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累积因果论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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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考察，以及推进知识和技能的普及以缩小不平等差距的建议，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但他的研究存在数据分析充分、理论分析过于简单的倾向，尤其对制度是如何影响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理论说明存在明显不足。综观国内学术界对该著作的研究，以下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峰明考察了《21世纪资本论》和《资本论》的根本区别[1]。周新城批判了皮凯蒂离开所有制谈分配的理论倾向[2]。邱海平则较全面地评析了《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和理论缺陷[3]。但是这些论文都是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没有涉及国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看法。20世纪70年代，在国外出现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法国调节学派（FrenchR佴gulationSchool）。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Aglietta）、罗伯特•博耶（RobertBoyer）和阿兰•利比兹（AlainLipietz）等。该学派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学理基础，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的部分思想，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波及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4]。更为重要的是，法国调节学派与皮凯蒂在研究对象上基本一致：都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分析方法上也相类似：都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的、空间的、制度的分析。但与皮凯蒂不同的是，虽然法国调节学派也注重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归纳，例如对美国建国以来200多年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但更侧重于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考察，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其中的循环累积因果论（theprincipleofcircularcumulativecausation），阐明了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同时，皮凯蒂虽然重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但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且对新古典经济学派进行的挑战是暗示性的；法国调节学派则从创立之日起，就宣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为己任，公开声明要破除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创立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5]。因此，从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对《21世纪资本论》进行剖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于国内学术界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分析，本文将从法国调节学派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循环累积因果论出发，对《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剖析，以期加深对不平等及其解决对策的理解。

二、《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与存在的不足

学术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贡献进行了梳理。本文从其对资本主义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分析视角，对其学术贡献做如下概括。第一，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集中的历史变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皮凯蒂认为，财富（即资本收入）的分配经常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集中，无论什么时代和什么社会，前10%的阶级都占有财富的大部分（大约60%以上，也有达到90%的），中间40%的阶级占有5%~35%，底层50%的阶级占有5%~35%[6]。从图1可以看出，19世纪末期，最上层10%阶级占有的财富达到了最高点，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80%~90%，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所下降，占55%~65%，21世纪初又开始上升，占国民总收入的60%~70%，但仍与19世纪末期有很大的差距。第二，皮凯蒂对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集中的多样性特征进行了分析。从图2可以看出，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型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在二战后呈现缓慢上升的特征：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福利型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在二战后呈下降趋势，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上升；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安格鲁•撒克逊型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在二战后呈下降趋势，但70、80年代后开始上升，并在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都出现了高度不平等。皮凯蒂认为，上述多样性特征与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关，例如英、美两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保守主义运动”带来了对高级管理层超高报酬的更高容忍度。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其他国家的社会规范不相契合，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7]。第三，《21世纪资本论》对不平等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从表1中可以看出美国2030年的总收入分配状况：统治阶级（最上层1%）的财富和收入将占国民总收入的25%，富裕阶级（其后的9%）将占国民总收入的35%，中产阶级（中间的40%）的将占25%，最下层阶级（最下层的50%）将占15%。进而，皮凯蒂根据最近20年遗产继承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预测出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如图3所示）。他指出，考虑到资产所有权与遗产继承相关的税率的变化，遗产继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各国都倾向于上升，不仅安格鲁•撒克逊型资本主义国家如此，而且法国和德国亦如此，可以预测新的世袭社会即将来临。而且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虽暂时还可以对遗产继承进行一定的限制，但可以想象最终也会出现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因此这些国家的财产继承问题，与现在欧洲先进国家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总之，《21世纪资本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但是必须指出，与皮凯蒂充分的数据分析相比，存在着理论分析过于简单的倾向，尤其对制度是如何影响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理论说明存在明显不足。接下来本文将从法国调节学派的循环累积因果论出发，对《21世纪资本论》存在的不足进行批判性分析。

