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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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种原因造成了国民党当局缺乏摒弃官僚资本主义的意愿，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这就是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抗战后期开始，国民党政权和在内外压力之下，曾试图按照他们指定的方案，以政治方式完成国内社会整合。但对暴力权威的迷信、国民党缺乏诚意的政治态度和其集团内部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政治协商模式的失败。这种“图穷匕首见”式的暴力整合再次表明了国民党的制度失败，也将官僚资本主义与之捆绑共赴灭亡。

一、抗战后期开始社会和国民党内对官僚资本的批判与反思

在抗战后期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对官僚资本”已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曾出任南京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马寅初是对抗战期间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批评最猛烈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系统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积累方式、对国民经济的危害、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异化为“豪门经济”的实质，并提出了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等建议。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以辛辣的笔锋直指官僚资本主义，他概括其为“无效率的罪恶的温床和寡头经济的源头”。作为国民政府战时参政机关的“国民参政会”也提出了《国民参政会关于严厉清除官僚资本的建议》，目标指向了战时国民党官僚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个人经济掠夺行为（即官僚私人资本非法积累问题）。

但在战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党当局以“战时经济特殊性”为由对上述非议置之不理，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就这样不断恶化。到抗战胜利后，官僚集团获得了接受“敌产”的敛财良机，接收大员们以近乎癫狂的状态享受着“五子登科”的尊荣。这种“丧失人心，莫此为甚”的行为，让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和“清流”痛心疾首。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为他们兴师问罪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舞台。在这次17天（1946年3月1日至3月17日）的会议上，宋子文、俞鸿钧、翁文灏等政治、经济官员受到了以CC系为主的党务官僚的激烈攻击。参与批评官僚资本主义的CC派官员大多是具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的高级党务人员，他们认为，国民党政权经济政策失败、官僚腐败无能、豪门经济横行及外交和内政政策已失败。会议通过的《党务革新方案》将“官僚资本主义”视为“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的政治危机。陈立夫在汇编此案时甚至直陈“：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这不能不说是推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将自己与全社会的基本利益对立起来了，是其施政实践的必然。但许纪霖认为，CC系此番“革新运动”的直接目的更多地出于遏制官僚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学系”的进一步上升或保持“国民党”的政治格局。因为，在得到“将中共排除于政权之外”的保证后，他们不仅继续支持蒋的“总裁独裁”，而且所谓“革新运动”也逐渐偃旗息鼓。派系利益重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甚于派系利益，如此政治氛围下，国民党又怎能有能力回击官僚资本主义的侵袭呢？

二、抗战后社会期望与国民党能力的巨大反差

抗战的胜利曾被视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充满矛盾和斗争，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内政治整合（改革）保留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各派及广大民众热切期盼国民党当局履行其“和平建国”的政治承诺。在战争中被过度征发的社会底层民众和经济界更是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中小实业经营者还积极表达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意见。同时，战后“世界两大霸主”也不希望远东爆发充满“意识形态对抗意味”的新战争。在内外环境的客观压力下，以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必须考虑以何种方式继续其在战后中国的统治。对于已在抗战中疲惫不堪的中国来说，和平是最宝贵的，通过“和平建国”的方式推动战后重建，既符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有利于巩固因抗战而起的个人威望。但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社会政治整合，国民党当局显然缺乏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自信。国民党“抗战建国”的政治纲领已为其恶劣的政治实践所淘汰，毫无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官僚集团腐败和机构瘫痪，使之丧失政治竞争所需的威望和组织基础。更关键的是国民党在战时形成的独裁基础上的脆弱派系平衡体制，使得它没有能力迅速反应、达成共识，蒋本人也不愿个人权威受到丝毫限制。这就使国民党和在政治协商中缺乏应有的政治弹性和妥协意愿，“一票之争”所导致的政治僵局就是最好的力证（这是关于“是否给予中共和派在国府委员会中的否决权”的谈判）。总之，对于政治解决，国民党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与政治准备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即进行了“反共”的军事准备，陈诚在1945年底即表示“国军六个月内便足以消灭共军。”既然军事当局有如此自信，和军方的暴力迷信就不难再次改变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选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这个政权的真正主人。根据以往的经验，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作为军事动员体制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都将因“戡乱”的需要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并且，越是内战冲突激烈的形势，军事独裁政权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依赖就越强烈。

