国家间能够相重合、相交叠的情况却很少，实际上，单一民族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应当说，民族国家塑造了民族，而民族与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区别，国家是通过地图来标识的，而民族则是用文化来标记自己的。国家需要根据地图去安排所有的管理事项，而民族则无需管理。民族也是作为共同体而存在的，也已经不再是农业社会的那种家元共同体，但是，把一个民族成员连接在一起的则是文化的纽带，甚至许多民族还拥有共同的情感依皈——信仰。这些方面甚至有着与家元共同体的相似性，以至于人们往往误以为民族产生于农业社会较早的历史阶段。尽管民族与国家间有着这些不同，但是，它们共同的基础则是个体的人的生成。尽管在民族意识中会因共享同一文化、信仰、生活方式而有同类的情感，而个人利益的优先性作为行动的前提而被考虑则往往被视作为理性的和明智的。当然，在一些多民族的国家中，时常会看到同一民族的成员受到民族分离主义的煽动而奋不顾身地采取激烈的共同行动，这个时候，个人似乎融入了民族整体之中。这一现象其实与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表现是一致的，而且，就这些行动所欲达到的目标而言，也无非是要通过从某个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再建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在近代民族国家生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是作为一个普世性的意识形态而为人们接受的，没有人可以逃避它，以至于所有民族运动都是出于建国的目标。这又说明，民族与国家实际上是不可分的，那些用来标记民族的文化、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是非现代性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往往被民族国家的治理者所利用，但若奢望得到他们的尊重，则是不可能的。恰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不一致并引发了所谓民族矛盾。一般说来，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耽于民族的表象，会使一切处理矛盾的行动都成为添乱的行为，唯有培育出个体的人，也就是说，唯有个体利益意识的觉醒，才是把民族国家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最有效途径。所以，民族国家的实质不在于民族，而在于个人。这是民族国家概念中的悖论，却是真切的现实。也许人们以为，认识了这一现实就有可能找到走出民族国家状态的道路。其实不是的，把民族国家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逻辑，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一思路将不再适用。因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把人们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从而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个人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显得无能为力，只有通过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却开拓出人的共生共在的空间，才能使曾经造就了民族国家的线性思维不再发挥阻碍全球化进程的作用。但是，从30多年的社会发展现实来看，全球化不仅没有使民族国家的治理发生改变，没有使其控制方式和对人的流动的排斥丝毫放松，反而是因为一些突发性的事件而得到强化，甚至基于这一视角的科学探索也是极其缺乏的。对此，鲍曼感叹道：“我们并没有处理难民问题的新策略，换言之，我们缺少这样的策略，并希望避免因此而出现的政治麻烦。在这种条件下，‘9.11’攻击是恐怖分子献给政治家的一份礼物。难民除了通常被指责降低了国家福利和盗窃了工作机会之外，他们现在还被指控扮演着‘第五纵队’的角色——代表了全球恐怖分子网络。”

结果，许多善良的、仅仅为了获取生存机会的移民受到监视，甚至不需要什么证据就受到搜查、监禁和驱逐。在民族国家当局眼中，每一个外国人都能引发恐怖分子的联想，“先是在美国，然后在英国，在‘反恐怖主义运动’的旗帜下，外国人很快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尽管自基本法和人身保护出现以来，这些权利已经受了历史变迁的考验。”鲍曼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从总体上丧失了大部分曾经拥有的各种主权；它经常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而不是自由地实施政策选择；它受到了外部力量的攻击，而不是公民民主地表达出来的偏爱。总之，国家不再是可靠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它几乎完全失去了这种吸引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它的公民口口声声表白他是何等的爱国，然而，只要有机会，就会忙不迭地移居他国；它的官员不断地宣示誓言，说他将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鞠躬尽瘁，然而，他实际上大笔大笔地把国家财产窃为己有并急切地将其转移到海外。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等字眼，只是在编织谎言时还可以利用一下的东西。虽然我们所谈到的只是一些消极的现象，但足以说明，那些在近代以来一直为国家提供有力支撑的因素是如何被抽空的，并最终使国家成为一个只有在字典里才能找到的词语。这说明，民族国家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变得越来越淡了。鲍曼回顾了康德的著作《从世界公民的角度看世界历史》，赞赏康德在200多年前就那样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居住的地球是一个天体……我们所有人一直在那一天体的表面上居住和移动，我们并没有别的去处，因而注定要永远生活在邻居和同伴的周围。”这就是说，人类是因为地球而决定了必须共生共在。然而，“当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拥挤不堪时，我们舒适的空闲空间就再也不存在了；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此，大自然命令我们要把相互友好视为我们需要——最终必须——信奉的超级信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终止一连串的试错、错误引起的灾难和灾难留下的衰败。”

