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批判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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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带给人们的物化的非人的生存状态。由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广泛影响，我国学界对卢卡奇的相关思想已有了深入了解，但相对而言，关于葛兰西在这方面的思想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在梳理葛兰西的生产合理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论述，考察了他和卢卡奇在这一问题上的批判路径及其根本缺陷。

一、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批判

“福特主义”一词是由葛兰西首先提出来的，他用福特主义概念来指称由旧的经济的个人主义向计划经济过渡的一个链条中的环节，即资本主义在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在经济管理上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即生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加强。这和卢卡奇所说的“泰罗制”含义相同，事实上，葛兰西把“福特主义”也看作“泰罗制”的同义语。葛兰西指出，生产工具的现代化使得分工日益完善，进而使工厂工人的地位变成日益‘分解的’零件运动，集体劳动的复杂性缩小了个体劳动者的综合性；在个人劳动者的意识中，他个人的贡献已经渺小到随时可以被取代的程度，泰罗制的出现又加剧了这一现象并加快了这一进程。在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中，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在其意识中已经觉察不到自己在生产中的主人公地位，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总体的人”。与传统的手工劳动相比，现代生产也来越多地从劳动中剥夺掉“人的内容”。越来越失去“人道”精神。葛兰西指出，福特类型的工业家们并不关心人道，并不关心直接遭到破坏的劳动者的精神需要。在传统手工业中，工作者的个性完全反映在他所制造的东西上面，那时劳动与艺术之间的联系还很坚固。葛兰西以相当苛刻的语言指责泰罗制，他说：“泰罗的确极端恬不知耻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的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程度，打破要求一定程度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根本抹杀，是最大的不“人道”，用泰罗的话说，人在机器面前不过是“受过训练的猩猩”。现代工业尽管还需要人的参与，但这种参与只是被动地适应机器和工艺流程早已为人设计好的动作和程序，不允许有任何的自由的“创造”，在这里，“创造”就意味着不允许出现的操作失误。

葛兰西在这里的分析得出了和卢卡奇一致的结论，卢卡奇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里，工人越来越表现为错误的源泉，葛兰西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尽管不是异化。不过，在对合理性给对人的精神和意志所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葛兰西与卢卡奇还是有区别的。卢卡奇认为合理化挤走了工人自由意志的所有空间；葛兰西则认为，工人自由意志的丧失只是暂时的，工人在适应一种机械化工作的初期，必然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一旦适应过程完成，在事实上工人的脑子原来不仅没有木乃伊化和枯竭，反而达到完全自由的状态。完全机械化的只是身体的姿势。这就像一个人走着自己早已熟悉的路一样，他“可以自动地走路，同时又可以任意思考”。葛兰西并没有仅仅在“劳动和生产”中讨论“合理化”，他认为，“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必然带来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合理化。葛兰西看到，在现代社资本主义会，群众生活在按照工业合理化原则重新调整了的合理化了的社会的形式之中。这样葛兰西就把合理化从劳动生产的论域扩展到劳动生产之外，进入他所关心的政治和文化视野，这里是卢卡奇较少言说的地方。葛兰西重点分析了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对工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带来的变革。资产阶级看到，从事工业的工作要求有预先一般的准备，要求一种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适应一定劳动、饮食和居住条件以及一定风俗习惯等等的过程。如果工人在劳动生产之外无节制地消耗自己的体力和精力，必然会影响工作的效率。为了保证工人在工作时有健康的身体、旺盛的精力、清醒的头脑，资产阶级就通过立法、监督、教育等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来规制工人的日常的饮食起居，使他们的生活形式趋于“合理化”。起初，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对工人日常生活的干预还具有私人的和隐蔽的性质，例如福特对员工生活的关心，甚至利用特别视察员去干预自己工人的私生活以及监督他们怎样使用自己的工资和怎样安排生活。这些情况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转化成意识形态，并采取了一种与“传统清教主义相配合”形式，这突出表现在“禁酒令”和“性问题”上。

葛兰西批判了那种把“禁酒令”简单地等同于传统清教主义的看法，禁酒令与修行无关，与个人的道德高尚与否无关，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工人在工作时间不至于犯迷糊，夜里纵饮的工人，白天到工作岗位不会是好工人。感情兴奋同那种与最完善的自动化机构有联系的时间准确测定的生产运动相抵触。因此“劳动合理化与禁酒法毫无异议是彼此互相联系着的：工业家对工人的精神生活的监督，在某些企业中为了检查工人的‘道德’而成立的检查处都是新的劳动方法的要求所造成的”。性问题同酗酒问题是一种性质。工业的发展对性生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即“节制”。工业家，尤其是福特很关心自己工作人员的性的关系，并一般地关心他们家庭的安排情况，因为在工业家看来，过滥地和不正规地消耗性的机能是继酗酒之后为神经能力的最危险的敌人。葛兰西由此断言：新的工业主义对性道德的要求必然是一夫一妻制。工业原则必然要求劳动者不要胡乱地和兴之所至地去寻求一时的性的满足以损费自己的精力。总之，清教徒的措施仅仅追求着一个目的———在劳动活动范围以外保持一种心理生理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允许剧烈地消耗为新的生产方法所压榨的劳动者的身体。但是，回到本节开头，把工人生活合理化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对工人来说则是对其“人的内容”的褫夺，因此必然遭到工人的抵抗，这又引发了资本家的反抵抗。双方的斗争尽管由根本的经济利益所决定，但却采取了文化、价值、道德、伦理等思想观念变革的形式，而思想观念的改变是不能仅仅通过短时间的强制接受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条件必定发生变化，个人的道德和习惯必定发生变化，这不能只用一种“强制性”来达到，而只能以强制的缓和（自我约束）和说服来达到。资产阶级最终也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抛出了高工资利诱、道德文化教育等手段，通过争取文化的领导权来完成对工人阶级的合理化，而生活在由资产阶级精心设计出的生活方式下的无产阶级，一旦从思想上接受了它，就会对此浑然不觉，习以为常，逐渐变得顺从而抵抗减弱，最终没了革命的意识。