三、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路径依赖的原因分析

国民党政权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维持官僚资本主义的原因也并不难理解，这是其所面临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作为军阀政治的延续，它本身完全无力克服。首先，战后“民族主义”合法性消失，社会矛盾以阶级矛盾为主要表现形式。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了最好的民族主义动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领导的国民党政权才第一次有效地动员全国力量。中国的军事强人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携手御辱，不仅军阀分裂的政治格局大为改善，而且实现了国共两党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政治整合。中国民众也在民族主义的动员下为战争做出了空前巨大的牺牲。但伴随抗战的胜利，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矛盾地位迅速下降，民族战争掩盖下的阶级矛盾迅速凸显，并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便失去了主要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必须寻求新的政治权威来源以巩固政权。其次，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下降，政权的权威、组织结构趋向“单一的暴力化”。从1927年开始，国民党的传统意识形态认同就在衰败，其在抗战中对社会的过度动员和官僚腐败更加剧了意识形态权威的丧失。如前所述，连国民党最高层也承认国民党的社会认同早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即已损耗殆尽。在没有深刻政治变革的强力推动下，国民党不仅无力整合其他社会力量，就是党自身的政治动员都难以有效做到。因此，战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权威来源只能重返抗战爆发前的过度依赖军事暴力权威的局面。在美国武装下的国民党军实力大增，这也强化了和黄埔系对军事准备的过度自信。国民党政权此时只能坚持其军事独裁政权的制度特色，顽固地投入到新的内战中去。最后，官僚资本主义是其实施军事独裁的经济基础。既然再次选择了以军事手段作为政治权威重塑的主要手段，那么，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就是政府的中心任务。

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对日抗战，中国的经济早已疲惫不堪，如何在政府动员能力有限、一般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开展军事动员，成为国民党政权首先要考虑的政治问题。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所推行的过度动员政策被继承下来，并且战后迅速壮大的国家垄断资本更成为国民党政权新的经济资源。赤字财政和美国援助成为国民党内战政策的财政支柱。当不能通过社会改革发动社会资源的时候，饮鸩止渴式的通胀经济就成为了军费的主要来源。而粮食征集制度和保甲制是战争机器得以运行的制度保障。军队后勤、兵员的供给，完全仰赖地方封建主义势力的强征暴敛。国民党政权的金融和工业垄断不啻为它掠取资本主义经济资源的便捷手段。在寄希望于“速战速决”的战略幻想下，军事动员型体制只会得到空前加强。而且这种经济动员模式经与政权的高度融合，在制度权威失衡的条件下，将出现大量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少数豪门寡头，而社会政治、经济民主化进程却被人为地终止。总之，官僚资本主义依赖是国民党政权社会整合模式暴力化的产物。“制度缺陷”是官僚资本主义得以在战前产生、战后强化的直接原因。政治权力对军队的依赖使国家与社会连接的纽带———政党———沦落为军队征发社会的中介。军政关系（抑或政党与军队关系）的失衡，严重制约了“军阀政治”向“政党政治”的顺利过渡。在国民党内的崛起其实中断了“党军”模式的运行。官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军事当局的附庸。将暴力作为政权的主要权威来源和整合手段，使“以军事动员为目的的政策取向”得到了官僚集团“经济统制思想”和“集权主义思想”的极力迎合，这为塑造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创造了条件，而“政治衰朽”增加了官僚集团的保守性，强化了他们对暴力的依赖性。军队充当政权的支柱，它的需要就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充分理由。没有军阀政治的彻底终结，没有向政党政治的彻底过渡，民国社会就没有能力摆脱官僚资本主义。这便是军阀政治在近代官僚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中的作用表现，也是国民党政权自身落后政治结构的真实写照。

作者：李思聪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