可是，近代社会的出发点是原子化的个人，是围绕着个人这一中心而拓展出来和建构起来我们既已拥有的这样一个生存空间。由于个人处于世界的中心，以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必须围绕着个人旋转。结果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去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和机会。这一点成了这个社会的基本原理，扩大到了组织和民族国家，从而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冲突。在冲突中，每一个行动单元都努力增强自己的实力，并达到了某种恐怖平衡。实际上，这种平衡总是悬于一线，随着地球变得拥挤，也就让人们陷入了风险。所以，康德所指出的那一基本事实对于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社会建构的原理，即不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而是从人的共生共在出发，根据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去重新规划和建构我们的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最为恐怖的是近代以来形成的那些社会控制方式可能带来的后果，它是阻碍全球化的力量，是与全球化运动相对立的，必然会直接地与全球化相冲突，并引发严重的后果。当前，全球化虽然遇到了国家极力阻止人口全球流动的问题，但随着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日益扩大，人口流动必然会呈现出日益增强的趋势。这样一来，人的混居以及每日与多种族来源的人们的交往，必然会带来人的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其中，学会与多元化的交往对象之间开展合作的技巧就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存乃至成功的资本。所以，人口的全球流动将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将会在直接的意义上进一步强化国家与民族相分离的后果。我们已经指出，现代国家也被称作为民族国家，国家与民族之间如果说不是重合的话，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仰赖着民族的支撑，国家相对于外部的主权基本上是作为民族主义象征而存在的。一旦人口的流动改变了民族格局，甚至使民族走向消失，那么，民族国家在实际上也就被抽掉了民族这根支柱。显然，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事实存在着许多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长期受到内部多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也许人们会以为，这种民族格局的改变甚至走向消失的全球化趋势不啻是一个喜讯。

其实并非如此。在民族与国家相分离的过程中，国家依然会显得非常强大，也许会努力采取行动阻止国家与民族的分离，甚至会在民族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屹立不倒。但是，随着民族这根支柱被抽掉后，国家的存在事实上已经不再具有合理性。所以，展望全球化的前景，要么国家走向消亡，要么国家转型为一种合作共同体。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公民是权力的所有者，而且在20世纪的公民参与运动中也成了社会治理的主体。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公民有可能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消失。公民是与现代国家同时产生的，它们之间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鲍曼所指出的，“前现代的国家不知道有公民资格，更不会实践它。”同样，当人类历史走出了现代，公民资格是否会被保留下来？肯定是一个不再需要回答的问题。从后工业化中的人的全球流动来看，现代国家边界上的篱笆不断被撕开一条又一条裂缝，人们从这些裂缝中进出，流动的人群使终生居住一地的公民变得不再安宁，进而加入到流动的人群中，必将有一天，常住的居民将消失在流动的人群中。那样的话，我们将用什么方式去确认或定义公民资格？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所作出的那些为了公民权实现的所有设置是否依然有效？显而易见，我们只能否定的答案。全球化正在稳步地把公民转化为公众，这是对民族国家作出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因为，它赋予了一个国家中的居民以不同于以往的属性。原先，居民经过登记而被纳入到政治组织框架中之后就天然地被视作为公民，而现在，居民并不必然与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该地域的并对政府有着同公民基本相同要求的公众。这既是公民与居民的分离，也是政治与生活的分离。在下一步的社会发展中，如果政治不对这群公众给予充分关注的话，就意味着政治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意味着政治家变得越来越狭隘，以至于政治的合法性遇到严峻考验。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运动所激发出的人的流动性面前，居民本身也获得了不确定性内涵，因为，人们离常住一地、安土重迁的生活模式越来越远，习惯于在不断的流动中去发现生存以及获得愉快人生的机会。每一个区域中，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比例都在发生变化，以至于居民更多地是指那些临时居住一地的人口。因而，按照确认公民身份而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去诠释政治，变得不具有可操作性了。