二、合理化与合理的应用：一种工具理性批判的观点及其根本缺陷

葛兰西、卢卡奇和马克思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批判路向有所不同。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生产力，换言之，生产力应不应该受到批判？我们知道，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来看，它可以分为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前者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后者包括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等。要进行现实的生产，就必须把这些实体性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而非实体性要素就是承担了这种功能。显而易见，卢卡奇和葛兰西对资本主义“可计算性”、“劳动和生产合理化”的批判，都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上。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他们对实体性要素抱着非批判的态度。无论怎样，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批判生产力这一事实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区别他们和马克思的重要根据之一，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既是可以批判的，又是不能批判的。马克思认为，就生产力本身而言，它是不能被批判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它使得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下，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是要去摧毁生产力，而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所以，生产力本身是中立的和无罪的，关键是看生产力掌握在谁的手中。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力的应用”区分开来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机器”为例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应用”混为一谈的谬误，揭露了它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实质。他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否定下面的事实：“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但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一事实的分析和逻辑推导却是荒谬至极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机器无罪，因而机器的应用也无罪，而“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也无罪。因而“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因此，马克思指出机器本身只能是机器，是一种生产力。但是“机器的应用”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生产关系，“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把机器和“机器的应用”混为一谈就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在资产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应用”上，即生产关系层面，马克思持批判的态度。但即使是在批判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时，马克思的态度也是辩证的和历史的。他指出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运用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在客观上为消灭这一应用准备了物质条件。因此，要消灭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就必须先发展这种生产力。即使生产力带来了异化，那也不是生产力的错，而是人们对它的使用造成的，就是说，生产力本身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被异化了。但这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历程，扬弃异化就必须先经历异化，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卢卡奇也大段引用了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述机器的那段话，但他引证这段话的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在考察问题上的机械的孤立的方法，然后通过揭示这种方法的错误来阐明总体性的辩证法。他说：“这种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引者注）把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看作为机器的‘永恒的’根本核心，看作为它的‘个性’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从而歪曲了机器的真正的客观属性。从方法论上来讲，这种考察方法就这样把每一个被考察的历史对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单子”。卢卡奇在这里只是想指出生产力的“真正的客观属性”是其历史性，生产力造成的物化只是暂时现象，绝不是“永恒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历史的和暂时的，是必定要灭亡的。他要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永恒存在的证明，并从中引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尽管他讲的“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在客观上把机器和“机器的应用”区分开来，但卢卡奇实际上并没有、也没能把二者明确区分开来。在整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中，始终贯穿的一条线索是在生产力的层面揭示物化现象的根源。不过，应该指出，卢卡奇对机器并不那么反感，在他的文本中，几乎找不到否定生产力实体性要素的语句，就是生产力这个概念也用得很少。

当然，赞扬的话也几乎没说。他把物化意识的产生归结为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本身，而不是归结为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因此，他反对的不是合理化、可计算的社会条件，而是合理化和可计算这种包涵科学因素的组织生产的管理方式。按他的逻辑，要消除物化意识，就必需废除合理化，这未免就接近否定科学的立场的边缘了。恩格斯早就在《论权威》中指出，有计划的组织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并且生产越发展，管理的计划性越是必要。葛兰西对“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的批判也是主要针对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的。他明确地把科学、方法、智力等排斥于生产力概念之外，认为它们都是上层建筑的内容，这也就是说，生产力仅仅包括实体性的要素。因此，虽然我们以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作为分析生产力的框架，然而，葛兰西实际上正是反对这一框架的。由于这一点，葛兰西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在生产力问题上是非批判的。考虑到卢卡奇对实体性要素乃至“生产力”的忽视，似乎也可以认为他和葛兰西有着同样的观点，他把合理化的计算属于生产力当作无需说明的公认的自然前提了。显然，问题的焦点最后集中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如果以葛兰西的观点来分析这一论断，技术当然是生产力，但科学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里表现出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区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目前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把它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参照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可以把上面的引语转化成如下的表述形式：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生产力即科学本身，“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即科学的应用。因此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工具，我们都必须把它们自身和对它们的应用区分开来。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没有彻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对合理化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合理化的应用的批判，但是他们都把批判的矛头表述成刺向合理化本身了。但在他们的认识中，批判的绝不是生产力，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当我们说卢卡奇和葛兰西对生产力进行了批判的时候，不是依照他们的主观意识来判断的，而是根据他们批判的事实而作出的结论。

三、结语

卢卡奇和葛兰西之所以认为自己的批判不是生产力层面的批判，其认识论根源在于没有把科学管理等非实体性要素纳入生产力之中，其历史根源在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义者们对于生产力的机械式理解。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只是由生产工具等实体性的“物质”组成的。可见，尽管卢卡奇和葛兰西都在辩证法上激烈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但在生产力的构成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和第二国际的传统并无二致。卢卡奇和葛兰西对合理化本身的批判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路向，即工具理性批判和文化批判。在这一片批判声中，都没有做到恰如其分地分别对待批判对象和批判对象的应用。当阿尔都塞宣布“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时，这种混同达到了它的最高级的表达。这一缺陷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革命性，因而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脚步，革命的身影离它的现实基础也越来越远，越飘越高，最后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模糊的幻想，革命的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弱，终于又淹没在这片似乎充满激情的繁琐的批判的词句中了。

作者：李文峰 单位：德州学院 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