三、法国调节学派的循环累积因果论

循环累积因果论是指诸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关系，这些因素的变化是并行的、累积的[9]。该理论并不是法国调节学派创立的，它起源于老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山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BVeblen），他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第一次提出“累积因果”（cumulativecausation）的概念，以进化的思想考察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即私有制产生和有闲阶级制度）之间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10]。1928年，杨阿林（YoungAllyn）利用这一概念，对两个经济因素（即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因果关系进行了考察[11]。194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中，第一次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说明了“黑人歧视问题的恶性循环”，认为“黑人较低的生活水平”和“白人的黑人歧视意识”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互相强化的关系[12]。1957年，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的著作中，提出了“回波效应”（backwash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effects）这一对概念，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进行了说明[13]。“回波效应”是指受收益差异的影响，经济活动扩张地区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入，从而加快该地区的发展，降低周边地区的发展速度，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扩散效应”是指当经济活动扩张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堵、资本过剩等原因使其生产成本上升、发展速度放缓，导致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周边地区扩散，具有缩小地区之间差距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效应会同时起作用，但缪尔达尔认为，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波效应总是先于和大于扩散效应，在连续累积的作用下会带来恶性循环，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为此，他指出，政府应该采取可以提高扩散效应的政策，例如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平等主义的社会政策等，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使恶性循环发生逆转”。

20世纪70年代，法国调节学派对上述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把制度因素的分析引进到了该理论中。他们在阐明经济变量之间双向互动因果关系时，重视制度对经济变量的调节作用，把使恶性循环发生逆转的对策称为“制度性调节”。如图4所示，法国调节学派把劳动生产率上升到需求增长的路径称为“需求体制”，把从需求增长到劳动生产率上升的路径称为“生产性体制”。需求体制是由“收入分配”和“支出”两个阶段构成的。在“收入分配”阶段，主要受工资制度的影响，在“支出”阶段主要受国家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影响，例如工资的支出受个人所得税、利润的支出受公司税的影响。生产性体制可以分为“生产设备调整”和“雇佣调整”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受技术创新制度等的影响，后者主要受雇佣制度等的影响。法国调节学派强调，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制度都发挥着调节经济主体行动的作用，本文以图5所示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形成机制为例进行说明。二战后，工会在工资的集体谈判中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促使资本家同意把因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一部分利润分配给工人，在此前提下，工人接受了枯燥的、高强度的泰勒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劳资之间相互妥协的工资制度（即工资指数化制度）。之后，形成了“劳动率上升寅工人实际工资增加寅消费增长寅投资扩大寅经济增长寅生产设备扩大寅雇佣增加寅劳动生产率上升”的良性循环，在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然而，上述工资制度一旦发生变化，有可能带来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工会权力的削弱，工会在工资集体谈判中的作用不断下降，工资指数化制度被瓦解，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停滞。同时，公司普遍采取了工人持有股票的激励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劳资妥协关系。当股票升值时，工人预期到资产的未来收益上升，在实际工资没有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借贷甚至金融杠杆以增加消费，并导致企业扩大投资，带来了经济增长，使美国从“福特主义增长体制”过渡到“金融主导型增长体制”。但是，这种增长体制不具有可持续性，股票一旦下跌，工人的债务必然增加，但由于实际工资长期停滞而无力还贷，必然引发债务危机，这就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出，工资制度的变化影响着经济主体（工人、资本家）的行为，并通过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模式。当然，除了工资制度之外，各个环节中的制度都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例如税收制度和金融制度对支出的影响、技术创新制度对生产设备调整的影响、雇佣制度对雇佣调整的影响等，这些构成了法国调节学派的循环累积因果论的重要内容。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详细展开。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与《21世纪资本论》侧重于说明“是什么”的研究方法相比，法国调节学派不仅要说明“是什么”，更侧重于在丰富而精致的理论基础上说明“为什么”，而这恰恰是《21世纪资本论》所欠缺的。