在互联网这个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生活平台中，每一个行动者都只能被称作为网民，他们甚至不能在公众意义上来加以认识，如果说构成公众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在需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亮出自己的名号，但网民则是匿名的。尽管维护民族国家的管理也试图把网民形塑成公民，通过实名制等设置去强行地实现这种转化，但从网络的发展来看，那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在暂时这些措施的时候，也不可能取得管理者所预期的效果。所以，公民身份必将失去往日的光彩，政治也将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显而易见，在公众已经取代了公民之后，政治也不应让公众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上，即不应像雅典城邦那样，让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处于政治体系之外，而是需要把他们纳入到政治活动中。这样一来，原来由公民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也就不再具有合理性了，或者说，政治不再属于公民，反而属于公众。虽然公众并不一定是全球化展现给我们的政治活动主体，但对于公民而言，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则是毁灭性的因素。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出现，在合作的社会中，合作治理将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治理特征。我们认为，合作的社会将承认人的行为和行动对人的身份以及社会角色的确认，而不是先验地规定人属于或应有什么样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本来，农业社会才会对人作出先验性的规定，在工业社会中，随着人的身份分化为身份和社会角色两种因素的时候，身份只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身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只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人在开展行动的时候，是人的社会角色或政治角色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非地域化所造就的陌生人社会已经抛弃了那些先验地规定人的身份的传统因素。但是，当工业社会治理体系的控制冲动结构化为一整套操作系统的时候，又重新建立起了新的先验地规定人的身份的制度系统。比如，你可能生活在美国多年，一直积极地参与（那些允许你参与的）公共事务，你可能在你生活的社区中成为公认的优秀志愿者，但是，你不被承认为美国公民。相反，你若偶然出生在美国，或者，你父母双方中并不由你选择的某一方恰是美国公民，那么，你只要在某个时期的某个成人仪式上作个象征性的宣誓，你的美国公民身份就决不会受到任何质疑。

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契约中的某些条款对你作出的先验性规定，而不是你通过你的行为和行动做出的选择。或者说，在这种先验性规定的结构系统中，你也不可能产生用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选择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冲动。即使有了这种冲动，也还需要“他人”去依据社会契约中的那些条款对你作出选择。人不能通过人的行为和行动去证明、规定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这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能被视作为是合理的。然而，这个问题却很少受到学者们的严肃质问。这说明，近代以来的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着根源于农业社会的但变换了形式的不合理性因素，而且，人们普遍地接受或默认了这些不合理性因素。全球化进程将使所有这些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有不合理而被普遍接受的东西都将被抛弃。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全球化就是这一社会变革的途径，也是标志，全球化是与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所指的是后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将因其普遍性的合作行动而可以称作为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社会不仅是在所有这些不合理性因素得到废除的前提下生成的，而且也彻底铲除了这些不合理因素再生的土壤。首先，合作的社会将重视人的行为和行动在确证人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方面的价值，不再有任何对人作出先验性规定的因素存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理解和认识人们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获得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也就是说，人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并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他的社会角色。比如，志愿者已经做出了示范，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也确实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也许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预示着合作治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或者说，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将会成为新型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者：张康之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