四、基于循环累积因果论的不平等分析

在皮凯蒂的理论中，既没有显示出社会经济系统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显示出各种因素在变化中的累积因果关系。那么，如何在理论上揭示收入和财富向上层阶级集中的机制？为什么知识和技术的普及有利于缩小不平等的差距？《21世纪资本论》并没有给予系统的论述。为此，有必要在法国调节学派的循环累积因果论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说明。首先，基于法国调节学派的循环累积因果论，本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向上层阶级集中的内在机制梳理如下。财富向上层10%的阶级集中，乃至向最上层的1%阶级集中寅这些阶级通过积极地参与政策制定，使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得以通过，使资产税率得以下调寅r跃g（r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寅上层阶级的财富进一步增长，这个过程与经济增长率的降低、人口减少、继承税税率下调等融为一体，促进了世袭资本主义的回归。同时，伴随收入向高级经理人集中寅公司治理结构发生变化寅决定报酬的惯例也随之变化寅高级经理人的报酬急速上升寅最高所得税税率和遗产税率降低寅r跃g寅出现了新的资本家和富二代。也就是说，在r跃g这样的资本主义长期历史经验中，琢=r伊茁（资本主义的第一基本规律，这里的琢为资本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茁为资本/收入比）表示的资本分配率和国民经济中的资本/收入比重的关系，呈现累积的因果关系。茁的上升带来琢的扩大，琢越大，资本积累就越快，导致茁进一步上升。茁（资本/收入比）作为国民经济渐进的、长期的、动态的结果，依赖于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茁=s/g（资本主义的第二基本规律，这里的s是储蓄率），经济增长率越低，资本的重要性就变得越高，显示出明显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其次，基于循环累积因果论，对扩大“扩散效应”和缩小“回波效应”的政策，即皮凯蒂提出的推动知识和技术的普及以缩小不平等差距的建议进行分析。皮凯蒂指出，知识和技术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换言之，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知识的扩散并不是上天赐予的甘露：是对外开放和贸易加速了知识的扩散（闭关锁国阻碍了科技的传播）。总之，知识的扩散取决于一个国家调动资金的能力以及鼓励大规模教育和培训投入的体制，这个体制同时还要确保司法系统的稳定，使得各类经济主体能够据此从事经济活动。因此，这和实现一个合法而高效的政府息息相关。简而言之，上述就是历史教给我们的关于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不平等的主要经验教训”[14]。可以看出，这样的观点类似于法国调节学派对循环累积因果论的“需求体制”的论述，它说明了从生产率提高到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同时，皮凯蒂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收益率长期超过经济增长率，所以存在使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力量，而且知识和技能的普及作用也被扭曲和降低，结果导致不平等扩大。即便如此，他还是强调：通过知识的普及和劳动者的技能提升，修正了工资差距。在其说明中，皮凯蒂使用了“教育和技术赛跑理论”[15]。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从而又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从劳动的供给来看，最重要的是教育。从劳动的需求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因此，教育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一场赛跑。很明显，皮凯蒂关于促进知识普及和劳动者的技能提升以修正不平等的建议，类似于法国调节学派对循环累积因果论的“生产性体制”的论述，它说明了从经济增长到生产率提高的传导路径。但是，在皮凯蒂以“边际生产率”为基础决定工资水平的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如出一辙，这受到了法国调节学派的批判。皮凯蒂自己也承认上述理论分析太过简单，认识到不同社会群体（例如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往在工资决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16]。关于此，法国调节学派在创立之初，就把雇佣劳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把雇佣劳动关系定义为工作过程的组织、工人的技能等级、工人流动、直接和间接工资的形成、工资收入的使用等，认为它规定着劳动力的使用和再生产，是各种制度形式中最关键的制度[17]，同时指出劳资双方的交涉和妥协（即集体工资谈判）往往在工资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再次，法国调节学派指出，北欧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弹性安全雇佣制度”（Flexicurity），是促使“教育和技术赛跑”进入良性循环的应有政策。从字面上看，弹性安全雇佣制度（Flexicurity）由灵活性（Flexibility）和安全性（Security）这两个词结合而成，其含义是在扩大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同时，确保雇佣的“安全性”[18]。“灵活性”是指政府放开劳动力市场，雇主和企业可以灵活地、有弹性地雇佣员工；“安全性”是指政府构建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失业，也可以满足工人对收入的需求，而且政府出资鼓励工人参加再培训和再就业，工会帮助政府经营失业保险和督促失业人员再培训。同时，政府加大了对研发、教育（包括终身教育）、信息、通讯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满足了市场对新技能的需求。这样，北欧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有效地遏制了不平等差距的扩大[19]。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的第十三章“21世纪的社会国家”中，设想设计出某种政治体系，对如今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进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约。毫无疑问，法国调节学派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政策方案。

作者：吕守军 严成男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新泻大学 经济学部